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的藝術風格

　　這篇藝術論文發表了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的藝術風格，中國近現代美術反映了中華民族艱苦奮斗的歷史，美術創作順應時代需求產生了大批的藝術作品，具有很強的傳統文化功底，為中國畫的大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同時為中國繪畫指明了道路。

　　關鍵詞：藝術論文發表,延安抗戰,人民美術,藝術風格

　　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反映了中華民族近現代的苦難與斗爭歷史，波瀾壯闊的美術運動緊密伴隨著中華民族近現代的政治變革。千年來，沒有任何時期的美術創作如抗戰時期一樣跟隨政治運動的需要，諸多藝術家自覺地運用美術創作這一“武器”而為革命斗爭服務。延安是孕育新中國的革命圣地，在抗戰時期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影響下，美術創作順應時代需求，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藝術家及藝術作品，在近現代中國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魯就是在這一時期投身社會主義文藝工作，作為解放后“長安畫派”的旗手性人物，具有典型代表性。石魯原名馮亞珩，1919年出生于四川仁壽縣文公鄉的一個詩書傳家的地主家庭，自幼熟讀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名著，且臨摹家族收藏的字畫，具有較強的傳統文化功底。

　　他15歲進入“東方美術�？茖W校”學習較為系統的專業繪畫技能。在這一時期，馮亞珩閱讀了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壇巨匠的新文學作品，開拓了繪畫思想，同時萌發了對民族命運的擔憂與思考。1939年，馮亞珩決心北上延安，參加救亡圖存的人民革命運動，并于1940年進入陜北公學，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了一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在這一時期，馮亞珩由于對石濤和魯迅的熱愛，改名石魯。

　　石魯受到革命需要與《講話》精神的影響，以革命現實主義為指導，創作了諸多反映陜北人民生活、宣傳革命而又別出心裁的版畫作品，如抗戰時期的《群英會》《選民登記》《雪地送糞》《勞動英雄回鄉》《妯娌倆》，解放戰爭時期的《胡匪劫后》《說理》《打倒封建》，以及大量的速寫小稿等。這些優秀作品集中反映了石魯極具創造性的構圖形式美，金石般的刀法特征以及黑、白、灰處理的早期中西結合，在中國新版畫歷史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也為其解放后中國畫的大發展鋪墊了良好的基礎。

　　《群英會》創作于1944年，是對真實歷史事跡的反映，具有較強的歷史代表性與藝術研究價值。《群英會》取材于延安大生產運動期間，畫面場景為一間明亮、寬敞的房子內部，左邊墻壁上掛著相框，右面窗戶照進整齊的一排陽光，畫面左下角圓桌鋪著干凈整潔的桌布，有茶、煙擺放，暗示會議氛圍的輕松，勞動模范們都佩戴著大紅花，精神飽滿，神情喜悅，毛澤東同志與勞動模范們歡聚一堂，熱烈討論著什么。整幅畫面以柔和的灰色調為主，構圖大氣、協調，刀法舒暢、自然，暖暖的調子，金色的陽光，毛主席和勞動模范的表情、動作無不反映著黨與人民和諧統一的主題性，成為了當時家喻戶曉的經典佳作。整幅作品體現了石魯深入觀察生活的寫實主義創作手法，是其在解放后中國畫大發展“以形寫神”的早期體現。

　　另外一幅版畫作品《選民登記》，表現黨在延安地區推行民主選舉制度的主題。石魯的表現方法區別于直白謳歌的普通形式，他選擇從側面，即人民群眾的角度出發，以普通老百姓的視角審視我黨政治選舉制度的開明與進步。這種獨辟蹊徑的藝術思維在其后來的作品中有更突出的體現，如《轉戰陜北》就是把千軍萬馬隱藏于千溝萬壑中，而毛澤東形象則背手立于崖端，畫面意境深遠，毛澤東高瞻遠矚的人物形象躍然紙上，這種另辟蹊徑的處理手法體現了石魯深厚的藝術修養。《選民登記》描繪的是在田地間的草垛中，小男孩吵鬧著要填寫《選民登記表》而被周圍四位成年人逗弄的有趣故事，因為小男孩未達到選民年紀的要求，所以在畫面以下的空白處石魯寫下了“只有你不夠格”，畫面意趣頗顯幽默、生動。

