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議題安全建構的碎片化

　　【內容提要】199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一并成為全球環境治理與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樣性的國際合作程度、社會認知深度、治理行動速度等都明顯遜色。生物多樣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亞于其他的全球性環境議題，但其議題安全化的分散性卻不利于建構整體性的安全認知。生物多樣性議題安全建構的碎片化體現在生態、治理目標、談判、國家及其他行為體四個層面。生態層面是指生物多樣性的安全認知;治理目標層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愛知目標”與安全的聯系;談判層面包括資金機制、資源動員、遺傳資源獲取和惠益分享、保護區以及主流化等議題;各締約方及其他行為體層面不僅在各項議題上表達各自關切，同時也將生物多樣性問題建構為糧食安全、水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經濟安全等多元安全關注。生物多樣性議題安全建構的碎片化導致了該問題雖然在話語上進入了安全領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認知，難以提供簡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標和路徑，不利于推動全球有效治理。

　　【關鍵詞】生物多樣性;安全化;安全建構;生態安全;環境安全;安全治理

　　2020年10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COP15)將于中國昆明召開，決定2020年后生物多樣性全球治理的政策安排和框架走向。生物多樣性不僅是自然科學和保護的議題，也是環境政治與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命題。1992年里約地球峰會以來，《生物多樣性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奠定了全球環境治理的制度框架基礎。隨著冷戰的結束，非傳統安全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躍升于國際政治和安全學界，環境和生態威脅成為重要的安全研究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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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與逐漸占據政治話語重要地位的氣候安全相比，學術界對生物多樣性與安全依然缺乏重視。人類活動是造成生態系統退化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是保護物種多樣性、遺傳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2010年10月，《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名古屋舉行，通過了旨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20項“愛知目標”。盡管生物多樣性的安全威脅已經成為全球生態治理的重要認知，但是國際社會缺乏系統性的生物多樣性安全框架和共同的安全理解，這導致了該議題安全建構的碎片化，不利于形成全球統一行動。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是：生物多樣性議題如何在不同層面呈現多元安全化的建構。雖然生物多樣性保護是重要的全球環境議題之一，但學界對于環境安全框架下生物多樣性安全研究存在不足。

　　環境問題的建構通常需要經歷一個從公眾的、社會的、非政治化階段向安全化階段的遞進過程，使用安全化作為理論框架有助于理解生物多樣性議題的安全建構要素。在生態治理層面，“愛知目標”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指標，但是缺乏統一的安全關聯導致了安全目標之間的競爭關系，弱化了目標的整體性。在國際政治層面，《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簽署以來，各締約方展開生物多樣性談判的政治博弈，從各自角度和立場提出安全倡議和關注，甚至開展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話語角力。在國家及其他行為體層面，除了締約方之外，其他行為體也積極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

　　具有代表性的締約方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普遍關注糧食安全和水安全，但是在其他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安全問題上缺乏共同的認知。在國家層面，中國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主要國家之一，也是積極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締約方國家之一。以中國為例的生態層面安全化過程可以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寶貴的經驗。總而言之，生物多樣性安全化有其重要意義，但是在重要治理框架、協議、方向和目標尚未明確的情況下推進安全議程建構，會導致安全概念的濫用，各安全關注之間相互競爭，不利于構建全球共同的威脅認知和建設可測量、可量化、可執行的有效治理制度。

　　一環境安全框架下生物多樣性議題研究不足

　　生物多樣性保護是重要的全球環境議題之一，對環境安全框架下生物多樣性安全研究不足之問題進行系統綜述是非常必要的。

　　(一)環境安全研究的確立

　　環境安全首先作為傳統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的研究對象。環境安全包括由環境問題引發的沖突、暴力等傳統安全問題和軍隊參與環境保護行動的非傳統安全問題。①然而，環境問題在國家安全特別是軍事安全視角下開展研究具有爭議性，其觀點窄化了環境安全的范疇。20世紀70年代，傳統的國家安全軍事觀念就被認為無法適應全球性環境威脅，②國家安全框架需要將環境退化納入進來。③美國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期刊自1995年就為環境安全研究提供了平臺，安全學界圍繞環境安全進行激烈的辯論。環境問題被認為是美國的重大威脅之一，從而置于美國國家安全層面進行討論。④但是，其他學者駁斥了這一觀點，認為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并不是美國近期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而是直接威脅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將環境問題聚焦于美國國家安全層面不利于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⑤在重新定義安全的討論中，環境議題逐漸成為新興的學術話題，推動了重新定義安全概念的需求。哥本哈根學派拓展了安全領域的界限，超越傳統的軍事安全關注，同時聚焦于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etal)和環境(environmental)安全。

　　⑥彼得·霍夫(PeterHough)指出，環境議題可以從科學研究問題邁向政治和政策領域，最終到達安全議題層面。①重新定義的環境安全逐漸成為一個競爭性概念，“安全”一詞在語言使用上甚至出現了濫用的情況。②氣候安全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它并沒有一整套普遍適用和認可的理論框架和概念定義。與氣候議題相關的脆弱性、通信、交通和能源設施等均被歸類為氣候安全話語。③環境安全研究的確立和提升為生物多樣性安全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平臺。但是，生物多樣性議題研究尚且不足，主要原因是其議題長期被邊緣化。在氣候變化問題的主導下，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的諸多議題沒有受到相應的關注。④生物多樣性作為生態系統的基礎也沒有獲得國際社會應有的重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等議題的附屬品。與其他環境問題相似，生物多樣性議題也被話語建構為多元的安全關切。氣候變化等已經明確治理目標和方向的問題，通過安全建構可以強化公眾意識和提高政策執行力。生物多樣性在尚未達成清晰和明確的治理目標之前就急于實現多元安全建構，只會阻礙整體目標的設定和優化。

