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整合視域下干旱區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研究

　　提要:促進農戶親環境意愿向行為的轉化有利于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推動農業綠色轉型，助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基于干旱區611份農戶調查問卷，采用擴展的計劃行為理論為分析框架，并運用Probit與ISM結合的模型分析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影響因素及其層次邏輯結構。實證結果表明:農戶的行為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生態環境情感以及資源稟賦對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悖離具有顯著影響，且進一步分析影響因素間的邏輯層級結構發現，農戶資金因素是造成其行為與意愿悖離的根源。對此，提出應重視農戶情感訴求，激發其親環境責任感;加強親環境行為多方宣傳力度，提升農戶認知深度;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有效降低農戶親環境行為采納風險等對策建議，為促進農戶親環境意愿向行為有效轉化，構建農業可持續長效機制以及助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參考。

　　關鍵詞:親環境行為;農戶意愿;悖離;情理整合

　　近年來，我國農業面源污染不斷加劇、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頻發以及農業環境日益惡化等問題正嚴重阻礙著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步伐。在此背景下，政府頒布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以解決日趨嚴重的農業生態環境污染問題。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要積極推動農業綠色發展，普及化肥農藥減量增效等技術，穩步恢復農業生態環境。

　　農業氣候評職知識： 干旱區研究雜志北大核心期刊好錄用嗎

　　親環境行為是我國政府積極提倡的一種改變生態系統或生物圈構造和動力的行為。然而，實地調查中發現，農戶雖表達了較高的親環境意愿響應，實際上卻較少真正地采納親環境行為，出現了個體行為與意愿悖離的現象。以往研究也證實，個體實際行為與意愿之間的確存在“強意愿，弱行為”的悖離現象[1-5]。

　　因此，研究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為何會產生悖離及其影響因素是解決當前生態環境污染的關鍵。社會行為學一般認為，個體行為意向是個體產生相應行為的前提，二者之間具有較高的一致性。那么，為何行為與意愿會產生悖離?部分學者根據具體行為特點分別對農戶生物農藥施用[6]、綠肥種植[7]、小型水利設施合作[8]和參與新農保[9]等行為與意愿悖離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既往學者對于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影響因素研究，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1)個人及家庭特征。由于農戶個人和家庭稟賦存在明顯差異，決定了農戶對農業生產的資本投入與價值選擇不同，進而造成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悖離。有研究證實了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耕地質量、種植面積以及年凈收入等特征因素對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悖離有顯著影響[10-11]。2)農戶認知。農戶對親環境行為的認知對其行為選擇具有重要影響[12]。已有研究從農戶對使用生物農藥、對生產資源浪費以及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認知等方面證實了農戶認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其親環境意愿向行為的轉化[13-15]。

　　3)外部環境。除了農戶個人及家庭稟賦特征及其內在認知以外，部分學者還認為地域差異[16]、外部制度與政策[17]、經濟補貼[18]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農戶行為與意愿的悖離。上述研究為分析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誘因及影響因素提供了重要參考，但仍存在以下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1)現有學者大多僅研究親環境行為，缺少對親環境行為與意愿二者悖離的研究;2)既有文獻多從個人及家庭特征、農戶認知以及外部因素等角度驗證其對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影響因素，較少有學者關注個體生態環境情感對其意愿與行為悖離的影響作用;3)從地域視角來看，對于干旱區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為何會出現悖離現象的研究，現有文獻鮮有涉及。

　　基于此，本研究以擴展計劃行為理論為框架，在原有理性認知維度的基礎上嵌入生態環境情感因素，基于干旱區—新疆農戶的實地調研數據，將Probit和ISM模型有機結合，探討了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影響因素及其邏輯層次結構，以期進一步完善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相關研究，為政府相關部門提供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新思路。

