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蘇聯實行了不同的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但主要特點是一貫的：長期堅持實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一直占主導地位，進出口商品結構類同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增長速度超過社會總產值的增長速度。 隨著向市場經
摘 要：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蘇聯實行了不同的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但主要特點是一貫的：長期堅持實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一直占主導地位，進出口商品結構類同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增長速度超過社會總產值的增長速度。 隨著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俄羅斯對外經貿的重要性大大增強，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發生重大的調整與變革，突出表現為：調整對外貿易地區結構，強化與歐盟的合作; 進出口商品結構變化不大，出口更加原材料化; 采取各種政策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取消國家對外貿的壟斷，實行全面開放; 強化東移亞太戰略; 推進獨聯體地區經濟一體化。 從蘇聯、俄羅斯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變革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到，一個國家要發展經濟、提高競爭能力，就必須實行改革和開放。
關鍵詞：蘇聯; 俄羅斯; 對外經貿政策; 對外經貿體制
不論是蘇聯還是俄羅斯，對外經貿政策都是其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經貿體制是整個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 對外經貿政策和體制對對外關系和國內經濟都有重要的影響。
經濟師評職知識：對外經貿論文什么期刊發表
一、蘇聯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的變化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蘇聯的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發展對外經貿關系的指導思想有所不同。 不同階段的對外經貿政策和體制對整個經濟所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
(一)從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1917年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權建立。 不久，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蘇俄發動了軍事進攻，實施了經濟封鎖。 到1920年，外國武裝干涉基本結束。 在這期間，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基本沒有發展對外經貿關系。 戰爭結束后，蘇俄為了盡快恢復國民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經貿關系，以便獲得資金和技術。 1921年，其對外貿易總額為1.81億盧布，1925—1926年度增加到11.45億盧布。 ①這期間，蘇聯在對外經濟合作方面，貫徹列寧加強與西方國家經濟合作的思想，除了采用傳統的貿易形式外，還采用了以下的經濟合作形式。
1.實行租讓制。 這一形式的主要內容是，蘇維埃政權將一部分礦山、森林、油田、土地或企業，按一定的條件在一定時期內租讓給外國資本家，但仍保有財產所有權，而承租者必須按合同的規定，把其所得產品的一部分交給蘇維埃國家。 實行租讓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外國資本、先進技術和學習管理經驗。
2.創建合營公司。 合營公司是由蘇聯與外國資本家共同投資建立的公司，蘇方的股權要在50%以上。 這些合營公司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從事對外貿易業務的，1925年其外貿額占全蘇外貿總額的9%。 ②
3.利用國外貸款。 采用這種形式，主要是為了購買恢復經濟所必需的機器設備。 但這一時期，由于西方國家的貸款條件苛刻，直到1925年，蘇聯才從德國獲得了一筆3億馬克的貸款。 ③
4.開展對外科技交流。 主要做法是邀請外國技術專家和技術工人參加蘇聯的建設，同時也派遣本國大學生、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去國外學習先進科學技術。
總的來說，在此期間，蘇聯雖采取了不少方法來發展對外經貿關系，但受國際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對外貿易規模十分有限。
從1928年到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先后實行了三個五年計劃，這也是蘇聯實現工業化的時期。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28—1932年)，蘇聯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大危機的時機，從西方國家進口了大批的成套設備，其中機器設備占一半以上。 在“一五”計劃結束的1932年，蘇聯進口的機器設備，占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量的一半，居世界第一位。 這對蘇聯建立許多新的工業企業、老企業的技術改造與生產技術的進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到“二五”計劃時期(1933—1937年)，蘇聯對外經貿規模日趨縮小，1930年蘇聯對外貿易總額為16.43億盧布，到1937年即“二五”計劃的最后一年，對外貿易總額降為5.24億盧布。 其對外貿易總額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有：一是蘇聯國內經濟有了大的變化，“一五”計劃時期建成了大量的工業企業，技術設備的自給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從而減少了進口; 二是“一五”計劃時期進口的大量機器設備需要消化; 三是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已經過去，它們利用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對蘇聯的對外經貿合作采取了不少限制性措施; 四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把發展對外經貿關系看作是克服經濟困難的一種臨時性手段，并沒有從經濟國際化這個戰略高度去認識它。 在“三五”計劃時期，蘇聯對外貿易總額繼續下降，1939年和1940年分別為2.72億盧布和4.85億盧布。 ④
在衛國戰爭期間(1941—1945年)，蘇聯一般商業性的對外貿易關系基本上已經中斷，主要進口與國防工業有關的軍需產品。
(二)從二戰結束到蘇聯解體前
這一階段時間較長。 戰后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改變，東歐和亞洲新建立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后又出現了不少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 蘇聯的國際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 在這種大背景下，蘇聯的對外經貿關系與外貿政策也發生了變化。
