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舞蹈以人體作為物質載體，保存與傳承著某個族群的歷史文化記憶、觀念信仰、情感態度、生活習俗等。舞蹈民族志基于廣泛的實地調查經驗，著眼于社會、文化和政治下的身體、情緒情感、族群和國家認同，為人類學視閾下的舞蹈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視角和方法
摘要:舞蹈以人體作為物質載體，保存與傳承著某個族群的歷史文化記憶、觀念信仰、情感態度、生活習俗等。舞蹈民族志基于廣泛的實地調查經驗，著眼于社會、文化和政治下的身體、情緒情感、族群和國家認同，為人類學視閾下的舞蹈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視角和方法借鑒。人類學視閾下的舞蹈研究，應把舞蹈放置特定的場景中，通過動作分析、深描和影音記錄等方法，了解當地人的觀念和對特定行為的闡釋，將身體動態與情緒情感聯系起來，以此來探尋舞蹈文化的社會建構，以及社會文化結構與文化實踐者能動性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舞蹈田野調查,舞蹈民族志,族群認同
《田野中的舞蹈: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方法及問題》(Danceinthefield:Theory，MethodsandIssuesinDanceEthnography)一書由特雷莎·J.巴克蘭(TheresaJ.Buckland)等16個來自不同國家，且從事著不同職業的舞蹈研究者共同撰寫完成的。這些舞蹈研究者中既有舞蹈中心主任、舞蹈講師、人類學教授，也有民族博物館館長、跨文化教育學院講師，以及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等等。
這些作者試圖通過本書的闡述，希望給予舞蹈學、人類學、文化研究、民俗學和社會學等舞蹈的研究更多的關注和研究。該書收集了國際上舞蹈研究者在舞蹈和身體運動方面有貢獻的田野調查，分為理論維度、研究方法、政治和倫理三大部分，共17篇文章。這些文章以舞蹈和身體運動為切入點，基于廣泛的實地調查經驗，著眼于社會、文化和政治下身體、情緒情感、族群和國家認同，以及傳統舞蹈在當代社會的保護和傳承等，從人類學、舞蹈民族志和舞譜等方面探討了主要的理論、方法和問題，為人類學視閾下的舞蹈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視角和方法借鑒。
筆者認為舞蹈人類學的研究應倡導從舞蹈本體出發，實現三個層面，從記錄描述到社會文化、社會政治，以及更大問題的研究，才能展開對舞蹈的深層闡釋，獲取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意義，從而撰寫出細致、深刻的舞蹈民族志。
一、基于田野調查基礎上的舞蹈民族志
早期的舞蹈研究主要聚焦于時間、地點、內容、舞蹈過程、服飾等舞蹈本體，盡管人類學民族志對舞蹈展開一定的描述，如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拉德克里夫-布朗《安達曼島人》、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的成年》和埃文斯-普理查德《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和魔法》等，他們為舞蹈民族志的撰寫奠定了基礎，但并不是真正意義上舞蹈民族志。
20世紀中期，庫拉斯提出舞蹈研究不單是對某一種舞蹈的內容、形式等描述，而應該站在整體視閾下考察舞蹈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問題，其中她對田野調查中描述、觀察和記錄等方法展開深入的研究。①至此，她對于舞蹈研究理論與方法上的探索，使舞蹈被納入了人類學的研究范疇，也為舞蹈的田野調查與民族志研究奠定了基礎。
基于此，《田野中的舞蹈: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方法及問題》一書正是圍繞國際上舞蹈研究者在舞蹈和身體運動方面有貢獻的田野調查展開討論。克普勒闡述了田野工作的重要性，認為它可以讓研究視野從動作擴展到身體、性別、政治、文化、社會，以及認同等。①《田野中的舞蹈: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方法及問題》第一部分的討論圍繞舞蹈民族志理論研究展開，介紹了田野工作的理論基礎。
德里德·威廉姆斯(DridWilliams)的“田野調查”一文認為田野調查本身不是終點，將田野調查與寫作聯系在一起很重要，因為，那是我們進行田野調查的原因。威廉姆斯認為民族志事實支撐寫作，由三個部分組成:描述、分析、被調查人群的解釋解讀，重點關注其意義。也就是說，人類學家通過田野工作中觀察到的事項進行描述、分析、解讀，撰寫民族志文本，從而闡析對其文化的認識和理解。
