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隨著中央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逐步推進，在近40年的發展中，中央和中央國家機關、各省市對西藏的援助使西藏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了系統回顧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總體狀況，通過運用內容分析法，借助CiteSpace可視化軟件，對1998年至2018年來源于CSSCI的
[摘要]隨著中央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逐步推進，在近40年的發展中，中央和中央國家機關、各省市對西藏的援助使西藏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了系統回顧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總體狀況，通過運用內容分析法，借助CiteSpace可視化軟件，對1998年至2018年來源于CSSCI的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相關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當前對口支援西藏研究主要集中在專項援藏政策研究，對口支援西藏研究存在起步晚、關注度低、發展慢、研究深度和廣度不夠等特點，未來的研究需要注重研究廣度和深度的結合。
一、引言
對口支援政策是中國特色治理理念的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表現之一。對口支援(即結對支援)是區域、行業乃至部門間開展跨邊界合作與交流的有效形式，通常泛指國家在制定宏觀政策時為支持某一區域或某一行業，采取不同區域、行業之間結對形成支援關系[1]。1979年全國邊防工作會議中首次正式提出對口支援政策，確定了相對發達的省市對口支援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
對口支援西藏即援藏或對口援藏①。西藏因其特殊的政治生態、地理位置，歷來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關注。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明確提出將西藏整體作為支援的對象;1990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使援藏政策制度化;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中央國家機關和全國15個援藏省市為期10年的“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全國支援西藏的決定;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將對口援藏工作時間再延長10年;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加大全國支援西藏工作力度，將對口支援西藏政策延長到2020年;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為西藏新時期的社會建設和發展指明了方向。隨著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的逐步推進，西藏自治區逐步完善經濟援藏、干部援藏、人才援藏、科技援藏、就業援藏的工作機制，推動西藏經濟社會更好更快發展。
縱覽近40年對口支援西藏的歷史，學界對口支援西藏方面的研究已經匯聚了大量研究成果，學者們從不同維度對我國對口支援西藏政策進行探析，“中國學界的研究雖可謂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其重要研究成果多發表于2000年以后，且主要集中于援藏政策考察、援藏效益分析、援藏工作的回顧與總結三個方面”[2]。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目標實現的關鍵一年。對口支援西藏的成效涉及到邊疆的穩定、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目標的實現甚至影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本文在搜集相關研究資料的基礎上，利用內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現狀及展望容分析法和CiteSpace可視化軟件進行綜合分析，試圖厘清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現狀、研究內容和研究特點，為促進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長足發展及為決策者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二、數據來源、研究設計及編碼
(一)數據來源
考慮到文獻的代表性，本文以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和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CSSCI)為文獻來源數據庫，檢索“對口支援西藏”“對口援藏”“援助西藏”“援藏”等主題詞，在CNKI數據庫中設置文獻來源為CSSCI、發表年度1998—2018年進行初次檢索，并將初次檢索數據在CSSCI數據庫中進行二次確認，進行數據清洗后，共獲得有效樣本79篇，將有效文獻數據導入可視化分析工具CiteSpace，繪制知識圖譜進行可視化分析。
(二)研究設計
