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代幣監管的模式、架構與機制

　　內容摘要：數字代幣已發展為類型多樣的龐大集合，各國對數字代幣的監管亦采取了不同的模式、架構及法律機制。伴隨資本市場產品監管架構的集中監管模式與包含證券監管架構、貨幣監管架構等的分散監管模式各有短長。在不同監管模式中，信息報告、營業限制、行為監管及監管沙盒等法律機制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對數字代幣采取相對集中的分散監管模式及灰產監管架構，需要從四個方面進一步推動數字代幣監管的法治化，需要及時研究分類監管方案、制定相關標準、引入監管科技，為應對未來數字代幣監管與治理之挑戰作準備。

　　關鍵詞：數字代幣虛擬貨幣區塊鏈監管模式監管架構法律機制

　　區塊鏈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與區塊鏈相伴的哈希函數、數字代幣、智能合約、超級賬本等概念，如今已在許多領域日漸普及。“代幣”意為“一種可以與物品或服務交換的物體或標記”，〔1〕以數字形式存在和流轉的數字代幣(digitaltoken，有時也稱為“數字貨幣”“數字通證”或“虛擬貨幣”)

　　貨幣論文范例：基于專利分析的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系統研究

　　〔2〕無疑是區塊鏈一度最炙手可熱的應用：比特幣(Bitcoin，簡寫BTC)使區塊鏈進入大眾的視野，以太坊(Ethereum，簡寫ETH)使區塊鏈得以成為多元化、多功能的平臺，在比特幣、以太坊等大型區塊鏈項目之外，一度存在超千種數字代幣，也出現了大量魚龍混雜的區塊鏈代幣首次發行(InitialCoinOffering，簡稱ICO)項目，雖然狂熱之后出現了短暫的沉寂，但在區塊鏈存證、區塊鏈信用證、聯盟鏈、證券型代幣及各種智能合約等推動下，區塊鏈發展的步伐再次加速，并形成了大規模的區塊鏈產業鏈，其影響已滲透到包括金融、物流、貿易、文娛、農業、公共服務等各個領域。數字代幣在這一機遇中再次得到了生長和發展的空間。固然，數字代幣的繁榮有可能伴隨洗錢、詐騙、賭博、非法經營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滋長，危及金融安全和社會經濟秩序，其潛在風險可謂不得不防，〔3〕對數字代幣的監管不可或缺。

　　〔4〕然而，數字代幣本身也有積極的一面，不同的數字代幣功能各異，在充分防范風險、實現有效監管的前提下，數字代幣在資產標記、合約驗證、交易追溯、跨境支付等方面的優勢也能助力社會經濟發展。不僅如此，離開高質量的數字代幣，智能合約及區塊鏈平臺服務的發展也將受到實質性的限制。因此，一味禁止數字代幣并非最理想的選擇;完善數字代幣監管體系，充分揚長避短，方能有助于國家和社會最大限度地開發利用區塊鏈的潛力，應對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復雜形勢。

　　一、數字代幣的特征與類型

　　時至今日，“區塊鏈”概念已經開始泛化，發展成為一個內涵豐富的信息技術應用集合體;〔5〕數字代幣也隨之從比特幣的一枝獨秀發展為一個龐大而復雜的集合。目前各界關于數字代幣的概念尚未形成明確的主流共識，但自既有數字代幣的主流實踐觀之，其可被認為是利用分布式賬本技術存儲的、表征一定價值量的特定格式的數據，他們仍然擁有若干重要的一般特征。在此基礎上，在不同應用需求和監管架構的作用下，數字代幣的技術基礎和功能已經出現了顯著的分化，形成了豐富的類型。

　　(一)數字代幣的一般特征

　　首先，數字代幣是利用分布式賬本技術存儲的一系列數據。主流數字代幣與區塊鏈相伴而生，比特幣、以太幣、比特幣現金(BCH)、柚子幣(EOS)、艾達幣(ADA)、瑞波幣(XRP)、埃歐塔(IOTA)等大型數字貨幣項目均依托于分布式記賬技術，將相關數據存儲于一定范圍內的所有參與節點。并非所有數字代幣在技術上都遵循同一種路線，例如有幣種并不在所有節點上都存儲全部的數據(如以太坊2.0推行大規模的分片)，有幣種內部形成若干具有特殊權利義務的節點、主動改變節點之間的對等地位(如柚子幣存在經由投票選出的超級節點)，有幣種甚至不一定存在經典的“區塊鏈”形態(如埃歐塔以有向無環圖結構代替鏈式結構)，等等。

