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保持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對建國以來中國以及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階段性總結以及動態評價，采用改進的熵權法與可拓綜合評價法結合，依據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
〔摘要〕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保持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對建國以來中國以及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階段性總結以及動態評價，采用改進的熵權法與可拓綜合評價法結合，依據“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建國以來中國及30個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評級。然后運用基尼系數、變異系數、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和泰爾指數對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性進行分析。研究表明：1952—2017年，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歷經曲折發展階段、低迷徘徊階段、穩步前進階段和混合U型階段4個階段;中國大部分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都有改善，出現“跨越式”增長;經濟高質量發展表現出區域帶動效應，即正向溢出效應;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呈現出東西差異和南北差異共存的空間特點;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主要表現為穩增型、落后型、逆襲型和潛力型4種發展類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差異有擴大趨勢，但從指數范圍來看，目前仍處于合理范圍內。
〔關鍵詞〕經濟發展質量;動態評價;區域特征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中國經濟在建國70年高速增長之后突破結構性矛盾和資源環境瓶頸，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增長33.4469倍，年均增長9.50%，平均每8年翻一番，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2.91%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但是，中國在經濟總量高速增長的背后，忽視了環境友好、區域協調發展和產業優化等方面，造成了經濟發展質量不高的現狀。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不是單純地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而是要追求效率更高、供給更有效、結構更高端、更綠色可持續及更和諧的增長，甚至可以部分放棄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而達到更高質量的發展。高質量經濟發展要求統籌兼顧民生福利、生態環境、創新發展和公共設施等社會因素。考慮到中國各省份在資源稟賦、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產業結構和人口規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中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也存在差異。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經濟已經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背景下，基于歷史回顧的視角對建國以來中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準確測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能夠為今后各省份邁入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歷史維度的參考。
對經濟發展質量的評價是目前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已有研究主要圍繞研究對象的選取、指標體系構建、指標賦權方法和經濟發展質量的評價分析等方面。在研究對象的選取方面，主要分為兩類：從時間維度來看，研究一個國家或者省份在某一時間段內的情況[1];從空間維度來看，研究某一年多個省份的經濟發展質量。在指標體系構建方面，有的研究側重經濟發展成果，從經濟增長結構、穩定性、福利變化與成果分配、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代價4個方面構建指標體系[2];有的研究側重經濟發展過程，從穩定性、協調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4個方面進行研究。在指標賦權方法方面，大多數采用熵權法、超效率DEA、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權TOPSIS等[3]-[6]。在經濟發展質量的評價分析方面，主要是對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評級、排序[7]，在衡量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性時，多采用單一指標或者兩個指標結合分析。
綜合來看，已有關于經濟發展質量評價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多數研究主要采用截面數據，較少對不同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動態評價;僅從經濟發展過程或者發展成果角度構建指標體系，不能全面展現經濟發展全過程;在目前研究使用的幾種賦權方法中，主成分分析法結果受主觀因素影響較大，熵權法、超效率DEA和熵權TOPSIS不能從數量上刻畫被評價對象本身存在狀態的所屬程度，即與每個級別的關聯度，并且沒有明確適度指標的賦權方法;在經濟發展質量進行結果評價時未對省份的發展模式進行歸納總結。