　　1材料與研究方法

　　1.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親環境行為是指個體試圖減少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或積極參與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目的是通過個體的有效行為來減輕環境負擔[19]。基于黃炎忠、羅小峰等學者的研究[18]，結合研究區干旱缺水、水土資源不匹配以及生態環境脆弱等現實問題，文中所指的親環境行為包含減量施用化肥、施用有機肥、測土配方施肥、使用低毒低殘留農藥、秸稈還田、農膜回收、作物輪作、節水灌溉以及保護性耕作九種生產行為。

　　作為研究行為個體決策的經典理論框架，“計劃行為理論”(TheoryofPlannedBehavior，簡稱TPB)由JeckAjzen于1988年提出，它是解釋和預測人類實際行為的社會心理學理論，該理論認為:個體意愿是其行為產生最直觀的因素，而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又間接影響其行為選擇[20]。行為態度指個人實行某特定行為“正向”或“負向”的評價，評價越積極，意愿就越會轉化為行為[21]。

　　已有研究表明，如果農戶認為實施親環境行為能讓自身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那么其會對親環境行為的評價越積極，進而越樂意將意愿轉化為實際行為，使兩者發生悖離的可能性越小[22-23]。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設H1:行為態度對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悖離有顯著負向影響。主觀規范指個體在采納某一特定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社會壓力越大，其意愿更容易轉化為實際行為。它反映的是機構、團體或組織對行為主體決策時所產生的影響力，可分為示范性規范和指令性規范[24]。

　　農戶所感知到的示范性規范來自于鄉鄰之間的農業生產溝通交流，而指令性規范來源于農技推廣部門或農資經銷商對其采納親環境行為的期望壓力。已有研究證實了若農戶之間的生產交流越頻繁、政府部門對親環境行為的宣傳力度越強，農戶對親環境行為的信息掌握就會越全面，進而使其意愿與行為更趨于一致，即發生悖離的可能性越小[25]。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2:主觀規范對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有顯著負向影響。知覺行為控制指個體感知到的對達成某一行為的難易程度和可控能力[26]。當農戶認為自身掌握的資源越多、所受約束因素越少時，其知覺行為控制就越強，行為與意愿之間存在差異的可能性就越低。

　　為此，提出研究假設H3:行為態度對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有顯著負向影響。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有學者針對TPB理論的應用廣泛性提出了質疑:TPB理論認為個體都是通過深思熟慮后做出行為決策，可事實上，在此過程中并不完全都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個體行為決策時情感因素也會介入并對其產生重要作用[27]。Koenig-Lewis等對消費者綠色產品購買意圖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他發現加入情感因素后，模型的解釋范圍更廣[28]。

　　基于此，文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生態環境情感這一變量，將其定義為個體對生態環境做出相應的行為時所產生的情感體驗。主要包括2個維度，積極環境情感是指對自己(或他人)采取親環境行為時感到高興、自豪和興奮;消極環境情感則是指對自己(或他人)沒有采取親環境行為而感到丟臉、羞愧和憤怒[29]。個體對生態環境的積極或消極的情感程度越深，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發生悖離的可能性越小。故提出研究假設H4:生態環境情感和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存在負相關關系。

　　1.2數據來源

　　課題組2020年6-7月和2021年1月于新疆農村地區農戶的實地調研，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取一手數據，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對樣本農戶進行訪談，并由調研人員填寫問卷的形式展開，最終回收有效問卷611份。在611個有效樣本中，男性占總人數的76.10%，而女性僅占23.90%，說明男性是農業生產的主力軍;在年齡方面，受訪者年齡總體偏大，樣本中41～60歲的群體所占比例高達79.87%;調查發現，超過60%的受訪農戶的務農年限在20年以上，說明大部分受訪農戶的務農年限較長;農戶的年凈收入大多集中在3～10萬元，占比高達71.53%。

　　1.3研究方法

　　1.3.1Probit回歸模型

　　考慮到Probit模型的被解釋變量Y是一個0、1變量，事件的發生概率依賴于解釋變量，符合文中研究需要，因此，選擇Probit模型對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進行分析，以試圖找出其影響因素及作用方向。

