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戶生計資本對其草原畜牧兼業化的影響研究

　　提要:從牧民生計視角看，草原生態保護的關鍵在于提升牧民的兼業化能力，減少牧民對草原畜牧業收入的依賴，降低對天然草原資源的消耗。本文基于四川省紅原縣、若爾蓋縣651份實地調研數據，運用排序選擇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研究了牧戶生計資本對其畜牧兼業化的影響。研究表明:人均住房面積、草補收入、家庭總收入對牧民的草原畜牧兼業化有正向影響;勞動力人數、牦牛存欄量、親戚戶數等級、向親朋借貸難易程度對牧民的草原畜牧兼業化有負向影響。本文認為，應盡快開展草地資源普查和確權工作，強化草地使用面積和牲畜存欄量掛鉤管理，提升草原補獎標準，加強牧村定居點建設，發展綠色產業提供更多本地就業機會，吸納牧區勞動力進城工作和生活，有效提升牧民多元生計能力，降低對天然草原資源消耗。

　　關鍵詞: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牧戶;生計資本;草原畜牧兼業化;川西北草原

　　2011年和2016年，我國先后啟動了兩輪為期5年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提升了牧民的草原保護意識，草原生態環境發生了明顯的改善[1]。牧民畜牧生產和環境保護的矛盾是草原地區長期存在的一對尖銳矛盾，牧民是草原資源的主要使用者，同時也是草原生態保護的主要參與者，牧民在生產中的超牧行為是造成草場退化的主要原因[2-3]，所以，建立草原生態保護的長效機制，關鍵在于平衡和解決好牧民生產與草原保護之間的矛盾，關鍵在于拓寬牧民的多元生計方式，增加牧民收入，減少對傳統草原畜牧業收入的依賴，并減少畜牧業對天然草原資源的消耗，促進牧民生計發展和草原生態保護目標雙贏結果的達成。

　　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的政策目標是保護草原生態，但是鑒于存在草原生態保護和牧民生計之間的沖突，不考慮牧民生計問題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2]，草原生態補償影響著牧民的生計資本、轉化結構與過程、生計策略和生計結果[4]，牧民的生計方式又影響著生態保護的成果[5]。張倩(2016)通過在內蒙古的研究發現，在草補政策實施以后，一些地區的牲畜數量沒有減少，而且有所增加，結果明顯與草補的政策目標背道而馳[6]。總的來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的實施，起到了改善牧民生計的作用[7]，并表現出了較強的普惠性[8]，對牧民的減畜意愿起到了激勵效果[9]。

　　在禁牧和草蓄平衡制度的約束之下，減少牧民天然草原養殖的牲畜數量是必然趨勢，促進牧民的生計策略從單一的依賴草原畜牧業向兼業化的方向演進是核心手段，可以說牧民生計策略的選擇對于草原生態保護的成效具有決定性意義。只有在牧民生計活動選擇多元化條件下，才能有效的降低牧民對畜牧業收入的依賴，并同時獲得可以滿足解決自身生計需要的家庭收入，牧民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的機會才能具有更強的穩定性，禁牧和減畜措施的順利實施才有了現實基礎。胡繼然等(2019)、巍馨柔等(2020)研究發現，牧民擁有的生計資本稟賦是影響其選擇生計策略的關鍵因素[10-11]。

　　蒙吉軍等(2013)分析了農牧戶可持續生計資產與生計策略的關系，探討了退耕禁牧政策對牧民生計的影響，發現人力資產、金融資產、和社會資產豐富的農牧戶往往傾向于非農活動，而物質和自然資產豐富的農戶往往更愿意從事農業活動[12]。宋連久等(2015)通過對藏北草原的調研發現，兼業戶的生計資本稟賦要好于純牧業戶，擁有較多自然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牧戶其生計策略更多的依靠牧業，擁有較多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牧戶更愿意選擇多種經營方式來獲取家庭收入[13]。謝先雄等(2019)研究了生計資本對牧民的減畜意愿發現，社會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能顯著促進牧民減畜意愿，自然資本則反之[14]。

　　王海春(2017)從可持續生計資本的視角定性分析了生計資本分析框架內的諸多要素對牧民增收的影響，發現牧戶生計資本的匱乏成為牧民增收緩慢的且收入來源結構單一的主要根源，牧戶間生計資本水平的差異是牧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15]。雖然已有的研究對牧民的生計策略選擇進行了多個角度的分析，為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優化提供了很多借鑒，但仍有拓展研究的空間。一方面，前人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第一輪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期附近，新一輪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期間，牧民生計策略選擇的影響因素是否發生了改變，以及如何改變值得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對牧民生計策略的已有研究在樣本量上較少，結果缺少足夠的說服力，本研究有效地擴大了樣本量，來提升研究結果的信度。