戰后初期，蘇聯為了恢復經濟，日益重視發展對外經貿關系。 1946—1950年，蘇聯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4.2%，而外貿額年均增長率為39.1%。 1948年蘇聯對外貿易總額為22.79億盧布，首次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即十月革命前1913年的22.70億盧布。 在這一時期，蘇聯不單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貿關系，還與社會主義國家和一批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了不同性質、不同形式的經貿關系。 從地區結構來看，其對外經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西方轉向東方。 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在蘇聯對外貿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1950年這一比例為81.1%，當年蘇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民族主義國家的貿易額分別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15.0%和3.9%。 發生上述變化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
從客觀上來講，一是二戰后蘇聯與西方國家的政治關系十分復雜，西方國家采取了一些歧視性的政策，如1947年起西方國家對蘇聯禁運，尤其是巴黎統籌委員會成立，對對蘇貿易與貸款實行了限制性措施; 二是蘇聯的產品結構導致其在國際市場上適應能力差，機電產品缺乏競爭力，只能向社會主義國家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出口; 三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地理上與蘇聯接近，方便的交通運輸條件利于它們進行貿易。
從主觀上來講，主要與斯大林提出的“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有關。 斯大林認為：“兩個對立陣營的存在所造成的經濟結果，就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因而現在就有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 ”他進一步指出：“可以滿懷信心地說，在這樣的工業發展速度下(系指社會主義國家工業發展速度——筆者注)，很快就會使得這些國家不僅不需要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商品，而且它們自己還會感到必須把自己生產的多余商品輸往他國。 ”[1]561，562然而，這種情況并沒有出現，在“經互會”解散前的40多年間，其成員國并沒有向西方國家大量輸出商品。 而且這些國家一直存在商品短缺情況，反而要從西方進口商品，特別是高質量商品。
斯大林逝世后，隨著蘇聯經濟的發展，其對外貿易規模有很大提升。 1950—1988年的38年間，蘇聯對外貿易總額由29.25億盧布增長到1320億盧布，增長了44倍，年均增長速度為10.5%，而同期社會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為6.65%。 不過，總的來看，蘇聯的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前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1985年3月11日，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 他上臺執政后，力圖使蘇聯經濟在發展戰略上實現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的轉變，縮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在充分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提高生產技術水平與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他主張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改革對外經貿體制，并認為這是發展蘇聯經濟的一項戰略性任務和客觀的必然趨勢。
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對外經貿體制的改革是實現根本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必然要求。 1987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六月全會上說：“在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認為自己在經濟方面能夠與其他國家隔絕。 我國在這方面也不例外。 蘇聯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 各個國家的國際貿易和外匯財政相互關系，以及最新科學技術改造，都不可避免地以某種形式影響我國的經濟狀況。 ”這次會議通過的《蘇聯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基本方針草案》規定，要大大擴大對外經濟聯系。 他同時強調，對外經貿體制的徹底改革，可成為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強大加速器。 在1990年7月的蘇共二十八大上，由于經濟形勢惡化，戈爾巴喬夫在談到改善經濟狀況時指出：“蘇聯經濟的健康化，在不小程度上取決于它納入國際分工體系的狀況。 ”①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的變革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的。
1.調整對外政策指導思想，整個外交政策日趨轉向“經濟化”。 當時，戈爾巴喬夫在對外政策方面提出的基本思想是：盡管當今世界矛盾重重，存在著多種多樣的社會經濟制度，各國人民在不同時期作出的選擇也各不相同，但世界是一個人們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和相互需要的統一整體，而且各國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越來越緊密。 從社會經濟角度來講，這主要由以下因素決定的。 第一，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大大加速了各國經濟國際化的發展。 現代科技的進步，一方面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從而要求世界更加開放，要求各國加強經濟聯系和合作; 另一方面，又為經濟國際化創造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如提供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從而使地球大大“縮小”了。
第二，世界各國面臨著涉及全人類命運的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如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維持生態平衡、消除各種可怕的新老疾病以及世界許多地區廣泛存在的饑餓和貧困、開發宇宙和海洋以造福于全人類。 而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單獨解決這些問題。 因此，必須加強國際合作，建立起有效的國際秩序和協調機制。 這些因素有力地推動著各國經濟國際化的進程。
