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治理共享單車需要有包容的態度，堅持適度原則，進一步規范共享單車運營和維護，協調多利益主體參與共享單車治理。 共享單車手續簡便，能夠優化居民出行選擇，對改善城市環境具有較大幫助，但是共享單車也對城市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例如單車的不文明使用、
治理共享單車需要有包容的態度，堅持適度原則，進一步規范共享單車運營和維護，協調多利益主體參與共享單車治理。
共享單車手續簡便，能夠優化居民出行選擇，對改善城市環境具有較大幫助，但是共享單車也對城市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例如單車的不文明使用、押金存在安全風險等。當前對于共享單車既有微觀監管措施，也有宏觀治理策略，但是缺乏理論支持的研究[1]。因此需要給予多理論視角進行分析，找出有效的治理對策。
一、當前共享單車的管理現狀
(一)管理情況概述
過去幾年，交通運輸部以及各地政府對于共享單車都出臺了相關政策措施，這些舉措體現出“推動”導向的治理規范。管理情況大致包括四個方面：1.準入制度。國家對共享單車的車輛標準和行業標準進行規定，少數城市政府提出單車強制進行報廢的時間，對單車運營商配備運營維護人員的比例比較注重，但是這個比例并不設立固定標準。2.價格制度。要求公示單車運營商計費方式和標準，實現明碼標價。對于押金管理，各個地方的規定并不相同。
3.安全制度。大部分規范性文件對于運營商負責單車安全都有明確規定，以上海為例，規定未滿12周歲的兒童禁止使用共享單車。4.停放制度。對于政府的要求更多，包括規劃停放點，監督企業的運營和維護等。對于用戶的停放要求比較少，以提倡為主，并沒有實際懲罰制度和措施。
(二)管理效果分析
從當前發布的共享單車文件來看，基本實現了對治理對象的全覆蓋，但是執行效果比較差。例如一些規章制度不完善，對單車用戶的行為缺乏管理，對押金的監管十分薄弱等;另外，單車停放區設置和技術規范等雖然被提及，但是缺乏合作保障機制，在實踐中實施難度較大。從監管體制方面來看，監管的職權比較碎片化，部門之間的邊界十分模糊。在城市道路管理當中，涉及的部門較多，因此協調難度比較大[2]。
共享單車的治理效果差強人意，主要是由于：第一，共享單車的使用權和所有權呈分離狀態，用戶在遇到問題時可以置之不理，這就使得政府難以執法。第二，信息不對稱。運營企業對于區域注冊的用戶數量、投放計劃等相關信息十分清楚，但是規制部門的信息比較缺乏。
第三，實踐當中，政府并不能夠對單車的運營維護、技術創新等進行直接治理，只能夠依靠運營商自覺承擔責任。第四，由于共享單車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因此單車用戶在使用時，其行為具有一定的非理性，難以對他人形成有效的約束和監督。第五，政府缺乏有效的政策和工具引導、激勵共享單車的運營商，無法對其合作選擇進行強有力的約束。
二、基于不同理論研究共享單車治理
(一)以公地悲劇理論為依據治理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雖然隸屬于運營企業，但是單車被投入運營以后，使用權和所有權會出現分離，任何符合規定和標準的人都能夠進行使用。對用戶來說，租賃比較簡單，非法使用和損壞單車的成本不高。另外共享單車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屬性，如果某輛單車發生問題沒有及時得到處理，就會產生其他問題，導致單車失去使用價值[3]。
共享單車要想有序發展，離不開三個要素：第一是城市擁有自行車道和停放區域，這能夠保障共享單車的正常使用;第二是運營商對于共享單車的運營和維護要加強，提升服務質量;第三是用戶自身的綜合素養要高，能夠做到有序停放和文明騎行。由于共享單車的市場競爭比較激烈，因此其發展并不精細，運營和維護能力比較有限。另外，政府監管不到位、停放需求超出城市規劃、用戶道德意識淡薄等都會影響共享單車的正常使用。
