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農民的文化現代化是東方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關鍵問題之一。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中，修正主義、改良主義往往認為，因為農民數量較多，東方國家只能效仿西歐的現代社會發展，走資本主義道路。列寧則認為，東方國家的現代社會發展，唯有通過社會
【摘要】農民的文化現代化是東方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關鍵問題之一。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中，修正主義、改良主義往往認為，因為農民數量較多，東方國家只能效仿西歐的現代社會發展，走資本主義道路。列寧則認為，東方國家的現代社會發展，唯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才能實現;也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夠真正保障俄國農民的利益，塑造、引導、提升俄國農民的文化，進一步促進俄國的現代社會發展。列寧認為，農民的文化現代化關涉俄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存亡，必須在經濟基礎、黨的領導和社會政策等多個層面形成合力，提升農民文化，才能在社會主義政權的領導下“成為現代”，為實現共產主義奠定基礎。
【關鍵詞】列寧,農民文化,現代化,現代社會發展
在唯物史觀視域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的原因主要在于：勞動者和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貨幣能夠換到活勞動。馬克思以英國的圈地運動為例闡述了這一歷史進程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1—502頁。在生產方式中，這是工業的私有財產替代地產的私有財產的過程，是蒸汽機替代手工磨的過程，是工廠替代手工工場的過程，是城市和農村之間最大一次分工，是剩余勞動大軍不斷產生的過程。
在“人”的層面，這主要關涉兩個話題：一是農民的“市民化”與城市化;二是小農文化或農民文化向資本主義文化或市民文化的轉變及其內在沖突。與西歐國家不同的是，東方國家尤其是俄國具有更為長久的農業文明、廣袤的農村與大量農民。對東方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如何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為社會主義奠定物質、階級和文化基礎，始終是主要問題。是簡單模仿西歐現存的資本主義道路，被動等待社會主義社會基礎成熟，還是以社會主義方式走出一條“減輕分娩痛苦”的現代社會發展新路，亦或是以俄國村社為基礎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始終處于爭論之中。其中，關鍵問題之一正是農民與農村的現代化，尤其是農民的文化現代化。
相對于很多理論家，列寧最早進行實踐探索，已經意識到農民和農村問題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性。在現有研究中，有關列寧“文化建設”“文化革命”“農村農民文化發展”的著述眾多。以此為基礎，本文試圖以社會主義思想史的爭論為起點，在現代社會發展視域下，從科學社會主義視角出發，審視列寧農民文化現代化思想，希冀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有所啟示。
一、俄國農民現代化路徑的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討論過現代化，但在很多著述中都闡釋了“現代”。在他們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無疑是資產階級推動的，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但他們也認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性不等同于資本主義存在的合法性。同時，只有“現代”的高度發展，才能使社會主義具備物質、階級和文化基礎。恩格斯逝世后，不少社會主義者認為“現代”與資本主義相等同，需要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才能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進而否認落后國家可以首先建立無產階級政權、走向“現代”，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可能，尤其是俄國還有廣袤的農村和數量可觀的農民。這也是西方多數社會主義者審視俄國的基點。
在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最根本的社會變化是地域重心從農村到城市、主要階層從農民到市民、生產方式從農業到工業，等等。在政治層面表現為農民等剩余勞動大軍通過不斷的政治民主化成為市民階層;在經濟層面表現為農民等勞動者轉變為工業無產階級的過程;在社會層面表現為不斷城市化，農民不斷擺脫人的依附和等級制，成為市民社會中的自由個體的過程，等等。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上述發展趨勢使不少社會主義者認為應通過和平方式提升無產階級的地位，在現代社會發展基礎上長入社會主義。這一策略的背后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基礎：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啟蒙化等元素的不斷發展。但是，“現代”和“成為現代”是兩個不同的命題，他們不僅割裂了“成為現代”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更忽視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即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在塑造現代文明過程中運用的手段是殘酷的剝削、掠奪甚至血腥的戰爭，而僅僅將“現代”元素作為衡量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條件成熟與否的標準。
