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政策對糧食生產技術選擇影響及空間溢出效應

　　摘要：要實現糧食生產要素配置結構性的有效調整，追求“量變”基礎上的“質變”，技術的作用不言而喻。基于1995—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到農業政策與糧食生產技術選擇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進一步通過空間自回歸模型實證分析農業政策對技術選擇的影響及空間溢出效應。

　　結果表明：省級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按功能區不同呈現依次遞減的規律，且表現出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糧食生產功能區的技術選擇指數存在差異，糧食主銷區內部差異尤為明顯;農業政策能夠提升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指數，造成地區技術選擇與要素稟賦的偏離，導致糧食生產傾向于采取“趕超型”戰略。基于此，建議政府應優化農業政策投入結構、促進地區農業技術與要素稟賦相匹配，實現地區間糧食生產協同發展。

　　關鍵詞：農業政策;糧食生產技術選擇;空間自回歸模型;空間溢出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2004—2015年中國糧食產量實現了歷史性的“十二連增”，但產量持續增長背后糧食生產結構性矛盾持續突出，出現了“高產量”和“高庫存”的悖論，形成了糧食產量持續增長、糧食進口和庫存量齊增的尷尬局面。為此，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作出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定，從農業供給端入手，重新和優化農業生產要素配置[1];要實現要素配置結構性的有效調整，追求“量變”基礎上的“質變”，技術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糧食生產選擇何種技術，有何因素影響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經濟的最優產業結構是由地區要素稟賦來決定，只有當市場失靈或是存在負外部性時政府進行必要的補貼與支持[2]。

　　政府在技術選擇和經濟發展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我國農村改革是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漸進式的制度變遷，在糧食生產領域，政府相關政策的實施，對技術選擇的影響之關鍵毋庸置疑[3]。國外學者最早關注了技術選擇問題。Schumacher[4]提出“適宜技術”概念，將之表述為“局部性的干中學”(localizedlearningbydoing)。Basu和Weil[5]指出由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要素稟賦之間存在差異，發達國家的技術并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國家。

　　Acemoglu和Zilibotti[6]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所用的前沿技術大部分由發達國家發明的，且發達國家發明的技術是與其要素稟賦相匹配的。國內學者對于技術選擇問題的研究較晚，其中以林毅夫的研究較有代表性。林毅夫等[7]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的，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沒有必要研發或者引進發達國家最先進的技術。

　　沿著林毅夫的研究思路，潘士遠[8]的研究表明技術模仿成本小于技術發明成本，發展中國家引進適宜技術可以發揮后發優勢，從而可能實現向發達國家的收斂。李飛躍[9]通過引入政府對技術選擇的干預，驗證技術選擇在經濟發展中的多重影響，并認為發展中國家應根據其要素稟賦，選擇適宜技術，使技術進步偏向于其相對豐富的低技能勞動力。有學者嘗試把技術選擇問題延伸到農業領域。

　　王靜等[10]從村級層面研究得出：農戶要素稀缺誘致性技術選擇行為不僅對本區域農戶生產經營收入產生直接影響，還會對鄰近區域農戶生產經營收入產生空間溢出效應。李想和陳宏偉[11]通過考察農戶技術選擇的激勵政策及其組合偏好，認為：激勵政策中直接補貼、政府推廣項目、一般技術支持和全面技術支持對農戶技術選擇有積極作用。近幾年，農業技術應用與擴散問題引起了眾多學者的關注，集中圍繞兩個方面展開研究。

　　第一，探討農業技術應用與擴散的影響因素。廖媛紅[12]認為社會資本、參加培訓次數、農業技術供給水平市農業技術應用的關鍵因素;于正松等[13]研究表明農業產出效率及資源稟賦條件顯著影響農業技術擴散。在影響農業技術應用與擴散的因素中，社會網絡與農業技術推廣的關系引起了許多探討，研究多數肯定了社會網絡對于農業技術推廣的促進作用[14-15]。曠浩源[16]認為資金、技術和信息等資源嵌入的社會網絡對于農業技術推廣有重要的支撐作用;胡海華[17]研究表明農戶社會網絡關系數量增加且關系間互助水平的提高均能促進農業技術擴散。