　　1.4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研究所考察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是否悖離，是一個典型的二元決策問題，通過借鑒已有的親環境行為研究并結合研究目的，首先將前文所提到的9種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數值分別累加所得值表示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水平，而后將親環境行為與意愿進行差值計算，所得差值就表明了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之間存在的差異狀況。為了更好地研究兩者存在差異的影響因素，故將所得差值的均值為劃分標準，所得差值的絕對值低于均值絕對值則視為兩者之間不存在悖離，記作0;差值的絕對值大于其均值絕對值，則視為兩者之間存在悖離，記作1。

　　(2)核心解釋變量。本研究的核心變量根據擴展計劃行為理論并結合干旱區水資源短缺以及生態環境脆弱等現實情況確定，主要包含四個維度:行為態度(成本預期、風險預期以及農產品品質認知)，主觀規范(信息傳播力度、生產交流以及鄉鄰影響度)，知覺行為控制(政策了解度和補貼發放及時度)以及生態環境情感(積極環境情感與消極環境情感)。(3)控制變量。將農戶所擁有的資源稟賦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進行考量，主要包括:務農年限、年凈收入、是否加入合作社、土地是否流轉、耕地質量變化、耕地道路便捷度以及灌溉水源等變量。

　　2結果與分析

　　2.1信效度及多重共線性檢驗

　　為保證數據的有效性，采用SPSS26.0統計軟件對數據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Cronbach’sAlpha系數為0.711>0.6，KMO值為0.801>0.6，Bartett球形檢驗顯著性水平為sig0.000<0.001。說明問卷設計是合理的，可以進行后續回歸分析。

　　2.2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影響因素分析

　　(1)理性認知。

　　行為態度中的成本預期在5%的置信水平上呈現正相關關系，回歸系數為1.382，且農戶成本預期每提高一個標準差，其親環境采納行為與意愿發生悖離的概率提高3%，說明成本預期對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悖離有顯著正向影響，即農戶認為采用親環境等農業生產行為的成本預期越高，其行為與意愿發生悖離的可能性越大，這與研究假設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農戶出于理性經濟人角度考慮，若認為實施親環境行為會增加生產成本，即便有較高的采納意愿，但實際農業生產過程中也會對親環境行為“望而卻步”。

　　農產品品質認知在10%置信水平上呈現正相關關系，且農產品品質認知每提高一個標準差，其親環境采納行為與意愿發生悖離的概率提高1.3%。可能的解釋在于，干旱區農產品品質受敏感性氣候、水資源短缺、土壤荒漠化以及化肥施用不當等因素影響較大，應積極推廣與發展高效節水滴灌、水肥一體化、輪作休耕以及旱作農業等，但農戶在實際農業生產過程中考慮到施用有機肥、智能灌溉、輪作休耕等投入成本較高且產出達不到預期的問題，仍會進行大量施用普通化肥農藥、大水漫灌等不合理的生產活動，這就容易出現“高意愿、低行為”現象。

　　主觀規范中生產交流、鄉鄰影響程度以及信息傳播力度對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影響假設未得到證實。對此可能的解釋是:雖然理論上主觀規范會顯著影響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悖離，但由于以下兩點原因使得主觀規范中的變量對因變量影響不顯著。

　　一是小農戶受“遠親不如近鄰”傳統觀念的影響，超過70%的小農戶之間的生產交流頻繁，產生強大的聯動效應和鄉鄰示范效應，但缺少跟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之間的生產交流，使之同質化問題突出。二是政府、農資經銷商以及合作社等雖對親環境行為進行廣泛的信息宣傳，但農戶信息掌握程度往往取決于其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因此該變量對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的悖離影響不顯著。

　　知覺行為控制中的政策了解度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現負相關關系，回歸系數為-1.631，且政策了解度每提高一個標準差，其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發生悖離的概率降低10.9%，與預期結果一致。干旱區生態環境脆弱，實施親環境行為有益于恢復農業生態環境，若農戶對該方面的相關政策越了解，其對環境保護的嗅覺就會愈靈敏，進而越容易采納親環境行為，使其在意愿與行為上保持一致。

