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全球氣候危機面臨的國家法治問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對迎接這些挑戰，充滿了勇氣與責任感。中國對人類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低碳未來充滿信心。首先是將生態經濟轉型寫入國家戰略，并持續性地堅持在科技政策、產業經濟政策、稅收政策、教育改革
全球氣候危機面臨的國家法治問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對迎接這些挑戰，充滿了勇氣與責任感。中國對人類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低碳未來充滿信心。首先是將生態經濟轉型寫入國家戰略，并持續性地堅持在科技政策、產業經濟政策、稅收政策、教育改革等多種方面切實貫徹。
關鍵詞：法治期刊投稿,全球氣候治理,氣候論文投稿
一、全球氣候治理的真正建立
全球氣候危機的應對問題，發展到2016年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我們觀察到，目前確立的國際規則和主要國家的國家實踐等，正在發生本質性變化。
(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之奠基
最早在19世紀，就開始有科學家關注二氧化碳氣體排放與全球氣候變暖之間的關系，并提出警告。但是，直到198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氣象組織才聯合成立了一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來推動社會公眾和各國決策者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也籌劃相應國際公約事宜。后來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UNFCCC)就是該委員會磋商形成的文本①，被提交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后獲得通過后形成的。
該公約是全球第一個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公約，也開創了國際社會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進行國際合作的基本規則框架。該公約正式宣告全人類將通過碳減排，減緩全球氣候變化，但在其內容中卻并未規定國家的具體義務和實施機制，需要在后續談判中繼續完善。所以，《公約》規定，從其生效之日起，締約國每年舉行一次締約方會議，以評估應對氣候變化措施的效果和推動規則的繼續發展。
因為氣候變化和碳減排等觀念在國際社會普遍推廣的難度，直到1997年的締約方大會上，《公約》的首個附件《京都議定書》才獲得通過②，開始擴展《公約》內容。《京都議定書》的重要貢獻在于將溫室氣體減排規定成為了《公約》締約國的法律義務，即建立了強制減排義務。該協定創立了“清潔發展機制”“聯合履約機制”“碳排放配額交易機制”等一些具體執行措施。但是，缺乏具體操作的量化、細化的規定。例如，關于碳排放初始配額的計算、分配和定價等，都沒有明確。
(二)《巴黎協議》的重要意義
《巴黎協議》是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中③，由到會的近200個國家，一致同意通過的一份新協定。其是聯合國《公約》繼《京都議定書》之后達成的第二份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定，是在《京都議定書》之后打開氣候治理僵局的一次重要突破。2016年4月22日是《巴黎協定》開放簽署的首日，即有包括中國在內的175個國家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該協定。這次簽署，創造了國際協定在開放簽署首日締約國家數量最多的新紀錄。《巴黎協定》能夠在如此短的期限內得到如此眾多國家的支持，可以說是不負眾望地真正拉開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序幕。《巴黎協議》的內容主要是在《公約》規則的基礎上，細化了2020年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指標和行動安排，旨在加強對《公約》減排目標和宗旨的實施能力
(三)中美聯合聲明的特殊價值
2016年3月31日發表的《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宣稱，中美兩國將于2016年4月22日作為第一批國家簽署《巴黎協定》，呼吁其他締約國踴躍簽署《巴黎協定》，還承諾聯合推動《巴黎協定》的實施。中國和美國在聯合聲明中的表態，以及承諾在未來采取的投資、合作等重要舉措，成效的確顯著，許多《公約》締約國開始考慮積極推動《巴黎協定》的國內批準程序。《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菲格雷斯2016年7月5日講到，因為越來越多的國家計劃在今年內批準《巴黎協議》，預見《巴黎協議》很可能將在2017年即達到生效條件，比原設想預計提前了三年[4]。而且，中美兩國聯合表態的這種示范作用，成功消弭了氣候談判進程中一直存在的重要阻礙，即發達國家集團和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在強制減排規則方面的核心利益沖突和氣候治理基本原則等方面存在的強大分歧。