因此，田野作業是民族志研究設計的核心所在。在這一領域，基本的人類學概念，資料收集方式、技術、以及分析是“做民族志”的根本要素。②舞蹈民族志即通過對于舞蹈的田野民族志考察來進行舞蹈個案的實地研究。庫拉斯指出舞蹈民族志通常包括幾個方面:田野調查，對民間社會的舞蹈進行觀察、描述和記錄;實驗室研究，分辨舞蹈的結構和風格;在當地人的幫助下進行舞蹈風格的解釋;舞蹈的圖形表示;基本的動作、主題和舞式步伐的分析;對舞蹈的形態、結構、步伐、音樂和歌詞的綜合;進行理論探討和比較研究。③
本書中拉斯洛·費爾弗爾迪的“匈牙利民族舞研究:理論，田野調查和檔案的關系”一文正是對舞蹈民族志田野調查的關鍵要素進行了一定的討論。他提出田野調查在整個民族舞蹈研究過程中是個重要的融合部分，不能夠獨立于其他舞蹈元素實踐而開展研究，田野調查的方法和思想由整個學科決定。
由此看出，舞蹈是個復雜的現象，必須在社會文化生態情境中進行研究，需要串聯其他同步元素和其他交流中介加以考察。舞蹈民族志的研究要防止單一的方法論，應站在整體觀的角度加以考察。舞蹈以人體作為物質載體，保存與傳承著某個族群的歷史文化記憶、觀念信仰、情感態度、生活習俗等，同時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遷，被賦予新的生命和意義。
《田野中的舞蹈: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方法及問題》中克普勒的“田野調查奧秘”一文，她從三方面提出問題，并力圖說明人類學家舞蹈研究的關注點:
第一，人類學家舞蹈研究的目標是什么?在克普勒看來，人類學家想找到一個可以得出本土種類化結論的系統化模式———區別性的動作維度。為了完善描述和進行跨文化對比，人類學家可能要將人類動作系統特別標記闡述，有語法地建構成為理論框架，這樣可以塑造動作系統傳達含義的方式，通過研究動作系統獲得社會文化群體洞察力。
第二，人類學家如何開展田野調查?克普勒認為重要的田野調查有四個方面:參與觀察、語言、信息記錄和初步分析。
第三，在舞蹈研究中，觀眾的重要性是什么?克普勒強調觀眾對人類動作系統田野調查的重要性，認為觀眾與演員的關系也許是個連續的統一體。觀眾跨文化時扮演的角色不同，不同的觀眾對同一個動作順序可能有著不同的方式解碼，還可能根據個人背景和對特殊表演，以及個人當時心理、情緒的理解以不同方式進行解碼。
因此，田野調查中記錄觀眾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否則這一重要數據將永久丟失。克普勒的觀點對于舞蹈田野調查有著重要的開拓意義。基于上述討論，那么，在對某一地區或種類的舞蹈展開深入的研究，人類學者和舞蹈學者兩者的研究有何區別呢?人類學者的舞蹈研究和田野調查應該是什么樣子?弗朗茲·博厄斯強調“局內人觀點”多方結合的研究中，不應把舞蹈視為資料去論釋一般性的理論，而要將舞蹈作為文化去加以闡析。④
他的文化相對主義為舞蹈的田野調查與民族志的研究拓寬了思路，我們應認識到每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價值觀、宇宙觀、審美和評價標準，這些構成各自族群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們必須給予不同地域的文化足夠的尊重。瓊恩·基里諾霍姆庫將舞蹈看作是一個整體的結構，試圖說明人類學和舞蹈學對于舞蹈研究的區別。⑤
舞蹈人類學家克普勒認為人類學者的目的是透過對動作體系的研究，從而研究和解讀社會、文化觀念，而舞蹈學者則是將焦點對準舞蹈本身。在王建民教授看來:在田野民族志考察中就應當去關注人們如何在舞蹈活動實踐中賦予舞蹈以意義、如何將情感蘊含于舞蹈之中。在此過程中，社會文化的結構與文化實踐者的能動性之間的關系，人類行為的本能控制和文化控制之間的關系都是可以深入考察的重點。①
筆者認為，在對某一地區或種類的舞蹈展開研究時，舞蹈學者或許更注重舞蹈自身，聚焦于動作、結構、種類、風格等舞蹈本體，并且田野調查的時間不夠充分。而人類學視閾下的舞蹈民族志田野調查不只是對舞蹈要素的記錄、整合與分析，而是把舞蹈放置到所處的文化場景中，基于身體與身體體驗來深入地了解當地的生活，理解當地的文化。
通過對身體動態的捕捉和解釋，多維度的考察舞蹈、身體，以及與舞蹈相關的社會結構、宗教信仰、文化觀念、象征編碼、情緒情感等，關注不同場景下舞蹈編創者、表演者和觀眾等舞蹈要素如何在人的實踐中得以形成，以及探尋舞蹈文化的社會建構。只有在深入細致的田野調查基礎上，運用舞蹈民族志這一方法論，將調查所得的資料整理、編碼，運用理論框架來分析研究，撰寫成民族志文本，才能對所調查地點的舞蹈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理解與闡釋動作中的文化含義。
二、舞蹈民族志方法論的思考
舞蹈民族志的田野調查是要在基于身體和身體體驗的基礎上展開相關研究，因此，有關舞蹈研究方法的思考也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田野中的舞蹈: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方法及問題》第二部分重點介紹舞蹈民族志中采用的方法技巧，作者們以討論田野經驗為基礎，思考所用方法存在的潛力和不足，其中重點詳述了拉班舞譜、拉班動作分析法、動作闡釋的意義，以及對舞蹈研究的影響等。由于舞蹈具有非語言文字特征和轉瞬即逝的特點，我們在圍繞身體展開的舞蹈民族志研究過程中應注重什么呢?