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蘇聯在全力推行國內改革的同時，一直積極地調整對外政策。 從發展對外經貿關系的角度看，蘇聯調整對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
一是要改變蘇聯在世界上的形象。 為此，戈爾巴喬夫強調：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學、政治、意識形態觀點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而在外交活動中，要實行靈活的政策，要進行理智的妥協。 蘇聯認識到，只有其形象改變之后，才能創造寬松的國際環境來推動國內改革和經濟發展，才能順利地發展對外經貿關系。
二是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強調求同存異，不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搬到國際關系中去，承認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發展道路，進而更好地同其他國家發展經貿關系。
三是使對外政策直接為蘇聯經濟國際化服務，拓展蘇聯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拓寬合作領域，使蘇聯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沖破過去傳統的自我封閉的思想。 ①
十分明顯，蘇聯在發展對外關系方面的指導思想是“國際關系經濟化”“國際關系非意識形態化”。 這種更“經濟化”的外交政策，無疑是蘇聯經濟國際化的催化劑。
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蘇聯在對外經貿關系問題上提出的設想，還與以下幾個因素密切相關：一是不再像過去那樣用簡單化的方法去看待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是認為隨著現代科技革命的迅速開展，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還有很大的余地。 二是認識到，加強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與技術合作，是實現蘇聯科技進步的一項戰略性任務。 對此，蘇聯科學院院士普里馬科夫在分析蘇共二十七大與世界經濟及國際關系問題時指出：“必須以現實主義的態度注意到資本主義的經濟已進入科技革命的新階段。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加速科技革命的過程已經出現。
這種加速過程的主要領域是微電子學、信息學、新科技的生產、生物工程等。 ”因此，“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科技革命的研究非常重要”。 ②這就要求，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科技革命階段之際，蘇聯必須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新技術的引進與開發，促進科技的發展，使本國科技的進步能跟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 三是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時，中國與東歐一些國家的改革與開放出現了新的浪潮。 這些國家特別是中國，其對外開放已取得了不少進展。 應該說，這對當時蘇聯推行開放政策是個促進因素。
2.調整與改革對外經貿政策。 這方面的主要內容有：
第一，逐步打破國家壟斷對外貿易的局面，賦予各部門、企業直接進入國外市場的權利。 二戰后，蘇聯對外經貿有了較大發展，同世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但總體來說，由于長期受外貿壟斷制、產品缺乏競爭力與出口結構單一等因素的影響，蘇聯對外經貿水平遠不能與世界經濟國際化發展進程相適應。 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對外貿易總額在世界外貿總額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6%至4.2%之間，到1988年才增至7.7%。 ③為了取消外貿國家壟斷和賦予各部門、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權利，蘇聯采取的辦法是，實行對外貿易管理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
1986年8月19日，蘇聯通過的《關于完善對外經濟管理措施的決議》規定：“在保持和發展對外經濟活動國家壟斷的同時，迫切需要擴大各部、主管部門、聯合公司、企業和組織在這個領域的權力和加強它們的責任性，保證它們走向國外市場，加強對發展國際合作和加速采用最新科技成果的興趣，從而提高對外經濟聯系的效率。 ”這意味著，蘇聯在外貿管理權方面，仍然實行壟斷原則，目的是使國家有效地控制對外經貿，使國家利益不受損害。 為此，新成立的對外經濟委員會(它取代了原來的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負責全面領導，制訂遠景計劃，監督與協調對外經貿工作，實行歸口管理，統一對外，防止政出多門。 與此同時，蘇聯下放外貿經營權，力圖逐步改變外貿部門壟斷外貿的局面。 1987年，蘇聯授權22個部門和77家生產聯合公司等企業和組織面向世界市場，直接經營進出口業務。 后來，蘇聯還賦予各加盟共和國和地區外貿經營權，授權它們開展地方貿易和邊境貿易。
第二，注入刺激機制，從多方面增強企業沖向國際市場的內在動力。 從當時蘇聯采取的一些措施來看，其著力解決的問題有：一是使有外貿經營權的企業具有真正的自主權，就是說，使這些企業的對外經濟活動也建立在自主經營、自籌資金和自負盈虧的基礎上。 自主經營指外貿企業成為決定對外經濟活動的主體，外貿計劃由其自身制訂; 自籌資金和自負盈虧，是要從根本上改變外貿企業與國家財政的關系。 這些企業的用匯和創匯應緊密結合，企業進口設備等所需外匯應靠自己出口產品所獲的外匯來支付。 同時，企業對其對外經濟活動的效益和外匯的使用承擔全部責任。 企業為了擴大出口商品的生產，如外匯不足，可向銀行申請外匯貸款，并用出口商品獲得外匯貸款。
一旦發生因完不成出口任務而引起外匯短缺的情況，不能靠國家財政撥款來解決。 二是實行外匯留成制度，以刺激企業出口積極性。 蘇聯根據出口產品的不同種類，規定不同的外匯留成制度。 三是對一些地區制定特殊的優惠政策，為其走向世界市場創造更方便的條件。 例如，為了促進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更快地發展對外經濟聯系，規定了一些優惠待遇：這些地區的企業可以利用外匯留成在國外直接購買消費品; 可以利用它們所節約下來的全部材料加工出口; 職工工資由經理和工會酌情決定，而不受一般企業工資制度的限制; 等等。
第三，擺脫傳統理論束縛，開拓非傳統的對外經濟合作形式。 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個較長時期，與西方國家經濟聯系和合作的形式還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合營企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但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與西方國家的經濟聯系，基本上是通過對外貿易渠道實現的，即主要集中在流通領域。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與長期以來特別是在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蘇聯從理論到實踐，都不再允許在國土上出現任何形式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更不允許外國資本在國土上出現有關。