　　再一方面，本研究在生計資本研究框架內納入了草補收入衡量指標，以探究草補政策的金融資本效應對牧民生計策略選擇的影響，這在前人的研究中極為少見。本文以牧民草原畜牧兼業化為研究對象，從生計資本框架層面分析牧民在新一輪草原補將政策期內，其畜牧兼業化的選擇機理及影響因素，并得出研究結論，對優化草原生態保護和牧民生計發展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和參考意見。

　　本文主要以英國國外發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SLA)為基礎展開研究，其主要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計資本、生計策略和生計輸出、結構和制度的轉變等組分以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幾個方面[16]。可持續分析框架將生計資本和生計策略聯系起來，認為不同的生計資本狀況決定了農牧戶的生計策略選擇，兼業化程度是生計策略的一種體現，本文主要根據牧民生計資本的視角來分析牧民畜牧兼業化程度的影響因素。

　　在SLA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牧民的生計資本主要包括人力資本，比如勞動力人數、知識水平、健康程度等;自然資本，比如承包草地面積、草地質量等;物質資本，比如牲畜存欄量、住房面積、生產工具等;金融資本，比如家庭年收入、存款等;社會資本，比如親朋數量、與村委關系等。不同的生計資源稟賦，界定了牧民擁有的可行能力的范圍，決定了牧民生計活動的差異，表現出牧民之間不同的草原畜牧兼業化水平。

　　本文的草原畜牧兼業化是指由于牧民在草原畜牧業和其他產業中生產要素投入的比例不同而形成的生產行為差異，進而造成了牧戶之間不同的家庭收入結構。牧民作為理性人，其將根據自身的生計資本稟賦條件，選擇自身最優的畜牧兼業化生計活動，以實現獲取家庭收入和生計發展的結果。本文將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探究牧民生計資本的五個維度是如何分別地對其草原畜牧兼業化影響的。

　　1材料與研究方法

　　1.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課題組于2020年8月份在四川省阿壩州紅原縣、若爾蓋縣獲取的調研數據。兩縣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同屬于《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若爾蓋草原濕地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責任重大。兩縣平均海拔在3500m以上，是全國五大牧區之一———川西北大草原的重要組成部分，地域遼闊，天然草原資源極為豐富，都是以畜牧業為基礎和支柱產業的牧業大縣，且是長江、黃河兩條母親河的重要徑流地、上游涵養區。

　　調研組采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開展調查研究，首先在兩縣分別隨機抽取4個樣本鄉鎮，然后在每個鄉鎮隨機抽取3-5個樣本村，每個村隨機調查25-35戶牧戶，采用調研員走進牧村或遠牧點與牧民進行面對面訪談的方式調查，同時，為提高問卷填寫的 準確性和真實性，調研組聘請了當地的藏族大學生擔任調研員，調研共獲得了659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651份，包含紅原縣問卷312份，占比47.93%，若爾蓋縣問卷339份，占比52.07%，問卷有效率為98.79%。

　　調查樣本為戶主的牧戶占比最高，為86.79%;為男性的牧戶占比最高，為88.48%;為中年及中老年的牧戶占比最高，41-60歲為50.23%;為文盲文化程度的牧戶占比最高，為61.90%;家庭收入在20001-80000元區間的牧戶占比最高，為22.89%;養殖業收入在100000元以下的牧戶占比最高，為81.72%。

　　1.2變量選取與說明

　　(1)被解釋變量:牧民的4種草原畜牧兼業化類型。借鑒張忠明等(2014)[17]對農戶兼業化的劃分方法，本文按照畜牧養殖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確定兼業化類型，即畜牧養殖收入大于80%的為純牧戶，50%-80%的牧戶為I兼牧戶，10%-50%的牧戶為II兼牧戶，低于10%的為經營和務工。

　　(2)核心解釋變量:根據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本文將受訪戶的生計資本分為人力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五類指標進行分析，具體測度如下:人力資本為家庭勞動力人數;自然資本為承包草地畝數;物質資本包括人均住房面積和牦牛存欄量;金融資本包括草補收入和家庭總收入;社會資本包括親戚戶數等級、向親朋借貸難易度和對村干部信任度。

　　(3)控制變量:為了準確分析核心解釋變量對牧民草原畜牧兼業化的影響，需要對一些變量進行控制，本文選用受訪者的基本特征是否為戶主、受訪者年齡、受訪者受教育程度為控制變量，變量含義及統計結果。

