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評價

　　摘要：文章以我國五個經濟區域為研究對象，通過構建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體系，選取2011—2018年相關指標數據測算了各區域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的綜合水平;進一步引入實證模型，測算了各區域兩系統間歷年的耦合關聯度和協調度，并對研究結果進行了對比分析。研究發現：我國五個經濟區域的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差異，且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存在明顯的正向推動作用，但作用效果存在閾值效應，只有確定合理的綠色金融發展步伐，才能有效推動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綠色金融;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

　　0引言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綠色金融體系的構建能夠推動經濟綠色化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工具通過優化資源配置顯著緩解了資源緊張的局面[1];正確認識綠色金融的創新機制路徑，能夠助力高質量發展的穩定性和有效性[2]。但是綠色金融的發展要與高質量發展相匹配才能發揮相得益彰的效果，那么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統籌協調的效果如何呢?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關于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但現有對綠色金融理念及綠色金融對經濟的影響兩個方面的研究已較為深入：

　　(1)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理念相契合。

　　高質量發展要求“五位一體”協同發展，經濟是其中一個重大方面，且高質量發展追求均衡發展、綠色發展、創新發展。其中均衡發展不僅講求地區均衡、人口均衡，還注重資源利用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均衡，綠色金融就致力于解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很好契合了高質量發展理念;綠色發展強調可持續，在金融領域人們逐步通過開展社會責任投資(SRI)、采納“赤道原則”、建立碳交易市場等方式促進環境保護與綠色發展，衍生出發展迅速的“綠色金融”理念與活動，其跟隨市場邏輯，從制度設計到產品服務都發揮著顯著優勢，并取得了諸多成就與經驗[3]。(2)綠色金融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貢獻。金融必須持續合理創新才能更好地為經濟服務，而綠色金融就是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下產生的金融創新模式。

　　一些學者從地域經濟發展入手探討綠色金融的作用，彭嵐等(2019)[4]研究表明綠色金融為縣域經濟提供了機遇與創新空間，改善產業結構、推動農業和畜業綠色循環發展;李海月和劉莉(2019)[5]也表明區域金融機構多渠道的綠色服務路徑，有效促進特色經濟發展;荊州市人行中心支行課題組指出綠色信貸有效地激發了綠色產業的發展活力，綠色貸款顯著解決產業“兩高一剩”問題，倒逼產業轉型升級，穩步推進了“長江大保護”[6];傅京燕和劉映萍(2019)[7]提出綠色金融促進資本、人力和技術資源的充分配置，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的快速發展。

　　總的來看，高質量發展要符合新發展理念，加快對傳統金融機構的改革轉型;并且在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綠色金融作為金融體制安排的一環在推動綠色發展的進程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綠色金融遵循發展大勢，但只有綠色金融體系不斷完善激勵機制，才能實現金融創新和循環經濟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而綠色金融的發展程度也必須與高質量發展協調一致，才能相互促進、協同進步。基于已有文獻，本文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研究：(1)建立合理的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并測量不同地區的水平來分析兩系統間相互影響的效果;(2)實證量化分析不同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和協調度，剖析差異化結果與原因;(3)結合研究結果并考慮閾值效應和效用最大化給出科學的對策建議。

　　1研究設計

　　1.1評價體系構建

　　雖然綠色金融發展體制仍不完善，但關于其評價體系的制定不少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本文借鑒李虹等(2019)[8]的研究成果，從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投資、碳金融四項綠色金融工具層面制定評價體系來綜合衡量。

　　針對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價體系，殷醒民(2018)[9]從全要素生產率、金融體系效率、科技創新能力、市場配置資源機制、人力資源質量五個維度出發構建指標體系;而朱衛東等(2019)[10]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效率、質量、結構、安全、可持續這十個層面進行探討;2018年，湖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湖北省高質量發展評價與考核辦法(試行)》的通知，首次對高質量發展提出22項具體的衡量考核指標。參考以上評價體系發現，高質量發展的衡量指標十分契合，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整體布局，本文從這一思路出發，構建了如表2所示的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

