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個案研究具有整體性、深入性、綜合性和雙重性等特征。如何面對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困境，學界存在著無涉論、分類論和超越論三種觀點。侯欣一教授在對民國時期西安地方法院的個案研究中，通過對典型性條件的相對滿足，以及關系視角下開放的司法特征的捕捉，
摘要:個案研究具有整體性、深入性、綜合性和雙重性等特征。如何面對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困境，學界存在著無涉論、分類論和超越論三種觀點。侯欣一教授在對民國時期西安地方法院的個案研究中，通過對典型性條件的相對滿足，以及關系視角下“開放的司法”特征的捕捉，較好地實現了對個案研究局限性的超越。個案研究方法的科學運用，不僅對近代司法研究具有范式意義，而且為法律史研究中科學方法的探索積累了有益的經驗。
關鍵詞:個案研究方法,司法研究范式,民國時期,西安地方法院,近代司法
庚子年“義和團”拳變和八國聯軍的入侵，以及屈辱的《辛丑條約》的簽訂，使清廷痛定思痛，走上了以制度變革為主要內容的改革之路。隨著以沈家本為首的修訂法律館的成立，一系列效法德日的法律被制訂。與此同時，新式法院開始在天津、京師等地設立。以禮治為核心的中華法系宣告結束，中國法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法律文明的昌盛，離不開對法律歷史的總結和反思，歷史是過去的沉淀，更是未來的導向，對中國古代法如此，對中國近代法也不例外。學界除持續對中國古代法律歷史保持關注外，近年來，近代法作為連接古代和當代的橋梁，其重要性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尤其是清末“新政”以來所頒布的一系列法律的背景、內容、演變，以及近代法與固有法的關系等問題成為學界研究的重點。
另一備受關注的領域便是近代司法，其中尤以新式法院的設立和運行備受矚目。如果說立法是“書本上的法”，具有靜態特征的話，那么要了解“書本上的法”如何作用以及受制于社會生活的動態特征，就必須從法的適用也即司法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擺脫對法律進行單維度研究的局限，將法律分析與社會生活連接起來，將研究對象從單純的法律原則、法律規則延伸至法律所賴以存在的社會條件和社會環境。
不僅展現法律的規范和價值面相，而且展現法律的社會面相。就此而言，近代司法的考察對于近代法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從上述價值和意義來看，侯欣一教授于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著《創制、運行及變異———民國時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不僅在知識上豐富了我們對近代司法制度建立、發展及相關問題的認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為個案研究方法如何運用于近代司法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式。
全書在結構上，除緒論和結語外，共分三編，即上編“創制”、中編“運行”和下編“變異”。如果說新式法院有一個不同于舊式衙門的標準模型的話，那么上編所要回答的是這個標準模型是如何構建的;中編則要回答這個標準模型是如何運行，以及標準模型在運行中如何受制于社會條件和社會環境，表現出偏離的傾向;下編則是對上述偏離傾向的具體描述以及偏離原因的深度分析。全書脈絡清晰，既有對創制及運行的詳細描述，也有對變異原因的深刻詮釋，在結構上層層遞進，既引人入勝，同時又讓人深思不已。
本文擬以個案研究的“四性”即整體性、深入性、綜合性和雙重性為切入點，梳理學界對個案研究代表性問題的基本認識，在此基礎上結合侯欣一教授的專著，對如何“走出個案”展開探討。本文的最后部分是對近代司法研究范式的整理和歸納，并以此為認識前提，對侯欣一教授專著的學術貢獻進行評價。
一、個案研究的“四性”
從理論上講，個案研究是社會科學中一種標準化的研究方法。它是與統計分析相對、強調對某一單一個體的研究對象進行深入具體的研究。
〔1〕這里的單一個體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機構或社會單元，只要是有界限的系統均可構成個體。據學者觀察，個案研究進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一般將1829年法國社會學家利普雷(FredericLePlay)開展的家計調查視為個案研究的雛形。