　　但不同的主流幣種都采取一定形態的分布式存儲技術，而代幣則存在于分布式存儲的數據之中。這些數據中包含著每一筆交易記錄的具體情況，由這些交易記錄可以計算每一個地址的持幣情況。這使得大部分代幣的生成和流動軌跡可以追溯，為監管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次，數字代幣的轉移或交易可以被某種共識機制驗證。一般而言，數字代幣的不同賬戶之間的每一筆交易都可以經由消息摘要、公鑰、簽名函數和驗證函數等機制被其他節點驗證;一定量交易匯集于一個區塊，區塊中的數據通過一定算法形成消息摘要，可以被全程回溯驗證。

　　以比特幣為例，只有修改交易記錄才能改變可支配的賬戶余額(否則發起新的交易或操作時無法通過其他節點的驗證)，但儲存于區塊鏈中的所有交易記錄獲得加密算法的保護，具有防篡改、防碰撞攻擊等屬性;〔6〕人為篡改某一區塊數據的結果將引起后續區塊頭哈希值的變化，無法組成最長鏈，而被其他節點發現和排除。共識機制的存在使得針對投資者權益的監管可以聚焦于可能沖擊共識機制的異常情況，通常不需要檢查交易本身的真實性。

　　再次，數字代幣普遍實現開源或技術原理上的公開。大部分發行代幣的區塊鏈在代幣首次發行的同時發布“白皮書”，展示本鏈的技術原理以取得投資者信任，部分開源的代碼更為后續智能合約的構建提供了便利。主流代幣項目基本普遍實現了區塊鏈代碼開源、技術原理及實現過程對外透明。此種透明性對于充分展示激勵機制、吸引參與者非常重要。

　　數字代幣通常存在公有鏈中，由于參與者互不相識，也不存在中心機構，就必須依賴參與者可以普遍知曉的共識機制及代幣激勵。〔7〕這是數字代幣監管的最重要基礎之一，為一系列合規義務要求奠定了基礎。最后，數字代幣不是主權貨幣，不同于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不具有信息技術和經濟理性人假設以外的信用基礎。數字代幣的價值基礎在于投資者和使用者對于信息技術和經濟理性人假設的信任。

　　以密碼學為基礎的信息技術通過簽名函數和驗證函數，能夠檢驗每一筆交易的真實性;在交易完成并被確認后，還能保護交易記錄免受篡改，除非攻擊者控制了相當比例的算力或相當大范圍的參與節點。〔8〕經濟理性人假設的作用在于消解攻擊者的經濟動機，即控制足以篡改記錄的算力或節點需要付出的成本遠比攻擊交易記錄的收益高。〔9〕

　　當然，不排除有非理性的參與者在付出足夠成本控制足夠多的攻擊資源后對區塊鏈實行自毀式的攻擊，但對于大型區塊鏈而言，此種攻擊的資金成本和攻擊者自身的凈損失均極為高昂，且區塊鏈仍然擁有硬分叉等抵抗手段。不過，對于中小型區塊鏈而言，控制足夠的算力或節點并不需要太高的成本，許多幣種本身的持幣結構和算力結構過于集中，未能有效地實現去中心化的信任機制，這就導致大量數字代幣仍然難以贏得社會和市場的充分信任，也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外部監管。

　　二、數字代幣監管的基本模式及制度架構

　　數字代幣的多樣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數字代幣監管的路徑分化。誠然，各國對于數字代幣的基本認識及政策立場之分歧有相當復雜的原因，但徹底拒絕與全盤接納數字代幣的國家均屬罕見，針對不同類型的數字代幣，各國形成了多元化的數字代幣治理架構，其中可以識別出若干種具有典型意義的基本模式，對數字代幣乃至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及區塊鏈產業的發展影響深遠。若自對數字代幣的基本立場觀之，數字代幣監管模式可以劃分為放任、控制與風險預告三種;〔24〕但單純地放任與完全地控制(禁止)均屬罕見，在廣闊的中間地帶，數字代幣的監管仍呈現出內容豐富、架構多元的狀態。在此種中間地帶內，國外對數字代幣的監管模式依據其金融監管體制主要可分為集中監管及分散監管兩種基本模式;不同監管模式中針對數字代幣的監管架構又存在較大差異，須作詳細檢視。

