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目的/意義]高校美國研究智庫作為中美文化和中美關系研究的重要陣地，是我國當代智庫發展的一個重要縮影，建設完善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可為中美兩國各領域交流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支持。[方法/過程]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外高校美國研究智庫的發展現狀，探索國內
摘要：[目的/意義]高校美國研究智庫作為中美文化和中美關系研究的重要陣地，是我國當代智庫發展的一個重要縮影，建設完善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可為中美兩國各領域交流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支持。[方法/過程]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外高校美國研究智庫的發展現狀，探索國內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建設的優化路徑，認為其應當植根于高校學科發展，突破宏觀研究的藩籬，區分智庫的功能和類型，整合各種傳播和交流的途徑，注重智庫機制建設，走優勢化、品牌化、差異化、國際化和規范化的發展道路。同時，要理性對待、科學使用智庫研究成果，新媒體環境下，要保持批判性思考力，要著力培養團隊的協作創新能力。[結果/結論]本文提出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建設的未來目標，應該數據詳實、推測精準、研究務實、評估高效以及機制完備。
關鍵詞：美國研究高校智庫路徑展望
1引言
中國的美國研究是對美國的綜合研究，不是一個獨立學科，也不是哪個學科的專利，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1]。研究美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服務國家對外戰略，促進中美深層次對話交流，中國的美國研究主要是從中國的視角出發，議題多為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宏觀戰略層面，國內對美研究比較重視宏觀研究。從戰略層面認知美國十分有必要，但并不充分[2]。
近年來，高校智庫作為美國研究的一股重要新生力量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美國研究在中國智庫研究議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在面向兩個一百年的關鍵時期，中美大國競爭的背后，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建設作用更加凸顯，但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發現，對中美智庫研究成果的宏觀探討較多，主題同樣集中于智庫對中美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宏觀話題的研究，對高校智庫的探討較多，但對高校美國研究智庫的具體探討比較少。因此，本文以智庫建設路徑為切入點，深入探析我國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在服務國家戰略和促進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路徑和未來建設愿景，不僅可以豐富美國研究的內涵，還可以為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提供參考，尤其在當下，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2現狀與類型：國內外高校智庫美國研究評述
2.1高校美國研究智庫的定義和職能
學界對“智庫”的定義一直爭論不休。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主任詹姆斯·麥甘博士，在對“智庫”不同定義的研究基礎上，提出“智庫”是為解決國內和國際問題進行政策導向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議的組織，其能夠在公共政策方面對決策者和公眾起到引導的作用，像高等教育機構組織和管理下的政策研究所等類似附屬于大學的智庫就是高校智庫[3]。我國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可以看作是以高校為研究平臺，以高校教師為研究主體，以服務中美文化交流和國家戰略為研究目標的隸屬于大學的智庫。
高校智庫是典型的現代智庫，既具備普通智庫政策咨詢和服務社會的一般功能，還具有獨特的學術研究和提供高質量具有學理性的政策咨詢的功能[4]。其優點是具有多學科優勢和人才優勢，這使高校智庫能夠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發揮特有作用，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5]。
根據教育部《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推進計劃》中關于高校新型智庫職能的闡述，本文認為高校美國研究智庫的職能主要包括服務國家整體戰略、正確引導中美輿論風向、促進中美公共外交、促進中美公共外交人才培養以及提供高水平咨詢建議等。與其他部委下屬智庫及全球化智庫等社會智庫相比，高校智庫從事美國研究的優勢在于高校美國研究信息資料比較豐富、美國研究課程體系相對完備、高層次人才隊伍較為穩定以及對美人文交流方式和途徑多元化;其不足之處在于，由于高校美國研究智庫的學術化、學科化以及體制限制等原因，在成果轉化和對政府決策影響力方面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2.2國外高校智庫美國研究現狀