在蘇聯領導人決定停止實施新經濟政策時，從這一政策中產生出來的租讓制和合營公司自然也就被廢止。 戈爾巴喬夫執政后，在分析國內經濟停滯原因時，也分析了長期以來蘇聯對外經貿關系方面存在的保守主義、教條主義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消極影響。 他認識到，要使蘇聯經濟走向世界，只靠單一的傳統的貿易形式是遠遠不能適應世界經濟形勢發展需要的，這只會導致蘇聯經濟繼續落后; 要改變這一局面，就必須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早已采用的一些非傳統的對外經濟合作形式，如建立合資企業、自由經濟區和免稅區等。
隨著改革的推進，蘇聯在發展對外經貿關系方面，特別注意從單一的貿易方式轉向生產合作方式。 做法是：(1)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合作中，蘇聯明確規定，要“從以貿易為主的聯系方式向深層次的生產專業化合作過渡”。 ①在各部門、聯合公司和企業一級建立直接的國際生產聯系和科技聯系，共同解決科研、生產、供貨、銷售、售后服務等問題。 蘇聯把這種方式作為重點加以推廣。 當時，蘇聯已有1700多家企業與“經互會”成員國的企業建立了直接聯系。 (2)1987年1月，蘇聯通過決議，決定在蘇聯境內同外國建立合資企業，以便利用這種方式來發展國際生產合作和開拓新的經濟聯系形式，并通過這種形式來吸收和利用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工藝和管理方法。
1988年，蘇聯為了加快建立合資企業，改善國內投資條件，提高合資參與者的興趣，修改了合資法。 主要內容有：取消了合資企業中外國參與者的比例不得超過49%的規定，規定這個比例由合作者之間的合同來確定; 取消了合資企業管理委員會主席和經理必須由蘇方人員擔任的規定，規定這些職務可以由外國公民擔任，合資企業管委會有權獨立決定雇工、解雇、勞動報酬的形式和數量以及對工作人員采取的獎勵制度; 對合資企業為發展生產而運進蘇聯的商品將征收最低的進口稅或完全免除關稅; 外國伙伴的利潤可以匯回本國; 大大簡化建立合資企業的手續; 等等。
關于自由經濟區的問題，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的初期，蘇聯還是持懷疑態度的，在思維觀念上也面臨著阻力，即更多地認為它具有資本主義復辟的本質屬性。 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的經濟特區作了多次考察和多方了解之后，蘇聯對此問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 后來蘇聯在討論自由經濟區的問題時，把它看作是推動本國經濟發展、擴大和密切與西方經濟聯系的一種重要形式。 從1988年開始，蘇聯對建立自由經濟區的問題已從討論轉入落實，并決定首先建立兩個自由經濟區，一個是蘇芬邊境的賽馬運河區，另一個是遠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
第四，積極調整對外經貿地區戰略。 二戰后，蘇聯在理論及實踐中，一直把發展與東歐國家的經貿關系視為戰略重點。 但這一地區戰略與當時蘇聯推進經濟國際化的方針不相適應。 從“經互會”成員國民用技術水平來看，各國雖在某些領域各有其特點，但總的來說，處在同一水平線上，如果長期主要集中在這些國家范圍內進行貿易和經濟合作，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低水平的重復，這對提高各國的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有著明顯的消極作用。 從“經互會”成員國的經貿體制來看，長期實行的是一種“統包統攬”的做法，進出口基本上都由政府統一包下來，這樣，競爭機制不起作用。
在這種體制下，“經互會”成員國往往把高質量產品出口到西方以換取自由外匯，互相之間則以低質量產品進行交換。 這種做法必然影響各國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提高。 還應指出的是，“經互會”國家之間的分工，主要是由蘇聯確定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商品交換實際上是蘇聯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在這些國家的延續，市場經濟機制難以起作用，這樣就不可能提高這些國家的經濟質量和市場經濟競爭能力。 由于“經互會”是封閉性的經濟集團，因此它阻遏了其成員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割斷了世界產業轉移的鏈條，嚴重影響這些國家對世界科技革命新成果的傳導。
為了改變上述情況，戈爾巴喬夫執政后，在調整對外政策的同時，對對外經貿地區戰略也作了相應調整。 調整的總趨勢是，把戰略重點逐步由東歐移向西方。 采取的措施有：(1)調整與東歐國家的經貿關系。 從1986年起，蘇聯不再增加向東歐國家的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供應，并明確表示今后不能再成為東歐各國廉價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國。 另外，在對外貿易體制上，蘇聯主張在經濟核算制的基礎上同東歐各國建立部門間、企業間的直接經濟聯系，自行協商和解決經濟合作中的有關問題。 這樣做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為了使蘇聯政府盡可能地擺脫對東歐國家“統包統攬”的局面，而讓各部門、企業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來發展與東歐各國的經貿關系。
(2)積極發展與西歐的經貿關系。 在對外經貿關系調整過程中，蘇聯把西歐作為發展經貿關系的戰略重點。 其出發點是，在西方世界的美、日、西歐三足鼎立中，蘇聯與美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抗、緊張局面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打破，同日本的領土糾紛也難以解決，而同西歐各國則有傳統的經濟聯系，在地理上也是近鄰。 因此，西歐可作為蘇聯同整個西方世界發展經貿關系的前沿陣地。 應該說，戈爾巴喬夫的這一戰略舉措取得了很大成效，如當時蘇聯從西德獲得了大批貸款，并與西德創辦了不少合資企業。
(3)在緩和與美、日政治關系的同時，積極發展經貿關系。 受政治關系的影響，蘇美之間的經貿關系一直較為冷淡。 后來，隨著蘇美關系的緩和，兩國貿易額出現了上升的勢頭。 對日本，蘇聯積極推行“政經分離”的政策，加快發展經貿關系。 后來，蘇日貿易發展較快。 1988年，蘇聯對日出口額為27.7億美元，比1987年增長17.8%; 對日進口額達31.1億美元，比1987年增長22.1%。 (4)以加速開發與開放遠東地區為契機，推動蘇聯與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合作。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對外關系方面特別重視亞太地區。 這一舉措是蘇聯調整對外經貿地區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推動整個蘇聯經濟國際化的重要一環。 蘇聯加速開發與開放遠東地區，主要是出于三點考慮：一是亞太地區將成為世界經濟貿易中心; 二是亞太地區市場容量大; 三是發展蘇聯遠東地區需要吸收亞太地區國家的資金、技術與勞動力。
從以上的簡單分析可以看到，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調整對外經貿地區戰略的意圖是：首先，總的來看，向西方傾斜，目的在于更多地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能力，為蘇聯今后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場創造條件; 其次，重點面向西歐，以促進蘇聯西部地區的發展，以西部來帶動東部; 最后，面向亞太地區，以更好地開發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逐步使蘇聯東部地區成為今后整個蘇聯經濟的堅實基地，也為今后深化發展與亞太地區各國的經貿關系打下基礎。