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持有的是去革命化的線性歷史觀，認為俄國農民的現代化只能遵循西歐的歷史發展邏輯。原因是俄國農民文化的落后，不具備發展工業的知識基礎和城市化應具有的一般人文、啟蒙知識。在分析1905年俄國革命時，伯恩施坦就指出俄國具有的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他將俄國與英法德三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條件相比較，認為俄國只能走“模仿”西歐的資產階級革命道路。
其主要觀點是：第一，東方國家農民數量多且不是整體，所以要模仿西歐發達國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推動工業化、城市化和民主化，提升科學人文知識;第二，沒必要也不可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只能通過建立私有財產制度才能實現西歐和文明的成就，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協助資產階級;第三，農民農村的發展方向是市民化與城市化。一戰結束后，伯恩施坦更是認為民主時代已經來臨，這潛在地就蘊含著東方國家需要效仿西歐的邏輯伯恩施坦認為私有財產制度建立與否是東方國家革命區別于西方國家的根本，甚至提出私有財產制度是無法否定的，只能不斷堅持發展。
(SeeEduardBernstein,“RevolutionenundRussland”,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Heft.4,1905,S.289-295;EduardBernstein,“FragenderTaktikinRussland”,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Heft.3,1906,S.208-217;EduardBernstein,OntheRussianandGermanRevolutions，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ernstein/works/1922/xx/rusgerrev.htm.)。伯恩施坦無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取消了社會形態的規定性，使“現代”中立化，認為資本主義即“現代”，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集大成，只需要使資本主義保持在進步發展的軌道上，就能長入社會主義。因此，對落后國家來說，不需要討論“成為現代”，只需要衡量其具備“現代”元素與否，不需要討論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是強調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性。
以考茨基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者認為，應將俄國置于現代社會發展的一般邏輯之中。在評價俄國1905年革命時，考茨基認為俄國革命有可能撬動西歐革命，俄國農民有可能為了推翻大地主進行革命，成為俄國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展開不同于西歐的資產階級革命SeeKarlKautsky,“Triebkr?fteundAussichtenderRussischenRevolution”,DieNeueZeit,XXV(1906-7,1),S.324-333.。但他認為無法預測俄國革命成功后的具體走向。
在《土地問題》一書中，可以管窺其認為的現代農業發展趨勢：一是大農場較小農場具有優越性;二是小農的優點是非“現代”生活帶來的;三是唯有公有制才能使小農具有文化上的合作精神，通過合作制超越土地私有制度，建立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因而，不同于修正主義者，考茨基反對農民簡單地通過市民化與城市化走向“現代”。
一戰后，考茨基改變了對俄國農民的看法，認為斯托雷平改革取消了農民革命的動機。同時，俄國無產階級人數較少、農民較多，先進分子多在戰爭中犧牲了，使無產階級小農化、農民野蠻化，加之俄國民族具有的“韃靼文化”，使俄國只能通過培育現代元素，才有可能開展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SeeBrunoNaarden,SocialistEuropeandRevolutionaryRussia:PerceptionandPrejudice1848-1923,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p.263.。在這一點上，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達成了一致。
列寧、蔡特金、盧森堡等革命者，均支持暴力革命推翻沙皇和資產階級政權。在他們看來，農民無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俄國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基礎。其中的分歧只在于對農民等勞動者主體性的認識不同，比如蔡特金和列寧都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符合歷史必然。蔡特金的疑問主要在于：列寧過于抱怨俄國的文盲現象，正是小農幫助了俄國的革命事業，減輕了困難，保護了工農的心靈，使他們不至于被資產階級的概念和觀念慣壞，這正如在一片處女地播撒下種子，因而播種和收獲是比較容易的參見韋定廣：《后革命時代的文化主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5頁。
綜上，西方社會主義者對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質疑，主要表現在互為因果的兩個層面：俄國廣大農民在文化層面(科學技術和人文知識)尚未現代化，無產階級人數較少且易被小農文化和小資產階級文化影響;俄國不具備工業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等現代元素的物質基礎。對此，深諳俄國和西歐歷史發展的列寧認為，俄國農民的發展必須立足俄國的特殊性，走出一條社會主義式的現代社會發展道路，為實現共產主義奠定物質和階級基礎。