美國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國智庫的普遍議題，高校智庫是美國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體。美國研究主要分為美國高校智庫的美國研究和非美國高校智庫的美國研究。前者是從美國內部視角研究美國，后者是從美國外部視角研究美國。從20世紀初開始，美國內部的美國研究從主要探討美國文化的根源，到后期的跨學科研究，主題逐漸趨于多元化[6]。
這種演變在美國高校智庫的研究中可見一斑，美國高校智庫的定位和職能，從20世紀初關于政策咨詢的學術研究，逐步擴展到人才培養和引導公眾的社會職責，例如，美國國內兩個典型的高校智庫——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里斯大學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斯坦福大學深厚的學術氛圍之下，胡佛研究所開展了一系列國內和國際前沿領域的研究，成果形式以各種報告、媒體傳播、學術論文、宣言、演講等多種形式發布[7]。此外，美國高校智庫注重培養相關方向的研究生，開設了較為豐富的美國研究課程。
例如，202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20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2020GlobalGoToThinkTankIndexReport)(以下簡稱《2020指數報告》)中位居高校智庫排名第一的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除了國際問題研究課題，開設的美國研究課程涉及20世紀美國史、美國與世界、美國經濟發展、美國與全球化、美國與各區域的關系等主題模塊[8]。非美國的其他國家高校智庫通常將美國研究置于國際關系、區域國別和文化研究等議題之下。例如，巴黎政治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位于《2020指數報告》高校排名第6位，其依托巴黎政治大學的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的長期優勢，在國際關系和區域政治方向處于風向標的地位[9]。
部分智庫還關注國防與安全領域的研究，如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國防研究中心，其美國研究主要圍繞國際關系、國家安全、軍事外交、合作交流等領域開展，擁有較高的影響力。總體來看，美國研究普遍依托優勢學科，凸顯高校特色，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善于利用媒體資源提升學術影響力，竭力影響國家內外政策，美國研究的主題呈現多元化趨勢。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智庫主要研究美國的歷史和文化，既有反思性也有宣揚性，主題日趨細化。其他國家智庫對美國的研究則是以合作和交流為目的，研究相對宏觀。
2.3我國高校智庫美國研究現狀
國內智庫從事美國研究始于中美建交之后的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40年左右的歷史，而高校智庫大面積興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從不同視角來看，高校美國研究智庫類型劃分各有不同，例如，根據資金來源，有高校專項經費、教育部門撥款、中美共同資助、多元資金來源(政府、企業、高校等)。根據智庫名稱和研究內容，部分高校智庫在名稱上雖未體現“美國研究”，但“美國研究”是其主要任務或任務之一，具體主要有專門從事美國研究的美國研究中心、將美國研究作為任務之一的綜合型高校智庫、將美國研究作為任務之一的交叉學科型高校智庫，以及將中美交流作為主要任務的中美合作型高校智庫等①。從智庫目標定位和智庫主要特點來看，宏觀上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可分為4種類型。
第一，學術研究與政策咨詢并重型智庫。一方面，學術研究致力于加深國內學者對美國的認知，促進美國研究學者之間的交流;另一方面，注重學術成果轉化，為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建言獻策。例如，成立于20世紀80年代的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學術目標定位包括研究、教學、交流和咨詢，注重聯合校內外的學術力量，組織和協調具有創造性和開拓性的研究項目，在政府和其他部門的決策過程中，就有關美國問題向其提供咨詢。
第二，教研為主型智庫。依托學科優勢，進行美國研究和人才培養。例如，上海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致力于美國社會與文化研究領域的教學與科研，依托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科美國研究專業，整合校內外優質學術資源，構建了跨專業方向、跨學科學術團隊，在課程建設、人才培養、科研成果、國內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美國族裔研究、種族政治研究、經濟史、女性主義、中美人文交流研究等為重點的特色研究領域，逐步建成了包含“美國社會與文化”“美國內政與外交”“美國經濟與中美關系”等研究方向的課程與人才培養體系。
另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心還有1979年中美建交之際成立的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美國研究中心，其宗旨是培養對美國有深入了解的優秀外語人才，推動中國的美國學教學與研究，促進中美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同時進行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培養。