基于中國已經邁入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時代背景及已有研究現狀，本文對建國以來中國及30個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動態評價及模式總結，并分析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希望能為各省份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歷史維度的定量參考。與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工作體現在以下5個方面：一是研究對象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基于1952—2017年中國及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對中國及30個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的時空演變進行全面分析，重點從研究時間的維度拓寬了現有研究范疇。二是依據“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構建了包含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個方面的指標體系，全面涵蓋了經濟發展過程與經濟發展成果的多項指標，更為全面地綜合評估經濟發展質量。三是采用改進的熵權法與可拓綜合評價法相結合對指標進行賦權，避免了主觀賦權帶來的偏差，同時呈現研究對象與每個級別的關聯度，明確了適度指標的賦權方法。四是對建國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質量進行階段性總結，對各省份經濟發展模式進行歸納。五是深入挖掘經濟發展質量的區域特征。為避免單一指標的測量偏差，本文綜合基尼系數、變異系數、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和泰爾指數4項指數來衡量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性，并對其所反映趨勢的異同做量化分。
二、模型構建
(一)經濟發展質量的評價模型構建
本文依據“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構建經濟發展質量指標體系，根據數據可得性，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5個方面作為一級指標，并且進一步細分為17個基礎指標，本文構建的經濟發展質量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8]-[11]。在表1中，功效欄為“+(-)”表示該指標值與經濟發展質量呈現正向(負向)關系。功效欄標注為“*”的指標為適度指標。依據投資消費比超過90%則存在潛在危機[12]，本文采用90%作為臨界值;依據《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千人擁有衛生機構人員數采用5.6400作為臨界值，千人擁有床位數采用6作為臨界值。
根據建國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質量的變化特征，本文將其分為4個階段加以分析：
第一，曲折發展階段(1952—1965年)。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指數由1952年的0.1753緩慢上升到1965年的0.1944，14年間指數增長幅度僅為10.89%，并且在1958年出現明顯的波動，經濟發展質量指數的下滑趨勢一直持續到了1960年。1952—1965年中國正處于恢復國民經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處于一個探索發展道路的階段，所以經濟發展質量指數會出現波動上升的趨勢。從一級指標的變動情況來看，1958年生態文明建設指數、政治建設指數出現明顯的下滑，在1960年跌至最低點，分別跌落到原來的10.62%、60.73%，且一直處于上升趨勢的社會建設指數也在1960年出現下滑。1958—1960年中國經歷了“大躍進”，在片面追求工業生產和建設的工業大躍進時期，忽略了對工業廢水、廢氣和廢固的合理處理，嚴重影響了生態文明建設;而在此期間出現的饑荒，使得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下降，在1960年出現負值，社會建設指數也因此出現下滑。
第二，低迷徘徊階段(1966—1978年)。13年間，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指數逐年下降，由1966年的0.1730下降到1978年的0.1532，主要是由于這期間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導致發展處于停滯狀態。從一級指標的變動情況來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指數在此期間無明顯變動，幾乎保持持平，而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明顯的下降趨勢，由1966年的0.2754下降到1978年的0.0240，下降為1966年的8.71%，說明了經濟發展質量指數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生態文明建設的不足引起的，進一步體現了在早期發展中，生態文明建設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忽視了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三，穩步前進階段(1979—2002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由1979年的0.1723上升到2002年的0.4953，增長近兩倍。從一級指標的變動情況來看，五大方面的指數都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指數增長幅度較大，生態文明指數增長尤為突出，由1979年的0.0331上升到2002年的0.7671。1984年中國正式將環境保護作為國策，說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更加注重全方位協調發展，在提高經濟數量的同時，兼顧制度的完善及環境的保護，致力于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四，混合U型階段(2003—2017年)。在此階段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先呈現“倒U”,之后連接一個“正U”。2003—2008年指數增長速度明顯提高，平均每年增長6個百分點，在2008年出現轉折，之后經濟發展質量指數明顯下滑，2010年發生轉機，之后經濟發展質量呈現出持續上升。從一級指標的變動情況來看，波動較大的為經濟建設指數，2008年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建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在一段時期內中國經濟發展處于低迷狀態，2010年之后逐漸恢復增長狀態。社會建設指數、文化建設指數一直呈現增長趨勢，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中國進入一個提高綜合能力的發展階段。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動特征
