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本篇文章是由 《中國金融》 ，雜志以高端權威、高層讀者、高效傳播為特色，以宣傳金融方針政策、探討現(xiàn)實金融政策、研究實際金融問題為主旨，堅持相伴金融職場，滋養(yǎng)從業(yè)能力的辦刊理念，服務于金融改革和發(fā)展、服務于金融中心工作、服務于金融系統(tǒng)廣大干部
本篇文章是由《中國金融》，雜志以“高端權威、高層讀者、高效傳播”為特色，以宣傳金融方針政策、探討現(xiàn)實金融政策、研究實際金融問題為主旨，堅持“相伴金融職場，滋養(yǎng)從業(yè)能力”的辦刊理念，服務于金融改革和發(fā)展、服務于金融中心工作、服務于金融系統(tǒng)廣大干部職工，致力于傳播和弘揚先進金融文化，在我國經濟金融界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步入轉軌經濟已經有20個年頭了。后10年的經濟增長大大好于前10年，這固然有賴于多種因素的共同推動，但對轉軌經濟的認識更加深入，從而促進改革政策朝著合理化方向轉變，無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2011年3月，在獨立經濟分析中心舉辦的“經濟政策的瓶頸：20世紀90年代改革的總結和教訓”研討會上，新經濟協(xié)會總裁、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維克托·波爾杰洛維奇(Виктор Полтерович)以《俄羅斯90年代改革的教訓》為題，對90年代改革的教訓進行了總結，指出了轉軌經濟的11個誤區(qū)，認為總結這些基本教訓是重新理解改革的基礎。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經歷了一場社會——經濟災難——生產和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犯罪上升(兇殺、影子經濟、貪污)、預期壽命減少、對民主價值失望。資本主義是建立起來了，但卻是完全無效的：勞動效率低下、不平等十分嚴重、所有權保護乏力，看不到任何發(fā)展前景。原因當然十分復雜，但經濟學是罪魁禍首，因為它沒能阻擋在發(fā)展中的和后共產主義的國家實施錯誤戰(zhàn)略的改革。俄羅斯轉軌經濟中的誤區(qū)可以歸結為以下11個方面。
誤區(qū)1：宏觀經濟規(guī)律是普遍的。
宏觀經濟的基本理論認為，要想避免長期和快速通貨膨脹，必須控制貨幣總量的增長速度和通脹預期。1992年1月2日價格放開后，第二個因素顯然沒被充分估計：休克性質的改革和燃料價格急劇上調給通脹預期以十分不好的影響。另外一個因素更為重要：由于轉型經濟的特點沒被充分考慮，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限制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被大大高估了。
企業(yè)賬戶資金的大幅貶值和信貸不發(fā)達，導致違約大量出現(xiàn)、易貨交易量增加。這加劇了經濟進一步衰退。由于生產的產品交換成貨幣的數量越來越少，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并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果，在原則上，它甚至可能導致更高的價格。
類似的現(xiàn)象在許多其他轉型經濟體中也已經被觀察到，但沒有引起深入思考。甚至某些著名的西方專家堅持認為，“宏觀經濟規(guī)律是普遍的”。
這導致1992年俄羅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了26倍。對放開價格是否有其他方法?毫無疑問是有的，況且改革前就已經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議。其中的一些方法中國早在1989年就實施了。中國的價格自由化歷時15年，其間經濟快速增長。
誤區(qū)2：私有制(幾乎)總是好于國有制。
不是所有人都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鼓吹神奇的“主人的感覺”，認為私有化后企業(yè)會立即從無效向高效轉變。不久前，世界銀行的報告《私有化的效率和轉型經濟體的所有制》考察了35個樣本，以比較轉型經濟中私有化和國有企業(yè)的效率。下面是報告作者的結論：“私有化本身并不能保證，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內不能保證，運營的改善。”“私有化對國內所有者的影響……在東歐是正面的，而在俄羅斯和其他獨聯(lián)體國家為零，甚至是負數。”①