這一重要障礙的成功解決，是最終導致《巴黎協定》高票通過和創紀錄簽署的重要原因。打開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局面，開創了真正“全球”參與的全球氣候應對規則與合作行動。對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措施及其實際效果問題方面，由于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正面宣稱將簽署《巴黎協定》，并就南北國家間的氣候治理合作，主動承諾和作出示范。極大地打消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的顧慮，對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的強制減排義務履行和國際合作的實施效果產生積極作用。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打破全球低碳經濟轉型的僵局，頂住壓力繼續推動氣候控制和氣候適應型經濟的全球推廣。而且，考慮到各國不同的經濟類型和發展階段差異，在2020年后，允許各國將以“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更具包容性，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依據各自的國情，出錢出力，在氣候控制方面最大限度地求同存異，以爭取最廣泛的全球共識。中國和美國在氣候聯合聲明中的表態，表明中美兩國已經眾望所歸，扛起南北合作氣候治理的大旗，引領了全球氣候適應型經濟的希望。
(四)全球氣候治理已經建立
全球氣候治理作為全球多邊治理的重要領域，也是當前全球治理中走得最遠的領域。其對于國際法治的影響和示范效應，當然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從經濟學的角度觀察，低碳轉型既是“第二次的經濟全球化”[5]40，也是全球化發展的升級版和必然階段。《巴黎協定》的通過，驗證著全球經濟“迅速向低碳和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的需要[6]這一經濟制度自身的客觀規律的作用。
經濟發展規律決定人類生產方式進入新階段，低碳經濟轉型被認為是“下一次工業革命”[7]。在這一變革過程中，眾多國家和人民的生活、生產方式均出現本質變化，人們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消費產品方式等均產生深刻變革。而綠色貿易壁壘、航空碳稅、碳交易市場等現象的出現[8]，正是低碳經濟模式全球化的必然產物[9]。
低碳技術和產品的生產規模、市場份額和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碳交易市場的全球化也正在快速發展[5]200，均表明全球強制減排制度的真正建立和運行。“第三次工業革命”與人類社會與之前的每一次工業革命和市場方式變革一樣，對弱勢的產業和經濟體均會帶來巨大挑戰。廣大發展中國家必然在這一變革過程中，承受更多的沖擊與挑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促進國內市場和國際貿易中的氣候適應型轉型，在國內逐步建立和運行碳排放交易市場[10]。
二、全球氣候治理對國際社會的重要影響
不管國家行為體主觀上是否愿意，氣候經濟的變革實質上一直在全球范圍內持續進行著。全球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管理方式、生活方式、貿易方式、消費方式等方面，都正在經歷一個“強制性”的統一過程。感受到這一強勁的變革“潮流”，觀察和思考這些持續變革對于國際社會和國際法治的影響，開始變得日益重要。
(一)全面和深入地促進國際社會“組織化”
國際社會的這種較為全面和更為深入的“統一化”或者說“組織化”，一方面是全球化長期深度發展的累積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在氣候危機面前，人類社會各類行為體更緊密地“相互依存”的必然結果[12]。畢竟，在客觀規律面前，當前人類社會科技和人力想要快速挽回之前幾個世紀“工業化快速發展”累積的負面后果顯得非常無力。只有整個地球村“統一行動”，才能看到希望。整個國際社會“統一化”和“組織化”的應對措施，成為必須。
1經濟的組織化。全球氣候治理的建立從本質上來說，是人類社會統一應對全球氣候危機各方面努力的總和。氣候治理全球化最初的切入點或者說表現，是在經濟領域，以歐盟、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體，紛紛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引領了全球性的經濟進化過程。
2國際社會各類主體的組織化。最近數十年來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危機的努力和國際合作，一方面極大地加強了國際社會各類主體關于組織化行動的觀念和習慣;另一方面，因為組織化的行動方式能夠極大地提高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危機的能力和效率，因此，在全球氣候治理中，聯合國也一直有意識地努力推動國際社會在氣候治理中的組織化。國際社會各類主體組織化現象加強的成因，一方面是由于國際合作中不斷踐行了組織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類主體的觀念和制度逐步統一，也更多要求組織化程度的加強。
總之，實踐的積累和全球氣候治理的本質，都推動全球氣候治理中國際社會的組織化不斷發展。國際社會中各類主體的組織化，有利于提高人類在應對全球氣候危機中的合作能力和統一行動力。在國際社會主體組織化的過程中，聯合國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全球氣候治理也已經成為聯合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領域，有利于發揮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協調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和國際合作[14]。此外，全球眾多的民眾和公司等等，均可以參考NGO的組織化方式，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各項活動和運營機制[15]。這是其他的全球治理領域中所未見的。總之，國際社會各類主體都正在以更高的組織化方式，參與到全球氣候治理中來，“合眾之力”共同應對氣候危機。
(二)國際法治的組織化
原本，基于國際社會法律規則形成的特殊方式，國際法治的組織化程度相對于國內法治來說自然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主要體現為內容的碎片化和軟法化。但是，國際法治的這些“根深蒂固”的特性，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似乎已經發生了緩慢變化[16]。
