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我國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狀況分布不均，本篇農業論文分析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特點 ，由于中國各省農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農戶教育文化水平、土地耕種條件、社會化服務供給水平等差異非常大，比如有些農區受中心城市輻射多些，有些則受的輻射少些，造成農外
我國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狀況分布不均，本篇農業論文分析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特點 ，由于中國各省農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農戶教育文化水平、土地耕種條件、社會化服務供給水平等差異非常大，比如有些農區受中心城市輻射多些，有些則受的輻射少些，造成農外就業機會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程度差異很大。
《糧食與油脂》(月刊)1987年創刊，是糧食、油脂及相關食品等專業的科技綜合性期刊。《糧食與油脂》的主要內容有糧油新產品開發、糧油加工、糧油資源利用、糧油生物工程、糧油檢測、功能性食品、食品添加劑、糧油市場、行情分析、市場評論、國際糧油食品信息等。
〔摘要〕 糧食主產區農戶的種糧行為體現在勞動力配置、土地配置、糧食產出、糧食收入四個維度。通過對不種地農戶、不種糧農戶、農戶糧食播種面積、農戶種植結構、戶均糧食產量、糧食單產水平、戶均糧食出售價格、糧食收入在家庭經營收入中的比重、糧食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的比重等指標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對策啟示：第一，相對于非糧食主產區，13個糧食主產區的農戶具有一定的同質性;第二，糧食主產區具有同質性，但差異性更應該得到關注;第三，糧食主產區農戶家庭內部出現“工農二元結構”的兼業經營體系，家中青壯年外出務工，其余成員承擔農業生產，不放棄土地成為普遍現象，這對糧食安全微觀基礎影響深遠，值得高度重視;第四，農民種糧意愿成為糧食生產激勵政策的首要著力點;第五，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有一定的“韌性”，特別是在戶均糧食播種面積上表現尤為明顯;第六，重視各項激勵政策在農戶層面的落實。
〔關鍵詞〕 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農戶種糧意愿
一、引言
糧食安全是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重要關切。如何保持和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成為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農業政策的關注重點。深化對農戶種糧行為的認識，事關中國農業政策調整和未來農業發展方向，意義重大。以往在這方面的研究，多是依據部分地區的案例或中小規模的樣本數據，對論文假說進行驗證。比方講，黑龍江機械化水平高的規模化經營，江蘇社會化服務水平高、財政補貼水平高的家庭農場經營，四川農業轉移勞動力較多的普通山區農業縣的小規模家庭經營，盡管這些都屬于糧食主產省，但利用這些論據進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要形成對農戶種糧行為的全面認識，需要利用大樣本數據進行深入分析。
本文使用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村住戶調查2005～2010年的面板數據。該數據由國家統計局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對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農村住戶開展跟蹤調查，采用日記賬和訪問調查相結合的數據收集方式，詳細記錄農村住戶家庭基本情況、收入支出情況、住戶成員與勞動力從業情況、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與技術應用情況等。該調查每隔五年調整一次住戶樣本，2010年因統計制度改革，延后一年更換樣本。這使得 2005～2010年樣本成為國家統計局農村住戶調查中唯一的、時間序列最長的連續樣本。本文涉及13個糧食主產區的40190個農村樣本戶連續6年的調查數據，觀察值共計241140個。這是目前中國關于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最權威、最全面的微觀數據，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數據基礎。
按照官方分類，我國13個糧食主產區包括河北、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根據國家糧食局的數據，2014年13個主產區糧食產量占全國的75%以上，庫存量占全國的71%，可代表我國糧食生產的基本面。對這些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的分析，將有助于形成對全國糧食生產及有關政策的認識。