　　第二，農業技術應用與推廣對農業生產或農民收入問題的研究。常向陽等[18]研究發現農業技術擴散的動力及渠道的組織、支持和控制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但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學者研究觀點存在差異，李大勝等[19]認為農業技術應用對農民收入有促進作用，而劉進寶等[20]則認為農業技術應用對農戶收入有負面影響;周波等[21]研究表明農業技術應用可以促進農戶家庭總收入平均增長6.31%，但如果應用時間跨度大，農業技術應用可能會對農戶家庭總收入產生負面影響。

　　縱觀已有研究文獻，技術選擇問題的研究宏觀上主要集中在國民經濟層面，農業技術選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技術應用與擴散、農業技術創新等相關領域，關注政府政策干預對技術選擇的影響，但在農業層面卻缺少農業政策對糧食領域技術選擇的影響。鑒于此，本文基于1995—2018年省級面板數據，測算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指數，探索農業政策對糧食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研究方法和指標選取

　　(一)理論分析

　　世界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技術選擇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問題，經濟發展戰略選擇得當、技術選擇恰當，就能促進產業的優化升級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林毅夫[2]提出了技術選擇假說，并認為技術選擇問題適應一個地區同時也適應一個產業，因此對于糧食產業來說，顯然適應技術選擇問題。

　　(二)測算指標度量

　　數據選取除港澳臺、西藏自治區及北京、天津、上海、重慶4個直轄市外的1995—2018年26個省份、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進一步選取原則根據1995—2018年各省份糧食累計總產量占全國糧食總產量比例，把比例大于1%作為實際研究個體(青海和海南省比例不足1%，剔除這兩個省，實際為24個省份)。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鑒》《新中國六十周年資料匯編》。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測算需要搜集處理4個數據指標，代入式(5)得到各省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具體指標說明及處理如下：

　　1.糧食生產的資本投入

　　此指標代表糧食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資本綜合，多數用資本存量來表示，相關研究對資本存量的測度存在較大爭議，未達成統一標準。本文利用被多數學者選用的永續盤存法對資本存量進行測度，以張軍等[23]測算的各省資本存量作為期初資本存量，折舊率也保持與張軍等學者所用數據的一致性，沿用9.80%。

　　2.糧食生產的勞動投入

　　糧食生產的勞動投入需要找到糧食生產中勞動力的投入數量即糧食從業人員數量，但宏觀數據庫中不能獲得糧食生產從業人數。本文借鑒馬林靜等[24]的估計方法，對糧食生產從業人員進行估算。具體方法為：首先，先搜集各省每年的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農業總產值和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計算出各省的農業從業人員=農業總產值/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然后，用計算出的農業從業人員乘以各省每年糧食播種面積在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得到各省每年的糧食從業人員，即糧食生產從業人員=糧食播種面積/農作物播種面積×農業從業人員。

　　3.地區資本投入

　　地區資本投入用1995—2018年各省的生產總值來表示，且用1995年不變價格對各年生產總值進行縮減。

　　4.地區勞動投入

　　為保證數據的一致性，地區勞動投入用1995—2018年各省從業人員來表示。

　　(三)變量選擇

　　1.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農業政策。農業政策指為了實現與農業生產經營及農村發展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目標，由執政黨或政府依特定的程序制訂并發布的，包含著政策目標和政策措施的規范性文件。中國現階段農業政策可分為以下兩類：

　　(1)農業生產者支持政策。主要包括市場價格支持政策，如糧食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政策;掛鉤補貼政策，如與產量掛鉤的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和良種補貼等(2016年三項補貼合為一項“農業支持保護補貼”)，投入品使用補貼如農機具購置補貼等;脫鉤補貼政策如農村扶貧項目、退耕還林還草補貼。

　　(2)農業一般服務支持政策。主要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糧食安全儲備支出等。由于需要量化農業政策，首先農業的相關補貼均包括在農業財政支出中，其次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是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表現形式，因此基于數據的可得性，選擇參考陳飛等[25]學者的量化方法，用財政支農政策(EP)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政策(FA)作為農業政策的量化指標;其中財政支農政策變量用各省農業財政支出占地區財政總支出比例表示(由于統一口徑的變化，2003年前為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用和農業綜合開發支出等;2003—2007年為農業支出、林業支出以及水利和氣象支出等;2007年后統一為農林水事務支出)，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政策用各省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