誤區(qū)3：民營企業(yè)能夠實現(xiàn)利潤最大化，條件惡化時它們解雇多余的工人。
在產品需求下降、資金不足、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俄羅斯私有化企業(yè)的經理人想盡辦法耍花招，為的是不裁員。有些人甚至雇用更多工人，就像西方經理人通常在經濟繁榮時期所做的那樣。
關于這點和轉軌經濟中勞動力市場的其他令人驚奇的特點，布蘭查德(О. Бланшар)、科曼德(С. Коммандер)和克切利(Ф. Коричелли)等人早在1995年就詳細介紹過。2007年，波爾杰洛維奇在其著作《改革的理論基礎》②中也曾指出。這種公司治理的類型在前南斯拉夫十分典型，但在西方極其罕見。
誤區(qū)4：硬預算約束總比軟的好。
在蘇聯(lián)，當成本超支時可能會責罵經理，但通常情況下，債務被一筆勾銷。雅諾什·科爾奈(Янош Корнаи)稱之為軟預算約束。顯然，軟預算約束不利于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由此人們普遍相信，在改革之初，就應通過銀行提供資金，后者如人們料想的一樣，總是對硬化預算約束更感興趣。但改革的經驗和后來的理論成果表明，在一個不好的制度下嚴格控制對社會可能更不利，因為它將導致過多的破產。
誤區(qū)5：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守夜人”。
這一論斷意味著，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要借助“正確的”法律，并確保其實施。此觀點長久以來在國際專家的頭腦中占據主導地位，正是這些專家20世紀80年代在拉美國家和90年代在前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了激進的自由化計劃。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和研究者并不支持這一觀點。在公共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前瞻性的”課程里，關于國家的工業(yè)和社會政策的論述也不少。在塞弗(Cypher)和迪茨(Dietz)的發(fā)展經濟學教科書(1987年)中，論斷竟然完全相反，即所謂的“正統(tǒng)悖論”：“改革時期國家的作用加強。有效的自由化要求鞏固國家的力量。”數據顯示，改革時期，在那些更為成功的國家——斯洛文尼亞、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匈牙利，國家干預企業(yè)決定的程度比俄羅斯要高。
令人吃驚的是，2000年，政治風向有了很大的改變：數百篇文章宣傳民營企業(yè)與政府之間的各種合作形式——公私合營、技術平臺，等等。就連傳統(tǒng)產業(yè)政策也已不再是禁忌。
誤區(qū)6：計劃沒必要，市場自行解決一切。
作為第五個誤區(qū)的后果，這個誤區(qū)特別值得一提。俄羅斯改革之初計劃體制就完全被摧毀。到了2000年，我們才開始明白，沒有規(guī)劃不可能實現(xiàn)快速發(fā)展。中國人抵抗住了摧毀計劃的誘惑，由“社會主義時期”的計劃體制一步步創(chuàng)建出實行指導性計劃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歷史經驗表明，這樣的體制對成功趕超、創(chuàng)造“經濟奇跡”是必要的。
誤區(qū)7：必須繼續(xù)改革——不計成本。
90年代有人不斷跟我們重復必須繼續(xù)改革，沒人想到過什么成本。今天我們知道，任何改革都伴隨著從傳統(tǒng)投資領域抽出資源、消解結構和尋租過程加快(游說、腐敗和影子活動等)。改革作為一個項目，開始之前我們就應該比較它的預期收益和成本。一旦發(fā)現(xiàn)它的延續(xù)不能帶來正面效應，就應該準備改變改革計劃，甚至放棄它。不幸的是，即便在現(xiàn)在，這個錯誤也經常重復。
誤區(qū)8：對制度互補性的誤解。
為了有效地改變這些制度，需要同時改變那些制度，這是很常見的現(xiàn)象。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講制度的互補性。舉例來說，外貿自由化和開放國內市場是兩項改革，完成后將對彼此都有正面的促進作用。然而，不能得出結論說，兩項改革應同時進行：靜態(tài)時它們是積極互補的，動態(tài)時它們可能就會對彼此產生負面影響。
比如，如果外貿放開了，而價格改革沒有跟上，就會極大地刺激尋租行為的產生，如俄羅斯1992年就曾創(chuàng)造出巨大的、利用國內外差價來尋租的機會。1992年，俄羅斯有色金屬價格數十倍低于世界價格，而世界燃料價格是國內價格的一倍。巨大的而且逐漸減少的利差使企業(yè)主不惜任何代價尋求出口權，以運出上述資源的現(xiàn)有儲備。這時就不僅存在保障國內需求的任務，增加這些出口資源生產本身(需要時間)也失去了意義。有趣的是，我們注意到，新西蘭大約在同一時期正推行類似的改革，一位專家坦率地指出：在放開國內市場前不能實行外貿自由化。
