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近兩個月來，來自云南西雙版納的15頭野生亞洲象一路向北行進，路線與城市和鄉村等人類的生活區域高度重疊。 盡管遷徙原因尚未可知，但是沿途收獲了滿滿的關注和守護。 不過，行走中的象群給城市管理者提出了尖銳的問題：要是它們持續行走，進入城市或者城鄉接合部，有
近兩個月來，來自云南西雙版納的15頭野生亞洲象一路向北行進，路線與城市和鄉村等人類的生活區域高度重疊。 盡管遷徙原因尚未可知，但是沿途收獲了滿滿的關注和守護。 不過，行走中的象群給城市管理者提出了尖銳的問題：要是它們持續行走，進入城市或者城鄉接合部，有關部門和城鎮居民應當如何應對? 哪一種管理策略是最優的選擇? 我們現有的城市管理政策體系能否促進人與象的和諧共生? 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要從如何認識象群與城市管理、如何認識象群需求的活動空間以及如何確定城市生態系統中的象群管理策略等三個方面展開。
亞洲象群與城市管理：尊重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
大象被普遍認為是進化的奇跡，人類豢養大象的歷史長達數千年。 然而時至今日，即使是在專業的動物園學研究中，人類對大象這一物種的認知與了解也還遠遠不足以讓我們能夠保障大象在人工圈養條件下的生活福利。 因此，大象也被認為是動物園中管理難度最大的物種。 在人與自然的互動史中，中國的野生亞洲象僅分布于云南省南部與緬甸、老撾相鄰的邊境地區，數量十分稀少，且屢遭獵殺，其種群破壞十分嚴重。 考慮到其珍稀的特點，我國將其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動物保護論文：淺談彩葉植物在南寧市動物園的應用調查
我國目前的城市管理應急體系，并沒有對于動物的進入設置有效的對策與配置相應的資源。 即使是存在具體的策略，也往往是針對單個動物活動處置的個案方案，對于動物群體存在這一新問題，還沒有有效的答案。 此次象群逼近城市，一個基本的原理或者說從事城市區域的動物管理必備的認知前提是：象群需要保持一定數量的社會家庭單位，即以群體形式存在，這不僅僅是為了動物福利和群體教育的目的，其本身就蘊含著保護的機能。
與大型的類人猿有相似之處，象群的行為不僅僅來源于其本能，也相當程度上為其后天的技能習得所影響。 在動物園學中，為了真正的所謂“保護”大象這一物種，而不僅僅是對其數量進行增加。 在此次云南亞洲象群北遷事件中，象群一路風塵仆仆，如入無人之境，地方政府啟動的應急管理機制以“象進人退”為主，只有大象的行為軌跡觸及昆明這一省會城市外圍以及部分要害設施如中小學時，才采取積極干預措施引導其離開，并沒有強制阻攔與分化，充分尊重了象群作為群居動物的特征，也展示出了構建并維持大象群體的穩定和個體間的和諧關系的能力。 這種人象互動的模式是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認識象群的活動空間：動物園與自然保護地之間
旅途中，象群在普洱生下一頭象寶寶; 也有亞洲象在村民家飲酒而醉倒; 還有因為在學校周邊活動而引發居民的擔心與警惕。 象群成為“網紅”而被大家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們動搖了我們對于動物存在方式認知的既有模式。 在一般的認識中，除去完全野生狀態的象只，大象可能存在于兩種空間：為人類圈定的野生動物園等自然保護區，以及城市的動物園。 前者大象可以在特定自然地理區域中盡情活動，后者大象可以在相對專業的飼養人員的看護下接受人們的觀賞。
但此次亞洲象群的活動，卻仿佛游走在前述兩種空間的交叉地帶。 要說象群很自由，它們依然在昆明市郊被投放香蕉等食物引導，避免其直接進入城市核心區域; 要說象群如在動物園里一樣被照料與看護，此次云南省的工作組只安排了應急力量對于大象進行實時監測，只在必要時出手干預，并不如動物園管理工作那樣“周到”。 這種觀念上的變化或者說對大象行為模式定位的轉換，預示著城市管理進程中人與動物互動“第三空間”的形成，這種空間介于自然保護地與動物園之間。
