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近代林學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過多次林學家與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氣象學家、水文學家、工程師等群體圍繞某一問題展開長期爭論的情況。通過對5個類似案例的分析，從跨國科技傳播的角度展示了中美在林學領域的廣泛交流和互相影響;從跨學科的角度分析了林學
摘要：近代林學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過多次林學家與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氣象學家、水文學家、工程師等群體圍繞某一問題展開長期爭論的情況。通過對5個類似案例的分析，從跨國科技傳播的角度展示了中美在林學領域的廣泛交流和互相影響;從跨學科的角度分析了林學與地質學、氣候學、工程等領域的關系;最后，初步總結了以上案例反映的近代林學研究的特點。
關鍵詞：林學;多學科;爭論;案例研究
林學研究肇始于對森林與河流、水旱災、饑荒、氣候關系的討論[1-2]，涉及水文學、氣候學、地理學、地質學等學科，因此常常出現(xiàn)圍繞一個問題，多學科背景研究者介入，并出現(xiàn)長時間爭論的局面。加上林學從一開始就與博物學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此后的研究中始終擺脫不了博物學家群體的參與和影響。但這種情況并不是林學研究所特有的[3-4]。
在黃土高原歷史時期的植被問題、青藏高原邊界問題等地學研究中亦有類似情況。“學科背景是影響學者做出判斷的重要依憑，參加討論的學者的學科背景多樣化了，就會有更多的歧義出現(xiàn)，這是由各個學科的獨立性和學者的探索進取心所決定的。” “之所以存在諸多觀點和分歧，是由于不同研究者的學科基礎不同，所采用的方法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各研究者對自己的學科及采用方法過于自愛，而對其局限性缺乏認識。”[4]近來出現(xiàn)的有關森林植被與氣候關系的若干論調[6-10]，仍然是20世紀上半葉林學發(fā)展過程中一些思潮的延續(xù)，依舊未能擺脫森林可以改變氣候和環(huán)境這一觀點的窠臼，這不能不說是非常大的遺憾。
事實上，類似觀點早在20世紀10−30年代就曾經出現(xiàn)并引起巨大爭議。如近代中國“造林防災論”的代表性林學家凌道揚(1888−1993年)就認為“設北五省諸山脈，全為森林所郁蔽時，縱有旱災，亦斷不至如是之烈也”“若山東東南諸山，種植森林，即足以增加所在地之雨量……欲增加中國北部之雨量，供給農業(yè)上使用之水源，勢非盡山東東南諸山，實行造林，不足以渡東南海風之濕氣，而旱災終未有已也”“設北五省荒山，盡植成林。不惟增加森林所在地之雨量，而冬季風向，北風最多，此由北而來之干風，經過林地之后，性能吸收多量之濕氣，以傳布他處，恰如瑞典森林能增加其東部各國之雨水也”[11]。
顯而易見，近來社會上、學界再度興起的一些觀點與之如出一轍。凌道揚聲稱造林防災“科學上之研究如此，事實上之試驗如此，歷史上之經驗又如此”[12]，“總理之遺訓如此，各國科學家之言論如此，各工程師之主張如此，森林在科學上減免水災之功能如此，各國以森林減免水災之歷史如此，森林利益關系國計民生之重大又如此”[13]。他還反復引用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生部分關于全國范圍內造林防止水旱災的說法，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但其觀點遭到了以馬羅來(W.H.Mallory,1893−1980年)、黃瑞采(1907−1998年)和李儀祉(1882−1938年)為代表的中外研究者的極力反對[14-16]。
而美國早在20世紀初就出現(xiàn)類似情況，林學家也經常引用前總統(tǒng)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年)關于保護森林的表述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工程界、林學界就森林與河流的關系產生巨大分歧，引發(fā)了遠比上述案例更為激烈的爭論，甚至進行公開論戰(zhàn)，在學術觀點本身的爭辯之外，不乏意氣之爭和權力之爭，火藥味十足[17]。而當時在美國麻省農學院、耶魯大學林學院先后學習并取得林學碩士學位的凌道揚，一味宣傳造林防災的“一家之言”，卻對美國學界關于這一問題出現(xiàn)過的巨大爭議和論戰(zhàn)避而不談，頗有“偏聽則暗”的意味。這其中的原因，除了當時中西科學交流極不均衡外，更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思考。
在氣候這樣一個異常復雜和專業(yè)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一種奇怪的現(xiàn)象”，任何人都可以談論氣候，而且高談闊論，“很少有一種領域像氣候變化這樣空論多于事實”“關于世界氣候變遷的原因與性質的結論幾乎與正正經經地研究這個問題的科學家的人數(shù)一樣多”[18-19]。而在與氣候和生態(tài)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林學問題上，類似情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中國實施生態(tài)文明建設、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量發(fā)展戰(zhàn)略的今天[20-23]，重新審視林學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這些爭議，對我們借鑒歷史經驗、避免錯誤導向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
一、典型案例及爭論焦點
林學研究從最初就將森林與河流、氣候、水旱災及饑荒之間的關系作為重點關注對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至今。以下選取的5個案例，雖然發(fā)生在中國和美國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下，但是都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即森林對氣候、河流究竟有無影響，如果有，這種影響是怎樣的?