　　2.控制變量

　　在數據可獲得性及前人研究基礎上加入以下控制變量，具體為：

　　(1)糧食播種面積(AR)。糧食播種面積增加的同時糧食投入要素即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要素可能也會相應的增加，這樣會帶來投入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化，可能對改變地區糧食生產的勞均資本即技術選擇指數的變化，因此，此指標用糧食播種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比例來表示。(2)糧食種植人員(LP)。糧食種植人員的變化會帶來地區糧食生產勞動力要素的改變，進而影響地區的勞均資本，因此，此指標用糧食種植人員占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比例來表示。

　　(3)農業機械化率(MA)。農業機械化推廣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農業機械化率的提高可以改善農業設施裝備條件，減少勞動力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影響地區糧食的勞均資本，因此，此指標用農業機械總動力占農作物播種面積比例來表示。(4)農業灌溉率(IR)。有效灌溉面積提高是農田水利設施提高的重要表現，有利于優化農業資源配置，提高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進而影響地區糧食技術選擇指數，因此，此指標用有效灌溉面積占農作物播種面積比例來表示。

　　(5)化肥施用量(F)�；�肥投入是重要的糧食生產資本要素投入，合理利用可提高糧食單位面積產量，而資本要素改變會影響地區的糧食技術選擇指數，因此，此指標用化肥施用折純量與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來表示。

　　三、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時空變化及內部差異分析

　　(一)時空變化

　　為了分析不同區域糧食生產技術選擇的變化趨勢，借鑒高鳴等[26]學者的分區方法，把全國分為3個糧食生產功能區：糧食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鑒于省份較多，若結果全部呈現會占用較大篇幅，因此只列出了全國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指數均值。

　　全國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平均分布在1.100左右且波動幅度不大，1995—2003年呈現波動上升趨勢，而2008—2018年呈現出波動中下降趨勢，最高點在2003年為1.299;多數省份技術選擇指數呈現出倒“U”型特征，比如河北、遼寧、江蘇、河南、新疆等;且大部分經濟較發達省份技術選擇指數在第4階段(5年一個階段)均有下降的趨勢，如江蘇、浙江、廣東、山東、河北等。從糧食生產功能區技術選擇指數看，糧食主銷區的技術選擇指數較高且波動幅度較大，1995—2011年有波動上升的趨勢，且在2011年達到最高點為4.119，從2013年開始有逐年下降的趨勢，這說明主銷區的糧食生產并未按當地要素稟賦結構來發展且扭曲程度較高。

　　糧食主產區的技術選擇指數有輕微逐年下降的趨勢，但波動幅度較小且指數普遍分布在1左右，從2013年開始指數開始降為1以下且逐年降低，說明主產區的糧食生產與當地要素稟賦結構相適應，扭曲程度較低;平衡區的技術選擇指數較低但波動較穩定，且普遍在0.600上下輕微浮動，最低點出現在2012年指數降為0.511，但近幾年有緩慢上升的趨勢，這說明糧食平衡區的糧食生產發展并未遵循當地的要素稟賦結構，仍存在一定的扭曲，但有逐漸緩解的趨勢。

　　形成這樣的原因可能是：糧食主銷區為浙江、福建和廣東，均屬于經濟發達程度高的省份，地區資本要素高導致糧食生產資本投入過高，形成人均資本深化程度升高，造成糧食生產發展扭曲較高;而糧食平衡區多為西北西南省份，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地區的資本要素投入較少勞動要素較多，形成了糧食生產發展的扭曲;糧食主產區由于歷來重視糧食生產，糧食生產的資本勞動比與地區的要素稟賦相適應，基本未形成糧食生產發展的扭曲。

　　四、農業政策對糧食生產技術選擇的實證分析

　　(一)格蘭杰因果檢驗

　　1.單位根檢驗

　　利用Stata軟件對農業政策變量和技術選擇指數進行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選擇ADF進行檢驗，財政支農政策(EP)、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政策(FA)的ADF檢驗統計量均小于1%和5%下的臨界值，說明為平穩數列;而技術選擇指數(TCI)的ADF檢驗統計量大于1%的臨界值，其為不平穩數列，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后，其ADF檢驗統計量為-22.665，小于1%和5%的臨界值，為平穩數列。技術選擇指數變量為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協整檢驗。