　　1.2數據來源與處理

　　考慮綠色金融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踐行程度，本文選取五個經濟圈共16個省份①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區間為2010—2018年，本文選取的評價指標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EPS全球統計數據/分析平臺、國泰安數據庫和各地歷年統計年鑒。其中碳金融數據來源于中國清潔發展機制網(CDM)，綠色信貸指標下各地銀行機構數目來自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官網。由于兩個評價體系中各指標單位不一，因此本文利用熵值法確定復合系統各指標層權重，較專家打分法、層次分析法等賦權法更為客觀。

　　1.3耦合關聯度和協調度模型

　　綠色金融的發展最終是要為高質量發展服務的，而不同地區由于地理位置條件、歷史文化、政策措施方案等的不同，使得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的步調不一。在定量研究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影響時，本文引用物理學中的耦合概念，將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作為兩個系統，判定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程度。

　　2實證結果與分析

　　2.1復合系統綜合評價

　　根據前文的評價體系和數據處理方法可以得到各區域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分。為了更直觀地分析五大經濟圈綠色金融及高質量發展的趨勢，本文分別將各區域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2011—2018年的評分繪制成折線圖，并以平均值為代表衡量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作用的整體情況。

　　(1)①各區域綠色金融的發展水平相差較大，其中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綠色金融發展明顯優于其他地區，其次是長江中游地區，這是因為我國大力開展“長江大保護項目”，推動長江經濟帶的綠色發展，沿岸省份在綠色金融工具及機構方面積極創新，并出臺相關政策支持企業綠色轉型，尤其是近年來綠色債券的發行，給綠色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為長江流域的綠色金融水平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同時可以發現長江中游地區綠色金融的發展速度在最近幾年內是優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尤其是在2018年,長江中游地區綠色金融發展程度更是超過了長江三角洲地區，這一方面是因為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一直處于我國領先地位，上海更是我國的金融中心，因此綠色金融的發展空間相對較小;另一方面是因為長江中游地區的綠色金融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如湖北省2011年被納入碳排放交易試點，2014年4月正式啟動碳排放交易，如今碳排放綠色交易平臺的交易規模全國第一。

　　②南部沿海地區與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的平均值相接近，而京津冀及東北地區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卻低于我國的平均值，這一方面是因為京津冀地區是我國的政治中心，金融的發展相比長江三角洲地區來說較為落后，東北地區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兩個區域的工業企業較少，而綠色金融很大一部分的作用點是從工業企業轉型著手，因此在這一層面上限制了綠色金融的業務范圍。③從整體上來看，各區域綠色金融的水平呈逐年上升的態勢，并且綠色金融發展水平低的區域發展速度較快，如東北地區;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發展速度逐年放緩，如長江三角洲地區。

　　(2)①各區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差也較大，五個區域出現明顯的斷層，其中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高質量發展水平仍是遙遙領先，每年都介于0.46~0.5;京津冀與南部沿海地區的高質量發展與我國的平均值基本同步，處于0.25~0.3;而長江中游地區和東北地區的高質量發展水平明顯偏低，其中長江中游地區由0.159提高至0.207，東北地區由0.134提高至0.164。②從整體來看，各區域歷年高質量發展水平都在提升，但增長幅度都比較小，不過也存在高質量發展水平越低的區域發展速度越快的區域。

　　(3)綠色金融對我國的高質量發展存在明顯的正向推動作用，證明綠色金融在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確實存在顯著的貢獻，這也正是本文判斷兩者耦合關聯度和協調度的基礎。綜上來看，我國各區域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很大差異，整體水平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斷層明顯，仍需采取有效措施不斷推進;同時綠色金融的發展對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這啟發我們可以利用綠色金融助力我國高質量發展。

　　2.2復合系統耦合協調測度與分析

　　根據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水平得分，再結合實證模型，可以計算得到各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和協調度，同時用折線圖直觀反映，并根據前文的判斷標準判定各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階段和耦合協調類型。

　　從時間維度上來看：

　　(1)所有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已經達到了“磨合階段”，證明綠色金融發展能較好地推動高質量發展;且各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在2011—2015年基本維持不變，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地區一直保持在0.707;但是在2015年之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仍保持不變，但是兩系統的耦合關聯度在京津冀和南部沿海地區呈波動下降的趨勢，不過在長江中游地區出現了明顯的增長。

