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邏輯轉型研究

　　摘要：由于生態文明觀念缺失引發我國生態現代化邏輯及戰略轉型的觀念危機，突顯物質與精神、主體與客體、應然與實然等二元對立的理論邏輯，生態文明觀念缺失問題集中在其內容認同、知曉水平、參與程度及責任主體等現實表現。長久以來，急功近利的生存方式造成現代化的發展悖論，如：現代化水平提高與生態破壞的悖論、生態需要滿足欠缺并存，發展模式轉變與發展方式調整困難重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戰略轉型的邏輯架構，亟須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五位一體”的生態轉型。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生存困境;戰略轉型;邏輯架構

　　從整個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成為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潮流，中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引入和實現生態現代化轉型，從而促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轉型成為歷史必然。那么，在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轉型的歷程中，其戰略選擇的現實背景是什么?如何貫徹黨的十九大、十九屆二中和三中全會精神，并將所倡導的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到其他四大方面之中，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轉型的邏輯架構?

　　習近平強調：“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1](P50)。在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建設總布局中，如何研究和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戰略轉型的現實困境，必然成為其生態轉型邏輯與戰略選擇的實施保障。

　　一、生態文明觀念缺失：我國生態現代化邏輯及戰略轉型的觀念危機

　　(一)生態文明觀念缺失的理論邏輯

　　生態文明觀念缺失最早來源于西方“二元”對立邏輯的理論盛行，“二元”對立邏輯始于笛卡爾主客二分的提出，自此人類在對待自然的觀念上就將自然界有意識地確立為人類的對立面。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從遠古時代原初的和諧關系，發展成為當今日趨對立的不和諧關系，逐步形成現代人在生態文明觀念缺失方面的內在困境。

　　1.物質與精神的二元對立凸顯了樸素自然觀的形而上學局限。

　　從理論層面來看，在將古代的“萬物有靈論”思想徹底拋棄之后，確定了近代以來占主流的機械自然觀整體基調。從實踐層面來看，近代樸素自然觀則來源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認識實踐和方法基礎，用機械自然觀去支配自然運作就變成那時核心的思維方式。工廠手工業的發展和機械的廣泛應用促進了機械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在看到自然機械的強大力量的同時，其生態自然觀念也隨之改變，將現實的一切改觀都歸結為服從機械的因果律和嚴格的機械決定論。

　　啟蒙運動以來，笛卡爾主客二分思想顛覆舊式思維模式，為人類認識世界提供了新的思維范式。笛卡爾認為世界存在物質與心靈兩種實體，這兩種實體相互獨立，分別具有廣延與思維兩種不同屬性。但是，廣延的東西不會思維且不能自我運動，其運動是服從物理規律的機械運動。換言之，與外在客觀的自然世界不同，人同時具有客觀與主觀的思維方式。

　　因此，人是沖破“萬物有靈論”之后，世界上最有靈性的、最偉大的存在。這樣，基于這種區分視角以主客關系看待心物關系，笛卡爾就為人支配外在物質世界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后，從英國的經驗論到德國的唯理論，再到康德“人為自然立法”，人類主體意識進一步發展。控制自然的理念逐步形成，以人的目的和利益為價值尺度的后果，是人類開始肆無忌憚地將自然界作為對象去剝奪、征服和破壞，這也是現代性詬病的認識論根源所在。

　　2.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促成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形成。

　　西方中世紀對宗教神學的臣服，壓抑了人類主體性的存在，隨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展開，人類主體性時代開始被開創。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使人類意識到：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客觀理性和主觀能動性的存在，因此人的主體性地位不可動搖，人類創新的合目的性是主體存在的價值。然而，自然界作為客觀存在的實體形態，其價值是以滿足主體需要為前提的。

　　誠然主客二分思想作為人類思維發展的重要進步是必要的，并為人類解放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主客二分也為控制自然的觀念提供了理論前提，其將主體與客體二者截然對立并發展到極端，這必然對自然界發展和人類自我解放都是有害的。如果任由人類中心主義發展到極致而直接拋棄先在自然和人類依賴自然界，那么就會認為人是從自然界中劃分出來并以“道德顧客”的身份自居，并且認為道德作為人的道德只能輻射到或只存在于其自身。因此，在人類征服對象的過程中自然充當了被征服對象，為大自然的每個角落都打上“文明”的烙印，以滿足人類主體在需要基礎上實現其自身價值。

　　3.應然與實然的二元對立推動著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歷程。

　　應然與實然的區分(也可以叫作價值與事實的區分)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將學科區分為邏輯學、物理學和倫理學的時代。近現代工業革命的發展將二者截然對立，其中蘊含了價值的主體性需要、客體性屬性，及價值客體對價值主體的滿足。換言之，價值主要是以主體需要為評判標準，如果主客體不能為彼此所用，客體價值就無從談及。這種價值關系推及人與自然的事實關系上，就形成了人類的主體價值和絕對的目的中心，自然價值只是相對主體需要的使用價值。

