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文章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從供需協調的視角探討公共圖書館服務有效供給的基本表征，構建公共圖書館供需耦合協調度模型，探討了中國31 個
摘要：文章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從供需協調的視角探討公共圖書館服務有效供給的基本表征，構建公共圖書館供需耦合協調度模型，探討了中國31 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與需求的情況和特點。最后，根據實證結果，從供給側、需求側以及供需協調三個層面分析了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匹配的區域差異性及存在的問題，探索了公共圖書館實現有效供給的策略與路徑。
關鍵詞：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協調;供給側;需求側
圖書館論文投稿刊物：《高校圖書館工作》(雙月刊)創刊于1981年，由湖南省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委員會主辦的圖書館工作專業刊物。旨在總結交流中國高校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成果，交流學術思想，探索高校圖書館工作規律。本刊介紹高校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各情報信息機構及各校信息管理系專業理論、實踐研究。
1 引言
公共文化服務是指不以營利為目的，注重社會效益，為社會提供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產品的資源配置活動。建設服務型政府，需要政府在公共文化產品的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為公眾提供優質的公共文化產品，能否處理好公共文化服務的區域差異關系到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水平。習近平同志在2015 年11 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指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1]這為我國公共服務的供給改革指明了方向。
公共圖書館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公共文化服務重要的信息資源和社會知識服務聚集地，對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十三五”時期全國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規劃》所設立的主要目標，到2020 年，全國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標準化、均等化水平應當顯著提高。[2] 2016-2020 年正值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是圖書館事業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隨著相關政策文件的出臺，圖書館服務的相關研究由政策層面深入到了理論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近兩年學術界出現了大量從供給側視角展開的討論。在文化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增加公共投入的傳統管理模式已逐漸失效，[3]增長的投入經費不能代表服務能力的提升，區域差異導致圖書館服務供給失衡狀況嚴重，[4]公共圖書館需要調整供給結構和管理模式。[5]
有效的圖書館服務必須充分考慮和滿足用戶的需求，一些學者綜合考慮供給側和需求側，探討了圖書館服務供給與需求的關系。葛霞認為高校圖書館服務需求的波動性和供給的相對穩定性是造成圖書館服務供求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6] 徐享王認為需求因素和供給因素是影響圖書館服務公平的重要因素，供給應當適應需求的變化且應當是考慮效率和公平的適度供給。[7]鄭勇從供需關系出發分析了圖書館服務的現狀及供需失衡的原因，認為“藥店型”圖書館是解決供需失衡問題的最佳模式。[8]胡守勇認為公共閱讀服務供給落后于民眾閱讀需求是導致中部地區圖書館服務效能不高的原因。[9]白才進等運用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分析了社交網絡圖書館微服務，認為在圖書館服務中應該最大化投入和產出的效用，避免圖書館微服務出現供需失衡的情形。[10] 高海虹等認為應當將供給側改革引入公共圖書館服務，從而實現供需平衡。[11]張曉林認為應當重新審視圖書館服務，關注到各行各業的知識需求與當前知識服務能力不充分、不深入、不平衡的矛盾，推動知識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2] 綜上所述，有關我國圖書館服務有效供給方面的研究不斷深入，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為本文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目前從供需平衡角度探討圖書館服務的文獻多為理論分析，缺乏從實證分析角度進行的探討。
無論學者們從何種角度探討圖書館服務，都必須承認，如果供給不被需要，則為“無效供給”，從邏輯上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有效供給，實現供需平衡。因此，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應當遵循效率原則，即實現有效供給。2015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加強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13] 隨著公共圖書館投入規模的不斷增大，如何規避圖書館服務效率低下成為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公共圖書館實現有效供給的必要條件即供需平衡，也是衡量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規模適度性的標準之一，為優化資源配置、合理安排投入提供依據。同時，公共圖書館的服務要堅持公平原則。公共圖書館服務具有公益性和社會屬性，其對象是全體社會成員，追求的是集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因此要滿足各個階層、各個地區群眾的需求。[5]一方面，由于地區間和用戶個體間對公共圖書館服務的需求差異，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投入應當充分考慮區域和個體的特點;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圖書館服務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中，因此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投入還要適應社會的變化，形成動態發展。