二、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特點
(一)勞動力配置
1.不種地農戶。不種地農戶比例是衡量農業轉移勞動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它反映的是那些在非農部門有穩定就業、且有足夠收入來維持家庭生活、轉移“較為徹底”的農戶情況。這些農戶是城鎮化的重要后備力量。一個地方不種地農戶比例越高，某種意義上說明工業化水平越高、城鎮化潛力越大。
如表1所示，2005～2010 年，13個糧食主產區不種地農戶比例從3.16%逐步提高到4.79%，6年平均約為4%。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達2.42億人，其中外出就業1.53億人，占6.71億農村居民總人數的22.8%。與之相比，糧食主產區不種地農戶4.79%的比例偏低。這一方面反映糧食主產區農戶外出務工比例相對于非糧食主產區較低，另一方面，也更為重要的是，糧食主產區農戶兼業化程度較高，家中青壯年外出務工、其余成員承擔農業生產、不放棄土地成為普遍現象。這種家庭內部的“工農二元結構”，既是對家庭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也是對工業化、城鎮化就業風險的自我防范和管理，將對糧食安全產生深遠影響，值得在政策上加以重視。亦即，如何尊重農民的選擇、在土地流轉上不搞強迫命令，如何順應農業兼業化趨勢、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鄉村留守人員公共服務等方面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
分省區看，絕大部分省區不種地農戶占比呈逐年遞增趨勢。吉林年度間波動較大，湖北較為平穩。比例最高的四個省區為江蘇、內蒙古、山東、河北，均為工業化、城鎮化增速較快地區;最低的四個省區為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均為中部地區。
2.不種糧農戶。非糧化不僅表現在土地資源的配置上，也表現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上。如表2所示，2005～2010年，13個糧食主產區不種糧農戶占比總體呈上升趨勢，由6.08%提高到10.02%，6年平均為8.05%。這個數據實際包含表1的“不種地農戶占比”，將其扣除后，6年間種地但不種糧農戶平均占比為4.06%，這表明外出務工和種植經濟作物這兩個因素，對農戶不種糧決策的貢獻度大體相當(均為4%左右)。
從分省區情況看，絕大部分省區不種糧農戶占比呈逐年遞增趨勢，但也有一些省份年度間有波動，如山東2008年達到最大值，后有所遞減，吉林則是增減年度交替。不種糧農戶占比最高的四個省區為江蘇、山東、內蒙古、河北，這與不種地農戶占比最高的四個省區一致;比例最低的四個省區為河南、江西、四川、吉林。值得注意的是，江蘇(18.11%)是河南(1.82%)的近十倍，這說明，即便同為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也相距甚遠。
(二)土地配置
1.農戶糧食播種面積。表3顯示，2005～2010年間，無論是農戶總的播種面積，還是平均播種面積均變化不大，相應的糧食播種面積占總播種面積的比例也大體穩定。可以看出，13個糧食主產區農戶平均播種面積約為13.53畝，平均糧食播種面積11.04畝，占比為76.66%，這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分省區情況看，由于土地資源稟賦的差異，地區間的差異明顯。如表4所示，6年間戶均糧食播種面積，最多的3個省區是黑龍江、內蒙古、吉林，均在24畝以上;最少的3個省區是湖南、四川、湖北，均低于7畝。其中，黑龍江(38.17畝)是湖南(5.56畝)的近7倍。期末(2010年)與期初(2005 年)相比，戶均糧食播種面積增加的有6個省區，減少的有7個省區，但總體看年度變化幅度不大，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糧食主產區農戶糧食種植有“韌性”，即便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農民工返鄉劇增、國家加大種糧補貼力度等等這類“大事件”，也只是在部分省區短暫、小幅推高了戶均糧食播種面積。這種“韌性”需要為政策制定者所重視，亦即，對任何促進糧食生產的政策，都不能期待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須保持足夠耐心。
將各省區不種糧農戶排除后，分省區戶均糧食播種面積與排除前相比，均有所增加。如表5所示，期末(2010年)與期初(2005年)相比，戶均糧食播種面積增加的省區有9個，減少的省區只有4個，呈現更積極的態勢。在4個戶均糧食播種面積減少的省區中，遼寧、四川降幅較大，山東、湖南相對較小，這一點將在后面戶均糧食產出中得到相應體現。