　　(2)生態環境情感。積極環境情感和消極環境情感這兩個變量分別在5%和1%的置信水平上呈現負相關的關系，回歸系數分別為-0.658和-2.114，且兩者每提高一個標準差，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發生悖離的概率分別降低7%和11.8%，這與前文研究假設一致。

　　研究區位于西北干旱區，氣候和生態環境都比較脆弱敏感，加之人類不合理的生產活動，使得引導農戶實施親環境行為迫在眉睫。能否實現環境污染外部效應內部化，農戶的生態環境情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若農戶對生態環境產生的積極或消極情感程度越深，其環境保護覺悟就會越高，越有可能將親環境行為付諸于實踐。

　　3討論

　　從社會心理學視角來看，農戶是否愿意將親環境意愿轉化為實際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內心某種心理需求或內部行為動機，農戶親環境行為認知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戶對政策了解度認知越高，越容易將其意愿轉化為行為，即親環境行為與意愿發生悖離的可能性越小。從行為經濟學視角來看，農戶是否愿意將其意愿付諸于實踐活動取決于其實施親環境行為的期望總效用，這是由成本預期和年凈收入兩個維度共同決定的。

　　當前“高耗能、高污染”的農業生產所帶來的面源污染對生態環境產生負外部效應，嚴重制約著干旱區農業綠色發展。為實現環境污染外部效應內部化，政府通過政策支持、資金補貼、項目扶持以及技術服務等措施激勵農戶獲得自身效用最大化，同時也實現政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因此，為實現有效激勵的目的，政府應以農戶效用最大化為前提條件，即農戶實施親環境行為后的總收益不能低于其期望收益，這樣農戶才有可能投入額外精力關注農業生態環境并對其做出相應的情感體驗傾向。從動態博弈分析來說，開展親環境生產主要涉及到政府和農戶兩大利益博弈主體: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以促進農業高效生產與生態環境治理之間有機耦合為目標;而農戶作為理性經濟人，其根本出發點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首先考慮的是成本收益[31]。

　　在資金供給和技術認知等客觀因素約束下，農戶親環境意愿向行為轉化的動力相對較弱，加之親環境行為的公共產品屬性，因此，農戶實施親環境行為需要政府適當參與，既要對不實施親環境行為的農戶給予監管和懲罰，又要對實施親環境行為的農戶給予鼓勵和扶持，進而降低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程度，將“不合作博弈”逐步轉化為“合作博弈”，引導和激勵農戶親環境意愿向行為轉化，有效避免“公地悲劇”的發生。

　　4結論

　　文中以干旱區—新疆農戶為例，基于611份實地調研數據，運用Probit與ISM結合模型，從情理整合視角出發分析了影響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因素及其邏輯關聯關系結構，結果發現:農戶的成本預期、農產品品質認知、政策了解度、生態環境情感以及年凈收入是影響農戶親環境行為與意愿悖離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礎上，識別出影響二者悖離的深層因素是農戶資金(成本收益)情況。

　　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重視農戶情感訴求，激發其親環境責任感。政府應時刻關注農戶對親環境行為的情感訴求，結合干旱區水土資源不匹配、生態環境承載力有限以及土地資源退化問題嚴重等特點開展特色化農業生產體驗活動，以激發農戶在農業生產中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感;二是加強親環境行為多方宣傳力度，提升農戶認知深度。

　　通過引入市場手段，建立政府、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及小農戶多方共同宣傳的機制，加強分工合作，拓寬宣傳渠道，以提高農戶對親環境行為的主觀能動性及認知深度;三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有效降低農戶親環境行為采納風險。通過制定科學的政策補貼，減輕其行為采納的資金壓力，確保其經濟利益不受損，進而有效提高農戶采納親環境行為的積極性，以促進干旱區農業綠色發展與生態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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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趙和萍1，蘇向輝2，馬瑛1，楊宏偉1，曾德鵬1，楊童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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