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會保障和商業保險視角的貧困農村家庭穩定脫貧研究

　　摘要：以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為樣本，運用PSM�睤ID模型檢驗“社會保障+商業保險”政策體系對農村脫貧家庭的家庭人均純收入情況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社會保障+商業保險”政策體系可以顯著提高農村脫貧家庭的人均純收入。但我國當前仍然有部分地區家庭因為生病、災害等情況的發生出現返貧的現象，其中主要原因在于這些農村脫貧家庭對社會保障的過度依賴，而社會保障的保障程度較低，不足以較好抵御風險。因此，激發農村脫貧家庭對商業保險購買的積極性可以很好的保障其日后家庭資產的積累。實現社會保障全覆蓋，加強商業保險宣傳力度，豐富保險品種，構建多層次保險體系對抑制農村脫貧家庭返貧現象的發生至關重要。

　　關鍵詞：“社會保障+商業保險”體系;PSM�睤ID;精準扶貧;返貧

　　0引言

　　貧困是影響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自1978年以來，我國一直致力于扶貧開發工作，經歷了由救濟式扶貧模式到開放式扶貧模式，再到精準扶貧模式的發展過程。我國貧困情況從1981年8.78億的人口，88.3%的貧困發生率，降低到了2018年1660萬的人口，1.7%的貧困發生率，我國農村整體貧困與溫飽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

　　根據國務院扶貧辦的數據顯示，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的農村家庭占比44%，一旦農村家庭成員中有因身體情況而導致無法工作的狀況發生，因總收入的減少和醫療費用的增加，進一步導致總資產減少，從而人均收入降至貧困線以下。而且在這些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的農村家庭中青壯勞動年齡段的患者達到了41。

　　社保評職知識： 社保方向的論文發表題目參考

　　而且根據國務院扶貧辦建檔立卡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地區脫貧攻堅面臨兩大挑戰，就是因病致(返)貧，占貧困人口的42%，和因災致(返)貧，占貧困人口的20%。疾病與災禍是我國農村脫貧家庭返貧的主要誘因(國務院扶貧辦，2017)。2013年我國購買商業保險家庭的比例僅為18.41%，商業養老保險與商業財產保險的持有比例更是不足3%與1%。過低的商業保險購買比例，不利于我國家庭增強風險保障能力與財富管理能力，在遇到不可抗力時，容易造成巨大的財產損失。

　　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我國將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歷史性地消除絕對貧困。目標群體將從貧困線以下的農村家庭轉移到脆弱型農村家庭，從經濟上的絕對貧困轉移到能力上的相對貧困(李小云等，2018)。但農村貧困并不會就此結束，而是會以一種新的特征持續存在，脫貧工作仍需努力。

　　1文獻綜述

　　貧困相對于富足，不僅體現在物質上的匱乏，更體現在創造價值能力的缺失。阿馬蒂亞·森等認為，貧困并不僅僅是由收入造成的，人的基本能力的喪失是造成其貧困的主要原因(阿馬蒂亞·森等，2001)。人力資本的缺失會使貧困家庭陷入貧困的循環當中。只有改善自身情況，才有可能跳出循環，真正擺脫貧困。此外貧困還受國家內部發展的差異性和自然環境的共同影響(包國憲等，2018)。直接補貼是幫助貧困家庭預防和減輕風險最常用的政策。直接補貼主要是政府直接向貧困家庭提供的現金，用于日常消費，生產發展或償還債務等方面。

　　發放現金可以直觀的增加貧困家庭的收入(Fabrizi等，2013)，能夠有效地改善農村家庭的貧困狀況。也有學者提出通過完善農村勞動力遷移政策，增強遷移人口的知識培訓等方法，提高農業勞動力的遷移率也是農村家庭脫貧的方法之一。還有針對因學返貧、因病返貧等不同原因的返貧，我國也出臺了相應幫扶措施(韓華為等，2014;謝申祥等，2018;周敏慧等，2016)。從而促使貧困家庭獲取收入的來源由單一外出務工渠道轉變為種養殖業、外出務工、參與經濟合作社等多渠道(蔡進等，2019)。

　　但是有部分學者認為，直接補貼減少了農村貧困家庭的勞動意愿(劉窮志，2010)，增加了家庭支出和失業率，未能達到降低貧困人口脆弱性的效果(樊麗明等，2014;Hjelm等，2017)，而且在實施直接補貼的過程中，存在著扶貧對象不精準(徐超等，2017)，市場未發揮應有作用等問題。毫無疑問，直接補貼在我國扶貧工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近年來，直接補貼資金的邊際扶貧效果正在下降(朱玲等，2018)。

　　返貧現象的出現引發了許多專家學者的思考。農村家庭發生貧困的原因并不是單獨的，單單從某一指標上評價農村貧困家庭當前所處的情況，無法從根源上消除貧困(黃薇，2019)。學者們關于返貧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層次上。一是在返貧現象發生后，對其出現的原因進行探討。