(一)“中國北方氣候干旱化”假說的廣泛傳播及受到的挑戰(zhàn)
關于中國北方氣候趨于干旱化的假說，由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9世紀70年代首先提出[24]，此后一些學者又從美國地理學家亨廷頓(E.Huntingdon,1876−1947年)[25-26]與英國探險家斯坦因(A.Stein,1862−1943年)[27]關于中亞氣候變化的觀點中得到啟示，經英國博物學家索爾比(A.deC.Sowerby,1885−1954年)[28-29]、匈牙利學者恩格萊德(A.L.Englander)[30]、英國人類學家Buxton等①[31]學者不斷發(fā)展和補充，最終形成，并于20世紀20−40年代在中外學者中達到傳播的頂峰。
其主要觀點認為，由于歷史時期的毀林，中國北方地區(qū)氣候已經發(fā)生了不利的變化即干旱化，這是北方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戈壁沙漠向華北平原擴張。索爾比甚至認為中國北方有變?yōu)樯衬内厔荩绻撕髿夂驔]有出現(xiàn)重大變化，將重蹈亞洲中部地區(qū)的覆轍。在20世紀上半葉，這一假說得到眾多領域學者廣泛的支持、補充和傳播，贊成者之多、背景之廣、持續(xù)時間之長，非常罕見。
先后的支持、傳播者包括林學家凌道揚[32]、美國林學家佘佛西(W.F.Sherfesee,1882−1971年)[33]、英國哲學家羅素(B.Russell,1872−1970年)[34]、日本地質學家與古生物學家早坂一郎(IchiroHayasaka,1891−1977年)[35]、地理學家蔡源明(1897−1935年)[36]、歷史學家張蔭麟(1905−1942年)[37]、生物學家杜其垚[38]、生物學家周建人(1888−1984年)與文學家周樹人兄弟(1881−1936年)[39-40]、歷史學家蒙文通(1894−1968年)[41]、圖書館學研究者程伯群[42]、土壤學家黃瑞采[43]、考古學家李濟(1896−1979年)[44]、林學家鄧叔群(1902−1970年)[45]、工程師張國藩(1905−1975年)[46]、林學家李志水[47]、地理學家葛綏成(1897−1978年)[48-49]等。
1942年，在蘭州召開的中國工程師聯(lián)合年會上，論文《我國北部沙漠南移問題》引起工程界廣泛注意[50];1945年中山大學森林學系甚至專門召開了“沙漠南移問題座談會”討論這一問題[51]，學界受上述假說影響之深可見一斑。但這一假說也受到數(shù)位有很大國際影響力的科學家強有力的挑戰(zhàn)和反駁，其中影響最大的有美國土壤保持學家羅德民(W.C.Lowdermilk,1888−1974年)、氣象學家竺可楨(1890−1974年)、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1936年)以及美國農學家穆懿爾(RaymondT.Moyer，1899−1993年)。
羅德民認為不需要氣候變化的假說，用土壤侵蝕理論就足以解釋中國北方衰落[52];竺可楨和丁文江用歷史氣候研究的結論，即氣候處于周期性波動狀態(tài)，并未出現(xiàn)某種狀態(tài)的持續(xù)累積，對北方氣候干旱化假說進行了直接否定;丁文江還指出歷史時期黃土高原地區(qū)并不存在廣泛的森林覆蓋，也就不存在所謂的毀林引起氣候變化[53-54];穆懿爾則全面分析并逐條反駁了假說的種種證據(jù)和觀點，個個直擊假說的要害，并對各個領域學者的態(tài)度進行了系統(tǒng)總結[55]。
遺憾的是，像竺可楨關于中國歷史時期氣候研究這樣在國際上都有重大影響力的成果，在當時并未獲得國內林學界的認同;作為農學家卻熟諳氣候研究中的區(qū)域差異、時間和空間尺度等基本原則，對假說進行了全面、準確剖析的穆懿爾，其觀點亦未得到接受，這不得不說是當時學界非常奇怪甚至詭異的情況，從中也反映出科學研究及其傳播、接受度受到社會、文化、政治等因素深刻影響的復雜性。
羅德民和穆懿爾兩位美國學者都有長期在中國工作、考察、研究的經歷，而贊成假說者中亦有多位在華工作的美國科學家，可見當時中美林學等領域交流的密切程度。同時，參與這場爭論的科學家中有多位地質學家，如李希霍芬、早坂一郎、丁文江等，可以看出地質學家在這場爭論中的參與度。而工程師介入這一問題及其與林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復雜關系,在中美兩國都有類似的體現(xiàn)。以下兩個案例中地質學家和工程師頻繁卷入林學研究的情況會有更充分的體現(xiàn)。
二、林學家與其他領域研究者的關系
上述案例在充分顯示中美林業(yè)交流程度不斷加深的同時，也將其他學科不同程度地介入林學研究進而引發(fā)爭論這一現(xiàn)象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概述了這些案例爭論的焦點及各方主要觀點后，對林學家與其他領域研究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三、近代林學研究的特點與啟示
