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大江健三郎幾十年的小說創作生涯中，他視野始終聚焦于處于社會邊緣的人物形象，凸顯出日本二戰后受美國資本主義影響的社會底層民眾生存狀況。透過各色各樣的邊緣人的悲慘生存境遇，表現了邊緣人在現代社會困境中的躁動與不安，來研究尋找突破現代文
[摘要]在大江健三郎幾十年的小說創作生涯中，他視野始終聚焦于處于社會邊緣的人物形象，凸顯出日本二戰后受美國資本主義影響的社會底層民眾生存狀況。透過各色各樣的邊緣人的悲慘生存境遇，表現了邊緣人在現代社會困境中的躁動與不安，來研究尋找突破現代文化危機的出路，體現了作家對人類苦難的探索與思考，凝結著其人道主義、人文民主主義的人格追求。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歇爾·耶思普瑪基在對大江給予高度評價:通過大江小說中創作的“模特兒”，可以了解日本過去和現在兩種文化沖突下人類的微妙處境。
[關鍵詞]大江健三郎,小說作品,邊緣人,生存困境
大江健三郎生活的時代，正值日本侵略戰敗，廣島、長崎受美國原子彈的傷害造成大量的戰爭受害者和殘疾人。美國對日本本土的占領使日本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社會民眾對天皇統治的擔憂等一系列的社會文化快速變革中，日本的傳統文化受到強烈沖擊。此時，大江身處的社會存在兩種主流意識:一種是西方文化思潮沖擊的影響，這種意識在不斷擴大影響力;一種是日本本土以“天皇文化”為中心的傳統文化，這種意識日漸衰落。
這種背景下，大江以其獨特的觀察社會的視角，塑造出流氓、殘疾人、與政府對抗者、酗酒者、性變態、兩性人等各式各樣的邊緣人物形象。從整體上看，這些邊緣人是資本主義在現代社會高度發展帶來的社會底層人群，他們面臨著種種的生存困境和道德淪喪;從個體上看，邊緣人是人類在困境中暴露出的人性各種弱點的具體體現。
大江創作中的邊緣文化意識滲透到他小說中的邊緣人物的命運、思想性格、行為習慣、心理歷程等各個方面，使這些邊緣人成為日本現代文學史上成功的、生動的文學殿堂人物代表。大江健三郎在《小說的方法》中指出:“創造出位于邊緣的日本人的典型人物是擴大我們小說世界的有效途徑。……它批判性地超越了以天皇制文化為中心的指向性和單一化的趨勢，為我們的想象力提供了豐富的素材。”[1]114-115
一、社會底層人的徒勞
大江健三郎所處的時代，日本剛在二戰戰敗，國內彌漫著悲觀絕望的情緒，而人道主義精神由于支柱倒地也在衰落沉淪。受資本主義思潮的影響，人們對物質的重視和追求，造成精神文化的缺位。社會底層的民眾既沒掌握社會物質資源的能力，也沒有精神信仰上的依靠，最終不可避免地墜入精神或生活悲劇的深淵。大江健三郎的小說中細膩地描寫了社會底層民眾精神上的掙扎和絕望，并在絕望中找尋希望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小說《拔芽擊仔》中描寫了一群少年建立起一個平等、和諧的“自由王國”的故事。而這群少年都是真正的處于社會底層的邊緣人，仔細看他們的身份:一個因為患病而慘遭遺棄的少女、一個因為不愿意打仗和殺人而跑至此處的逃兵，還有社會的棄兒——感化院的少年……這群人因為戰爭、瘟疫以及無路可走而匯聚在一起。
小說中提及的洪水肆虐、瘟疫蔓延，其實都是在暗喻當時瘋狂吞噬人員與物資等一切資源的戰爭機器!這群少年雖然因為戰爭疏散至此，他們卻互幫互助、團結友愛，建立起來的寧靜和諧的理想中的社會與外面瘋狂戰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我們看到了社會邊緣人直面災難、為心中夢想而奮斗也能夠擁有美好生活和前途。雖然最終這個理想的烏托邦王國消失了，隨著村民的回歸這些邊緣人的命運也很悲慘。但是誰會否認他們的努力奮斗和偉大夢想呢?