上述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經濟發展質量在改革開放之前一直處于低迷徘徊狀態，1978年之后發生重大轉折，所以為了動態展示中國省級經濟發展質量的變化，本部分選取1978—2017年為研究對象，等距選取1978年、1986年、1994年、2002年、2010年和2017年中國30個省份經濟發展質量評價結果進行等級分析，具體如下：
第一，中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出現等級跨越，整體趨勢向好。1978年中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總體偏低，有73.33%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等級為Ⅰ級;遼寧、黑龍江、江蘇、浙江和福建5個省份為Ⅱ級;北京和上海為Ⅲ級;廣東為Ⅳ級。1986年經濟發展質量為Ⅰ級的省份占比下降到36.33%，1994年、2002年、2010年和2017年經濟發展質量為Ⅰ級的省份占比又進一步下降到30.33%、23.33%、16.33%和13.33%。
第二，經濟高質量發展表現出區域帶動效應，即正向溢出效應。以“京津”地區及東部沿海省份為中心，其周邊省份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高。1978年“京津”地區及東部沿海省份的周邊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等級大多為Ⅰ級，歷經40年的發展，其周邊省份已經完全脫離Ⅰ級，并且經濟發展質量達到中上等水平的省份(Ⅲ級和Ⅳ級)占周邊省份總數的83.33%。中部省份則以湖北為中心，經濟高質量發展趨勢在不斷擴大，2002年湖北經濟發展質量為Ⅲ級，其周邊省份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貴州、重慶、陜西均為Ⅱ級;2010年湖北及周邊省份都上升一個級別;2017年湖北、河南、陜西、四川均發展為Ⅳ級，這種發展趨勢充分體現出了省份間的帶動效應。
第三，中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在東西差異特點基礎上又增加了南北差異的特點。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和西部的經濟發展質量始終存在較大差異，等級高的省份聚集在東南區域，而等級低的省份聚集在西北區域。以秦嶺-淮河為劃分中國南北方來看，1978年南方低經濟發展質量省份(Ⅰ級)占比為57.14%，北方為81.25%，北方為南方的1.4219倍;2017年南方低經濟發展質量省份占比為7.14%，北方為18.75%，北方為南方的2.6261倍，說明了中國南北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越發明顯。
綜合來看，建國以來中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狀況不斷改善，低經濟發展質量省份占比由73.33%下降到13.33%，經濟發展質量取得了長足進步。近年來中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產業轉型穩步推進，在全面提高經濟綜合實力的同時，以經濟發達省份為中心，由點及面，帶動周邊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逐步提高。但是，省份間的差異一直是難以避免的問題，在東西差異的基礎上，中國南北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越發明顯。
四、中國省級經濟發展質量的區域特征
(一)中國省級經濟發展質量的增長模式
第一，穩增型(高起點高增速)。北京、上海、山西、湖南、重慶、四川6個省份的發展起點較高，并且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始終注重經濟的協調發展。建國初期，這些省份經濟發展質量指數較高，排名集中在前50%，有著較好的發展基礎。歷經近70年的發展，北京、上海的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增長一倍多，山西、湖南、重慶、四川的增幅均高于60%。這6個省份均勻分布在東、中、西部地區，間接說明在建國初期中國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較小。
第二，落后型(高起點低增速)。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湖北、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11個省份的發展起點高，但增速偏低，在發展的過程中未能兼顧全方位的提升。這11個省份分布在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建國以來國家推出的“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政策，使得這些省份的經濟發展質量整體得到改進。但是，增長幅度較小，年增長率不足1%，由于地理位置原因，這些省份在“促交融”方面的指數普遍偏低，也是接下來需要改進的方面。
第三，逆襲型(低起點高增速)。天津、遼寧、黑龍江、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廣東、海南10個省份的發展起點低，但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相比于建國初期，經濟發展質量指數排名平均上升15個位次。其中，80%為東部省份，東部省份占據地理優勢，加之政策支持東部率先發展，使其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各方面協調發展，經濟發展質量在建國70年以來有了極大改善。
第四，潛力型(低起點低增速)。廣西、河北、新疆3個省份的發展起點低，同時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增長幅度小，所以未來發展具有較大潛力。建國以來，廣西、河北、新疆的經濟發展質量指數排名分別降低7、10、22個位次。其中，廣西、新疆均屬于西部地區，雖然“西部大開發”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使得西部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相比于自身有了改善，但相對于全國其他省份，依舊處于欠發達地位。河北屬于資源開發型省份，導致產業結構不均衡，并且很多產業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導致生態文明建設指數偏低。