　　家庭自身脆弱，當家庭勞動力喪失全部或部分勞動能力，減少家庭收入，致使人均收入低于國家貧困線(汪三貴等，2019);或絕大多數貧困地區的自然生態體系較為脆弱，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無法較好地抵御自然災害，致使脫貧返貧的現象頻頻發生(劉慧，2016);且不健全的基礎設施、落后的思想觀念、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都會影響返貧現象的發生(鄭瑞強等，2016)。二是在返 貧現象發生后對其如何進行治理。主要體現在優化扶貧政策(周迪等，2019)、創新扶貧手段(郭熙保等，2016)、建立穩固脫貧長效機制(蔣和勝等，2020)等方面。

　　在脫貧攻堅戰的決勝時期，保險可以幫助貧困家庭轉移和分散風險，提高家庭人均收入。醫療保險可以減少農村家庭自費醫療的支出(宋揚等，2015)，補貼報銷機制降低醫療服務的價格(胡宏偉等，2013);農業保險可以提高農村家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以防止預期收入的下降(Smith，2001);社會養老保險通過運用差異化的財政補貼機制，使財政補貼更加偏向于貧困者或者低收入者(張慧芳等，2017)，減少農村老年人的主觀貧困發生率(劉二鵬等，2018);小額信貸保險幫貧困家庭緩解了貸款難，沒有資金生產發展的問題(周孟亮等，2018)。

　　然而現行農村養老保險產品普遍的低保障水平使其未能發揮保障基本養老的作用(薛惠元，2013);基本社會保障體系中醫療保險不能緩解農村家庭自費醫療的金額(鮑震宇等，2018);低保障水平的農業保險對降低農村家庭收入波動性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柴智慧等，2015)。

　　單一的保險層次不能很好的幫助農村脫貧家庭抵御外界風險，而多層次的保險體系有助于扶貧工作的全面開展，可以全面的提升抵御風險的能力，提高家庭收入。商業保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降低脫貧農村家庭抵御風險沖擊帶來的損失，降低因病致(返)貧、因災致(返)貧事件發生的概率。所以社會保障是保障農村脫貧家庭穩定脫貧的第一道防線，商業保險作為保障農村脫貧家庭穩定脫貧的第二道防線，在遇到大災大難時可通過商業保險形成對沖，有效減輕家庭受到的沖擊，限制返貧現象的出現。

　　綜上，現有的返貧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先期返貧預警或者后期返貧治理，注重政府主導，市場化助推機制研究薄弱。但防患于未然，預防返貧現象的發生尤其重要。本文將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睤ifferenceInDifference，PSM�睤ID)模型，在參與社會保障的前提下，研究分析商業保險對脫貧農村家庭收入的影響，為進一步的抑制農村脫貧家庭返貧現象的出現給出了建議。

　　本文余下部分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模型構建，第三部分參數取值和數值模擬分析，是關于“社會保障+商業保險”政策體系對保險扶貧效果影響的政策討論，第四部分是結論與政策建議。本文的主要創新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本文構建“社會保障+商業保險”雙重差分模型，回歸分析參與購買保險行為對脫貧農村家庭資產的影響，有助于構建多層次保險扶貧體系，抑制返貧現象的發生。第二，本文將研究調查重點轉移到農村脫貧家庭，將研究方向定為抑制返貧現象的發生，在社會保障的基礎下進一步夯實脫貧基礎，提升扶貧工作的可持續性。

　　2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2.1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CFPS問卷數據。CFPS調查了25個省、市、自治區，收集個體、家庭和社區三個層面的數據，關注中國家庭的健康情況、人口流動情況、教育情況、經濟情況等多項研究主題，為各個主題學術研究提供數據基礎。調查從2010年開始，每2年開展實施1次，現有5期數據。我國精準扶貧開始于2014年，將于2020年收官，因政策的實施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為更好探討政策實施效果，本文故選取5期的樣本數據。文中對家庭人均純收入前后的1%進行縮尾處理，篩選出已脫貧農村家庭，最終獲得132523個觀測樣本。

　　從樣本描述性統計上看，受訪者家庭成員身體較為健康，受教育程度平均處于大專以上，家庭多以四口之家為主。外出務工人員占平均家庭人口數的3/4，表明家庭主要勞動力均選擇外出務工以增加家庭收入。過去一年有保險支出的家庭占總體的24%，表明我國商業保險并未普及。

　　2.2變量選擇本文主要從家庭收入來衡量在擁有社會保障體系的基礎上購買商業保險的政策效應，為去掉家庭人口數量對家庭收入的影響，將收入均換算為家庭人均純收入。所有收入均根據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為2010年可比價格。

　　2.3研究方法雙重差分法是評價政策或者項目實施情況的有效方法，有效的避免了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數據對政策實施情況的影響。本文利用雙重差分模型檢驗“社會保障+商業保險”扶貧體系對農村脫貧家庭資產增收的影響程度。