由于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調整了對外經貿地區戰略，蘇聯的對外貿易地區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民族主義國家在蘇聯對外貿易中的占比變化。 1989年，社會主義國家的比重由1950年的81.1%下降到61.6%，而同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民族主義國家的比重分別由15.0%和3.9%提高到26.2%和12.2%。 盡管社會主義國家所占比重下降了，但仍保持在60%以上。
(三)蘇聯對外經貿的主要特點
第一，從外貿管理體制來看，雖然戈爾巴喬夫執政后力圖打破國家壟斷外貿的局面，但總體上看，蘇聯長期堅持實行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制。 蘇聯的對外經貿體制與整個國民經濟管理體制一樣，實行中央高度集權，以行政管理為主的管理原則。
第二，從對外貿易地區結構來看，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對外貿易地區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總體上來講，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一直占主導地位。
第三，從進出口商品結構來看，類同于發展中國家。 蘇聯雖然是個工業大國，但機器設備及其他深加工產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在20世紀80年代為15%左右，而燃料、電力和原材料的出口要占一半以上。 1984年，蘇聯能源出口收入占國家外匯收入的54.4%。 在進口產品中，占第一位的是機器設備。 80年代機器設備占總進口額的40%左右，其次是食品與食品原料，占17%左右。
第四，從戰后蘇聯對外貿易發展情況來看，一個重要特點是對外貿易增長速度超過社會總產值的增長速度。 如1971—1980年，對外貿易總額年均增長15.6%，而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5.2%。 蘇聯外貿一般保持順差，1946—1988年這40余年間，只有8年出現少量的逆差，而其余的35年均為順差。
二、俄羅斯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的變革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遺產。 隨著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俄羅斯在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方面，有很大的調整與變革。
(一)對外經貿對支撐俄羅斯經濟的作用大大提高
俄羅斯獨立后的葉利欽時期(1992—1999年)，其GDP除了1997年和1999年分別增長0.9%和3.2%之外，其他6年都是負增長。 但在對外商品貿易方面，除1992年、1998年、1999年比上年下降外，其余各年的對外貿易總額均是上升的。 從2000年普京執政開始，對外貿易總額除2009年、2014年、2015年、2016年與2019年出現下降外，其他15年都是增長的。 不過，各年的對外貿易總額相差較大。 到目前為止，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最高的年份是2013年，為8645億美元，最近的2019年為6720億美元。 俄羅斯的對外商品貿易受世界經濟變化的影響較大，如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與能源價格下滑的影響，2009年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下降至4952億美元。
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的增速比GDP的增速要高得多。 如2000—2006年俄羅斯GDP年均增長率在6%—7%之間，而同期對外貿易總額的年均增長率為22.6%。 2007年與2008年俄羅斯對外貿易總額分別增長23.4%和31.9%，而同期GDP分別增長8.1%和5.6%。 顯而易見，對外貿易對推動俄羅斯經濟起著重要作用。 從出口對俄羅斯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01年為36.7%，2002年為35.2%，2003年為35%。
據俄羅斯經濟分析研究所的估計，1999—2003年對外經濟因素保證了俄羅斯每年5.9%的經濟增長率，2004年俄羅斯經濟增幅的50%得益于國際市場上的高油價。 對外貿易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的作用還表現在不斷增長的外貿順差。 俄羅斯的外貿順差從1992年的106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2109億美元，增加了近19倍。 1992—2014年，俄羅斯貿易順差共計20599.89億美元。 對外貿易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的作用有：一是使外匯儲備大量增加; 二是保證了俄聯邦預算的穩定，預算盈余不斷增加; 三是提高了償還外債的能力，從而減輕了俄羅斯的債務負擔。 可見，對外貿易的發展對緩解俄羅斯經濟的困境有很大的作用。
(二)對外貿易地區結構的變化
在蘇東劇變的浪潮中，“經互會”宣告解散，俄羅斯對外貿易的地區結構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俄羅斯的對外貿易對象中，歐盟居首位，其次是獨聯體國家、亞太地區國家與中東歐國家。 與歐盟的貿易額占俄羅斯外貿總額的比重不僅最大，而且呈不斷提高的趨勢，由1997年的34.5%提高到2006年的52.7%。
這是因為俄羅斯的出口主要依賴歐盟市場，而歐盟的能源主要靠俄羅斯供應; 另外，中東歐一些國家先后參加了歐盟。 近幾年來，俄羅斯與歐盟的貿易額所占比重雖有所下降，但俄歐貿易仍占有重要地位。 與歐盟國家的貿易額在俄羅斯外貿總額中的占比2014年為48.2%，2018年為42.8%。 而俄羅斯與獨聯體國家的貿易額占比呈明顯下降趨勢，從1997年的22.2%下降到2014年的12.2%。 2018年俄羅斯與亞太地區國家(包括中國)的貿易額占俄羅斯外貿總額的31%。
(三)進出口商品結構與蘇聯類同，但出口更加原材料化
從總體來看，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經濟結構，因此，其進出口商品結構與蘇聯類同。
俄羅斯自經濟轉型以來，其經濟結構的調整未能取得明顯進展。 就出口商品結構來看，有以下特點：一是原材料化的趨勢日益嚴重，能源等原材料產品在對外出口產品中一直占主要地位，2014年占俄羅斯出口產品的83.2%，2019年能源產品占出口總額的63.3%。 二是機器設備與運輸工具類產品出口不斷下降，在20世紀最后10年，這類產品出口還占其出口總額的10%左右，但到了21世紀則明顯下降，2019年只占出口總額的5.32%。
在分析俄羅斯出口商品結構時，值得一提的是軍技產品出口問題。 蘇聯時期軍技產品在其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經濟轉型初期軍技產品產量大幅度下滑。 普京執政后，對軍事工業采取扶植政策。 俄羅斯不斷開發新武器與發展軍工綜合體，從而推動軍技產品出口不斷增加。 2019年俄羅斯武器出口額為152億美元，僅次于美國。 特別要指出的是，近幾年來，俄羅斯糧食出口大大增加，2018—2019年度糧食出口量達4330萬噸。
俄羅斯進口商品中，機器設備與運輸工具類產品一直占主要地位，在20世紀最后10年一般要占進口總額的32%—35%，2019年占43.9%。 另一個大項是化工產品，占19.5%。 食品與農業原料的進口額在2000年以前長期占俄羅斯進口總額的20%以上。 隨著俄羅斯經濟好轉，特別是食品工業、輕工業與農業的發展，這類產品的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比重逐步下降。 2019年俄羅斯的食品與農業原料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12.24%。