因此，本文基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要求，兼顧效率與公平，從供需平衡角度探討公共圖書館有效供給的基本表征，構建公共圖書館供需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我國31 個省、市、自治區的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協調程度，從而發現不同地區公共圖書館服務在供需匹配方面出現的地區差異及存在的問題，在機制設計層面探討公共圖書館實現供需均衡發展的策略，尋找公共圖書館實現有效供給的路徑。
2 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耦合協調度的衡量
2.1 研究方法
2.1.1 熵值法
本文首先采用熵值法確定公共圖書館供給和需求指標權重，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方法，可以避免主觀賦權的局限性。在信息論中，與信息是對信息有序度的度量相對應，熵是對系統無序程度的度量，信息熵越大，則意味著不確定性越大，信息量越小，信息的效用值越小。運用到該指標的權重上來看，指標的熵值即離散程度越小，意味著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越大。其具體計算方式如下。
第一步，假設多屬性決策矩陣M
在矩陣M 中，設有m 個評價對象(即本文中的31 個省份)，n 個評價指標，則xij 表示在第i 個省份的第j 個指標的數值(i=1，2…，m; j=1，2…，n);第二步，計算第j 項指標下第i 個省份占該指標的貢獻度即比重：
2.1.2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用于描述兩個或兩個以上系統之間的耦合程度及協調發展情況，耦合的基礎在于系統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且相互作用。耦合度表示系統間的有序配合程度，然而，耦合度函數雖然能夠反映系統之間的有序協調發展的影響強度大小，但是無法反映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系統與需求系統的綜合協調發展水平。如，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其圖書館服務供給和需求水平均較低，就可能出現兩個系統耦合度較高的“偽協調”的評價結果，耦合協調度模型可以避免圖書館服務供給系統評價值和需求系統評價值都較低但協調度高的負向耦合的影響。
因此，本文采用耦合協調度作為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協調度，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系統越協調，則其耦合協調度數值越大。耦合協調度的具體計算步驟如下(此模型表征字母與上一步模型表征字母不相關)。
2.2 指標構建與數據來源
本文借鑒吳正荊等的指標選取及設計經驗，[14]結合《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17) 中圖書館業的統計條目，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將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系統分為資源條件類供給、新增投入類供給和民眾參與類供給三類一級評價指標。其中，資源條件類供給指的是圖書館的一些固定資產、設施和人員投入，新增投入類供給則為每年的新增可變文獻、資產投入，民眾參與類投入指的是圖書館開展的各類使民眾得以受益的活動。另外，將公共圖書館服務需求系統分為資源利用類需求和民眾參與類需求兩類一級評價指標。其中，資源利用類需求指的是公眾對圖書館傳統借閱服務的需求以及對圖書館空間、網站的資源的利用情況，民眾參與類需求指的是民眾對圖書館所舉辦的活動的需求情況，反映了圖書館所舉辦的活動產生的社會效應和影響效果。公共圖書館供需系統的一級指標下，分設了11 項和7 項二級指標，即本指標體系共包含了18 項單項數據指標(見表2)。數據來源于《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17) 中的圖書館業統計類目。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實證結果
首先，運用熵值法獲取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系統及需求系統各二級評價指標的權重值。從該權重值中發現，無論在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系統還是需求系統中，傳統借閱服務及圖書館舉辦活動都具有較高的權重值。其次，在確定各指標及權重的基礎上，根據上文中的公式分別計算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系統的有序度，并依次得出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值us 和ud。再次，計算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值T，并將綜合評價值帶入求耦合度的公式中，得到耦合度C。最后根據T和C 計算得出二者的耦合協調度值D，并對其進行等級劃分，最終計算結果見表3。