　　(2)各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呈現穩步上升的態勢，尤其在東北地區增長幅度達到0.117。關于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出現波動不一的原因在于忽略了綠色債券這一重要的綠色金融工具，我國從2015年發行綠色債券，給綠色金融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推動力，在2018年的發行規模已超過300億美元，甚至占到全球發行量的18%，而本文的研究時間段從2011年開始，因此并未采取這一衡量指標，所以在2015年之后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關聯度被低估，但是被低估的程度也跟各區域綠色債券的實際發行情況和指標體系中體現的綠色信貸、碳金融及綠色金融關注度的有關，其中長江中游地區的綠色信貸在國有商業銀行的推動下取得了巨大成效，因此整體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的關聯度仍呈現上升的狀態。

　　從空間維度上來看：(1)各區域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存在差異，其中長江三角洲地區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明顯高于其他地區，而京津冀和南部沿海地區的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相近，但東北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的耦合關聯度相對較低。

　　(2)各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

　　協調度同樣存在差異，長江三角洲地區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明顯高于其他地區，且從2011年起已經達到“中度協調”的水平;京津冀和南部沿海地區的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相近，2011—2015年處于“基本協調”的水平，2015年之后都達到了“中度協調”的水平;長江中游地區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一直處于“基本協調”水平;而東北地區在2011—2013年兩兩系統間的耦合協調度處于“瀕臨協調”水平，之后才達到“基本協調”的水平。

　　總的來看，各區域兩系統間的耦合關聯度和協調度的分層情況一致，并且這一結果跟各區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差異相似，因此可以推斷，雖然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存在作用，但兩者的耦合關聯度受區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較大，例如長江中游地區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地區，但由于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致使該地區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并不高，這說明綠色金融的發展要與高質量發展的步調一致，盲目推動綠色金融創新提高并不能有效發揮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

　　3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我國各區域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水平在2011—2018年都呈不斷提高的態勢，尤其是綠色金融的發展實現了很大的增長，而高質量發展的速度相對緩慢。

　　(2)各區域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從綠色金融發展水平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高于平均值，南部沿海地區與平均值相近，而京津冀和東北地區低于平均值;從高質量發展水平來看，長江三角洲地區遙遙領先，南部沿海地區和京津冀地區與平均值相近，而東北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低于平均值;不論是綠色金融還是高質量發展水平，都存在發展程度越低的區域發展速度越快的現象。

　　(3)我國各區域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水平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且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存在明顯的正向推動作用。(4)各 區域綠色金融與高質量發展的耦合關聯度存在波動，但都處于“磨合階段”，而兩系統間的耦合協調度在不斷提高;不過各區域兩系統間耦合的關聯度和協調度都存在較大差異，且其分層情況與高質量發展的分層情況一致。結合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建立明確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性目標。綠色金融對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能力存在閾值效應，因此切忌過分發展綠色金融，要考慮市場的現實需求和高質量發展的整體程度，以各區域甚至是各省份自身的發展程度及能力為依據，建立科學合理的高質量發展框架，并指定相應部門做好監督管理工作，在權責明確的基礎上穩步推進高質量發展。以各階段努力達到的高質量發展標準為參考制定合理的綠色金融發展規劃，為綠色金融的發展確立方向目標及發展進度，保證當地綠色金融能夠不斷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做貢獻。

　　(2)將綠色發展納入年度考核指標。綠色金融顯然對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但仍然要充分發揮綠色金融的創新性作用，瞄準其在各區域發展差異化缺點并補足。事實上，對于區域綠色經濟發展的目標及側重有所不同，但大致可分為幾類：一是解決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二是推進傳統產業結構的轉型，三是促進地方的綠色產業發展，四是提高城市環境品質。總之需要構建多位一體的綠色金融綜合服務方案推動高質量發展，而各區域若想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可以將這些目標應該納入年度考核工作中，用規范化的標準激勵各區域不斷創新進步。

　　(3)加強內外部交流合作與宣傳。要整體實現我國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的提高，必須全面推動各區域的發展水平，因此各區域、各省份之間要加強交流合作，借鑒先進且有效的實踐經驗，并結合區域發展特性探索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此外，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的理念和相關知識應該從企業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甚至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抓起，才能為綠色金融和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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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李虹,袁穎超,王娜.區域綠色金融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評價[J].統計與決策,2018,(8)

　　作者：喻平，張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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