2014年，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受西方制裁。 此后，俄羅斯全面實施進口替代政策，并把實施該政策作為經濟工作的優先方向。 2015年8月4日，俄羅斯成立聯邦政府進口替代委員會，時任總理梅德韋杰夫親任主席，該機構下設民用經濟與國防工業委員會。 俄羅斯下決心實施進口替代政策的一個直接目的，是要在工業領域逐步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賴。 據俄羅斯工業貿易部的數據，截至2014年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發起經濟制裁時，俄羅斯約一半的工業部門中，進口產品占同類產品銷售總量的50%以上，其中重型機器制造業為70%—80%，制藥業為80%—90%，民用飛機制造業為80%，石油天然氣設備為60%，農業機器制造業為50%—90%。 根據進口替代計劃，到2020年，俄羅斯總體進口依存度將從88%降至40%。
[2]俄羅斯實施進口替代政策的另一個目的是調整經濟結構，加強制造業的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這也是俄羅斯推進再工業化與經濟現代化的一個手段。 但要指出的是，這個政策的實施將會面臨不少困難。 首先，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資金缺乏是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此外，創新能力差、缺乏技術力量等因素，也將阻遏進口替代政策的實施。 其次，俄羅斯在短期內很難生產出質量與西方國家相媲美的產品，這使很多企業不愿意放棄從國外采購機器設備等技術產品。 截至2018年，俄羅斯部分工業部門的進口依存度仍高達60%—80%，機床制造業甚至上升到92%—93%。 [2]這說明，進口替代政策在短期內尚不能對俄羅斯進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調整產生大的作用。
(四)積極推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對外經貿政策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曾就蘇聯經濟如何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提出了一些設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直到1992年經濟轉型開始之后，俄羅斯才真正采取了一些實際行動。 俄羅斯經濟轉型的目標已不再像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那樣處于爭論不休的狀態，而是十分明確，即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 這一轉型目標與經濟全球化、全球經濟一體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也就是說，要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參與全球化進程，俄羅斯就必須使其經濟適應變化了的世界經濟環境，跟上經濟全球化的步伐。 因此，改變對外經貿政策就成為俄羅斯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這方面，最顯著的表現是俄羅斯積極參加各類國際經濟組織。
俄羅斯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對國際經濟組織持積極合作的態度。 1992年，俄羅斯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除了參加世界性金融組織外，俄羅斯還與一些地區性的國際金融機構，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等建立了合作關系。 另外，俄羅斯還與由其主導或創建的地區性國際金融機構進行合作，這些機構有：國際經濟合作銀行、國際投資銀行、獨聯體跨國銀行、黑海貿易與發展銀行等。 為了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強與世界各經濟區域的合作，俄羅斯還參加了八國集團(2014年因烏克蘭危機被西方國家暫停成員國地位)、亞大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組織。
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關系，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了俄羅斯的對外貿易政策。 1990年，蘇聯成為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的觀察員。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觀察員地位。 1993年俄羅斯向關貿總協定遞交了加入該組織的正式申請。 2006年11月19日，在河內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俄美兩國簽署了俄羅斯“入世”雙邊談判議定書，美國成為俄羅斯達成商品市場準入協議的第56個、完成雙邊服務市場準入談判的第27個WTO成員。 經過18年的努力，俄羅斯終于在2011年12月16日跑完了“入世”馬拉松，世貿組織第八次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俄羅斯“入世”協議。 2012年8月22日，俄羅斯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156個成員，它也是最后一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經濟體。
(五)改革對外經貿體制
1.取消國家對對外經貿的壟斷，實行對外經貿活動自由化
1991年11月15日，俄羅斯通過了《對外經濟活動自由化法令》。 該法令明確規定，廢除對外貿易中的國家壟斷制，放開對外經營活動。 它還規定，凡是在俄羅斯境內注冊的企業，不論其屬于何種所有制，均有權從事對外經貿活動，包括中介業務。 1992年向市場經濟過渡之后，圍繞廢除國家壟斷制與實行對外經貿活動自由化，俄羅斯采取了一些具體措施，主要有：取消對外貿易的各種限制，逐步減少按許可證和配額進出口的商品數量。 從1993年8月1日起，俄聯邦通過的《海關稅法》生效，對進口商品采用國際上通用的從價稅、從量稅和綜合稅，按國際價格課稅。 在商品出口方面，俄羅斯也實行取消出口限制的政策。
在對外經貿方面實行以自由化為方向的改革的同時，考慮到保護本國經濟的需要，俄羅斯也加強了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手段是利率和關稅。 俄羅斯不斷規范關稅制度，使其逐步朝著與國際接軌的方向發展。
2.實行全面的開放政策
獨立后的俄羅斯，開始用新的思維對待國際經貿關系。 1992年2月，葉利欽在會見駐莫斯科外交使團團長時就說，俄羅斯準備與世界各國、各地區進行廣泛合作，實行開放政策。 葉利欽執政后，其對外政策的特點是：推行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外交政策; 推行全方位外交政策(除了俄羅斯獨立之初實行“一邊倒”的對外政策外)，既面向西方，也面向東方，既同北方，也同南方進行廣泛合作; 實行以國家利益為重的經濟優先外交政策，把對外開放定為基本政策。