(二)中國經濟發展質量的省份差異
第一，中國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呈現“波動式上升”趨勢，但目前仍處于合理范圍。從圖3可直觀看出，4項指數均在波動中上升。其中，基尼系數一直保持在0.0750—0.2395的合理區間范圍內。1952—2007年變異系數保持在0.4000以下，2007年之后，變異系數突破0.4000，之后不斷上升;泰爾指數由0.0191上升到0.0985，增長了近4倍，說明省份間差異有擴大的趨勢。
第二，1978年之后中國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明顯擴大。1952—1978年4項指數只出現小幅波動，平均增長幅度不超過50%，且整體數值偏小，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相差不大;在改革開放之后，指數變動趨勢發生明顯轉折，且增長幅度明顯，尤其1978—1982年基尼系數增長幅度高達38.31%。
第三，2003年之后中國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再度擴大。由圖3可以直觀看出，2003—2017年4個指數上升趨勢明顯。其中，基尼系數由0.1851上升到0.2395，增長幅度達到29.39%;變異系數由0.3304上升到0.4736，增長幅度達到32.45%;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由0.0370上升到0.0408，增長幅度達到10.27%;泰爾指數由0.0512上升到0.0985，幾乎上升1倍。
中國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不斷擴大與改革開放以來先富帶后富、經濟發展梯度推進的策略有關。2003年之后，4項指數的增長幅度顯著擴大，這主要是由于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以及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全面進入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各省份由于資源稟賦、基礎設施的差異及政策制定和實施的不同，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進一步擴大。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對建國以來中國及30個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階段性總結及動態評價,采用改進的熵權法與可拓綜合評價法結合，依據“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1952—2017年中國及30個省份經濟發展質量進行評級。然后運用基尼系數、變異系數、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和泰爾指數對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進行分析。結論如下：一是1952—2017年中國經濟發展質量歷經曲折發展階段、低迷徘徊階段、穩步前進階段和混合U型階段4個階段。二是中國大部分省份的經濟發展質量都有改善，出現“跨越式”增長。三是經濟高質量發展表現出區域帶動效應，即正向溢出效應。四是中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呈現出東西差異和南北差異共存的空間特點。五是中國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主要表現為穩增型、落后型、逆襲型和潛力型4種發展類型。六是中國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有擴大趨勢，但從指數范圍來看，目前仍處于合理范圍內，在1978年、2002年發生兩次明顯轉折。
經濟論文投稿刊物：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是一本創刊于1984年的月刊，兼容展示數量經濟和技術經濟兩個學科的相關信息，針對改革開放中的焦點問題及時反映兩個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新理論、新方法和新經驗，探索國內外該學科的發展趨勢和動向，反映其運用于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研究成果。
針對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以高經濟質量為發展目標，推進由經濟數量發展到經濟質量發展的理念轉變。2017年經濟質量等級為Ⅰ、Ⅱ級的省份占所研究對象的比重高達36.67%，所以要轉變“唯GDP”的發理念，綜合考量人力資本、綠色發展、科技創新、醫療保障、對外開放、經濟數量、產業發展、公共資源、經濟穩定性和福利成果分配，統籌兼顧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真正做到“五位一體”全面發展。
第二，充分利用省份間的正向溢出效應，增強省份間的交流及合作，實現共同發展。歷年的經濟質量等級分布都呈現出“東高中平西低”的不平衡局面，且省份間經濟發展質量的差異逐漸擴大，這不利于中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持久。單一省份是一個小型的經濟體，只有加強合作，產業發展互補、科技創新成果溢出、福利分配經驗相互交流，才能充分發揮發達省份的正向帶動作用，由點及面，使“高低聚集”省份慢慢發展進步為“高高聚集”，最終實現共同發展。
第三，通過政策完善積極引導經濟高質量發展。政府出臺的政策會成為省份發展方向的引導者，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屬于經濟數量方面的調控，其結果是通過貨幣、稅收刺激經濟數量的增長。未來要減少人才流失、優化產業結構、協調綠色發展、醫療保障健全、福利分配合理和驅動創新創業，這也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方向，是經濟體系良性循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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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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