對于社會底層邊緣人的描述，大江健三郎還有一部著名的作品——《人羊》。描寫了“我們”這群“人羊”慘遭外國兵凌辱，同時還要面對一個表里不一、內心陰暗刻薄的教員的欺辱。“人羊”在外國兵和教員面前毫無尊嚴和人格可言，備受身體和心靈上的折磨，這是當時特定時代的產物，也讓讀者對“人羊”這一社會邊緣人物形象有了深刻的了解，為他們艱辛的生活和苦難的命運而嘆息。
更令人氣憤的是教員為了向社會張揚他所謂的“正義”，而不顧這群“人羊”心靈上的戕害，人格與尊嚴被無情地踐踏。在《死者的奢華》里，教授用看尸體一般的眼光緊緊盯著“我”，滿臉顯示的都是輕蔑和厭惡。那個可憐的中年管理人幾十年如一日地看護著一池子的尸體，長期的這種工作以至于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時，“那心情就像干著徒勞的事情”。
大江在小說《奇妙的工作》中為我們展示了如同被殘羹剩飯飼養的老狗一樣悲慘的“我們”——一群喪失了生活熱情與朝氣的學生。小說里面等待被宰殺的狗們吃主人的剩飯，老老實實地任人宰殺，絲毫沒有反抗與不滿，甚至一聲叫喚都沒有。“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也如同這些老狗，沒有希望、沒有明天與未來，對于生活麻木、逆來順受。殺狗工作因為被人告發而中斷，在老板逃之夭夭的情況下，“我們”茫然而束手無措。一群青年學生像老狗們一樣被拋棄，無人問津。
人和狗竟然一樣的命運與處境，展現了人生的荒謬和社會的荒謬。不僅工錢無人結算，“我”被狗咬傷的醫藥費也無人支付。悲慘的命運和遭遇為我們展示了生活無保障、無能力的學生在社會中的掙扎與無奈，令人同情其遭遇、憤慨當時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在長達幾十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與其他文學大家關注或者創作焦點不同，大江健三郎的文學創作視野始終定位于文化之邊緣。他關注邊緣文化、描寫邊緣化人物，為我們展示獨特而又新奇的文化內涵。大江以自己的切身經歷和深入的思考總結，展示了“邊緣人”這一獨特的社會群體。縱覽大江的邊緣人系列創作，體現了他關注社會、關注社會底層邊緣人的創作主旨，同時也體現了他的人文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追求。讀后感動之余，不由沉醉于他創作的藝術作品中。
二、各式各樣殘疾人的共生
二戰侵略戰爭戰敗后，日本的命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些改變影響了日本社會各階層，大江也不可避免地深受此影響。大江作為一名日本人，一直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反對美國趁機對日本事實上的統治與“占領”。日本戰爭失敗后，民生凋敝，社會底層的人承受了戰敗帶來的苦澀與恥辱，而在東京火災、原子彈轟炸中導致殘疾的人更是不幸。這些人需要得到幫助，需要更多的關愛。他們的經歷和遭遇是不幸的，他們身體上的殘疾和心理上的無助都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這才是社會邊緣人的真實體現。大江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表示:“我們不能忽視如何去拯救死神威脅的人們，如果忽視就是瀆職行為。”
大江對各式各樣的殘疾人的關注不僅體現在語言上和創作中，還體現在他的具體行動中。他曾多次訪問廣島受災民眾，并于1964年發表的《廣島札記》中集中描述了自己在廣島的所見所聞。縱觀這些訪問事跡和真實的記錄，里面有一條清晰的脈絡——大江對處于社會邊緣的各式各樣殘疾人的關注。大江關注這些殘疾人的生活、關注他們的身體和心理，這也是大江創作的宗旨和基礎。這些聚焦于特定人群的作品顯示了大江對社會底層人民的關注與同情，同時也彰顯了他對人類命運的強烈關注。這使得大江的作品既有對人的溫情關懷在里面，也有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的不滿在其中，使得他的作品有溫度、有力度。
比如大江的小說《個人的體驗》和《空中怪物阿歸》，這兩篇作品都圍繞殘疾兒的問題進行集中描寫。雖是關注同一主題，兩部小說主人公由于對于生命處理方式大不相同，結局也截然不同，形成鮮明的對比，讀來教育意義及警醒感悟比較強烈。如在《空中怪物阿歸》里，主人公因為照顧殘疾兒的無力與無奈，最后做出了遺棄殘疾兒的選擇，自己也自殺了事。
這是因為主人公實在無法承受生命之重，也為我們亮出一道生命的選擇題:面對沒有盡頭的照顧殘疾兒的生活，你會做出什么抉擇?在作品《個人的體驗》中，主人公“鳥”一開始對于殘疾兒也是逃避和拒絕的，他沒有勇氣直面這種生活，選擇酗酒和性放縱來麻醉自己，逃避責任;但是最終他還是直面生活，勇敢擔起照顧患腦病的殘疾兒的責任，自己也如同重新獲得了“新生”。