〔2〕后來，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Malinnowski)在特羅布恩德群島所展開的民族志個案研究，則是個案研究在人類學中運用的經典實例。19世紀末20世紀初，芝加哥學派社會學者進一步將個案研究方法應用于對工業化和都市移民相關問題的探討，主張在個案研究中研究者應對問題進行客觀和全面的理解。隨后，個案研究法被廣泛應用到歷史學、心理學、管理學等領域中。
〔3〕學者們對個案研究特點的歸納雖各有側重，但一般均強調研究范圍的整體性、研究內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綜合性、研究視角的雙重性。對于側重于當代問題研究的社會學、人類學、管理學、心理學等學科來說，只要個案選取科學，實施程序安排得當，上述“四性”的把握相對來說較為容易。
但對以過去事件和現象為研究對象的法律史學科來說，由于受資料來源的限制(往往只能借助于文獻、檔案資料和有限的訪談)，而直接觀察和參與式觀察等收集資料的方法幾乎無用武之地，這給上述“四性”目標的實現帶來不小的挑戰。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在具體運用時，“四性”的飽和度在學科間存在一定的差異，這樣的差異在以當代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和以過去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之間表現得尤其明顯。
“四性”飽和度的滿足對于后者的研究者來講，任務尤其艱巨，本書也不例外。作為一部以民國時期審判機關為研究對象的作品，除雙重性視角中內在視角挖掘不夠的遺憾外，受制于研究材料的束縛，本書對西安地方審判機關在民國初期即北洋政府時期的考察相對薄弱。同樣受制于研究材料，對帝國晚期西安地方衙門的司法組織和司法活動運作情形的考察基本上付之闕如，影響了我們對西安地方審判機關從帝國時代衙門到近代新式法院變遷的認識，這些都不能不說是本書留下的遺憾。
二、個案研究的局限及超越
(一)對個案研究代表性問題的認識
任何一項社會科學的研究，都免不了受兩個基本問題的“誘惑”，一是求“真”，就是探尋生活中真實的社會存在;二是求“全”，生活的真實若不能說明社會全體的脈絡和邏輯，自然就不是“社會”科學的。〔6〕
對求“全”的渴望，常常使個案研究陷入“代表性問題”的困境。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和異質性程度遠遠超過了此前的社會形態，微觀的個案研究越來越不能作為認識社會的基本方式。而且，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上的定量研究以其精密的計算，無懈可擊的從樣本到總體的推論使個案研究相形見拙，〔7〕這些認識無疑進一步加劇了個案研究“代表性問題”的困境。
能否將個案研究中的發現推論到總體，形象地說，就是能否突破只見“樹葉”不見“森林”的局限，使個案走向全體，成為個案研究者必須直面的問題。如何走出困境，據曾東霞和董海軍兩位學者的梳理和整理，目前大致有三種不同的觀點。〔8〕
第一種觀點是個案研究的代表性無涉論，認為個案研究所從屬的人文主義方法論決定了其并沒有代表性的屬性。在無涉論者看來，個案研究不應追求一般化即可外推性。如呂濤所指出的那樣，作為一種實證研究，個案研究不是要走出個案，而是要回到個案事實本身。
〔9〕第二種觀點是個案研究代表性分類論，認為應該從個案研究的多種類型出發來討論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問題，不同類型的個案研究的代表性問題不同，應分情況分析。個案研究可以分為涉及代表性問題和不涉及代表性問題，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王寧等。涉及代表性問題的個案研究，其樣本應具有某一類型現象的共同本質、特征、屬性和變量，能夠成為某一類型現象的典型，即具有“類型代表性”，通過將該個案的情境與所要外推的其他同一類型個案的情境進行比較，實現個案研究發現的外推。
〔10〕在這里，所選的樣本具有某一類型現象的典型，也即該樣本對于所代表的類型具有較大程度的代表性。由此通過典型性樣本的選用，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個體和總體、特殊和一般之間的緊張，代表性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第三種觀點是代表性超越論，強調通過部分來認識整體的合理性，從一般化意義上來看待代表性問題，希望走出個案或者超越個案。在具體路徑上，超越論者有不同的主張。