以公地悲劇理論為依據，主要從用戶和運營商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運營商角度來看，單車的產權過于分散，政府和企業的信息并不對稱，因此治理工作十分困難。具體表現為：1.共享單車的運營商都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對于共享單車的經營理念、運營維護模式等存在差異，因此整合資源十分困難。2.政府部門對于車輛投放等信息掌握并不完全，因此在監管方面存在問題。用戶的共享意識可以培養，這是由于用戶處于社會關系中，會在用車過程中遵守規定。
如果僅僅為了避免共享單車“公地悲劇”，容易造成單車閑置，這對資源是較大的浪費。基于此，治理共享單車需要有包容的態度，堅持適度原則，進一步對共享單車運營維護進行規范;對利益主體參與共享單車治理工作進行協調;制定用戶自行車騎行規范和處罰條例;運營商需要貫徹政府出臺的措施，自我規制單車品質、使用功能等[4]。
(二)以空間生產理論為依據治理共享單車
城市空間生產動力一般為階級、權力和資本，共享單車對于城市空間的規劃和布局會產生直接影響，這種擾動城市空間生產就是資本作用。早期共享單車在發展過程中，對于城市空間的變化作用比較小，隨著其快速發展，用戶對于單車的使用頻率提升，這種影響就逐漸變得明顯。共享單車的供應超過市場需求是由于運營商之間的市場競爭造成的，共享單車的亂停亂放則是用戶的不文明行為造成的。
從城市空間生產視角看，主要表現為：第一，在共享單車的影響下，需要重新規劃自行車道和停放區域，這是改變絕對空間;第二，共享單車在使用過程中具有時空的規律性，地鐵口、商業中心等都是共享單車擺放十分重要的停放點，形成的單車網絡將原有的城市空間進行分割，這是對相對空間的改變;第三，家庭、工作單位、購物中心等通過共享單車有了密切的聯系，這是對關系空間的改變。政府對自行車道和停車區域進行劃分和改善體現出其對城市規劃具有主導權，能夠引導用戶的停放行為。
從中能夠看出，政府引導和規范共享單車騎行和停放后，用戶行為對于城市空間的影響會逐漸降低。共享單車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出行需求，通過對自行車道和停放區域進行規劃，能夠對用戶使用行為進行規范，這對于保證城市空間的合理使用至關重要[5]。
政府、普通民眾和運營商是共享單車的利益相關方，都會參與到生產新空間當中，但是各自的訴求存在差異。單車運營商為了營利，便于民眾出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交通壓力;民眾選擇共享單車會增加城市空間，雖然是基于政府制定的規則，但也是突破傳統規則;政府是城市空間的主導者，其出臺的政策對于發展和治理共享單車至關重要。共享單車的負面效應難以規避，即使采用相關政策，也只能夠起到緩解的作用[6]。
基于此，對共享單車的發展進行有效地規范和引導能夠體現出政府的智慧，如果在引入限制共享單車發展的規制政策時過于盲目，會扼殺共享單車的發展。政府在進行監管的過程當中也會誘發其他問題，例如劃定的停放區域科學性不足，會對共享單車的使用產生較大影響。因此對于共享單車造成的問題需要通過演化思維進行分析，這樣才能夠顯示出城市空間治理的多元主體性。當前階段在治理共享單車時要堅持適度和適時的原則，這樣才能夠為共享單車健康發展提供保證，對其負外部性進行有效控制。
(三)以耗散結構理論為依據治理共享單車
共享單車發展受到的影響因素比較多，因此運營商要對外部的環境進行適應，不斷學習，并對發展戰略及時調整，提升服務質量。但是，外部條件變化到一定程度時，共享單車發展才可能實現規范和有序。通過耗散結構理論研究共享單車治理對策主要由于其有以下特征：1.開放性。共享單車在治理規則、定位技術等方面與外界有明顯的交互和聯系。2.非平衡性。共享單車受到的影響因素比較多，包括用戶、政策、市場、交通等，通常處于非平衡性的狀態當中。3.非線性。由于共享單車的影響因素不是恒定不變的，并且因素之間可能會相互影響，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因此具有非線性特點。從中可以看出，需要完善監管政策、優化自行車道等，這樣才能改善單車性能，保證運營維護工作到位。
三、治理共享單車的有效策略
(一)協同治理共享單車