作者在這兩部作品中為我們展示了因為選擇不同導致命運不同的情節發展，從中不僅體現了普通民眾對于殘疾兒的矛盾心理，也蘊含著向善的引導在其中——“與殘疾兒共生”才能獲得生命和心理上的新生，引導人們關注殘疾兒的成長，使作品兼具溫情與關愛。
在其作品《新人啊，醒來吧》中，大江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描述了與殘疾兒伊羊共同生活的日常，有喜有怒，讀來真實而又感動。這部小說由七個短的篇章組成，是一個系列小說。通過小說我們能夠進入殘疾兒的內心世界，以平等的身份感受他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期望，同時也能對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價值有更深層次的思考。
殘疾兒雖然身體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從外觀上來看與常人不同，但在內心深處他們的靈魂與常人是平等的。與殘疾兒共同生活，不僅要在日常起居上照顧他們，也要與他們心理上進行平等的溝通和交流。這部作品反映了大江與殘疾兒共同生活中進行的思考，也是他文學創作主題的集中反映。
通過集中閱讀大江的作品，可以看出里面有一種樸素的人文主義關懷。這既來源于他的廣島采訪之行，直面各種殘疾兒的視覺上的沖擊和心靈上的震撼;也來自其家庭中殘疾兒的降生，照顧殘疾兒的真實體驗。對殘疾兒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瑣碎的詳細描寫，提出了面對不幸應該勇敢去應對的道理，也彰顯了人類精神力量的強大與偉大。
大江一直主張和平與熱愛，不僅是本民族和本國，而是上升到整個世界的高度。這是他創作中一直提倡的，也是多年來行動上的執著體現與追求。這使他的作品有著人性的力量和閃光點在其中，也有著真正的藝術價值在其中!
三、性墮落人的解脫
通過大江的作品，我們才深入了解殘疾人和邊緣人的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也才真正明白處于社會底層的殘疾人和邊緣人其實一直是生活在精神焦慮中。這種焦慮來源于社會生活中的歧視與無力掙扎，也來源于身邊親人及朋友的另類的眼光對待。他們拯救或者解脫的方式有兩種——或在掙扎中獲得新生，或在絕望中自殺。
如在《我們的時代》中主人公因為無法承受來自社會的壓力而準備逃到國外，試圖以換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來獲得新生。而在《人的性世界》中，主人公選擇了一個更為怪癖的逃避方式——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性的小世界。他選擇強奸、亂交、同性戀以及在公眾場合耍流氓等方式，試圖以性墮落來獲得思想上的解脫。對于這些怪異的行為，醫學上我們稱之為性變錯。
日本社會存在變態的性文化，每個國民深受其影響，大江健三郎也不可避免受其影響。所以我們在讀大江的小說時，經常會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創作作品時，將邊緣人的生活和日本變態的性文化相結合，為我們展現了邊緣人的性變態。這可以從他的很多作品中找到佐證，里面有很多丑陋的、怪異的性的描寫。
集中反映了社會邊緣人或因對社會失望、無奈或因對社會不公產生憤慨而沉淪于縱欲的行為中。他們期望以放縱來麻痹自己，暫時忘卻生活中的不幸，這也是一種逃避的方式和手段。大江在小說中描寫了邊緣人之間的亂交、亂倫、強奸、性暴露癖、同性戀等，種種令常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行為，這些邊緣人卻習以為常。甚至大江還多次在作品中展現男主人公在公眾場合、眾目睽睽之下對著女性手淫等變態行為。
對于大江作品中充斥的大量的性變態的描寫，不僅讀者可能難以接受，甚至部分作家也頗有微詞。向來推崇大江的日本評論家奧野健男就如此評論:“大江的小說里充滿了露骨的性器官描寫，關于性行為和排泄行為的描寫泛濫成災，作者簡直是個暴露狂。”[2]
大江向來主張創作中的“性的人”，不同于“政治的人”，這和捷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有大同小異之處，都是圍繞“性”與“政治”展開。例如在大江的作品《燃燒的綠樹》中，他用了很多的筆墨描寫了阿佐和真由美以及游佐和岡之間令人作嘔的、骯臟的性亂交行為。在《性的人》中更是濃筆重墨展示了主人公J等的亂交。這些怪癖的性亂交突出刻畫了邊緣人對社會傳統風俗和道德規范的無視與背叛，也突出了邊緣人在生存壓力之下釋放自我的一種方式。