　　這就自然地鼓勵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向作為客體的、機械的自然不斷開戰，促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轉折。實際上，迄今為止人和自然的關系共歷經三個階段：遠古時代的第一階段，人成為自然界臣服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敬畏自然的原初文化形態。第二階段是隨著世界各國科技發展，人類逐步增強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摸索如何擺脫自然控制，并進而能夠控制自然。這樣技術自信加上笛卡爾主客二分的理論依據，就促使人類從第一階段的敬畏自然走向自然的祛魅時代，形成了崇尚人類征服與自然對立的科技文化。

　　實然的生態危機使人類認識到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從而客觀地促進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發展第三階段的到來，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在這一階段，基于大自然的先在性和人類對自然的依賴性的重新體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人類通過認識進而改造世界而不是控制世界。因此，必須改變人類控制自然的理念，將人與自然看成整體，達到促進這對關系和諧的應然狀態，從而破解實然的生態危機與應然的生態和諧之間的矛盾。

　　(二)生態文明觀念缺失的現實表現

　　隨著我國現實中生態文明觀念缺失而凸顯為種種現象，原環境保護部宣傳教育司組織開展了全國生態文明意識調查項目，并頒布《全國生態文明意識調查研究報告》指出，公眾對生態文明建設認同度、知曉度、踐行度分別為74.8%、48.2%、60.1%，因此呈現出對生態文明的“高認同、低認知、踐行度不夠”等特點。

　　1.從生態文明等概念、問題、戰略的內容認同和知曉水平來看，公眾存在認同較高但知曉較低的悖論。對于建設“美麗中國”戰略，99.5%的受訪者選擇了高度關注并積極參與生態文明建設，78.0%的受訪者認為建設“美麗中國”是每個人的事，93.0%的受訪者了解生態文明，其余的受訪者表示會加強對相關知識的關注和學習。然而，由于家庭環境教育的意識落后，學校課程安排中所滲透的環境教育也不多，社會上所組織的涉及生態環保的主題活動也不多。

　　因此，人們接受環保知識的途徑有所局限，絕大多數是關注一些與自己相聯系的環境問題。例如，80%以上受訪者對霧霾等有所認識，其中對霧霾的知曉率達到99.8%。但對PM2.5等正確預報率均在50%以下，其中能確切說出PM2.5的受訪者只有15.9%。由此可見，社會公眾對生態環保的認識還處于淺層意識，絕大多數基于人們對自身安全和環保質量的客觀訴求。例如，對優先解決大氣、水等常見環境問題關注，但是，對于諸如植被物種滅亡等這些環保問題，尚未引起人們普遍的環保危機感。

　　2.從社會公眾對資源、環境等生態環保活動的參與來看，社會公眾普遍存在對生態環保參與程度不高和踐行不夠等現實問題。

　　其一，社會公眾主動參與環保行為立場較為消極，這是兩者在生態環保意識與行動上的不一致。調查中發現學歷高低與知曉踐行等程度反差較大，這表明高學歷群體自身的反差。既呼吁生態環保文明，但是在行動上卻存在一定消極情緒，極度蔑視他人生態環保舉動，思想與行動嚴重脫軌，存在“別在我家門口”現象。

　　其二，社會公眾普遍存在“怨多行少”的現象，35.33%受訪者認為自己沒有破壞生態環保行為，但72.67%社會公眾覺得政策實效不強，12.43%的公眾認為沒有效果。當被問到“有個人或者企業在侵害環保的時刻，你怎么做?”超過半數的認為不會去過問，認為管也沒有用，那是環保部門的責任。小半部分的人表示會去勸阻，剩下極少數的人表示，會去報告環保部門或者地方政府和新聞媒介。

　　其三，從受訪者所采取的環保行為來看，基本上出于自身健康生活的相關思量，其方式以“律己”為主。受訪者表示會規范自己環保行為，但有23.0%人堅持宣傳環保意識、50.3%人無視環保的“律他”意識。

　　3.從社會公眾對生態文明意識的主體認識來看，普遍認為生態建設責任主體是政府和企業。社會公眾普遍認為，環保問題時有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用工企業、社會公眾、各級政府對環境問題重視不足等主觀方面，環保執法、違法者處罰、宣教法規、民間環保組織等規范性方面不足被認為是第二原因，而經濟發展、人口增長、消費增長等客觀因素則為第三原因。調查中70%以上受訪者認為，政府及其環保部門是“美麗中國”的責任主體，15.1%的受訪者將用工企業排在第二，12.7%的受訪者認為個人排在第三。

　　社會公眾普遍認為，在環保問題的責任判定主體中，中央與地方政府、用工企業、社會公眾、新聞媒體、民間環保組織依次負有重要責任。長久以來，“潮涌式”灌輸教育是中國環保教育的主要方式，從長遠發展來看因為尚未轉變價值觀念，亟須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探討保護和治理環境的責任時，雖然公眾也認同用工企業和個人是環保問題的責任主體，但是絕大多數人仍都強調政府相關部門為責任主體，而個人對環保的關注更多帶有功利性質。