　　(二)批判式環境安全理論

　　隨著環境安全研究的發展，理論框架也從安全主體、安全價值、威脅來源、參照對象和維護方式等方面得以擴展。⑤首先，環境安全理論強調“人的安全”，關注環境問題對人的影響和威脅。⑥《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涉及人的安全的領域包括糧食、衛生、飲水、社會、環境、氣候等安全范疇。①環境與人的安全之間的關系也體現在暴力沖突方面，比如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造成人民生活脆弱性、貧窮、政府治理能力弱化以及環境移民產生的民眾間沖突。②由于這些安全威脅具有跨境性質，因此“人的安全”觀念也能夠促進區域環境合作，比如東盟氣候政策的合作。③其次，環境安全從多領域研究視角超越國家中心維度，批判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安全理論框架。

　　④批判式環境安全研究(CriticalEnvironmentalSecurityStudies,CESS)結合國家中心論、生態中心論和人的安全三類環境安全理論，歸類于同一研究框架，視環境安全為一個學術領域，而非一種概念。這種理論創新的顯著優勢是彌補了環境安全研究的固有缺失。安全研究領域涉及人類或者個體的話題通常歸結于人的安全理論框架，人的安全理論研究中的環境議題也由此置于環境安全研究以外的領域。⑤因此，批判式環境安全理論以環境政治為中心，將國家、人、生態體系置于在共同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研究和探索，提高了環境安全理論的整體性。再次，環境安全理論轉向以地球整體生態為基本單位。2009年以來，“人類世”⑥(Anthropocene)觀點進入環境安全的話語體系，強調生態紅線(PlanetaryBoundaries)的重要性。2009年，斯德哥爾摩應變中心(StockholmResilienceCentre)提出的地球系統九大根本性生態控制變量說明了生態保護緊迫性進一步加劇。

　　環境安全理論的豐富為生物多樣性安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環境安全研究范疇的擴展有利于提高生物多樣性的重視程度。一方面，由于受生物多樣性喪失威脅的主體極其廣泛，批判傳統視角的安全理論提供了廣闊空間，將人、生態、國家和社會進行了有機結合;另一方面，生物多樣性保護是一個正在發展和演化的政治與國際關系問題。因此，生物多樣性議題的安全研究不能僅依靠某一個視角的理論，而需要以動態的理論框架關注議題的發展軌跡，回答和分析該議題是如何從一般性科學和公眾問題上升至安全層面。

　　二環境領域的安全化理論研究

　　安全化理論提供了一個動態的視角和框架來觀察一項議題如何從公共事務上升到政治事務，最終進入安全層面。安全化理論需要更為細致的分析，不僅有必要探討安全化的過程，還需要挖掘和分析議題是如何通過話語與多元的安全關切相聯系。環境安全框架強調了以環境議題為中心的多元安全研究主題，既包括由環境問題引發軍事部門參與的傳統安全領域，也包括潛在的威脅經濟、社會和個體等本體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環境安全框架與安全化理論的結合可以夯實生物多樣性安全研究的理論基礎，提高理論兼容性。批判安全研究相較于傳統安全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論基礎，探討了冷戰以后對于安全概念重新定義的需求，以批判的視角理解新興安全議題。哥本哈根學派提出了安全化理論，為研究安全議題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安全研究目標從傳統的軍事部門擴展到包括環境在內的其他領域。①盡管安全化研究將分析范疇擴大到傳統軍事安全以外的領域，但是也有學者使用安全化理論解釋和分析朝核和東亞軍備等傳統安全議題。②這說明安全化理論已經廣泛運用于各類安全研究議題。

　　三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目標層面的安全化

　　2010年10月，《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名古屋舉行，通過了旨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20項“愛知目標”。(一)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目標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設有5個宏觀戰略目標：主流化(A)，可持續利用(B)，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多樣性保護(C)，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改善(D)，戰略實施的改善(E)，并且下設20個具體目標。②目標A是指生物多樣性議題融入各政府決策部門和各項社會活動的進程。目標B是指降低各領域的生物多樣性損害，確保水資源使用和管理的可持續性。目標C是指建立保護區、降低物種滅絕、保護遺傳基因資源多樣性。目標D是指提高生態相關的服務水平、恢復退化的生態系統、實現遺傳資源的公平分享。目標E是指行動參與、知識管理、能力建設方面的改善和增強。

　　五大戰略目標再細化為20個具體行動目標，體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的20個具體領域，并且與多元安全關注形成不同程度的關聯。根據聯合國框架下多個機構共同發布的《生物多樣性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技術說明》，17項“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與20項“生物多樣性目標”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可以相互對接。①根據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安全歸類，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可以被歸納出12類的安全化參照對象。

　　作者：王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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