CiteSpace軟件是美國德雷賽爾大學陳朝美博士研發的科學計量軟件，該軟件可以進行學術文獻的計量分析，通過數據運算對探究學科的研究維度、知識結構、演變趨勢等進行有效聚類相互關聯。本文借助CiteSpace軟件對論文的發表時間、關鍵詞進行分析，以期說明該領域的研究特征。內容分析法可以通過梳理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主要內容，進一步了解該領域未來的研究趨勢。
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基于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利用CiteSpace將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關鍵詞時區分布進行可視化呈現;二是通過內容分析法結合CiteSpace的客觀分析進行編碼，重點對研究內容進行聚類呈現，探究目前對口支援西藏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特點并對對口支援西藏的研究進行展望。
(三)編碼
借助CiteSpace軟件進行詞頻分析，結合研究目的，確保研究的客觀性，利用內容分析法對作者單位、課題來源、研究內容、研究類型、研究方法進行編碼并進行信度檢驗，根據HOLSTI公式計算內部編碼，HOLISTI計算公式為K=2M/(N1+N2),K為信度，M為兩者都完全同意的欄目，N1和N2分別為編碼員所分析的欄目數，最終檢驗有效性結果是0.8354。
三、研究現狀描述
(一)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整體狀況
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發文量呈現波動趨勢，2016年發文量最高，之后有所回落。2003—2007年發文量最低，沒有被CSSCI收錄的高質量文章，從1998—2018年平均年發文量為3.95篇。從發文量可以看出部分學者對局勢和政策的把握，高發文量集中在關鍵節點，如2008年西藏發生了“3.14”事件，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從該曲線可以看出，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熱度跟不上國家政策的變遷及國家對西藏等邊疆民族地區的重視，研究起步晚，高質量研究少，發展緩慢。
高等院校作為核心的研究機構主要分布在四川大學、西藏大學、西藏民族大學等具有專業藏學研究基礎的高校。這些研究的開展大多數都是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進行支持，四川大學楊明洪老師的團隊關于對口支援西藏的研究進行了持續性、跨學科、多維度的研究。
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高被引文獻主要集中三個方面：一是關于對口支援政策過程的梳理，如謝偉民、宋月紅、賀新元等學者的研究;
二是關于對口支援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如楊明洪、王永莉、王磊、靳薇等學者的研究，認為在關注對西藏“輸血”式援助的同時，還需要提高西藏自身的“造血”功能;三是關于當前學界對口支援研究的綜合性描述，徐志民從論文、著作等方面對2014年以前學界援藏方面的研究進行了梳理。以上分析說明當前學界關于對口支援西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和效用兩個方面，這和編碼表中關于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內容具有一致性。
(二)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熱點內容描述
根據研究內容統計表可以看出，對口支援西藏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根據占比大小，分別是專項援藏政策研究(44.31%)、援藏研究述評和援藏政策的梳理(18.99%)、援藏綜合性研究(16?46%)、援藏效益研究(15.19%)、援藏工作回顧與總結研究(5.06%)。
1.援藏研究述評和援藏政策梳理
援藏研究述評可以讓學者清楚明了當前學界的研究重點、研究現狀、研究難點。對對口支援西藏政策變遷的了解能夠促進研究者對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更有利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政策的執行、評估、調整指明方向。徐志民對當前援藏研究現狀、研究特點進行述評，認為中國學界關于援藏的研究，起步晚于援藏實踐更晚于“援藏”一詞的廣泛使用，援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援藏政策考察、援藏效益分析、援藏工作的回顧與總結等，無法適應當代中國援藏事業的發展速度與規模[2]。占堆從援藏政策的歷史淵源和發展歷程對援藏政策的變遷進行研究，總結對口援藏政策的得失，提出對口援藏政策的發展趨勢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特點，即“援助的規模不斷擴大、援藏的內容和形式不斷豐富、援助的結對關系不穩定”[3]。
李春梅從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出發對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對口援藏的政策進行梳理，并對援藏政策的效果進行簡單評價，分析援藏政策存在的挑戰，指明了援藏政策的發展方向[4]。宋月紅梳理了對口支援西藏政策的確立及發展演變，提出從中央扶持到全國對口支援是我國民族平等、團結和互助的社會主義關系的體現，也是西藏具有中國特色、區域特點的建設和發展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5]。
謝偉民對援藏制度的起源、援藏制度的演進和體系進行研究，采用社會學制度主義視角，在探討援藏制度的起源、演進和體系的過程中，關注既有制度和觀念遺產、價值觀念、認知體系和政治忠誠在援藏制度建立和演進過程中的作用，并論述這些因素在援藏體系中的具體體現[6]。賀新元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央“援藏機制”的理論貢獻與積極探索進行研究，探討了援藏機制的形成、發展、完善與應用，他認為“援藏機制”適用于對口支援四省藏區和新疆等邊遠民族地區[7]。