(1) 從測算出的供需系統單項及綜合評價值來看，我國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水平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首先，從供給系統的評價值us (以下簡稱為“供給值”) 來看，海南、西藏、青海、寧夏等省份的圖書館服務供給值較低，其中大部分為西部省份，而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東部地區的圖書館服務供給情況較好，其中廣東的供給值最高。通過各地區供給值與當地GDP 的相關性檢驗發現：供給值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其次，從需求系統的評價值ud (以下簡稱“需求值”) 來看，西藏、青海、寧夏、新疆等西部省份的圖書館服務需求值較低，其中，西藏的需求值最低;而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東部沿海省份的圖書館服務需求較高，其中，廣東需求最高。同樣地，經過檢驗，需求值與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呈正相關關系。最后，從供需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C 來看，與供給值和需求值結論基本一致，西藏、青海、寧夏等地區綜合評價指數較低，廣東、浙江和江蘇等地區的綜合評價值較高，即綜合評價值越高的地區往往也擁有較好的經濟發展水平。
(2) 從耦合協調度D 及協調級別來看，我國公共圖書館服務供需適配程度呈東高西低階梯狀分布態勢。大部分地區處于中度失調和輕度失調的范圍內，僅廣東、浙江、江蘇三省圖書館服務的供需耦合協調度大于0.5，其中，廣東達到初級協調，江蘇和浙江為勉強協調，而西藏為極度失調。從區域差異來看，各地區的圖書館服務供需耦合協調度差異較大，整體上呈現“東部>中部>西部”的東高西低階梯狀分布態勢。這種供需失衡在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表現：在東部地區，存在設施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冗余的問題，而西部地區存在著圖書館基礎設施落后且利用率低、服務內容單一、群眾參與熱情不高等問題。
(3) 通過比較不同地區供給系統評價值和需求系統評價值的大小，發現我國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滯后型”地區與“需求滯后型”地區并存。其中，大部分地區的圖書館服務供給評價值高于需求評價值，即供給高于需求，屬于“需求滯后型”，且經濟越落后的地區往往其差值也越大。有7 個省份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需求評價值高于供給評價值，即需求高于供給，屬于“供給滯后型”。通過觀察可以發現，這7 個省份中，有6 個省份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供需系統綜合評價指數還是耦合協調度都較高。
3.2 實證結果分析
(1) 從供給側層面來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則越有能力投入更多資源、資金于當地公共文化服務中去，而地區發展水平不足時，當地政府財力有限，其公共文化服務的投入也會相應不足。另外，中央轉移支付也會影響地方政府的圖書館供給行為。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基本邏輯是希望通過轉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財政能力，激勵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投入行為，最終達到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的。然而，目前卻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為了政績而產生的經濟競爭和經濟趕超行為，這種行為會導致地方政府偏向將資金和資源投入至更具有短期經濟效益的生產性公共服務項目，如交通基礎設施，而圖書館服務屬于福利性公共服務項目，其經濟效益不易量化且具有較長的滯后性，因此往往不為地方政府重視。[16,17]因此，中央政府試圖通過轉移支付縮小地區公共服務的初衷，可能因為轉移支付存在“粘蠅紙效應”而失效。其關鍵取決于地方政府的行為偏好，而地方政府的行為偏好又取決于規制設計和經濟發展水平，經濟水平對地方政府行為偏好及行為決策會產生影響，經濟水平低的地區其經濟趕超動機往往更強烈，因此可能會減少圖書館服務的支出。[18,19]
(2) 從需求側層面來看。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當人們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后，則會存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就是說，一個地區的經濟越發達，該地區群眾對于圖書館服務的需求往往越高，而經濟較落后地區的居民往往更加關注基礎生活條件的改善，對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服務需求較低，因此，今后需要對這些地區的居民加以積極的引導，以充分開發和利用當地的圖書館資源，避免資源閑置和浪費。與之對應的是，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居民對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較高，若地方政府僅注重發展經濟而忽視或輕視了對圖書館服務方面的投入，就容易導致圖書館服務供給滯后于需求的結果，這是這類城市在今后的發展中需要盡量避免的。
(3) 從需求側和供給側的相互作用層面來看。首先，需求與供給是彼此對應的，一般來說，充足的供給能夠滿足甚至激發人們對于圖書館服務的需求，居民對圖書館服務的需求也會促進政府加大對圖書館服務的投入。在馬太效應的作用下，一些地區易形成良性循環狀態，另一些地區易形成惡性循環狀態，從而加大了圖書館服務的地區差距，阻礙了圖書館服務均等化和標準化的進程。其次，資源錯配也會導致出現供需失調的結果，如果沒有對當地居民的圖書館服務需求進行全面、深刻的調查，就難以了解本地居民的文化偏好及圖書館服務需求，盲目供給圖書館資源，最終導致資源的浪費，供給與需求結構性失調。特別在一些偏遠落后地區，圖書館服務的供求缺乏協調機制，圖書館資源采購與投入往往由少數決策者主觀決定，就更容易導致資源錯配現象的產生。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地方政府不考慮當地的實際情況和公眾的需要，熱衷于搞場館建設、藏書采購等“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最終也將導致資源錯配，降低供給效率。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實踐中看，雖然政府對圖書館的投入保障了公共圖書館服務的順利開展，但是在實際運作中仍然存在供需失衡導致的圖書館服務質量不高的問題。因此，需要創新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方式和內容，兼顧效率與公平，促進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協調發展，構建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且滿足人們信息文化需求的公共圖書館有效供給機制。