第三，中美合辦的國際化智庫②。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中美合作辦學模式運營的智庫或研究中心，合作內容包括智庫理念、運行模式、主要資金來源、人才管理、項目管理等各個方面。最知名的是1986年成立的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該中心在開辦20年后，于2006年在證書項目基礎上增加了碩士學位項目，成為國際知名的跨國教育與研究機構，培養了一大批精通美國文化的科研型和實踐型人才，對中美文化交流和外交關系發展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
此外，1994年成立的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也非常成功，該智庫是由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和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共同建立，其使命是針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當前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尤其是當下社會問題，加強相互理解與合作，評估公共輿論和實施公共政策，為中美高層決策者提供重要見解，提供中美學者合作研究的平臺，并使其成為中美關系的一座橋梁。第四，軍隊院校以學術研究和政策咨詢為主型智庫。軍隊院校美國研究智庫的興起，一方面，是由于國家和軍隊戰略發展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發展到新階段出現諸多問題的一種回應。
例如，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美國研究中心，致力于對美國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軍事和外交等領域的研究，同時，致力于為決策提供咨詢建議。總體來看，我國高校美國研究智庫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和咨政建言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研究路徑以跨學科模式為主，政治學、國際關系、歷史和外語等學科都是所涉主要學科，研究人員以兼職高校教師和學者為主，部分機制比較完備的高校智庫擁有專職美國研究人員，資金來源主要是高校建設資金，部分智庫通過對外交流以及與海外機構合作的方式獲取募捐資金。同時，高校美國研究智庫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有以下5點。
第一，整體上看，高校美國研究智庫規劃不完善，智庫主要集中在著名高校或實力較強的高校，普通院校或地方院校建設美國研究智庫較少，智庫分布不均衡，不利于國家整體戰略規劃。第二，雖然高校美國研究智庫普遍強調跨學科研究，但高質量的智庫產品需要跨哪些學科、能跨哪些學科、如何跨學科以及應該以哪個學科為基礎等問題，尚未有權威性解釋。第三，智庫定位多為中美關系、中美交流、中美文化人才培養、軍事外交等宏觀戰略目標，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為主，而對美國問題縱向深入、特色鮮明、具有前瞻性的品牌研究不多。
第四，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對政府、高層決策以及社會公眾的影響力不足，在研究人員組成和對外傳播方面都有待進一步提升。第五，高校美國研究智庫評估機制不完備，在決策咨詢方面，通常以能否對高層中美決策產生影響為主要的評判標準。另外，高校科研評價體系并不完全適用于美國研究智庫評價體系，不利于智庫長遠規劃發展，不利于高校智庫有效服務中美交流的具體目標。
3融合與轉化：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建設的作用
3.1促進美國研究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視角的共融
人文與科學之爭由來已久，部分人文學者在經歷了與科學的沖突和對話之后，終于認識到這兩種視角實際上并非天然對立[10]。智庫研究能夠促進美國研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視角的共融，主要體現在，美國學作為一門人文社會學科，跨學科綜合研究優勢明顯，特點在于跨學科、多層次、全方位比較研究，使研究者能夠靈活運用多種手段和方法去透視美國各種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從宏觀上把握美國社會文化的精髓，跨學科特征使研究者需要具備開闊的視角，汲取各種學術視角，深入剖析美國文化現象背后的本質[11]。
特別是在研究方法上，應該表現為質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逐漸融合。智庫研究的質性研究方法固然重要，而智庫研究的另一國際趨勢就是量化研究，二者融合已成為國內外智庫研究的一種常見做法。例如，趙恒煜[12]應用文獻計量和文本分析的量化與質性相結合的方法，對布魯金斯學會關于中國問題的研究報告進行抽樣分析，總結出該智庫對中國研究的熱點演變過程，以及6個中國觀念框架和視角，進而呈現出美國智庫對中國國家的認知與戰略判斷的方式和過程。
3.2推動美國研究學術與實踐成果的相互轉化
智庫為學術成果的轉化提供了平臺。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在智庫研究的牽引之下，高校美國研究智庫成果被不斷應用到實踐中，而實踐的檢驗又反哺高校智庫美國研究。二者互相促進，共同推動美國研究的發展。一方面，智庫研究拓展了美國研究的學術邊界，從對美國文化、種族、宗教和政治等基本學理問題，延伸到關注美國當代社會分裂、種族沖突、移民問題，以及如何應對美國對華打壓升級等現實問題;另一方面，智庫對現實問題和咨詢政策的研究反過來又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學術研究的理論范疇，研究實踐進一步檢驗了理論的效力，促進了美國研究理論和實踐的創新。