　　財政支農政策對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在財政支出政策的干預下可以促進我國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指數的升高，可以從以下嘗試解釋：財政支出政策包含的一系列糧食生產的直接和間接的補貼，直接補貼通過糧食播種面積以現金的形式直接發放給農戶，而間接補貼通過農業機械或其他生產資料補貼等形式實行，兩種補貼均能增加農戶的收入，提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進而提高糧食產量，但隨著補貼的提高一方面可能會增加糧食生產的資本要素投入，如機械和灌溉等的使用率，另一方面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及勞動力機會成本的不斷增加，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行業，這樣資本要素逐步增多，而勞動要素逐漸減少，可能會造成地區糧食生產的資本深化程度增加，造成地區糧食的勞均資本升高，進而提高地區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指數。

　　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政策變量對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隨著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同樣可以提高地區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嘗試的解釋如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是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來源，包括農電設施、農田水利設施等多方面的建設投資，可以有效改善農業生產條件，降低糧食生產成本，但近年來有研究[27-28]顯示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在逐年增加而投資效率卻逐年降低，且存在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如農田水利灌溉設施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使用競爭性，農戶在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容易造成農村水利工程“過度使用”和“擁擠效應”問題。

　　另外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與財政支出政策相輔相成，糧食生產資本要素投入一大部分是以農業基礎設施為基礎，如灌溉是建立在農田水利設施完善的基礎上，因此，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的增加同樣可能會形成地區的資本深化，進而提高地區勞均資本，從而提高地區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指數，這可能會形成地區糧食生產與要素稟賦的偏離。

　　綜上所述，在農業政策干預下，政府在糧食生產中傾向于制定或采用“趕超型”的技術選擇政策或戰略，這可能會形成與地區要素稟賦的偏離，進而可能不利于地區的糧食生產可持續發展�？刂谱兞考Z食播種面積占比變量(AR)對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影響系數為-4.766且通過1%顯著性水平的檢驗;而農業機械化率(MA)和農業灌溉率(IR)對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指數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農業機械化和有效灌溉面積的提高可以提高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糧食種植人員占比(LP)和化肥施用量(F)在模型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首先運用技術選擇假說理論測算1995—2018年省級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指數，發現全國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平均分布在1.100左右且波動幅度不大，多數省份技術選擇指數呈現出倒“U”型特征;從糧食生產功能區看，主銷區的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較高即扭曲程度較高，主產區的糧食生產技術選擇指數波動幅度較小且普遍分布在1左右，扭曲程度較低，平衡區技術選擇指數介于主產區與主銷區之間。

　　其次采用泰爾指數分析了糧食生產功能區技術選擇的內部差異，發現糧食主銷區技術選擇的泰爾指數最大即內部差異最大，且表現出波動中上升的趨勢，平衡區的技術選擇泰爾指數介于主銷區和主產區之間，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主產區的技術選擇內部差異最小;再次對農業政策和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進行了格蘭杰因果檢驗，證實了農業政策與技術選擇存在因果關系;最后，利用空間誤差和自回歸模型實證分析農業政策對糧食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結果表明省際糧食生產技術選擇存在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但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和財政支農政策對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結論證實在農業政策的影響下，我國糧食生產傾向于采用“趕超型”的技術選擇戰略，而“趕超型”的戰略許多權威學者[2，7-8]證實是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基于研究結論，可以得到以下啟示：(1)糧食主銷區要注重優化糧食生產要素投入結構，穩定糧食生產勞動要素的投入，進而與地區要素稟賦相適應;糧食平衡區要鼓勵農業技術創新和糧食生產技術的研發，適當提高糧食生產的資本投入進而優化投入產出結構，減小糧食生產發展與地區要素稟賦的扭曲程度。(2)注重糧食生產三大功能區的平衡發展，特別是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水平，減少各功能區之間和功能區內部的差異。

　　(3)作為宏觀決策主體的政府在制定采用糧食生產相關政策或戰略時，應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狀況、市場需求等因素制定政策或戰略。(4)對于實施糧食生產相關農業政策時，要更注重資金投入的結構而不是單純以金額來衡量政策實施的目的效果，優化財政支農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投入結構，優化適宜技術結構層次，而非在糧食生產領域一味地引進高新技術及資本密集型產業。(5)加強地區間的農業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打破行政障礙，促進地區間糧食生產要素自由流動，進而激發地區釋放更多的正向溢出效應，實現地區間糧食生產的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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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評職論文投稿刊物：《現代經濟探討》(月刊)1982年創刊，是由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專業性學術經濟期刊,為綜合性經濟理論月刊，國內外公開發行。該刊的辦刊宗旨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注重經濟領域重大問題的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貼近經濟實踐，追綜理論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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