一種主張可稱為個案類型學意義推廣，個案不僅能說明自己，也能說明與它屬于同一類型的其他個體。至于個案和其他個體是否屬于同一類型，即是否具有同質性，由研究者或讀者進行判斷。由于社會世界異質性的加劇，對于異質性個體，則可以通過個案和異質性個體之間的比較，既求同又求異，實現個案研究更大范圍與更高層次的外推。
另一種主張，以王富偉為代表，嘗試進行“關系個案研究”。該主張以現實是關系性的存在為前提，認為關系是內在的，事物并非孤立存在和自我驅動，而是在關系中得以生成，個案與整體相互生成，都是關系性存在。“個案只是分析的起點或觸發點，分析的關鍵卻在于關系，即要分析什么樣的關聯機制界定了個案及其定位中的整體”。〔11〕
(二)本書“走出個案”的學術探索如果從科學主義的角度出發，不滿足于代表無涉論的立場，而是以走出個案或者超越個案為抱負，那么本書對民國時期西安地方審判機關的個案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一抱負，使研究結論呈現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價值呢?上述王寧個案類型學意義推廣的主張和王富偉關系個案研究的倡導，為對本書一般意義上學術價值的討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依此思路，接下來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評析。
其一，本書以西安地方審判機關為分析個案，該個案具有較顯著的典型性。對此，作者從三個方面入手進行了論證。一是地域特征。西安地處內陸，中國歷史上曾有13個朝代建都于此，西安受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法律文化影響較深。和東部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相比，西安所處的地理位置更接近中國一般城市的社會條件和社會環境，因而能較準確地反映在一定社會背景下新式審判機關的創制過程和存在狀態。
二是時間特征。從宣統二年(1910年)12月創建到1949年5月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取締，西安地方審判機關一共存在了39年，雖經歷清廷、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三個政權，但一直未曾中斷，且組織完備，制度齊全運行規范。三是規模特征。
西安地方審判機關人員規模適宜，創制之初有推事6人，經過30多年的發展，到民國晚期增加到14人，在規模上居于中等水平，且審理的案件類型多樣。典型性條件的相對滿足，使西安地方審判機關對于其所代表的類型具有較大程度的代表性。這種類型的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地域特征為內陸省會型，規模特征為中等，審級特征為地方級(兼具一審和二審)。對于了解此種類型的審判機關，本書對西安地方審判機關的研究發現，無疑具有外推價值。
至于對于其他具有一定異質性特征的，如位于沿海城市或更高審級或更大規模的審判機關，本書的研究發現可以與之進行比較，在求同、求異中，實現個案研究更大范圍與更高層次的外推。其二，關系視角下的研究路徑對于理解民國時期審判機關個案研究的外推價值具有特別意義。考察審判機關的組織結構特點，其呈現出較強烈的外向性特征。
換言之，審判機關作為個體，并非游離于整體之外，而是具有“開放的司法”的特點。個體的邊界常常是模糊的，個體作為部分深深嵌入于組織網絡這一整體之中。本書第六章通過對西安地方審判機關與行政機關、上級法院、檢察官、律師、報紙的關系的梳理，將西安地方審判機關納入民國時期司法與政治系統中，將其視為關系空間的一個點或一個部分，進而在關系性整體中把握民國時期審判機關的屬性，最終實現個案研究的一般性知識增量。
三、研究范式及學術貢獻
(一)近代司法研究的范式探索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對近代司法表現出了濃厚的學術興趣。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隨著當代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人們日益渴望了解作為當代司法源頭之一的近代司法的真相，而以往純粹基于批判立場所得出的對近代司法的認識又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各地司法檔案和其他文獻的不斷被發現和整理又為這種解開真相的努力奠定了材料基礎。
在諸種因素的綜合驅動下，學界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并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梳理現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上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歸納起來，大致形成三種研究范式:
一是基于歷史分期的整體研究。研究者們依據各自的研究興趣，對近代不同時期的司法制度展開討論。如李啟成對清末審判廳的研究、〔12〕張德美對清末民初訴訟制度改革的研究、〔13〕唐仕春對北洋時期基層司法的研究、〔14〕江照信、蔣秋明、謝冬慧等對南京國民政府司法制度的研究。〔15〕
二是區域性的研究。筆者對清末民初奉天省司法改革的考察、〔16〕歐陽湘對廣東普設法院的研究、〔17〕里贊和劉昕杰對四川新繁縣基層司法的考察可歸入此列。〔18〕三是專題研究。研究者選擇近代司法制度中的某個方面展開探討，這方面的研究如孫慧敏對北洋時期上海律師的考察、〔19〕李在全對國民政府時期司法黨化的研究、〔20〕馮客對近代監獄的考察等等。〔21〕這是基于研究現狀的大致分類，并非完全界限分明，三種范式之間也存在一定的交叉。如歷史分期和區域研究的交叉，具體實例如筆者對清末民初奉天省司法改革的考察。此外，如孫慧敏對北洋時期上海律師的考察，則呈現出歷史分期、區域和專題交叉的態勢。
(二)本書的學術貢獻
從代表性無涉論的立場出發，從組織史的角度講，本書對民國時期西安地方審判機關創制、運行和變異過程的考察，為西安地方法院撰寫了一本引入入勝的傳記。其貢獻正如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杜豫蘇博士在其評論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本書“全景式”“立體式”“史詩般”的解析探究，真實再現了民國時期西安地方審判機關復雜多元的面相，滿足了人們尤其是西安地方法院人對西安地方法院“前世今生”的知識補漏。〔23〕
從地方史的角度講，本書對民國時期西安地方審判機關的考察，為西安乃至陜西近代史的研究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知識空白，豐富了人們對該地區社會治理、糾紛解決和法律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地方知識”，是一部珍貴的“地方志”，因而具有重要價值。結語如果說立法研究更多具有靜態特征，關注“書本上的法”的話，那么司法研究更傾向于通過對法律適用的分析，將法律分析與社會生活連接起來，以動態的視角，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探討法律如何影響和受制于社會條件和社會環境，因而更能深刻而準確地揭示某一國家或地區在某一時期的法治狀況。因此，司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侯欣一教授于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著《創制、運行及變異———民國時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不僅在知識上豐富了我們對近代司法制度建立、發展及相關問題的認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為近代司法的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新范式。從組織史的角度講，本書對民國時期西安地方審判機關的創制、運行和變異過程的考察，無疑為西安地方法院提供了一部內容翔實的傳記。從地方史的角度講，本書對民國時期西安地方審判機關的考察，為西安乃至陜西近代史的研究填補了相關領域的知識空白。
在方法論層面，本書作者較為嫻熟地運用了實證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方法，為近代司法研究開拓了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即以審判機關為個體，在充分把握個案研究特點的基礎上，對個案進行深入、詳細和全面的認識，不僅回答“怎么樣”，而且對“為什么”進行深刻剖析。對個案研究代表性的質疑，以及與此所產生的對于通過該研究方法所產生的結果能否增加新的知識的懷疑，導致個案研究方法一度陷入困境。
結合學界“超越個案”的學術探索成果和本書的研究，我們發現，借助于個案研究中典型性樣本的科學選擇，以及關系視角下，對個體和整體關系的情境式把握，研究者能在較大程度上實現個案研究發現的外推，在“走出個案”的過程中，實現一般性知識的累進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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