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每年發布《美國藍皮書》系列報告，研究團隊成員既有實踐經驗豐富的從事外事工作的高層領導，也有跨學科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報告質量較高，具有較強的決策指導意義。高校智庫在美國研究學術與實踐成果轉化方面做得比較好的還有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該中心注重“美國學”特色學術研究成果，著力打造關于中美重大問題的咨詢建議。
3.3提供中美外交和公共外交的智力支撐
隨著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當今世界的國際競爭已從硬實力競爭轉向軟實力競爭，即思想文化領域的競爭，智庫正是思想文化領域競爭的助推器[13]。
例如，對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前景，美國智庫學者所持的態度既有樂觀的也有悲觀的，悲觀者認為中國并沒有明確闡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14]，這說明美國智庫對中國政策的解讀 與我國政策本意之間具有較大的差距，從側面說明了加強中美智庫之間交流的必要性。國內高校智庫正在做此嘗試，例如，中美合辦的國際化智庫，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美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開展。高校美國研究智庫是開展和深化美國研究得天獨厚的平臺，尤其是在當前中美關系所處的特殊時期，結合學科優勢開發創新性研究項目極具現實意義，而且中美高校或高校智庫之間的合作研究和對話，也是中美最容易開展的交流領域。
4沖突與選擇：美國研究智庫建設的優化路徑
鑒于高校美國研究智庫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本文認為可通過以下四個智庫建設路徑推動美國研究更加系統化、深入化與合理化，更加有效地促進高校美國研究智庫服務中美交流和國家戰略的職能。
5突破與展望：高校美國研究智庫之未來
5.1突破高校智庫的發展瓶頸
智庫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尤其在目前美國對中國打壓不斷升級的大背景下，高校智庫作為美國研究的重要陣地，值得深耕細作。高校美國研究智庫建設面臨著一些顯性和隱形的困境，因此，本文有以下幾方面的考量。
首先，理性對待、科學使用智庫研究成果。其一，美國研究的難度和效度隨著中美關系的變化而變化。智庫研究成果從生產、傳播、論證和被采納的過程，是一個相對漫長而又未知的旅程，需要研究者多一些耐心，即使未被采納，但研究過程本身也是一種積累和突破，應該正確看待，為長遠系統研究做好儲備。其二，智庫產品作為一種智力產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評估過程中，需要客觀評價，保持開放的視野，善于借鑒他人的經驗，改進和完善自己的研究。其三，作為高校智庫的研究人員，研究成果應該在具備深厚學術底蘊的基礎上，提出更加具有理據性的咨詢建議。
例如，從事美國研究的研究人員應該深研美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機制的歷史成因，在此基礎上，才能夠對美國現實問題做出解釋，并提出相應合理的對策建議。其次，新媒體環境下要保持客觀的、批判性的思考力，既要利用新媒體傳播中國聲音，又要在各種輿論中保持客觀的思考。在新媒體時代，新媒體傳播對智庫影響力的提升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也帶來另一個潛在問題，即研究人員是否會受到紛繁復雜的輿論干擾。
例如，2021年以來，網絡曾盛行“美國崩潰論”，研究人員需要理性對待，注重理據，不被網絡輿論所牽引。高校智庫不同于社會智庫，研究人員應當正確引領輿論，這要求研究人員能夠在各種輿論中保持理性客觀的判斷，不受外部輿論干擾，尤其是在當前中美高層會談正在推進之中，各種網絡評論蔓延，作為智庫研究人員，更應該科學思考和分析中美當前的關注熱點，理性判斷，為尋求可能的對話策略提供高質量的咨詢建議，為中美各層面深入交流作好輿論引導。最后，破除智庫內外壁壘，培養團隊協作創新能力。高校智庫團隊協作主要包括團隊內部協作、學科間協作、智庫間協作以及高校智庫與社會人員或機構間的協作等。
團隊協作研究能力對重大項目完成和重要報告生成至關重要，高效、精準的智庫報告尤其需要團隊協作。例如，美國著名的蘭德智庫，擁有1,030名研究人員，涉及350多個學科背景和研究領域，跨學科型工作人員，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善于應用最新的方法和工具協作來解決政策領域的復雜問題，影響力較大的研究成果大多數由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協作完成。目前，我國的協作機制還有待完善，需要進一步探索可行的協作機制，促進培養團隊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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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論
我們的高校美國研究智庫與國際一流高校的智庫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充分利用高校學科優勢，破除學科界限，細化智庫功能和類型，拓寬智庫傳播交流途徑，加強智庫機制建設，凸顯智庫品牌的特色和差異，融入國際話語體系，規范智庫運行模式。未來，新型美國研究智庫應具備數據詳實、推測精準、研究務實、評估高效、機制完備的總體特征，切實有效地服務中美各領域、各層面的交流以及我國的國家整體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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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波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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