(一)林學帶有明顯的博物學色彩
博物學家雖對中國植被、氣候、河流等地理狀況有很大興趣，也多有記述，但是他們畢竟不是專業(yè)的林學、氣候研究者，其記述常常帶有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難免有失偏頗。受制于其知識體系和方法，對很多地理問題的認識和研究具有極大局限性，也與真正意義上的地理研究者相去甚遠，而其又過于熱情地介入很多問題的爭論，就和近代博物學興起以來，一些探險家、業(yè)余愛好者急不可耐地用自己名字的拉丁名命名新物種一樣，結果造成很多錯誤。博物學家在面對類似于氣候、森林環(huán)境效應這類非常復雜和專業(yè)的問題時，熱情有余，卻始終無法擺脫自身的局限性，又急于下結論，從而得出很多草率的觀點，得出的結論也多以訛傳訛，以偏概全或者過于主觀化。這點從穆懿爾這位農學家僅以個別反例及邏輯推理就能輕而易舉地抓住北方氣候干旱化假說的漏洞，并直擊其要害就可見一斑。
四、余 論
中國政府從制度層面上設計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堅持把節(jié)約優(yōu)先、保護優(yōu)先、自然恢復為主作為基本方針，堅持把綠色發(fā)展、循環(huán)發(fā)展、低碳發(fā)展作為基本途徑，堅持把深化改革和創(chuàng)新驅動作為基本動力，堅持把培育生態(tài)文化作為重要支撐，堅持把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作為工作方式[124]。從中可以看出已改變了過去那種一味強調人工恢復植被的思路。當今無論是在研究領域還是社會大眾中，塞罕壩名聲大噪，其取得的巨大生態(tài)建設成就鼓舞人心[125]。
但也要冷靜和客觀地看待這一壯舉，畢竟其豐碩成果是建立在當?shù)鬲氂械淖匀画h(huán)境尤其是地形、氣候、土壤等條件的基礎上，其他地區(qū)雖然可以從中學習經驗，但卻無法復制和照搬，還需因地制宜，探索適合自身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道路。在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中，應對不同地區(qū)采取不同的策略。中游地區(qū)應堅持綠化造林、防止土地沙化等措施，但應避免森林植被能夠改變氣候這種錯誤觀念的影響。
地理論文投稿期刊：地理研究創(chuàng)刊于1982年是中國地理科學領域最具權威性、代表性的學報級核心期刊之一。為推動我國地理科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加強我國地理科學界對中國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huán)境領域出現(xiàn)的重大問題的深入研究與探討，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學術平臺;為中央與地方政府為制定相關決策，發(fā)展國民經濟、產業(yè)結構布局與調整、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huán)境生態(tài)、促進可持續(xù)發(fā)展，提供了科學與理論依據(jù)。
另外，在一些地區(qū)，減少甚至隔絕人類活動的干擾是恢復生態(tài)平衡的最佳途徑。早在1932年就有學者指出，“簡單的植樹在侵蝕已經很嚴重的很多地區(qū)是無用的”[126]。任承統(tǒng)在20世紀40年代對西北建設的規(guī)劃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以改進整個社會事業(yè)與文化為工作目標，自應以農牧林工商兼籌并顧，互為利用，平衡發(fā)展為中心原則。是以必須集合各種專家，在保持水土之共同目標下，密切合作，妥為配備不可”[127]。而羅德民在西北水土保持報告中，將黃河中上游地區(qū)分為河西走廊、青海草原和黃土地帶，分別制定適應各自自然條件的控制侵蝕方法和耕作方式，并將整個黃河流域分為16個區(qū)域進行土壤與土地利用的規(guī)劃等， 至今仍對指導黃河流域的生態(tài)保護和高質量發(fā)展戰(zhàn)略的實施具有極高的價值[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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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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