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進行鄉村聚落用地演變主控因子識別與分析可推動鄉村轉型發展與空間重構的理論研究和行動實施。利用景觀擴張指數，揭示19802015年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演變的擴張模式，借助地理探測器識別主控因子并進行機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1)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呈
摘要：進行鄉村聚落用地演變主控因子識別與分析可推動鄉村轉型發展與空間重構的理論研究和行動實施。利用景觀擴張指數，揭示1980—2015年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演變的擴張模式，借助地理探測器識別主控因子并進行機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1)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呈現以珠三角為主、東西兩翼為輔的空間擴張格局;(2)1980—2015年鄉村聚落用地擴張以邊緣式為主，并與填充式、飛地式交替變化;(3)人均GDP、人均糧食產量、人均農業總產值等社會經濟因子為各時段鄉村聚落用地演變的主控因子;(4)1990—2000年鄉村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高度發展期，形成了景觀要素復雜化、空間結構分化和地域功能多元化的態勢，鄉村聚落用地面積增加較為明顯，2000—2015年鄉村規劃集中化和一體化趨穩，鄉村聚落用地變幅較小。因此，為推進我國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需要深入研究區域社會經濟與鄉村聚落用地變化之間的關系，多視角剖析其作用機理。
關鍵詞：鄉村聚落;演變特征;擴張模式;主控因子;地理探測器;廣東省
鄉村聚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間內由各生產要素組織和發展而成的居業協同體[1-2]。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高速發展，鄉村聚落在內外動力綜合作用下經歷著轉型發展和空間重構的復雜耦合過程[3]。近年來，鄉村聚落在統籌城鄉發展等宏觀政策推動下進入新階段，但仍受到區域差異性[4]、地域空間坍塌[5]、人地關系失調[6]等問題制約，面臨著無法滿足發展轉型的客觀需求以及多維空間需迫切優化重構的困境。鄉村是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志，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明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和目標。鄉村振興本質上是一定區域內鄉村轉型發展、鄉村空間重構、鄉村功能提升的系統過程[7]。鑒于此，鄉村發展的重點從城鄉統籌轉化為內生動力培育以及外源驅動力作用下的轉型發展和空間重構[8]。
因此，鄉村轉型發展、空間優化重組是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緊迫需求，也是戰略推動下的學術熱點[9]。鄉村轉型發展是城鄉人口流動和經濟社會發展要素重組與交互作用、內生反饋過程及變化作用下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空間格局重構[8];鄉村空間重構即是在鄉村轉型發展過程中優化調整生產-生活-生態空間乃至根本性變革的重組過程[1]。多年來，我國學者就鄉村發展研究所涵蓋的多尺度演變特征、內外驅動機理、空間優化重組、發展模式途徑等多重核心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成果[9-10]，豐富了鄉村振興的理論和實踐思路，對中國特色的鄉村學術學理研究具有深遠影響。
鄉村用地格局的變化是鄉村發展轉型的綜合表現形式之一[11]。隨著以人口過疏化、農地邊際化、宅基地空廢化、基礎設施落后為特征的“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問題的深入探討[12-14]，研究范式多以慣性思維定義鄉村用地處于收縮狀態，形成了鄉村收縮研究偏向。近年來，在分析鄉村時空地域格局及聚落規模體系時有不同于鄉村收縮的新認識[15-16]。然而，針對鄉村聚落用地格局研究仍有待結合鄉村時空傳承和現實發展需求，從不同的空間格局視角進一步深化和豐富鄉村聚落演化過程分析。
此外，不同鄉村聚落用地格局具有不同的空間分異程度，但已有研究多采用傳統統計方法探析其背后機理[16]，容易忽略要素間的空間關系。該研究將突破以往空間收縮與短時視角，探測用地演變特征與驅動機理空間層面之間的關系廣東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農村工業化和快速城鎮化發展極大推動了鄉村發展轉型與空間重構的升級。然而土地利用粗放、鄉村建設無序等問題也較突出。特別是鄉村聚落用地在三舊改造和城市更新等地方性政策實施下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撤并和退補，同時也伴隨著鄉村景觀要素復雜化、空間結構分化、地域功能多元化等新態勢。為了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廣東省率先提出要在鄉村振興上走在全國前列。
實施鄉村振興亟待破解的區域鄉村性問題包括：快速城鎮化過程中鄉村聚落用地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主要因子及機制是什么?因此，筆者以1980—2015年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為研究對象，首先利用景觀生態方法探測鄉村聚落用地變化特征;其次利用景觀擴張指數揭示鄉村聚落用地變化模式;最后借助地理探測器識別主要影響因子，探討“廣東模式”的鄉村聚落用地演變機理。
研究結果可為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整治與發展規劃提供參考。1研究區域、數據和方法1
1.2研究數據
空間數據為廣東省土地利用矢量數據(1980、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和包括降雨量、氣溫、日照時數的氣象要素站點觀測數據集(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均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
1.3研究方法
1.3.1鄉村聚落用地擴張模式識別景觀擴張指數是由斑塊生成的包圍盒所定義，用以識別某一時段景觀擴張模式的指數測量方法[18]。包圍盒的基本思路是利用某種形狀簡單的幾何體來緊密包裹對象物體，應用較多的包圍盒是與平面坐標軸平行的矩形，是一個覆蓋景觀斑塊的最小和最大坐標空間范圍的矩形[18]。