2.專項援藏政策研究
中央和地方對口支援西藏的主要方式為科技援藏、教育援藏、財政援藏、商務援藏、衛生援藏、交通援藏、水利援藏、旅游援藏、氣象援藏、干部人才援藏、經濟援藏、民生援藏等，但根據研究內容編碼表以及研究內容統計表可以看出，當前對口支援西藏專項援藏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
(1)教育援藏
“援藏先援教，發展先育人”“扶貧先扶智”，多年以來，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性問題凸顯,尤其是西藏及其他中西部地區教育水平落后，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教育援藏是解決西藏教育均衡性問題的重要抓手，更是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要手段。教育援藏正成為西藏精準扶貧工作中重要一環，同時被納入邊疆治理、民生改善和可持續發展的整體規劃中。教育援藏能夠促進西藏自我發展能力的增強，教育援藏研究在專項政策援藏研究中數量最多，占比16.46%。
根據教育階段的不同，教育援藏可以劃分為高等教育援藏、基礎教育援藏、職業教育援藏等。張王勇從支援西藏高等教育60年的歷史演進出發，對每個時期的高等教育援藏政策內容進行了詳細闡述，發現對口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和實踐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問題，比如多頭管理、職責分工不明，支援高校對援助工作重視程度不夠、支援程度不同、援助工作缺乏連續性等[8]。
徐姍姍細數教育援藏摸索起步階段(1956—1979年)、擴展探索階段(1980—1995年)、細化深化階段(1996—2015年)、組團式援藏(2016年起)的四個歷程，認為組團式人才援藏開啟了教育援藏的新篇章，但這種多省多校聯合行動、政策執行中齊頭并進層層執行的區域間教育互動新模式需要從國家層面、省市管理部門、學校層面、教師層面對教育援藏中的突出問題進行反思、通力合作，發揮教育援藏優勢，促進西藏教育公平，提高西藏教育質量[9]。
肖鋮剖析了教育援藏的制度建構邏輯，即遵循“觀念推動—政策借鑒—政策實施—政策修正—有效制度沉淀”的發展歷程，指出過度的制度價值依賴與制度內在理性化擴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沖突，指出未來教育援藏需注重結合國家戰略與西藏地方區情進行理性設計，從整體上思考教育發展與西藏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提升西藏教育的自主發展能力[10]。
苗麗從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良性互動機制入手，探討良性互動機制運行的向度、深度、廣度、頻度，合作與競爭兩種類型，探索受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11]。張祺午探索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和成效，認為內地西藏班和教育援藏促進了西藏職業教育體系的形成、職業教育辦學條件的提高、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提高，提出職業教育援藏應該走政府援藏和市場援藏相結合的道路[12]。
(2)經濟援藏
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一直是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來源，西藏社會經濟運行成本主要依靠中央財政補貼，中央財政補貼的增長速度快于西藏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因此，西藏的經濟運行也依靠中央財政支持。但是，西藏卻陷入越援助越貧困的怪象。靳薇發現西藏陷入日益嚴重的援助依賴，解決援助依賴必須創新援助機制，在經濟援助中建立財政約束制度，明確財政轉移支付的用途，建立財政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13]。
丁業現、彭克強認為財政、金融援藏政策的不協調，是造成在藏金融機構信貸投放意愿低、西藏特色優勢產業發展相對滯緩的重要原因，希望統籌財政、金融援藏政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現代金融業服務體系[14]。楊明洪從橫向轉移支付的角度，按照對口援藏主體的不同把對口援藏劃分為省市對口援藏、中央企業對口援藏、中央機關對口援藏三種方式，認為省市對口援藏具有橫向財政轉移支付性質[15]。田祥利從旅游經濟發展的角度探討對口援藏資金投入對西藏中南部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影響，發現對口支援省市資金投入對西藏旅游經濟發展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對國內旅游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強[16]。
(3)干部援藏
從“長期建藏，邊疆為家”，到對口支援單位優選配強援藏干部，援藏干部不畏艱苦，投身社會主義新西藏的建設中，為西藏的長期繁榮穩定付出了巨大犧牲。靳薇劃分了黨政干部援藏的三個階段：“進藏建設”“輪換進藏”“定期輪換援藏”，充分肯定了干部援藏政策和全國各地對西藏的全方位援助的積極作用，同時指出干部援藏政策強化了計劃經濟傾向等負面影響，應在實施干部援藏政策的同時，提高西藏自我發展的能力，重點幫助西藏發展人力資本[17]。卜潔文從政策與企業家政策創新相關性的角度出發研究援藏干部在不同制度環境下的政策創新，發現因西藏自治區的制度環境中政策創新的促進因素有限，援藏干部受到的制度約束變小，更容易發生援藏干部推動的政策創新[18]。