　　二、生存困境：急功近利的生存方式造成現代化的發展悖論

　　(一)現代化水平提高與生態破壞的悖論

　　當前，中國特色現代化所取得成就凸顯在經濟的迅猛發展上，對GDP的追求形成了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和生態破壞同時并存的悖論。對經濟利益的狂熱追求，使企業和個人忽視生態問題，日益形成了急功近利的生存方式。這樣急功近利的生存方式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國大氣、水等環境質量下滑。為此，突破“生態保護紅線”以及“18億畝耕地紅線”等問題接踵而至。此外為了獲得更多的社會財富，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和賣方群體逐步形成，消費成為制約經濟活動的瓶頸，合理消費滿足人們生存發展的基本需求，而物質之外的其他消費不能滿足部分人炫富消費的欲望。

　　消費主義的消費觀為了實現大眾消費和民主消費，從觀念上宣揚一種與新教倫理不同的消費觀，從行動上將以往奢侈品都變為必需品，形成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消費模式。在這一畸形的消費模式中，受益最大的是生產者——資本家，用低廉的成本獲得了高額的收益。受損最大的是物質世界，幾乎全人類都重視對自然的盤剝和榨取，從而用于對無限性的追求而達到了極限。

　　由于人們的著眼點在于世俗的現實生活，他們就會淡忘人類賦予經濟理想，輕視市場經濟的文化因子。馬克斯·韋伯指出：“自從禁欲主義試圖重造塵世并在俗世中實現它的種種理想以來，物質財富獲得了一種歷史上任何階段都未曾有過的、愈來愈大且最終變得不可抗拒的統治人類生活的力量。……追求財富已經失去了宗教和倫理意義……確實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肝腸。’”[2](P172-173)

　　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一書中，描繪了一個“物，用完就扔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只有當代沒有后代，只有短暫沒有永恒，人們在只關心當下和自身的同時，忽視了對自然和對后代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在人類發展史上，隨著人類控制自然力度的加強、廣度的擴張，人類的貪婪和愚昧日益顯露，人類不滿足于巨大的物質利益和心理滿足。

　　在自然界付出慘重代價的同時，其潛在的反抗力逐漸走向顯現，換言之，如果人類不調整自身的生存方式，一旦人類強烈性的盲動就是不可避免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呼吁的“什么是好生活的思考”不無裨益。在他們看來，“好的生活”不是建立在對自然界瘋狂掠奪所獲得財富的滿足上，而應當是為了人類最終的福祉，這個福祉應當是可持續性的，是在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求之后的角色需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消費大國和正在成為消費大國的國家應該停止過度消費，并制定各種政策法規減少因過度消費給地球帶來的浪費和污染。

　　(二)現代化水平提高與生態需要滿足欠缺并存

　　隨著現代化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的工具理性邏輯造成人性的簡單化、模式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eason)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觀點，直接來源于馬克斯·韋伯(Max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觀念。德國學者雅斯貝斯曾強調，人們“對事物和人的愛減弱了，喪失了，無暇也無興趣去整個兒地思考生活……這里發生了一個悖論：人的生活已變得依賴于這架機器了，但這架機器卻同時既因其完善也因其癱瘓而可能毀滅人類”。[3](P43-53)這里的機器指的是科技，由于人們只片面看到科技的工具理性，對科技有了過多的依賴性和依附性，人們缺乏創造性而變為科技附庸。

　　三、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

　　戰略轉型的邏輯架構所謂生態融入，就是將生態理念、制度、技術等滲透到其他四大方面之中，賦予四大建設以生態尺度和生態監督機制，在實現四大建設的生態轉型過程中，建設天藍、地綠、山清、水凈的美麗中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是有機聯系的“五位一體”，在這個整體當中生態文明建設是前提。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戰略轉型所面臨的困境，可以從觀念、生存、發展幾個層面來進行分析，解決近些年以來我國相隨而來并日益凸顯的環境危機。其中，生態文明觀念的缺失是阻礙生態現代化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生態現代化的理論邏輯最早起源于西方的二元對立邏輯，我國生態現代化轉型的現實問題集中表現在其認同、認知與踐行等方面。現實的生存困境則必然引起人們關于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現實思考，現代化水平的提高與生態環境破壞的并存，與人的生態需要缺乏并存。要“強化美麗中國等生態現代化及其文明建設，加快形成生態現代化及其制度體系，順利推動和展開重大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16](P5)

　　從我國生態現代化戰略選擇與調整方式來看，發展方式的調整已經成為制約生態現代化發展的瓶頸，亟須處理好生態與其他四個方面之間“五位一體”的邏輯關系。為此，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價值不僅僅體現在傳統意義上的環境保護、生態修復等，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理論、全球可持續發展理論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結合起來，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黨的建設各個方面和全過程，構成了順應全球綠色潮流和當代特征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新現代化理念和全新現代化實踐。[17](P8)

　　相關論文范文投稿刊物：《陜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季刊)創刊于1998年，由陜西社會主義學院主辦。設置欄目有：特稿、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鄧小平理論研究、統戰論壇、參政議政、非公有制經濟論壇、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理論探討、專題研究、精神文明建設、在西部大開發的號召下、社會調研、社院建設、教學與研究、人物春秋。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wslw/210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