以整體性治理理論為基礎，解決共享單車引發的社會問題，其核心是保證運營商、用戶、行業協會等共享信息，促進協同治理。政府對于共享單車的價值要給予肯定和重視，充分發揮政府對其引導和規范作用。共享單車具有自己的特色，在發展的初始階段并不成熟，但是不應該放大這些負外部性，對主體的責任和可能出現的法律后果進行明確十分必要，保證治理有章可循，形成市場-政府-社會的整體治理格局。
運營商作為市場主體，其目的是為了營利，因此需要改善質量，提升服務水平，這是應該承擔的責任，但是要與政府部門加強合作，對共享單車的騎行進行協調改善。隨著共享單車的發展逐漸成熟，運營商對于其產品和服務有更加清晰的認知，其技術水平更高，能夠對共享單車的發展需求主動適應。整體性治理與治理環境、動力、程序都有密切的關聯，需要治理之間共享[7]。
(二)整合治理工具
整合監管共享單車的治理工具需要明確其職責。與政府的合作并不是重新建立機構，因為治理共享單車與治理公共自行車等問題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基于此，需要對共享單車形成的新問題保持關注度。
一是對共享單車治理的牽頭部門進行明確;二是需要明確單車騎行和停放的責任，對市場準入進行完善，加強投放管理等。運營商需要做好單車的性能和運營維護工作，保證單車美觀、安全，注重安全性能，對車身、車座等方面進行優化;在用車協議、信用制度、在線客服等服務方面進行改進;在運營維護上，需要分析用戶出行畫像并不斷優化調度，合理解決共享單車的需求和分布不均衡情況，及時對共享單車進行維修，提供可持續服務。
(三)對非正式制度發展加強引導
共享單車造成的負外部性與利益主體的共享意識不足存在較大聯系，因此需要提升租賃雙方的認知。可以通過媒體宣傳等方式對文明用車、安全用車等進行大力宣傳，政府、運營商等在治理合作的過程中要樹立公共精神和責任，這是共享單車健康發展的必備條件。非正式制度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對用戶共享理念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見效的。因此需要對共享單車相關的法律、知識等進行普及，對公民的素養進行提升，從而做到文明用車、方便他人。
四、結語
共享單車能夠為市民出行帶來便利，能夠改善城市環境，但也會造成負外部性。共享單車自身的特征決定了治理的困難性，當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監管押金、使用安全等方面，缺乏深入的理論研究。基于此，本次研究對共享單車的管理情況進行總結，分析管理存在的問題，通過不同理論視角下分析共享單車的治理，最后以整體性治理理論提出共享單車治理的有效對策，從而形成良好的文明共享氛圍。
注釋
[1]莫凱洋,袁經文.共享變私享：共享單車的困境及其治理之道——基于集體行動理論的視角[J].城市學刊，2017，38(4)：103-108.
[2]郝身永.共享經濟視域下的共享單車治理創新[J].求實，2018(3)：36-44.
[3]閆建,鄭迦元.由禁到治：“互聯網+”時代共享單車協同治理路徑[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2(7)：73-79.
[4]宋揚揚,王勝本.基于協同治理理論的共享單車協同治理的路徑選擇[J].華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2)：24-27.
[5]江麗麗,赫宇昕,白亞男等.互聯網新常態下共享單車服務業的調研和展望——以合肥市為例[J].勞動保障世界，2018(21)：54-55.
[6]劉倬魁,蘇昊榮,朱泓春等.“互聯網+”背景下基于中心治理理論的共享單車管理分析[J].無線互聯科技，2018，15(14)：119-120，137.
[7]仇瀅.集體行動的困境視角下高校ofo共享單車監管研究——以G高校“小黃車”為例[J].福建質量管理，2019(10)：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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