　　3實證分析

　　3.1基本回歸結果分析

　　3.1.1平衡性檢驗本研究基于初期特征，運用傾向得分匹配法為 實驗組匹配盡可能相似的農村脫貧家庭作為對照組，從而消除樣本選擇偏差。匹配變量的選擇基于目前我國對于貧困家庭的識別標準。我國的脫貧目標為“兩不愁、三保障”。基于這一目標，貧困家庭的退出標準為人均收入高于國家貧困線，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得到保障。本文選取收入、資本、教育、醫療和生活環境五個方面對實驗組和控制組進行匹配。

　　4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10年以來CFPS的5期樣本數據構建PSM�睤ID模型，檢驗“社會保障+商業保險”政策體系對農村脫貧家庭的家庭人均純收入情況，回歸結果顯示“社會保障+商業保險”多層次保險體系對于抑制返貧工作有著良好的政策效應，有助于幫助農村脫貧家庭抵御外界風險，減少家庭貧困脆弱性，從而提高人均收入，穩固脫貧成果。政策的實施能提高農村脫貧家庭約1799��633的人均收入水平。身體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醫療支出和人均土地面積控制變量都對農村脫貧家庭人均收入具有顯著性的正向促進作用，家庭人口數量、農用機械價值和外出務工人員控制變量都對農村脫貧家庭人均收入具有顯著性的負向抑制作用。

　　除此之外，人力資本對農村脫貧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大于生產性資本與社會資本。其次利用安慰劑檢驗對PSM�睤ID模型結果進行檢驗，結果發現，當政策時間做了調整后發現差分后的結果與之前分析出現較大差異，各系數基本均不具備顯著性，也就是說，研究排除了“社會保障+商業保險”之外的其他政策影響。

　　再次證明了“社會保障+商業保險”政策體系對農村脫貧家庭的家庭人均純收入的促進作用。總的來說，保險是扶貧攻堅戰中的重要工具之一，可以降低疾病、災害等致貧風險對家庭資產積累不足的沖擊，具有分散風險的功能。因此，將社會保障體系中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相結合，構建多層次保險結構體系，有助于更好的分散風險，穩固脫貧成果，早日實現全面小康社會。

　　對此，本文提出如下幾點建議：首先，實現社會保障全覆蓋，加強商業保險宣傳力度，提高商業保險覆蓋面積。目前，我國商業保險購買力較低，僅有24%的農村脫貧家庭購買。我國農村家庭購買商業保險的意識淡薄，主要依靠社會保障中社會保險防范風險。雖然近年來因災返貧、因病返貧的現象頻發，促使部分家庭參與購買商業保險，但總體而言，家庭參與購買商業保險的程度還是較低。社會保障只能保基本層次，真正防止返貧現象的發生，還需要在商業保險方面雙管齊下。

　　社會保障體系雖然緩解了部分農村脫貧家庭的經濟危機，但由于其報銷門檻高、報銷比例低等問題，對于剛剛擺脫貧困的家庭，有了大病后，往往選擇不去醫治。而商業保險種類繁多，可根據自身情況進行保費金額的選擇，商業保險還具有報銷門檻低、報銷比例高的特點。加強商業保險的宣傳力度，落實商業保險的社會保障功能，提高社會的認可度，促使更多的農村脫貧家庭購買商業保險，穩固脫貧成果，抑制返貧現象的發生。

　　其次，著重提升農村脫貧家庭的人力資本。農村脫貧家庭應重視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問題。縮短受教育時間、早婚早孕等行為在短期內可以獲得利益，但忽略了長期發展。早婚早孕體現在具備勞動能力的人口過早的退出勞動力市場，且在一定時間內屬于消費型人群，其子女為新增消費型人群。教育缺失可能會導致子女無法適應未來智慧型的勞動力市場，從而被社會所淘汰，進而發生貧困代際傳遞問題。家庭應增加對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投入，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最后，豐富商業保險品種，提供農村脫貧家庭更多的優質選擇。我國商業保險起步晚，產品種類少，無法滿足抑制返貧現象發生的功能。創新提供“基礎險+補充險”的組合模式，讓資產基礎不同的農村家庭選擇到最適合自己情況的保險產品。

　　面對以農業生產為主的脫貧家庭，可提供各種農業保險，可在生產原料等方面給予一定的補助，并提供一些新農業技術的相關指導，控制成本，節省人力，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增加其收入水平。面對以外出務工為主的脫貧家庭，可提供人身健康保險，緩解在外生病無法就醫問題。面對就業困難人員，可提供失業保險，緩解無經濟來源造成的生活壓力。只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精準、有效的保險扶貧體系，才能更好地發揮保險的扶貧作用，提高扶貧政策的效率和連續性，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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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熙保，周強，2016.長期多維貧困、不平等與致貧因素[J].經濟研究，51(6)：143��156.

　　作者：王保乾，彭暮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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