(4)旅游援藏
西藏自治區特殊的地理位置、生態環境、人文環境具有極強的旅游吸引力。旅游援藏對西藏自治區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旅游援藏仍舊存在困境。陳天嘯從導游援藏的基本情況和現實意義出發，剖析導游援藏存在政府推動與民間自覺的良性互動、功利性與隊伍建設長期性的有機結合、規范管理與人文關懷的有效兼顧三大難點，從構建國際化視野、導游援藏層次政策配套、完善導游援藏工作辦法3個方面對導游援藏工作進行展望[19]。田祥利用計量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分析旅游援藏面臨的挑戰和存在的問題，并從6個方面提出推進西藏建設西藏重要旅游目的地的對策建議[20]。
(5)其他專項援藏政策
其他專項援藏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援藏、項目援藏、科技援藏3個方面。趙富學通過體育產業結構優化定量研究，將西藏體育產業結構劃分為重點發展、合作發展、一般發展3個層次，探索體育援藏進程中西藏體育產業結構優化的措施[21]。靳薇認為項目援助是對特定的基礎設施、社會發展項目進行的專門資金和建設工程援助;項目援助分為中央政府援建項目和對口援助省市實施項目，項目援助直接推動了西藏經濟的發展，改善了西藏的交通狀況、促進了西藏農牧業的發展、加快了能源建設、推動了社會進步、完善了城市建設，客觀上起到了加快西藏城鎮化建設的目的[22]。
科技援藏對西藏具有特殊的作用，推動了西藏在西部大開發中的作用。馬世驍從科技援藏和西部大開發的相互促進中，指明科技援藏要充分抓住西部大開發的時機，加大援藏科技資金投入，促進西藏與內地科學技術的交流與合作以及西藏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23]。
3.援藏效益研究
如何客觀公正地評估對口支援西藏政策,需要從對口支援西藏政策的效益研究入手。對口支援西藏政策的效益內容廣泛，有經濟效益也有社會效益，有長期效益也有短期效益，有可見效益也有短期內難以明確和評價的效益。評價援藏效益的方法、手段、出發點、立場不同，援藏效益也不同。
靳薇從項目援藏的視角研究項目援藏的效益，發現項目援藏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參差不齊，項目援藏具有政府主導支援配置的特點，大部分項目未形成自身發展能力，反而產生了依賴性。靳薇建議尋找西藏經濟的增長點，以制度創新走出援助困境，為今后的援藏工作探尋更好的出路[24]。潘久艷從全國援藏的政治目標、經濟目標的角度分析了項目援藏的效益，充分肯定對口支援西藏的作用，同時指出西藏發展滯后性的典型性表現就是依賴型經濟，為了改變依賴型經濟發展模式，需要轉變全國援藏建設的指導思想，增強全國援藏的連續性和協調性，提高援藏項目的運作效率和援藏資金的使用效益[25]。
對口支援西藏必須從輸血轉為造血，強化外生動力轉為強化內生動力、提高西藏的自我發展能力。李婭從能力差距研究入手，發現和東部平均水平相比，西藏的整體能力非常弱，最短板的能力是技術能力，最緊缺的能力是產業發展能力，最基礎的能力是學習能力，最具比較優勢的能力是沿邊開放能力。提出按能力缺口針對性支援，增強區域自我發展能力[26]。
張體偉充分肯定了在外力推動、內力提升、促進合力的情況下，西藏自我發展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但以內源式發展論為理論支撐下，發現在對口援藏與藏區提升自我發展能力過程中，需要明確援藏責任主體，項目主導權應在藏區[27]。根據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態環境局限，如何明確西藏自我發展能力的決定影響因素至關重要,李中鋒認為西藏要實現自我發展，必須進一步提升農牧民的自我發展能力。西藏76.29%的人口在農牧區，農牧民的自我發展能力決定著西藏整體的自我發展能力。但是目前西藏農牧民的自我發展能力較低，需要從提升農牧民自我發展能力出發謀劃援藏工作，以參與式援藏方式提升農牧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增強農牧民的參與度和獲得感[28]。
4.援藏綜合研究
舉全國之力，大力發展西藏、全國支援西藏的政策，不僅促進了西藏經濟社會效益的提高，更促進了精準扶貧目標的實現，促進了地方政府間的關系發展，促進西藏民生改善和城鎮化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也促進了基層治理和國家治理的轉變。楊明洪認為組團式援藏是對口支援西藏方式的重大轉變，通過組團式教育人才援藏和組團式醫療援藏可以在精準扶貧中通過賦能效應和增能效應的釋放，實現提升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能力——可行能力[29]。丁忠毅從國家治理的角度探討省際對口支援的運行模式和機制，剖析對口支援的原因[30]。
鄭春勇則從全國型對口支援府際關系網絡的構建，發現對口支援府際關系網絡存在網絡結點設置不科學、管理手段單一、互動缺乏規范等問題，提出應遵循“堅持、調整、規范、提升”的原則，加強對口支援任務型府際關系網絡治理[31]。史晨怡通過構建援藏與西藏城鎮化耦合關聯指標體系，分析援藏與西藏城鎮化之間的關聯，發現自2000年以來援藏促進了西藏城鎮化水平持續上升，但是仍處于城鎮化的初級階段;分析還發現2015年援藏與西藏城鎮化處于高耦合、低協調狀態，因西藏地區海拔不同耦合度與協調度呈現地區差異，援藏雖促進了西藏的城鎮化，但是在城鎮化進程中財政轉移支付與建筑工程投資是推動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因素[32]。
民生無小事，枝葉總關情。王春煥發現教育援藏促進了西藏民生的大幅度改善，西藏教育仍然存在教育素質低質量和教育人才低素質的短板，教育援藏應該從學生、教師、教育條件等方面探尋新的著力點，推動西藏民生建設[33]。
5.援藏工作回顧與總結研究