第一，氣候治理中規則的統一程度不斷得到加強。聯合國《公約》中明確闡述，只有國際社會的各類主體一致努力，才能達成公約控制氣候變化、應對全球危機的根本目的。因此，公約中設置的義務天然的帶有統一性，并通過《公約》以法律的方式“強制”在締約國國內推行這一切。這樣的做法，極大提高了氣候治理規則在全球國家中的統一化程度，即基于氣候問題的全球性特質，導致國際社會在該領域內進入了全球治理的狀態。這對當代國家行為體在國際社會事務中的行為方式產生了直接影響。
第二，《公約》創設了非常具體的、具有強制性的條約義務，這在條約實踐中實屬罕見。氣候公約中明確規定了各階段中不同國家類別的減排義務，而且表現出更多的強制義務和清晰的處罰責任，即條約的強制力極大得到加強。這種情況在此前的條約實踐中確實罕見。此前具有類似設定的條約極少，且一般集中在針對嚴重的國際犯罪等少數領域和問題。正是由于《公約》這種強制性的義務，美國退出了公約談判，并在簽署后又以此為理由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如前所述，《巴黎協定》極大地細化和繼續執行了這種強制力，但仍然得到了200多個國家的支持，這表明全球氣候治理規則已經成為了強制性的國際法規則新領域。
第三，全球氣候治理規則的組織化程度與WTO規則相比，更加突出。WTO規則中規定，WTO組織對各締約國的國內法有審查和作出報告的權利，爭端解決機構也有權對締約國國內立法與行政措施進行裁定和協調，以保證WTO規則的執行，其強制力一直備受矚目;而全球氣候治理規則試圖建立的機制中，其組織化程度更高。組織將有權對締約國國內的經濟、社會政策以及國內立法等進行審查和評價其減排功效。總之，雖然國際法規則碎片化發展和軟法的特點不能完全改變，但是氣候問題確實已經邁開了腳步。在全球氣候治理規則中開始呈現出統一性、系統性、強制力的特點。
(三)重新形成國際競爭機制和秩序
低碳經濟轉型實質上是人類對未來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的整體修正。若能夠實現全球綠色發展，則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非常有益。如此大的變化，必將要形成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新的全球競爭機制和公平觀。而且，因為全球氣候治理是全球統一的行動，需要直接通過國際法推動這一切。堅持國際法的精神，在這種情況下，變得如此重要。
1氣候經濟轉型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氣候經濟轉型是用全新的生產關系，促進適應氣候控制需要的生產力解放，代表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機遇。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事實上是重新定義人類活動與地球環境之間的關系，即重新定義包括環境和自然資源在內的生產資料與人類之間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關系。而且，將這種結論以國際條約的方式規定下來，以促進全球各國和企業、個人去不斷踐行和快速改變。
2碳排放權成為低碳經濟的稀缺資源。生態資本成為大國之間低碳博弈的籌碼，全球氣候治理規則將限定氣候經濟時代中國家的發展權益和發展空間[17]。氣候經濟是科技密集型經濟，其全球性競爭也更加直接和劇烈。很多人擔心科技和競爭力造成的“碳鴻溝”，將導致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權”的競爭中處于絕對弱勢。而且，即使是純國內生產和交易的產品與服務，也不能擺脫“碳排放計算”的全球競爭，即未來的國內、國際市場競爭都將體現為低碳經濟標準下的生產率的直接競爭。這種變化將幾乎完全重塑國際經濟競爭的方式和標準，需要國際社會各類主體重新適應。
3新興發展中國家上位的重要契機。氣候經濟轉型是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升級版，其不光是市場和產品的全球化，更重要的是產品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氣候碳排放的全球化。這需要全球更多的合作，因此，也將對國際規則產生深入影響，所有參與的國際社會主體也將努力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國際秩序。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也將在這個全球化競爭規則新變化的過程中，獲得了一個重新改變全球經濟競爭規則的難得機會，可能試圖扭轉WTO規則中的各種弊病和不公平。而且，這種國際經濟規則的重要變革可能導致，原本在傳統市場方式中競爭存在的差距，將可能直接在碳排放生產率的競爭中被追平，后來者也可能在低碳經濟時代實現逆襲。可以說，只要是高科技密集、創新性為標志的經濟體，在低碳經濟時代都充滿希望。中國提出建設創新型經濟和國家，也是迎接氣候經濟轉型的需要。
4全新的公平與正義標準。碳排放中的公平與正義觀念變革，在于正式承認發達國家碳排放的歷史責任，承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成為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基本原則。既強調所有國家需要共同努力，也強調發達國家的責任應當區別于發展中國家[18]。這一闡述表明，碳排放中的公平與正義是在縱向的時間、空間維度上討論的“發展的公平性”。這樣的公平與正義觀點，在此前的WTO規則中是不能想象的。
作者：黃穎 單位：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
推薦閱讀：《氣候與環境研究》(雙月刊)創刊于1996年，由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世界氣候研究計劃中國國家委員會主辦。獲獎情況：中國科技論文統計分析數據庫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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