當然，俄羅斯在與各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合作時有不同的側重點：對美國與西歐，主要是吸引資金與技術，爭取獲得更多的經濟援助; 對獨聯體國家，主要是通過經濟一體化，實現多層次的經濟合作，并達到在政治上擴大影響力的目的; 對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北亞地區，主要是加強經濟合作，這一方面可以推動俄羅斯參與多邊合作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俄羅斯的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適應世界經貿的重點向亞太地區轉移的總趨勢，同時還能夠促進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的開放。
(六)強化東移亞太戰略
在分析俄羅斯對外經貿調整問題時，不能不提及俄羅斯的強化東移亞太戰略。 俄羅斯清楚地認識到，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在不斷上升，世界經濟與貿易的重點已日趨轉向亞太地區，21世紀將是亞太世紀。 俄羅斯必須做好準備，使其東部地區(西伯利亞與遠東)適應這一發展趨勢。 對俄羅斯來講，開發與開放東部地區是其重要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 俄東部地區的開發，需要大量資金、技術與勞動力，這單靠本國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對此，俄羅斯國內與國際上一些有識之士早就提出，俄東部地區參與國際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強化對俄經濟制裁的情況下，俄羅斯經濟面臨嚴重困難。 在此情況下，俄羅斯更需要加強與中國等亞太國家的經濟合作。 不過，不能因為俄羅斯強化東移亞太戰略，就此得出其“經濟重心東移亞太”的結論。
俄羅斯從來自認為是歐洲國家，它的經濟重心一直在歐洲。 不論是在從前的蘇聯還是在當今的俄羅斯，盡管大部分資源集中在東部地區，但其生產能力的70%—80%都集聚在西部。 目前俄東部地區的GDP僅占全國GDP總量的20%，固定資本僅占全國的15%左右。 從對外經貿關系來說，俄羅斯50%以上的外資來自歐盟，其能源出口重點也在歐盟，進口的機器設備亦主要來自歐盟。 盡管近幾年俄力求加強對亞太國家的能源出口，但所占份額依然有限。 俄預計對亞太地區的石油出口額占其石油出口總額的比重將由2008年的8%上升到2030年的22%—25%，天然氣則將由2008年的幾乎為零增加到2030年的20%。 這些情況說明，把俄強化東移亞太戰略說成是俄將經濟重心東移到亞太，是不準確的。
(七)推進獨聯體地區經濟一體化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除了開展對外經貿政策的改革，力圖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外，還不斷對“后蘇聯空間”嘗試啟動一體化進程。 蘇聯解體后，獨聯體各國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是處理國內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鞏固政權，建立新的國家機構，發展與西方國家的經貿關系等。 1993年，俄羅斯度過嚴重的經濟轉型危機后，開始著手第一個一體化計劃。 1995年1月，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簽署了關稅同盟協議，之后，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也先后加入進來。 這個關稅同盟實際上是空有虛名，并沒有實際行動。 到了普京執政后的2000年10月10日，俄、白、哈、吉、塔五國在阿斯塔納簽署了歐亞經濟共同體協議，該協議在2001年5月31日生效。 后來烏茲別克斯坦加入歐亞經濟共同體，亞美尼亞、摩爾多瓦和烏克蘭作為觀察員參與。 但是，這個一體化組織也同樣未能運轉起來。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后，俄、白、哈商談建立關稅同盟，該同盟于2010年正式運行。 2014年5月，三國簽署歐亞經濟聯盟條約。 根據條約，歐亞經濟聯盟，或稱歐亞聯盟，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啟動。 從上述過程可見，俄羅斯實際上一直在著力推動獨聯體地區一體化進程。 通過建立歐亞聯盟，俄羅斯積極推進獨聯體地區一體化，其主要意圖是：從經濟上講，通過建立統一的經濟空間，加強經貿合作，克服經濟困難; 從地緣政治上講，力圖強化與擴大在獨聯體地區特別是在中亞地區的影響; 從對外政策上講，這些國家聯合在一起，可更有力地與西方國家在政治方面展開博弈，避免獨聯體國家在國際社會被邊緣化的危險。
2011年10月3日，普京在《消息報》發表了《歐亞新的一體化計劃：未來誕生于今日》一文，并以此作為總統競選的一個政策性文件。 該文談及歐亞聯盟的意義時指出：“歐亞聯盟作為大歐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將立足于普遍適用的一體化原則，共享自由、民主和市場規律的統一價值觀。 早在2003年，俄羅斯與歐盟就達成了建立共同經濟空間、協調經濟活動規則(不建立超國家機構)的協議，現在，關稅同盟以及今后的歐亞聯盟將參與與歐盟的對話。 這樣，加入歐亞聯盟除了直接的經濟利益外，還可使每個成員以更有利的地位更快地融入歐洲。
此外，歐亞聯盟和歐盟合作伙伴合理及平衡的經濟體系能夠為改變整個大陸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態勢創造現實條件。 ”可見，俄羅斯在“后蘇聯空間”建立歐亞聯盟這一戰略舉措的實質，是要把歐洲與亞太地區聯系起來，使獨聯體國家在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 同時，以俄、白、哈關稅同盟為基礎，在爭取更多的獨聯體國家參與的情況下，構建橫跨歐亞大陸的區域一體化合作機制，力求將經濟聯盟發展為政治聯盟。
歐亞聯盟的啟動，是推動歐亞一體化的重要步驟，但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的作用是有限的。 歐亞一體化進程不會很順利，這是因為各國之間存在不同的認知與利益訴求。 歐亞聯盟由俄羅斯主導，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俄要起到主導國家的作用，就不能只是做組織協調工作，還必須對歐亞聯盟參與國在經濟上給予利益。 對經濟較為落后的中亞國家來說，加入歐亞聯盟自然希望從俄羅斯得到經濟實惠。
而問題是，對俄羅斯來講，其經濟本身是個軟肋。 近幾年來，俄羅斯經濟增速大幅度下滑，而且這種下行趨勢還會延續較長時期，即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俄羅斯經濟將處于低速增長期，不排除在個別年份出現負增長的可能性。 在這種經濟情況下，俄羅斯在歐亞聯盟中的主導作用將受到制約，而中亞國家亦將對歐亞聯盟能給它們帶來多大經濟利益產生疑慮。 中亞國家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一直在大國之間搞平衡外交，大搞實用主義，一旦從歐亞聯盟中難以獲得其所需的經濟利益，就必然會拉近與中國或美國的關系。 從中亞國家本身存在的問題來看，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各國之間也有不少差異，中亞五國很難形成統一的經濟空間。
另外，還應該看到烏克蘭問題的影響。 俄羅斯一直十分重視烏克蘭參與歐亞一體化進程。 不論從經濟還是綜合國力來講，烏克蘭都在獨聯體國家中居第二位。 它的國土面積在歐洲也僅次于俄羅斯，居第二位。 烏克蘭是俄羅斯再次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離開了烏克蘭，俄羅斯就不再是一個強大的歐亞大國。 正如布熱津斯基指出的，“沒有烏克蘭，俄羅斯不能成為帝國”。 因此，俄羅斯與烏克蘭加強經濟合作具有頭等重要意義，比與中亞國家的合作更具重要性。 烏克蘭危機發生后，雖然克里米亞“脫烏入俄”已為既成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危機的結束。 俄與烏及西方國家將就烏克蘭今后的走向繼續展開劇烈爭斗。 在此情況下，烏克蘭根本不可能考慮加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聯盟，反而是一心想加入歐盟。 這樣，2015年啟動的歐亞聯盟，也就顯得十分弱勢。 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看不到俄烏關系改善的前景。