　　畫面人物形象鮮明、造型準確、動態協調，服飾與面部特征抓住了陜北農民的特點，且人物表情自然協調，畫面中很好地運用了黑與白之間的襯托關系，以線條組織的疏密、粗細、長短關系表現光影下的人體結構，這與石魯長期的速寫訓練有關。另外，《雪地送糞》《勞動英雄回鄉》等作品，也是完成于抗戰時期，都是對抗戰時期延安革命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集中體現，對于宣傳革命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隨著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國內形勢有了較大變化，國民黨反動派迫不及待地發動反人民的內戰，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更顯突出。在這一時期石魯創作的《胡匪劫后》《說理》《打倒封建》等作品，在主題、內容、形式上與之前有一定差異性，但在本質上與抗戰時期是一脈相承的關系，都服務于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斗爭需要，并且在創作方法、表現手法等方面更顯成熟。

　　這一時期，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與革命發展的需要，我黨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團結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參與到歷史發展的洪流中，“斗地主、分田地”成為響亮的口號。為了配合“土地改革”運動的發展需要，藝術家們走進田間地頭，以優秀藝術作品尤其是版畫作品的形式宣傳思想，為“土地改革”運動的順利開展鋪墊了輿論基礎。石魯就通過《說理》這幅作品，宣傳運用批判、教育的正確方法，鼓勵地主階級參與到革命中，為革命勝利與國家解放作出應有的貢獻，同時人民群眾也應當給予進步地主階級改造的機會。出身地主家庭的石魯能有這樣的思想覺悟，可見他把人民群眾與革命發展放在首位，無愧于“革命美術家”的稱號。

　　《說理》這幅作品主要表現一群陜北農民對地主進行說理教育、宣傳革命精神，似乎在訴說著紅軍來之前地主階級占有絕大多數土地不勞而獲的不公與憤慨，地主“老爺”似乎接受了人民群眾的批評、教育而感到羞愧與懺悔。畫面人物形象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人物內心的運動與變化表現得恰到好處，且畫面處理手法的黑白節奏的律動，木刻刀法中蘊含的中國傳統繪畫的線描手法，無不體現了石魯扎實的造型功底與審美高度。1949年，正是新中國成立的一年，石魯創作了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打倒封建》。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民終于在真真意義上當上了國家的主人，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最終被黨領導下的人民所打倒、消滅。

　　石魯在延安革命根據地長期的革命斗爭經歷中，對于黨領導下的人民運動有著深刻的認識，他了解封建階級對人民群眾的長期壓迫，了解在新時代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必然性，《打倒封建》這幅版畫作品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與藝術價值。畫面中，以一種夸張的構圖手法聳立著一座堡壘式的地主莊園，代表著封建地主階級的富裕、森嚴以及對人民的壓榨、迫害，這是一種象征意味極強的表現手法。沖鋒的人民、戰士為畫面的“點”，屋頂、墻沿、臺階為畫面的“線”，密密麻麻的磚石則構成了畫面中的“面”，這種點、線、面的構成關系尤其是以“點”破面的藝術手法，是石魯藝術構思與藝術才情的集中體現。石魯諸多優秀作品根植于民族土壤，特別是西北黃土地的民風民俗，獨具特色的黃土高原自然地理、歷史人文要素，給予石魯深深的革命情懷與對“美”的深刻認識，他對延安的土原、小溪、窯洞、樹木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富有深深的感情。他從豐富多樣的生活體驗中汲取藝術創作的靈感與養料，以人民大眾的審美視角與革命發展的需要審視木刻作品的藝術價值，更為老百姓所接受。

　　同時，其作品內在透露著一定的藝術性，反映了石魯自身天才般的藝術素養與追求，這也為其后來所遭受的非難埋下了伏筆。石魯在延安時期的藝術成長經歷，造就了他“革命美術家”的創作情懷，是石魯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畫大發展的積淀與根基，同樣也為“長安畫派”藝術思想的形成、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可以說延安革命精神造就了石魯，同樣，石魯也發掘了黃土高原特殊的美學價值。石魯對于陜北高原的真情描繪，開歷史先河，是對中國畫的巨大貢獻。延安時期諸多藝術家自覺地緊跟時代步伐，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從中能看到中國的繪畫藝術不僅僅局限于“抒胸中逸氣”的文人傳統中，它的形式、內容、方向具有多樣性，繪畫的“功能性”在這一時期有著較深刻的體現。正如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舒畫之源流》中所提出的“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清代石濤所說“筆墨當隨時代”的思想，藝術發展與時代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關聯性，這為當代中國繪畫的發展指明了道路，具有深刻的借鑒與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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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萬毅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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