在中國，這兩項改革從1979年逐漸展開，到1992-1993年，在國家監(jiān)督下基本完成。
誤區(qū)9：政府不應實行“民粹主義”政策。
這是20世紀90年代的另一個口號。這反映了過去的許多改革者腦子里的典型意識：愚昧的民眾無法估計到改革給他們帶來什么，因此應該盡可能地對他們的意見置之不理。
1992年的自由化使居民失去了存款，企業(yè)失去了周轉資金。生產和生活質量急劇下降，第一階段即1992-1994年的私有化改革完全沒有按照計劃執(zhí)行。改革失去了民眾的支持。社會調查結果和1993年秋季議會反對政府政策的“起義”都證明了這一點。盡管如此，政府仍無視這些信號，繼續(xù)改革。抵押拍賣是最可惡的措施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確定了在俄羅斯私有財產的非法性。
經驗表明，為使改革成功必須形成一種積極的體制預期，也就是人民對體制效率要有信心。為此必須在改革的各個階段不斷提高主要居民群體的生活水平。因此，要考慮對體制改革中的失敗者給予補償。順便說一下，不僅中國的改革者，歐盟的創(chuàng)立者也嚴格遵循這一原則。
誤區(qū)10：休克療法是最好的策略。
這一論斷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改革思想中占有主導地位。事實上，它違背了業(yè)已存在(但沒被充分認識)的國際經驗：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包括中國的“大躍進”(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都是休克療法最鮮明的事例。對奧古斯托·皮諾切特1974-1983年在智利的改革和20世紀80年代瑪格麗特·撒切爾改革的最初評價使休克療法更為流行。
皮諾切特改革的最初成果被視為“智利經濟奇跡”。但是，后來人們認識到，改革并沒有取得預期結果。現(xiàn)在智利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甚至低于俄羅斯。撒切爾改革的“休克”性質在激進程度上與轉軌經濟改革沒有任何可比性。況且就連這些改革的成效也遭到質疑，有些人甚至認為，正是1986年進行的證券交易自由化，當時也被稱為“大躍進”，給現(xiàn)在的危機埋下了禍根。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科爾奈對休克療法和漸進主義的支持者之間的辯論進行了總結：“大多數對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具有影響的西方專家主張加速私有化……而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俄羅斯。這一戰(zhàn)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不可逆轉的壞作用……導致財產和權力令人難以置信地集中……現(xiàn)在，10年、15年過去了，多數專家都不得不承認，主張逐步過渡是正確的。”③
誤區(qū)11：引進的總要好一些。
俄羅斯在改革中犯了一些錯誤，到現(xiàn)在為止這些錯誤仍在發(fā)揮影響，并且經常反復。這些錯誤包括：實施五級所得稅(1992年);頒布破產法(1992年);建立短期國債市場(1993年);以住房抵押貸款代辦處為基礎形成的抵押(1997年);漁業(yè)份額拍賣(2000年);福利貨幣化(2005年);養(yǎng)老金改革(2010年)。
總結20世紀90年代的主要教訓是重新認識改革的基礎。從上述11個誤區(qū)可以得出基本結論：為了從某個較為發(fā)達的制度環(huán)境中引進制度，將其植入欠發(fā)達環(huán)境中，需要從與后者環(huán)境相匹配的制度入手，努力消除其現(xiàn)有的文化、體制、技術和其他方面的限制。隨著限制被削弱，在最終目的沒有實現(xiàn)之前，應該采用新的過渡性體制。幾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按照這個路線進行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在合適的制度空間構建出具有連續(xù)性的過渡體制。沒有終極藥方，但找到合適的路徑，并選擇最為合理的方案，這是準備改革和正在改革的人們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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