2結果與分析
2.1鄉村聚落用地演變特征
對2015年廣東省各土地利用類型進行分析，2015年林地面積最大，為107
從時間動態上看，面積變化呈先增后減交替變化的特征，變化量最大值為-736
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擴張形成以珠三角為主、東西兩翼為輔、粵北區域最少的空間分布格局，用地擴張呈現出從零散型分布(1980—1990年)到整體演變迅猛(1990—1995、1995—2000年)、逐漸減緩(2000—2005、2005—2010年)，最后穩定(2010—2015年)的階段性態勢。其中，1990—1995、1995—2000年2個時段內珠三角、粵西、粵東的鄉村聚落用地擴張發生聚集的依次為中部地區、湛江市北部及茂名市西部、汕頭市，粵北地區整體呈零散型擴張;1980—1990、2000—2005、2005—2010年3個時段用地擴張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粵東，其他地區擴張不顯著;2010—2015年僅有零星擴張現象。
3討論
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演變在城鎮化發展下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征，不同擴張模式階段的主控因子之間存在明顯差異�；诔擎偦l展闡述鄉村發展過程中用地擴張模式的地理探測發生機理和研究結果，嘗試性提出廣東省本土化的鄉村轉型與重構模式思路。
3.11990—2000年：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高度發展期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在先行性政策和毗鄰港澳的優越地理條件助推下經濟發展迅速。同期鄉村在此大環境下借助更為廉價的人地使用成本和寬廣的空間開發潛力，開啟了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進程。特別是在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粵西最早開放的經濟特區汕頭市和珠三角地區不僅吸引了國內外絕大多數的資金資本，也成為人才流入地和匯集地，人均GDP迅猛增長[20]。尤其是珠三角城市地區，更高的經濟水平帶動了高價生產成本，再加上“退二進三”政策，大量來料加工企業不得不搬遷到低成本的城郊區域或粵西粵東基礎較好的地區[21]，同時本地的勞動力已無法滿足生產需求，因此新進產業和外來勞動力同步轉移到鄉村[22]。
轉移進程打破了原始的“居住-農業”單一傳統村落模式，鄉村由內向外以占耕地和開發荒地為主進行填充拓展或邊緣式建設，造廠房、配交通、蓋樓房，圍繞著原始村落空間進行全面配套[23]，逐步形成了“居住-工業-服務業”混合型現代村落模式。值得思考的是，鄉村聚落用地擴張不僅僅是工業化建設，同時也承載著工業化對農業的沖擊后果，促使偏遠鄉村進行規�；N植時鮮產品，以滿足省內其他區域的日常生活市場化需求，但此類鄉村也逐漸從傳統自給自足農業轉型到現代化生產型投資農業模式。除此之外，粵北地區特殊的山地自然條件極大阻礙了鄉村在大環境下的發展，鄉村聚落用地演變特征相對不顯著[24]。
4結論
廣東省鄉村聚落用地呈現以邊緣式為主、填充式和飛地式為輔交替變化的階段性擴張態勢。該結果與文獻研究結果類似，都認為現代鄉村聚落用地確實存在擴張現象，突破了國內研究普遍認為傳統鄉村存在內生發展能力不足、鄉村空間逐漸消亡等空間收縮情況的認知。
鄉村建設評職知識：鄉村振興方面論文發表方法
鄉村聚落用地的主控因子主要包括人均GDP、人均糧食產量、人均農業總產值等社會經濟因子。該文僅基于現有的土地利用數據庫從擴張視角分析鄉村聚落變化，忽視了收縮等用地模式的可能性，也難以揭示鄉村聚落用地功能多樣化的現象，這些均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廣東省及粵北、粵西、粵東和珠三角4大區域的鄉村聚落用地演變大體可分為2大階段，以2000年為界，之前是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高度發展期，實現了空間結構分化、地域功能多元化和景觀要素復雜化，即生產從前店到后廠的空間轉移，伴生著本地人到外來勞動力人口流動，逐步由單一的“居住-農業”到復合型“居住-工業-服務業”的用地功能轉變，形成了從原始自然風貌到多要素混雜型景觀格局;2000年后在鄉村規劃集中化和一體化趨穩期中廣東省在“生產-生活-生態”多元協同下鄉村發展和轉型重構已逐步進入高水平穩態階段。顯然，國家及地方性政策的助力、外來資本資金人口的流動、地域的內生力積極反饋與調節等多方面交互機制才能推動鄉村轉型發展和空間重構進程。
參考文獻：
[1]劉彥隨.中國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J].地理學報，2018，73(4)：637-650.[LIUYan⁃sui.ResearchontheUrban⁃RuralIn⁃tegrationandRuralRevitalizationintheNewErainChina[J].ActaGeographicaSinica，2018，73(4)：637-650.]
[2]馬利邦，李歡，豆浩健，等.甘肅省縣域鄉村生活質量空間分異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2020，36(10)：1251-1259.[MALi⁃bang，LIHuan，DOUHao⁃jian，etal.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ofInfluencingFactorsofQualityofRuralLifeinGansuProvince[J].JournalofEcologyandRuralEn⁃vironment，2020，36(10)：1251-1259.]
[3]龍花樓.論土地整治與鄉村空間重構[J].地理學報，2013，68(8)：1019-1028.[LONGHua⁃lou.LandConsolidationandRuralSpatialRestructuring[J].ActaGeographicaSinica，2013，68(8)：1019-1028.]
[4]劉彥隨，楊忍.中國縣域城鎮化的空間特征與形成機理[J].地理學報，2012，67(8)：1011-1020.[LIUYan⁃sui，YANGRen.TheSpatialCharacteristicsandFormationMechanismoftheCountyUr⁃banizationinChina[J].ActaGeographicaSinica，2012，67(8)：1011-1020.][5]LIUYS，LIYH.RevitalizetheWorld′sCountryside[J].Nature，2017，548(7667)：275-277
作者：簡鈺清，龔建周①，羅雅紅，李佰和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nylw/2594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