　　三、數字代幣監管的法律機制

　　自數字代幣的監管體系觀之，數字代幣治理的制度工具箱內容豐富，而其最主要的部分可歸結為四類法律機制：一是信息報告，即要求數字代幣從業者向監管者提供信息及向投資者報送或披露代幣發行、交易的相關信息;二是營業限制，即要求從事數字代幣業務的主體必須取得某種執照方可營業，或者限定其業務范圍;三是行為監管，即要求數字代幣從業者的經營行為符合一定的合規義務要求，保障代幣業務的合法性、連續性、安全性等目標;四是綜合性的“監管沙盒”，即在風險可控的有限范圍內允許新型金融業務開展實驗，以決定是否允許該種業務獲得正式許可或向更大范圍擴展。四種機制的結合可以形成眾多的機制設計方案，承載不同監管模式的具體運作。

　　四、我國數字代幣監管進路之觀察與反思

　　在金融監管體制中，我國基本上采取分業監管的模式，但監管架構卻與前述幾種架構存在明顯不同。與區塊鏈的其他方面相比，我國對數字代幣采取了較為嚴厲的監管措施，對數字代幣的社會經濟風險一直較為警惕。〔55〕

　　自2013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委《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至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直至2019年多地監管機構的“重拳出擊”，〔56〕國家對數字代幣的監管一直持較嚴的立場。2020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第22條更是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制作、發售代幣票券和數字代幣，以代替人民幣在市場上流通。”這一規定如獲正式通過并對“代替人民幣在市場上流通”作寬泛解釋，將有可能徹底禁止公有鏈上數字代幣的發行甚至市場流通。

　　較嚴格的監管立場決定短期內我國的數字代幣治理未必會采取證券、資本市場產品及貨幣監管架構中的任意一種，因為三者都意味著對代幣發行與集中交易服務合法性的認可。然而，我國對數字代幣相關業務并未徹底禁止，數字代幣從業者能夠在有限范圍內開展業務，在一定范圍內還能參與國際數字代幣業務并在此領域保持一定的影響力與競爭力;甚至以目前的算力及技術基礎，還有能力隨時迎接數字代幣前沿發展的機遇。

　　這意味著我國有必要在現有監管架構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不同于前三者的監管架構，既保持強有力的風險防控取向，又避免錯失數字代幣發展及相關社會經濟變革的重要契機。這就要求此種監管架構能夠適應分散監管模式，在保持對相關風險業務禁止或嚴格限制的同時，采取適宜的制度工具，合理規劃和引導數字代幣業務在“剩余空間”中的發展。

　　結語

　　誠然，數字代幣的復雜風險仍需要強有力的預防與治理措施，但由于數字代幣的技術與業務持續處于復雜的變化發展進程之中，數字代幣監管亦不可作一勞永逸或刻舟求劍之想。區塊鏈法制與政策背后所蘊含的國家戰略思維與風險防控需求之動態平衡，同樣會對數字代幣的監管造成持續的影響，需要及早儲備和豐富數字代幣監管的機制設計方案與政策工具。強有力的限制與禁止政策可以為數字代幣監管體系的建構與調整爭取時間與空間，但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形勢及挑戰瞬息萬變，試圖以“一禁了之”的方式應對所有機遇與挑戰并非永久可行。

　　世界各國對數字代幣業務的監管模式、架構與機制之選擇，對于我國數字代幣監管的現實與未來具有參考價值。資本市場產品監管架構的得失、專門性合規義務體系的制度實踐經驗、經由監管沙盒之探索而形成的機制設計方案等，都可以為我國數字代幣監管工作所重點關注。如果我國試圖在數字代幣監管方面未雨綢繆，準備逐步接納和規范一定范圍內的數字代幣業務，對數字代幣監管法治的系統性分析與前瞻性探究即殊為必要。

　　此方面的透徹研究需要深入觀察數字代幣的技術基礎與業務特性，結合我國立法進程、金融監管體制及區塊鏈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其深度與廣度遠遠超出本文所可能承載的限度。本文或許僅是一次拋磚引玉式的探索，推動數字代幣監管的法治化可謂任重道遠，亟待法律研究者付出條分縷析的持續努力。

　　作者：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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