細細品讀，可以看出大江筆下的邊緣人和年輕人是失落的一代、墮落的一代，因為日本不可戰勝的“神話”如同肥皂泡般破滅了。精神上強大的反差導致社會上普遍存在著失落與迷茫，想找出路去釋放壓力與不安而不得，所以這些人覺得人生沒有價值，生活毫無意義。他們整日醉生夢死，沉醉于吃喝玩樂，依靠發泄情欲來證明自己還“活著”。如《性的人》中的J夫婦，《我們的時代》中的南靖男、癩子等，這些人都是通過變態的性行為來尋找存在感、來釋放生活的壓力，從而得到精神上的暫時歡愉與解脫。
他們以這種方式來發泄心中的困惑與不安，對傳統的社會文化的道德進行了破壞式的反抗。但在片刻歡愉之后終歸還是要直面生活、直面社會。性變錯猶如深淵，引導這些邊緣人和青年一步步踏入。通過對這些邊緣人縱欲、亂交、性冒險來擺脫內心無助以及困窘的描寫，反映了他們真實的生活與內心世界，他們的精神上是焦慮與不安的，雖然救贖與擺脫的方式不對。大江對這些邊緣人的生存狀態有著自己深刻的思考及憂慮。
米歇爾·福柯曾經說過:“現如今我們認識到，正是性本身掩藏了個體的隱秘部分:他的幻想的構造、他的本我的根源以及他與現實的關系形態。”大江通過這些低俗性行為的描寫，向我們展示了處于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內心的空虛與無奈，讓我們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況，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四、精神失常人的復活
日本二戰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造成了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繁榮，但是背后卻是社會民眾嚴重的精神文化喪失的危機。在美國的占領與統治下，日本整體加速倒向西方。隨著美國的支持，日本工業快速恢復與發展，對社會文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這就導致日本傳統的道德與信仰在不斷地淪喪與迷失。日本普通民眾產生了對生活的懷疑、對社會的懷疑。他們的精神文化進入一個陌生的世界，這個世界冷酷無情、彌漫著混亂與丑陋，這導致很多人的內心世界的崩塌，他們的精神世界面臨著崩潰的邊緣。
歷經疲憊、焦慮與痛苦，精神上的壓力最終得以釋放而獲得新生。這是大江作品中展現的邊緣人的精神世界。在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主人公蜜三郎命運坎坷，先后遭遇了諸多的意外與不幸。眼睛被來路不明的石子砸中而喪失部分能力，妻子沉醉于酒的世界依靠威士忌喝醉來逃避現實，甚至生了一個頭蓋骨缺損的殘疾兒。面對這些不幸與意外，蜜三郎的身體與內心極度疲憊，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在種種打擊面前，他手足無措。
生活中的遭遇嚴重影響和打擊了蜜三郎的精神世界，甚至到了人格完全分裂的地步。這種精神上的極度疲憊與焦慮所造成的壓力如果沒有強烈的沖擊是難以釋放的。弟弟鷹四的自殺身亡，反而給蜜三郎對生活的困惑帶來轉機，從而獲得新生。通過這部作品，大江認為對于焦慮與崩潰的生者來說，“死亡”反而成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解脫”，讓那些痛苦與焦慮得以釋放，是一種釋放重壓、走向再生的重要途徑。
正如辛格所說:“對于有創造力的人，悲觀并非頹廢，而是對救贖人類的一種強烈的熱情。”[3]大江通過刻畫和塑造各式各樣的邊緣人形象，展現他們內心世界和生存狀態。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人自身承擔著未來和希望，只有自我救贖方可重獲新生。沉淪于現實就會導致種種不幸，甚至走向死亡。大江的作品因為其蘊含的人文關懷而為世界各地所普遍認同與贊譽，這也是他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原因，他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現代人文意識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穿過歷史的煙云，這種人文關懷啟發著人們對生活意義和人生價值產生思考，至今讀來仍有著巨大和強烈的警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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