4.1 供給側
4.1.1 供給方式多樣化
雖然國家不斷強調圖書館在公共文化服務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當今時代，人們獲取信息變得更加便利，閱讀方式也由傳統的紙質閱讀方式擴展為現代閱讀方式，如數字閱讀、移動閱讀等，因此，公共圖書館的重要性可能并未提升反而存在下降趨勢。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文化發展統計公報》，2016 年全國公共圖書館的人均年到館次數為0.47 次，而同期美國的人均年到館次數為4.9 次;同年，我國全年共發放借書證5,593 萬個，持證率為4.01%，同期日本的持證率為43%，英國的持證率為58%。[20]在此背景下，公共圖書館需要豐富自身的供給方式，在保障傳統的紙質文獻服務的前提下，增加和豐富服務形式，如圖書流動車服務、數字圖書館服務、移動圖書館服務、電子閱覽室服務、創客空間服務、信用服務等。同時，還需要對以往所擁有的服務做出方式上的創新，以滿足信息時代讀者的需求，加快開發和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手機客戶端等渠道，充分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高新技術去開發、收集和整理數據、信息資源，并通過知識圖譜、虛擬現實、關聯數據等方式，使圖書館用戶的獲取信息渠道更加多樣、內容更加豐富。
4.1.2 供給主體多元化
隨著社會化分工進程的推進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公共圖書館的供給主體也應當更加多元化，即供給主體應該由“一元”轉向“多元”，供給形式由“單一”轉向“合作”。然而，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政府職能轉型不夠完善，所以圖書館的多元化供給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從行政管理的視角來看，政府具有提供公共服務供給的職能，因此提供公共圖書館服務供給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應當明確政府的主導地位，然而公共圖書館具有公共屬性，這意味著政府應當將工作重心由直接供給轉向決策、管理、組織和監督等多個方面，并積極鼓勵供給主體多元化，即政府的角色應當由“辦圖書館”向“管圖書館”轉變。從圖書館服務的現實需求及市場平衡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圖書館服務供給主體，有市場營利組織，也有非政府組織即社會組織。其中，市場營利組織具有專業性、高效性和規范性等優勢，可以通過向圖書館輸送先進的管理理念、方法、技術來規范圖書館行為，擴展圖書館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提高圖書館服務的供給效率，有利于通過市場競爭促進文化的發展。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供給可以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起到對政府的協作、監督和保障的作用，其具有民間性、志愿性和公益性，在提供低成本服務的同時能夠縮短圖書館與公眾的距離，幫助公眾的需求得以更好地表達。然而，雖然公共圖書館服務的供給主體逐年增多，但是相比人們日益增長的對圖書館服務的需求，這些組織的服務無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待提升，其在經費供給、持續性服務、市場競爭、格局重構方面也存在著短期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寡頭”聯盟、甚至與政府形成“結盟”關系，擠壓其他圖書館供給主體健康成長和發展，[10] 因此，要讓供給主體豐富起來，實現公共圖書館的供給側改革，政府就應當通過各項制度及政策設計來保障社會力量能夠參與到圖書館的事業建設和發展中去，實現公共圖書館供給主體多元化發展。[5]
4.2 需求側
4.2.1 暢通公眾需求表達渠道
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是圖書館服務的內在價值，也是實現圖書館服務供給由被動轉向主動、提高自身服務水平和質量的根本途徑。因此，政府及圖書館應該積極激勵公眾發掘自身的文化信息需求。一方面，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公益活動、文化輔導等多種渠道引導公眾培養積極健康的文化生活方式;[8] 另一方面，圍繞圖書館服務均等化、標準化的目標，建立圖書館服務需求表達、評價建議、評估反饋等機制，通過問卷調查、訪談、意見征詢會等形式暢通公眾的需求表達渠道，鼓勵公眾積極參與和表達自己對所在地區圖書館服務的訴求，從而充分了解地區群眾的信息及文化需求，并以需求為導向，積極、及時地調整、完善圖書館服務的內容、形式和自身的管理機制、運行方式，制定短期的發展目標和未來的發展戰略，滿足公眾多層次多方面的信息和精神文化需求，最終形成良性循環，使公共圖書館服務水平不斷提升。
4.2.2 建立具有地區特色的圖書館服務機制
每個地區存在不同的經濟及文化發展特點，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公眾有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圖書館服務需求。因此，政府部門應當在充分考慮地區特點的基礎上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用戶需求展開積極全面的調研，充分考慮本地區在經濟文化、城鄉差距及不同發展階段等各方面的實際情況，以確定公共圖書館的文獻信息館藏結構和最適宜的服務形式，建立能夠切實滿足人民需求又同時具有地方特色的動態化圖書館服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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