援藏工作回顧、經驗分享和援藏模式總結主要體現在對口支援省市、各部門對對口支援工作的記錄、匯報方面。《上海援藏工作》課題組總結了上海對口援藏工作的經驗與不足，強調下一步援藏工作的重點，并就規范援藏干部、援藏項目、援藏資金的管理提出建議和意見[34]。陜西省文物局從文物對口支援的角度進行了經驗總結，并就各位援藏干部對自己的援藏工作進行了經驗總結，提出了援藏過程中的問題并對援藏政策進行了充分肯定。張營為對援藏工作進行了總結，發現對口援藏工作存在參與程度低、農牧民受益不充分、援藏干部與本地干部適應和合作度低、西藏人力資本匱乏、西藏社會對援助的適應性差等問題，并從體制機制、參與式援藏、人力資本、適用性和法制化建設方面提出解決的對策[35]。
四、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特點及展望
縱觀對口支援西藏近40年歷程，雖然有較多研究機構和學者持續關注，但是仍舊存在起步晚、關注度低、研究發展緩慢等問題。對口支援西藏研究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一)研究起步晚、關注度低、發展速度慢
根據前文描述，對口支援西藏研究在1998—2018年的20年間高質量文獻共計79篇，部分年限高質量文獻數量為0,這與國家政策的變遷和創新以及西藏的重要戰略地位不相符。
(二)研究內容不全面、研究方法單一、研究深入程度不夠
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內容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分別是對口支援政策的梳理和變遷、對口支援政策的效用、專項對口支援政策的描述性研究。相應研究中主要使用定性研究方法。雖然占比16.46%的對口支援西藏綜合性研究是對對口支援西藏政策和精準扶貧、國家治理、府際關系等進行的不同視角研究，但主要是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是指試圖對現象有一個初步的、粗略的了解。，研究的深入和系統性有待加強。
(三)研究視角狹窄、缺少廣度
經過梳理發現對對口支援西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從政治學、行政學視角進行研究，缺少社會學、民族學、人口學、法學、心理學等跨學科的研究視角;集中在專項政策的描述性分析，缺少對援藏干部心理、援藏政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援藏與邊疆穩定、援藏與民族政策或宗教政策等的綜合性研究，研究廣度欠缺。
針對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現狀和特點，結合新時代發展背景，明確西藏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理論深度和研究廣度。
1.明確對口支援政策的根本原因和對口支援西藏政策的內在邏輯
對口支援政策是彰顯民族凝聚力和中國特色國家治理政策的體現，對口支援政策的著力點是加強對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的援助，“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藏”，需要加強對對口支援西藏及對口支援四省藏區的研究，明確西藏和四省藏區的重要戰略定位。
2.推進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現實性和綜合性
對口支援西藏研究必須結合西藏特殊的政治生態、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民族構成、宗教信仰等的特殊性。對口支援西藏政策已經實施近40年，研究仍舊未形成全面性、系統性。如何從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精準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邊疆建設、基層治理等具有現實意義方面研究著手是研究者需要重視的問題。
3.強調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結合
目前對口支援西藏研究雖然發展緩慢但相比于起步階段多采用規范性研究方法，當前學者們更注重運用調研、個案研究、結構方程等方法。對口支援西藏的研究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和應用性，政策的描述性分析不是最終的價值追求，關于對口支援政策的成效和目的是重點，必須關注研究成果的引領作用、應用價值，及時回應對口支援政策制定的著力點，真正發揮政策咨詢作用，同時吸納社會學、法學、心理學、民族學、人口學等學科方法，構建對口支援西藏研究的多學科平臺。
五、總結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的“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實基礎”是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則。對口支援政策促進了西藏的長期繁榮穩定，對口支援西藏影響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影響著中國民族共同體的構建。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對口支援西藏任重道遠，對口支援西藏研究需要更加客觀理性地分析對口支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未來的對口支援西藏研究應該更加關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更加關注對口支援西藏的具體細節，比如援藏干部的心理調適、身體適應性;援藏項目的評估和可持續性;援藏與歷史、地理、人文、自然、生態、宗教信仰、國家治理的關系等;援藏與民族融合、家庭關系、社會倫理、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等精神層面的研究如何開展，更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jjlw/2157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