　　2結果與分析

　　2.1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

　　在模型回歸前，本文首先從多重共線性角度對自變量進行了檢驗，通過計算膨脹因子(VIF)發現，最大值1.40，最小值1.02，平均值1.18，因而多重共線性程度可以接受。本文通過Stata16.0軟件對模型進行擬合回歸。模型一是牧民家庭生計資本的擬合模型，模型二是牧民家庭生計資本和控制變量下的擬合模型，兩個模型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擬合效果良好。

　　估計結果顯示，人均住房面積、家庭總收入對草原畜牧兼業化有正向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草補收入對草原畜牧兼業化有正向影響，在5%水平上顯著。勞動力人數、牦牛存欄量對草原畜牧兼業化程度有負向影響，且在1%水平上顯著。親戚戶數等級、向親朋借貸難易程度對草原畜牧兼業化水平有負向影響，且在5%水平上顯著。

　　承包草地畝數、對村干部信任度不顯著。人力資本的影響。勞動力人數越豐富的家庭，草原畜牧兼業化程度越低，越依賴畜牧業賺取家庭收入。可能的原因是，草原畜牧業經營與其他農業生產相比，需要投入的人工時長更多，牲畜損失風險成本更大，所以往往需要更多的勞動力投入才能保證良好經營。一方面，豐富的勞動力可以有助于家庭畜牧活動的分工，增強經營的經濟效率;另一方面，豐富的勞動力有助于對牲畜群的防疫和監管，減少病死和牲畜走失損失，促進養殖規模的擴大，并提高經濟收入。

　　所以，勞動力越豐富的牧戶，越傾向于從事草原畜牧業。比較而言，家庭勞動力人數較少的牧戶，其完全從事畜牧業生產的投入回報比，與務工經營等替代生計策略相比，需要付出更多的管理和時間成本，且承擔的因勞動力不足造成的牲畜病凍害死、牲畜走失的管理風險更大，所以其更傾向于從事單人經濟效率更高、更穩定的務工或經營活動，同時把草地全部或部分出租，獲得穩定的租金收入。自然資本的影響。一些學者在研究農戶時發現，自然資源越豐富的農戶，其進行非農生產的可能性就越小[18]。

　　在對牧區的研究中，宋連久等(2015)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草地面積越豐富，牧民越傾向于保持就業慣性，繼續發展畜牧養殖業，表現出選擇黏性。在本文回歸結果中，承包草地面積系數為正，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能的原因是，草地承包發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承包時牧民對草地產權的概念模糊，且經過幾十年的變化，子女分家等因素，牧戶承包草地面積發生了較大變化，很多牧民對草地畝數面積的認識不清楚，造成牧民對自身草地承包面積的回答不夠準確。

　　2.2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牧戶草原畜牧兼業化影響因素模型的穩健性，本文采用模型替換和變量分組兩種方法重新回歸方程。首先，鑒于根據畜牧業收入占比劃分的畜牧兼業化的有序性，本文采用廣義有序Logit方法對模型進行重新回歸。其次，將因變量重新進行分類，即畜牧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在70%以上為純牧戶，30%至70%為兼牧戶，30%及以下為經營和務工，重新回歸方程。最后，采用有序Logit模型對原模型進行回歸。三次新的回歸方程，都通過了顯著性，且各解釋變量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均與原模型結果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3討論

　　牧民的生計發展問題與草原生態保護目標息息相關，他們既是草原資源的利用者，也是草原生態保護的主要參加人，想要長久的解決好草原生態保護問題，就必須要考慮牧民的生計發展問題。從草原生態保護與牧民生計發展相統一的視角看，拓展牧民的收入來源，降低牧民對草原畜牧業收入的依賴，減少對天然草地資源的消耗是關鍵，主要手段在于提升牧民的草原畜牧業兼業化能力，這不僅可以為草原生態保護政策目標的達成奠定物質基礎，更是發展牧民生計的雙贏之舉。本文有以下具體五點討論。

　　(1)從牧戶人力資本方面考慮。增強牧區的勞動力流出，對提升草原畜牧兼業化的程度和減少草原資源消耗具有積極的意義，勞動力從草原流出，勢必有利于減少對草原資源利用的壓力，這不但能保護草原生態，也為牧戶的生計發展轉型打開了窗口。比如可以積極推進吸收牧區勞動力到省內外發達地區就業工作，特別是針對牧區的年輕勞動力人口，吸引和鼓勵他們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這既能獲得草原生態保護的效果，又能促牧民生計發展。