2.農戶種植結構。按照糧食播種面積占總播種面積為100%、80%、50%三檔，計算大于等于這些比例的農戶占全部農戶的比重，能看出農戶在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中配置耕地的傾向。如表6所示，13個糧食主產區純糧戶平均占比為12.17%，總體看純糧戶的比重呈逐年增加的趨勢。地區間純糧戶比例差異較大，最高為河北33.03%，也就是說，大約三個河北農戶就有一戶為純糧戶，最低為江西0.5%，幾乎沒有純糧戶(吉林調查數據因 2006年單一年份數據在計算時發現異常，在本小節中將該省剔除)。這背后主要是中西部糧食主產區有間作、套作非糧作物(如棉花、油料等)的耕種習慣因素。純糧戶增長幅度最大的是黑龍江，從期初的7.36%提高到期末的20.35%，這可能跟黑龍江在那個時期減少大豆播種面積，改種糧食作物的傾向有關。
當把糧食播種面積比例降至80%這一檔，如表7顯示，符合條件的農戶在總農戶占比顯著提高，全國平均為58.85%，超過一半，除2008 年略微有所下降外，整體呈逐步升高的趨勢。其中，最高的是黑龍江88.67%，意味著絕大多數黑龍江農戶將主要土地分配到糧食作物上，最低為湖北 26.54%，意味著近3/4的湖北農戶將主要的土地用于種植非糧作物。
再把糧食播種面積比例降至50%這一檔，如表8顯示，符合條件的農戶在總農戶占比，全國平均為84.80%，整體略有波動，穩中有降。其中，最高的是河南93.05%，意味著僅有不到7%的河南農戶將超過一半的土地分配到非糧作物之上，最低的依舊為湖北68.95%，意味著有超過30%的湖北農戶將一半以上的土地用于種植非糧作物。
(三)產出水平
1.戶均糧食產量。戶均糧食產量是衡量糧食產出水平的核心指標。如表9所示，總體看，2005～2010年13個主產區戶均糧食產量逐年增長，由期初的 3439公斤提高到期末的3974公斤，增幅為15.6%，6年平均為3748公斤。分省區看，除遼寧、湖南、四川三省下降外，其他十個主產省戶均糧食產量均呈逐年增長趨勢。戶均糧食產量最高的四個省區為吉林、黑龍江、內蒙古、遼寧，均為東北省區，與這些省區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大直接相關。戶均糧食產量最低的四個省區為四川、湖南、湖北、江蘇。
表10顯示，將不種糧農戶排除后，13個主產省區種糧戶的戶均產量變動趨勢與表9大體相同。特別是遼寧和四川兩省仍然表現出趨勢性減產，這意味著在大致同等的技術進步等外部條件下，這兩省種糧農戶或者是調整種植結構、將更多土地用于生產經濟作物，或者是調整復種指數，多季變單季。這兩種行為均會導致糧食播種面積下降，進而導致戶均糧食產量下降。這與表5關于戶均播種面積的分析結果是相一致的。這也說明，在農田整治不斷推進、水利灌溉條件不斷改進、農業技術條件不斷提高的今天，農戶層面趨勢性減產一般是由播種面積下降引起，而不是由災害等因素所致。其中的政策含義是，促進糧食生產穩定增長的政策，要更多地在人的因素上做文章，保持和提高農戶種糧意愿。
2.糧食單產水平。提高糧食單產水平是實現“藏糧于技”“藏糧于地”糧食安全戰略的關鍵。表11顯示，除2009年有所下降外，13個糧食主產區平均糧食單產水平總體呈逐年遞增趨勢，每畝產量從期初的356.3公斤提高到期末的392.5公斤，6年平均畝產378.9公斤。其中，平均糧食單產最高的是吉林、遼寧，處在第二梯隊的是山東、河南、河北、江蘇四省，均在畝產400公斤上下。平均單產最低的是黑龍江、內蒙古，畝產均低于300公斤。從6年平均看，對13個主產省糧食單產水平貢獻度最大的是安徽、河南、黑龍江三省。值得注意的是，分省看，戶均單產水平年度間波動較大，一方面反映了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說明穩定提高戶均糧食單產的潛力仍然巨大，需要在制度、技術和政策上著力。
(四)收入結構
1.戶均糧食出售價格。在產出既定的情況下，糧食價格決定糧食收入。為保護種糧農民利益，自2004年起，國家對稻谷實施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在市場價低于政府確定的最低價時，即由指定的糧食流通企業以最低價進行收購，以此穩定市場價格。2006年，小麥亦被納入最低收購價范圍。開始的幾年，稻谷和小麥的最低收購價一直沒有改變，2008年起為切實保護農民利益，稻谷和小麥的最低收購價格穩步上調。此外，國家從2008年開始啟動東北地區臨時儲備玉米托市政策，多數研究認為臨儲托市價格實際也具備最低收購價政策功能。
表 12顯示，在價格支持政策的影響下，除個別省個別年份不變或下降外，13個糧食主產區戶均糧食出售價格絕大多數都是逐年上漲，每公斤售價從2005年的 1.34元提高到2010年的1.91元，漲幅為42.5%。其中，四川、江西、湖南三省平均出售價格最高，每公斤售價均超過1.7元;吉林、黑龍江平均出售價格最低，每公斤售價為1.3元左右。在同樣的最低收購價政策條件下，地區間農戶出售均價存在較大差異，原因除了各地區糧食品種結構不同外，也可能由于交售渠道、方式不同(如自行承擔運費與否)所引起，還可能是由于最低收購價政策執行力度不一致所造成。