三、結束語——幾點思考
從蘇聯到俄羅斯，在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隨著國內經濟政策、體制與國際環境的變化，其對外經貿政策和體制也不斷發生變革。 從這個變革過程中，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一)走閉關鎖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必然導致經濟長期落后
蘇聯—俄羅斯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的變革，總趨勢是日益朝著強化對外經濟合作的方向發展。 這也證明，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關起門來孤立地進行發展。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3]276在170多年以后的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相互往來、相互依賴的經濟關系大大發展了。 生產的社會化早已超越了國界，迅速向國際化發展，越來越多的商品、資本、勞動力、技術、信息等進入了國際市場。
一國的生產不單單要以世界市場為背景，而且要以國際交流和合作為條件。 發展國際經濟關系最普遍的形式——國際貿易，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發展經濟甚至是生存的必要條件。 20世紀50年代，世界出口總額在世界總產值中的占比為5%，而到21世紀初，已超過20%，2018年為22.7%。 如果按進出口總額計算，2018年，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46%。 可見，對外貿易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在快速增強。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證明，走閉關鎖國的經濟發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它必然導致經濟的長期落后。 同樣，那種逆經濟全球化、逆貿易自由化的政策也是行不通的。
(二)要改革就必須要開放
改革和開放，二者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應同時進行。 改革是開放的條件，開放是改革的外部推動力。 所以，中國自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事業以來，一直是同時強調改革和開放的。 中國的開放是向全世界開放。 二戰后，由于受斯大林“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的束縛，蘇聯在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主要局限于“經互會”國家范圍內。 在這個范圍內展開經貿合作，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產品質量不可能提高，沒有競爭能力。
這就是蘇東國家發生劇變后，在實行開放時，不僅食品工業、輕紡工業等部門幾乎全部被西方國家商品擊垮，而且連蘇聯重點發展的重工業部門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也失去了立足點的原因。 應該說，斯大林提出的“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是蘇聯對外經貿政策中的一個最大失誤。 中國在推動開放時注意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一開始就把重點放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上，從這些國家引進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方式。 這也是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在短時期內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主要原因。
(三)對外經貿體制改革與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密不可分
本文一開始就指出，對外經貿體制是整個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外經貿政策與體制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受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 蘇聯一直實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 在對外經貿體制方面，戈爾巴喬夫曾試圖打破國家壟斷對外貿易的局面，但沒有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到俄羅斯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時候，國家壟斷外貿的體制才宣告終結。 這也說明，對外經貿體制變革的速度和深度，取決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
(四)提高產品質量與改善經濟結構是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條件
要提高在對外經濟合作中的競爭力，就必須不斷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和改善經濟結構。 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教訓應引以為戒。 蘇聯—俄羅斯有兩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一是出口產品單一化，長期主要出口能源等原材料產品，受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很大，這是其對外貿易水平和國內經濟發展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工業產品特別是機器設備和運輸工具類產品質量差，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近幾年來，這類產品的出口額占俄羅斯出口總額的5%左右，至于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而同時，這類產品又大量依賴進口。 我們在前面提到，俄羅斯約一半的工業部門中，進口產品占同類產品銷售總量的50%以上，這使俄羅斯經濟發展受制于西方國家。 在這方面，中國也有深刻的教訓。 特朗普上臺后，在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要求對高新技術產品對華出口采取限制措施，企圖掐斷中國的產業鏈，阻遏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國必須強化高新技術的研究，打破西方在一些高新技術產品領域的壟斷。
參考文獻：
【1】 斯大林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李建民.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經濟：發展路徑與趨勢[J].俄羅斯研究，2019(6).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陸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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