　　(2)從牧戶自然資本方面考慮。牧戶承包的草地是其最重要的自然資本，但存在著承包底數不清的問題，影響了禁牧和草蓄平衡措施的有效實施。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展草地資源調查和承包以來，今天的草地資源質量狀況以及牧民因子女分家等原因牧戶實際的草地承包使用面積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盡快推進新一輪的全國草原資源調查，摸清草原資源底數，在原來草地承包面積劃分的基礎上，推進新一輪的草原承包確權登記，是一項具有現實和緊迫意義的工作。

　　(3)從牧戶物質資本方面考慮。牧民從事畜牧業之外的其他生計活動，主要是以定居點為原點展開，加強對牧民定居點建設的扶持力度，比如對藏式新居的選址、設計、施工、基礎設施配套等方面的幫扶，同時加強定居點發展適當的產業，吸納勞動力就近就業，可以增強牧區的畜牧兼業化能力，進而達到發展牧民生計和保護草原生態的雙贏結果。另外，有必要加強禁牧和草蓄平衡的監管能力建設，在盡快推進新一輪草地資源普查和草地確權的基礎上，把牧戶牲畜存欄量與草地使用面積和質量掛鉤，進行跟蹤監督管理，確保牧戶牲畜存欄量在一個合理水平，從源頭上控制對天然草地資源消耗的壓力。

　　(4)從牧戶金融資本方面考慮。比較而言，農業補貼對糧食產量、播種面積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總體上促進了糧食生產[19];而本文的研究發現，以草原補助獎勵為主的牧業補貼顯著的促進了草原畜牧兼業化程度，本質上是控制牲畜生產，從而達到保護草原生態的目的。這與農區和牧區的生產補貼有根本的政策目標區別有關，農區補貼是為了穩定和促進糧食等農產品的增產[20-21]，而牧區草原獎補的政策目標是為了草原生態保護[14]，政策目標的根本差異決定了補貼效果的差別。

　　所以，繼續逐步提高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資金標準，可以促進牧戶向草原畜牧兼業化的方向演變，減少牧民對草原畜牧業的生計依賴程度。另外，進一步培育牧戶增收的新動能，加快牧區招商引資和綠色產業發展步伐，比如大力發展草原生態旅游業，支持騎馬點、帳篷住宿、家庭牧場、自駕營地等新興業態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增收機會，增加牧民家庭收入，可以促進牧戶降低對傳統草原畜牧業的依賴。

　　(5)從牧戶社會資本方面考慮。牧民在本地的社會資本豐富程度會顯著的促進其從事草原畜牧業，找到有效稀釋牧區牧民社會資本的方式，比如推動實施吸引牧民異地就業的政策和措施，吸引牧民勞動力離開草原到城市就業和生活，不但可以推動牧戶的生計轉型，促進城鎮化水平提升，還可以增加牧戶的草原畜牧兼業化能力，保護草原生態。

　　畜牧生態論文投稿刊物：《生態學報》(半月刊)創刊于1981年，是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中國生態學學會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辦的我國生態學及生態學各分支學科研究領域的綜合性學術期刊。

　　4結論

　　(1)家庭勞動力數量越豐富的牧戶越傾向于從事畜牧業，畜牧兼業化程度越低。

　　(2)人均住房面積越高的牧戶，越傾向于拓展多元生計活動，畜牧兼業化程度越高;牲畜存欄量越多的牧戶，其進行畜牧業經營的回報越高，越傾向于從事畜牧業。

　　(3)牧戶草補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其拓展生計來源，提升自身畜牧兼業化程度;家庭總收入越高的牧戶，生活水平也越高，依賴傳統畜牧業提升生計水平的壓力越低，畜牧兼業化程度越高。

　　(4)牧戶的社會資本越豐富，越有利于其增加對畜牧業經營的把控能力，越傾向于從事畜牧業。

　　參考文獻：

　　[1]胡振通，柳荻，靳樂山.草原生態補償:生態績效、收入影響和政策滿意度[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6，26(1):165-176.

　　[2]靳樂山，胡振通.草原生態補償政策與牧民的可能選擇[J].改革，2014(11):100-107.

　　[3]劉洪來，王藝萌，竇瀟，徐敏云，王堃.農牧交錯帶研究進展[J].生態學報，2009，29(8):4420-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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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趙曉娜，杜瑾.三江源國家公園牧民生計與生態保護[J].邊疆經濟與文化，2020(3):16-20.

　　作者：蔣振1，2，靳樂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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