2.糧食收入在家庭經營收入中的比重。反映糧食種植對農戶的重要程度，要看糧食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中的比重。表13顯示，13個主產區農戶糧食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的平均比重逐年上升，從 44.16%提高到48.81%，接近于農戶經營總收入的一半。這顯示，在傳統農區，種糧仍是很多農民重要的經營收入來源。分省區看，糧食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比重最高的四個省是黑龍江、吉林、河南、安徽，這四省比重均超過50%，其中黑龍江和吉林超過70%。糧食收入占家庭經營收入比重最低的三個省是四川、湖北、湖南，均低于40%，其中四川還低于30%。這里的政策含義是，主產區農戶家庭經營收入結構差別較大，要鞏固和提高主產區農戶種糧積極性，必須針對其經營收入結構特征，分類施策，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3. 糧食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的比重。當我們把指標換成糧食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變動趨勢就發生了逆轉。如表14所示，13個主產區農戶糧食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平均比重逐年下降，從2005年的28.72%降至2010年的27.25%，6年平均比重為27.72%，亦即，種糧收入在農戶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僅為1/4強。這與全國農戶工資性收入及占比逐年上漲的趨勢是一致的。
分省區看，黑龍江、吉林、安徽等省糧食收入占比較為穩定，江蘇、河南比例還有上升趨勢，內蒙古、遼寧降幅較大，其他地區呈穩步下降態勢。占比最高的仍然是黑龍江和吉林，均超過50%，占比最低的是四川、江蘇、湖南，均低于 20%。按照恰亞諾夫理論，農戶最關心的還是滿足家庭成員消費需求，因此家庭總收入結構的政策含義更為重要。糧食生產激勵政策必須與本地區農戶經濟行為和收入結構掛起鉤來。
三、幾點對策啟示
本文從種糧農戶勞動力配置、土地配置、糧食產出、糧食收入四個維度，對農戶數據進行分析，描繪了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的“概覽圖”。從分析結果可以得出如下對策啟示：
第一，相對于非糧食主產區，13個糧食主產區的農戶具有一定的同質性。比如，糧食播種面積占比都較高，多數土地用于種糧，種糧勞動力比重較大，種糧對于農戶經濟的重要性較高，等等，顯示出糧食主產區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體系中的核心位置。因此，糧食主產區應該繼續成為糧食政策的重點和著力點。
第二，糧食主產區具有同質性，但差異性更應該得到關注。實際上，13個主產區無論是戶均糧食播種面積還是戶均糧食產出、單產、收入占比均有相當大的不同，從高到低形成一個連續的“光譜系”。因此，政策上不能寬泛、籠統地形成針對“糧食主產區”的單一政策，而應該考慮各地區具體情況，賦予糧食主產區更大的政策自主權和政策資源，以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特別是，各主產區農戶家庭經營收入和總收入結構差別較大，要鞏固和提高農戶種糧積極性，必須針對其經營收入結構特征，分類施策、精準施策，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三，糧食主產區農戶家庭內部出現“工農二元結構”的兼業經營體系，家中青壯年外出務工，其余成員承擔農業生產，不放棄土地成為普遍現象，這對糧食安全微觀基礎影響深遠，值得高度重視。一方面要認可結構存在的合理性，這既是對家庭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也是對工業化、城鎮化就業風險的自我防范和管理，應在制度上繼續保障農戶對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尊重農民的選擇、在土地流轉上不搞強迫命令，給他們留足“退路”和“后路”;另一方面，政策要順應這種兼業化趨勢，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鄉村留守人員公共服務等方面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特別是適應種糧主體希望減輕勞動強度的需求，大力發展全程機械化服務。
第四，農民種糧意愿成為糧食生產激勵政策的首要著力點。國家對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和整治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種糧的水土條件不斷改善，技術條件不斷進步，農戶層面趨勢性減產一般是由播種面積下降引起，而不是由災害等因素所致。因此，促進糧食生產穩定增長的政策，要更多地在人的因素上做文章，保持和提高農戶種糧意愿。當然，穩定提高戶均糧食單產的潛力巨大，仍需要在制度、技術和政策上著力。
第五，糧食主產區農戶種糧行為有一定的“韌性”，特別是在戶均糧食播種面積上表現尤為明顯。要高度重視這種“韌性”，一方面對任何促進糧食生產的政策，都不能期待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須保持足夠耐心;另一方面對農戶種糧“不積極性”決不能掉以輕心，一旦達到不可逆的程度，就需要花費很大代價才能補救回來，須防范積微成著導致顛覆性錯誤。
第六，重視各項激勵政策在農戶層面的落實。比如，地區間農戶出售均價存在較大差異，部分可能的原因在于最低收購價政策執行力度不一致。因此要高度重視打通政策落實“最后一公里”，讓各項政策切實對農戶行為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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