三、舞蹈與政治的互動
從20世紀80年代之后，舞蹈人類學開始聚焦舞蹈與政治的研究，人們通過舞蹈來表達權力和抗議，幫助我們理解一個社會的結構和文化、政治訴求和群體認同。《田野中的舞蹈: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方法及問題》這本書第三部分主要從持續影響方法論的政治民族角度進行了田野研究的個人分享，著重討論了政治權力影響下的舞蹈田野調查及其兩者之間的關系。
本書安德烈·格勞(AndréeGrau)的“田野調查，政治和權力”一文中討論田野實地調查工作中一些來自政治權力方面的影響，既包括田野之外的進入方式和陳述，也包括田野之內的人際關系。格勞首先提出人類學，尤其是舞蹈人類學是關乎文化規范和人類創造力、社會歷史約束和人類能動性之間的沖突，文化規范和創造力之間的沖突可以從權力與社會公正之間的沖突表示出來。
舞蹈是一個社會事實，它通過人類互動傳達意義，反映了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然而舞蹈也可被用于探索和操縱社會現實，在其它社會背景下它也有潛力會影響決策，并且有時會預示政治行為。其次，格勞闡述了對于田野調查和權力、政治的理解。他指出田野調查與權力關系難解難分，在參與觀察中每個人都是潛在的信息提供者，有時人類學家因為可能接觸到更優質的資源，也有隨心所欲離開調查所在地的自由而顯得很有權力，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容易受騙、易被人操控。
在這里格勞認為支撐其論點的兩個前提一是權力是所有關系中的一個方面;二是權力關系從來都不是完全單向的，它是辯證存在的，在權力關系中沒有一方是完全沒有權力的。接下來，格勞討論了實踐中的政治。即在田野調查中，調查者在解決資金資助、資源獲取途徑和允許的問題時可能或必須利用一些政治、權力。第四，在根據筆記整理成文的時候，也會出現受政治、權力影響的問題，其中，存在著材料的所有權問題。
四、舞蹈其他方面的思考
《田野中的舞蹈:舞蹈民族志的理論、方法及問題》一書對于舞蹈田野調查和民族志研究有著一定的啟示和理論參考價值。在舞蹈人類學的研究過程中，我們還需要關注傳統舞蹈在當代的保護與傳承、情緒情感、舞蹈與音樂及道具的關系等。對于傳統舞蹈在當代的保護與傳承問題，本書中伊爾·巴卡(EgilBakka)的“‘或許不久，它們就會永久失傳’:對復興和研究的記錄”一文展開了詳盡的討論。
巴卡指出我們稱之為民間舞蹈或民間音樂的現象只是一種錯覺，即便它曾存在過，現在也已不復存在。因此，這一觀點將該復興視為它想要代表過去，但是顯然現在它還不能充分地代表過去。基于巴卡的討論，傳統舞蹈是什么呢?又面臨什么樣的問題呢?在傳統舞蹈的傳承中，會出現一些現象，即某些藝人為了使自己所保存的傳統舞蹈受歡迎、受重視，會編排一些新的元素，或復雜的動作，從舞蹈形式上看，舞蹈豐富了，也更具觀賞性，與此同時，也遠離了傳統舞蹈的原樣。那么，對傳統舞蹈的保護問題，樸永光指出:保護對象也應有重點或非重點之別。
綜上所述，人類學視閾下的舞蹈研究應倡導從舞蹈動作與身體體驗入手，但不只是對舞蹈要素的記錄、整合與分析，還需要注意對傳統舞蹈的保護與傳承、情緒情感、舞蹈與音樂等方面加以考察，重視舞蹈肢體語言、形式、類型、結構、場景等，分析舞蹈所滲透的身體記憶，關注情緒情感、舞蹈與音樂關系等方面，反思傳統舞蹈在當代的保護與傳承等問題，從而進一步說明舞蹈表征所構成的文化表達，探究表征背后的文化觀念、社會結構、行為方式等各種因素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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