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涉及到宏觀歷史現象和一些影響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重要人物的文本(尤以魯迅的作品為代表)，文本的個性化解讀似乎沒有必要，人們用先驗的某些思想觀念(也是單一的或集體化的)去對照文本，然后加深對這些既定思想觀念的認同感文本解讀進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涉及到宏觀歷史現象和一些影響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重要人物的文本(尤以魯迅的作品為代表)，文本的個性化解讀似乎沒有必要，人們用先驗的某些思想觀念(也是單一的或集體化的)去對照文本，然后加深對這些既定思想觀念的認同感——文本解讀進入一個程式化的封閉系統。
以《囚綠記》為例：不知是不是文本中抗日戰爭的宏觀背景不經意間的流露，還是陸蠡被賦予的革命家的身份和遭日軍屠戮的人生結局，許多課堂對《囚綠記》的解讀，總是以此將有社會標志意義的事件作為切入文本的主要乃至唯一角度，作為分析文本價值的參照物，然后陸蠡理所當然地成為不屈的光明和自由的追尋者，綠就是陸蠡品質的一種昭示。從文本的教學內容確定的意義上說，宏觀社會背景是繞不過去的坎，這樣的文本解讀思路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一些合理性。但單單以此為陸蠡的某些“崇高”張目，牽強或自媚不說，還難以突破邏輯的常識：囚禁弱者的人咋就高尚了呢?
顯然，這些宏觀角度是否有窺一斑而知全豹的全知全覺能力，這個參照物又是否映射文本對象的全部的生命細節和價值?不盡然。這種本末倒置的文本解讀思想在今天大行其道，導致的結果是，極容易把一個人當成某個意義的工具，人及人發生的事情極容易被當成一個概念和符號的存在，連死去的人都可以重新定性，因為他已經無法辯解。
語文不是考古學，不是靠著出土的殘磚斷瓦無奈地猜測著歷史的原型，重復證明已然存在的歷史規律，“由大而小”增添歷史的細節;語文的得天獨厚就是，文本本來就為我們提供了歷史的枝繁葉茂，語文永遠是用真實的形象和細節說話，為歷史添上不可動搖的注腳，是“由小而大”的微言大義。說到底，用“由大而小”思路上語文課，這是一種非獨立精神下的文本解讀態度，這也往往導致與作者的原本意圖大相徑庭。傅國涌先生十分推崇早年活躍于中國的蘇珊·桑塔格女士的思想方法，反對“將世界納入事先預設的意識系統，貌似嚴肅實則花哨地玩弄概念、名詞的那種‘闡釋’，其結果只是‘影子世界’取代了‘真實世界’，無比復雜、多元的世界被‘闡釋’得那么可憐、那么簡陋”的“闡釋”。但貌似我們現在的很多語文課在做與這相反的事情。
那么，《囚綠記》會有怎樣的“由小而大”呢?
1、一個因愛而囚的事件敘說
“囚”是個極其明了的會意字，卻總是演繹人類最為刻骨銘心的事件。我們熟悉了人類無數個把異己或無法控制自己無限欲望的人關進囚籠的故事。但是，本文卻是一個被人們忽視的另一種囚禁事件的典型——因愛而囚——別忘了，“我懷念著綠色，如同涸轍的魚盼等著雨水!我急不暇擇的心情即使一枝之綠也視同至寶”，以至綠成了“我并不感到孤獨。我忘記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許多不快的記憶”的慰藉。
然而，這僅僅是暫時的。“孤獨和陌生”還是讓“我”的心理走向畸變——“讓綠色和我更接近，更親密……我拿綠色來裝飾我這簡陋的房間，裝飾我過于抑郁的心情。我要借綠色來比喻蔥蘢的愛和幸福，我要借綠色來比喻猗郁的年華。我囚住這綠色如同幽囚一只小鳥，要它為我作無聲的歌唱”，綠完全成了我的附庸;直至最后，哪怕綠“尖端總朝著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細葉，一莖卷須，都朝原來的方向”，哪怕“它漸漸失去了青蒼的顏色，變得柔綠，變成嫩黃;枝條變成細瘦，變成嬌弱，好像病了的孩子”，雖然“我漸漸不能原諒我自己的過失”，但綠的病態竟是“它損害了我的自尊心”的理由。——這個魔念的可怕就在于“明知有害而為之”，是那么的情不由衷，卻又如命中注定不可違背。文章就是這樣真實地告訴我們，從帶有善意的占有到萬劫不復的魔念，距離并不遙遠。
2、一個孤單生命的自由之路
好在這個畸變心靈沒有產生血腥殘酷的后果(最后我“開釋”了綠藤)。但這不足以讓我們慶幸。“我計算著我的歸期，計算這‘綠囚’出牢的日子。在我離開的時候，便是它恢復自由的時候”，亦言之，強者的快樂建立在弱者的痛苦之上，弱者的自由靠的是強者的恩賜。“我”釋放綠的理由不是良心發現，良心早就昭然，只是始終沒有行動的自覺。不是所有的丑小鴨都能變成白天鵝。簡單地理解綠藤“永不屈服向往光明”的冠冕堂皇，不能掩蓋所有生命的苦難。弱者就是這樣，連莊嚴的死去都是一種奢侈，只是在強者的股掌間漫長地熬盡生命所有的能量。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jylw/32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