在我國城市管理的政策體系中，象群的出發地——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被認為是自然保護地體系的一部分，自然保護地也是我國《環境保護法》中規定的環境要素之一。 其旨在保護有代表性的珍貴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經依法劃定并且實施特殊保護與管理。 自然保護區分為實驗區、核心區與緩沖區，核心區內人跡罕至，將足夠的自然空間留給被保護的動物本身。 2021年開始實施的《民法典》中規定了動物園的動物致人損害的責任，立法機關的解讀認為動物園擁有專業的設施和人員，風險防范能力更強。 在這種語境下，動物園對于大象本身的保護會更加精密。 在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動物園管理的意見》和《全國動物園發展綱要》等政策性文件中，要求動物園切實保障動物福利，對動物飼養環境、防治救護等方面作出明確規定; 同時要求不得進行動物表演、避免動物受到驚擾和刺激。
因此，在我國的政策體系里審視穿梭在城市鄉村區域的象群，其根本的形態好像是行走在一個沒有圍墻與邊界的、全社會都充當起管理員和飼養員的大型“動物園”里。 這個“動物園”是一個獨特的、大型的生態系統，這個生態系統所處的城市空間也需要獨特的、專屬于象群的管理策略。
立足于城市生態系統的象群管理策略：尊重自發秩序
和人類一樣，動物也必須在多樣性的環境中才能蓬勃生長，行走中的大象行為也印證了這一點。 途中，大象群體經歷了部分成員離隊，又折返; 經歷了途中的分娩。 此時，如果還繼續堅持對每一頭大象進行非常細致的精密管理，在成本上不合算，在效果上也未必盡如人意。 宏觀上看，現代主義的城市規劃理論強調功能分區，這一理念也未必適合于象群管理。 動物無法判斷商業區與居住區的劃分，其行動軌跡依然會跨越諸多不同性質的分區。
幸運的是，現代的城市生態系統包括了城市空間范圍內居民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統一體，是人類在適應和改造自然環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工生態系統，是一個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 象群路過的時候，村民們都在樓頂小聲圍觀拍攝，擔心驚擾大象。 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沿途被象群侵擾的居民對于損害表達了最大限度的理解。 對于明顯超過承受能力的數量較大的損失，當地政府預先安排購置了保險。 沿途由應急管理部門與村民共同搭建的通道，實質意義上就可以被視為生態廊道，有效保證了象群遷徙過程中的安全與心理狀態穩定。 可以說，在本次象群北移事件中，我們觀察到了一種獨特的、嶄新的人與動物相處模式，這種模式還處于變動中，但是其核心要素已經依稀可見。
回到城市生態系統中來，城市中的象群管理尤其需要尊重人與動物相處的自發秩序。 這種尊重在特定的城市區域已經自然而然產生。 例如，北大學生給校園流浪貓定制的一款小程序曾經被廣為報道。 在這款小程序上，每只貓都有姓名，還被用“畢業”“休學”來實時記錄當前狀態，甚至還有專屬的友情關系記錄。 在文化觀念上，將大象等諸多野生動物的存在作為城市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可能為城鎮居民所接受的，只要是立足于“活著的”、屬于居民的城市，就不難理解在前述尊重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的語境下，最大限度控制干擾變量和未知因素的努力其實是不現實的，沒有人可以準確預判象群下一步會去哪里，我們只能見招拆招，秉持平和的心態，以不變應萬變。 在這種人與動物互動的過程中，使動物福利得到有效的保障。
綜上所示，云南亞洲象北移事件給新時期我國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課題。 秉持著尊重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態度去看待可能進入城市的大象，并且為其設置相應的策略是大勢所趨; 認識到區別于自然保護地和動物園的、可供大象群體活動的第三空間存在并且正視這種空間的特征，是確定我國新時期城市管理工作中動物保護事項的觀念基礎; 最后，尊重人與大象互動的自發秩序并且加以有效引導，避免“一刀切”政策給城市生態系統帶來傷害，應該是象群管理策略制定的前提和關鍵要素。
(作者：余穎;本文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經濟與管理系講師、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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