二、俄國農民文化現代化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應當承認，列寧并不否認俄國缺少“現代”元素，這是他反對蔡特金等人的基點，但列寧更不承認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觀點，即十月革命道路是“現代”和共產主義的對立面，俄國無法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成為現代”。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礎上，列寧批駁了這些錯誤觀點，提出俄國農民“成為現代”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
早在1905年俄國革命，列寧就提出俄國資產階級不具備領導革命的可能，具有不徹底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共和主義被替換成君主主義，資產階級與君主妥協的背后是損害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尤其是無法剝奪地主土地改善農民生活;二是反對武裝起義，強調與專制政府進行“背后交易”;三是資產階級既想讓無產階級成為謀利的工具，又不想使革命發展到損害自身利益的限度列寧將1848德國革命與俄國1905革命相比較，認為俄國要吸取德國的教訓，不僅要警惕資產階級背叛民主主義和農民，還應注意“農民是資產階級即民主派資產階級的‘天然的’同盟者”，對此，應將農民吸引到工人階級周圍，讓農民知道資產階級會背叛他們，這樣資產階級就無力推動革命。
(參見《列寧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9頁。本文關于此書的引用均使用該版本。)。因而，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聯合農民階級完成，真正的共和主義和共和民主制也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專政才能實現。
列寧的革命觀表明，在俄國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并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二者個別、局部的成份在歷史上相互交錯同上，第68頁。。俄國的特殊性使社會主義者承擔了雙重使命，社會主義革命蘊含了徹底完成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民主革命也為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礎。在“現代”意義上，列寧認為，“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于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于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同上，第32頁。。他的思路十分清晰：俄國應當完成歐洲已經完成的，但在俄國是勢在必行的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唯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才能完成這一使命，加速社會主義的到來同上，第95頁。。
在列寧的思考中，俄國無產階級政權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是：西方先進國家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反哺”俄國。俄國內戰結束后，列寧仍指出：“沒有國際上世界革命的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要么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其他國家立刻爆發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要么是我們滅亡。”《列寧全集》第42卷，第45頁。但他十分敏銳地意識到形勢發生變化，雖然無法寄希望于西方國家迅速爆發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列寧認為，“如果我們據此斷定歐洲在短期內會用扎實的無產階級革命來援助我們，那簡直是瘋了”。
但俄國社會主義政權可以獨立存在：第一，戰爭導致帝國主義各國損失慘重，經濟恢復乏力，極大削弱了資本主義的力量;第二，布爾什維克和俄國工農贏得內戰，形成均勢，使“社會主義共和國畢竟能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生存下去了”《列寧全集》第42卷，第2頁。;第三，這種均勢造就了另一種可能，即俄國可以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吸收其資金和技術。
在這一形勢下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無疑應以現代社會發展為基礎，這就需要俄國的工農勞動者，尤其是廣大農民階層具備推動社會發展的能力。但現實是殘酷和不利的，一戰和俄國內戰削弱了帝國主義力量，塑造了均勢，也給俄國帶來的巨大困難。在物質損失的背后《布列斯特合約》割讓了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高加索等地，使俄國在進行內戰時，不得不面對失去工業、人口、肥沃農業用地的支撐，加之戰爭造成的物質損失，工業基礎被破壞，農業產量劇減，可怖的伏爾加河大饑荒與喀瑯施塔得暴動，使列寧不得不思考俄國的現狀。“直到戰爭結束，我們才看出國家已經破壞和貧困到了多么嚴重的程度，這種狀況使我們不得不在今后一個長時期內專門來醫治創傷。”
是無產階級和士兵等群體不斷小農化。這尤其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戰爭使無產階級的數量和質量下降，削弱了階級基礎。列寧明確指出，“我國無產階級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喪失了階級特性”《列寧全集》第41卷，第35頁。。危機和工廠倒閉使人們跑到農村，誘發了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幸存的工人階級迫于生計或是成為小農，或是復員回鄉得不到勞動的機會而成為盜匪。
第二，戰爭使俄國缺乏恢復經濟的文化基礎。群眾一盤散沙、愚昧無知，人們既沒有能力、也無法團結起來進行工作，與過去決裂參見《列寧全集》40卷，第5頁。最重要的是，由于忙于軍事任務，“許多工農沒有文化，不識字，更談不上較高的文化”同上，第32頁。
此外，列寧始終認為，相較于西歐，俄國在文化層面是落后的，這尤其體現為“奧勃洛摩夫”現象。列寧常用半野蠻和半文明來形容俄國：一是俄國具有西歐沒有的大量小農，需要解決小農的發展問題;二是俄國面臨復雜且充滿矛盾的局面，農村貧富分化明顯，小農意識占據主導地位，列寧多用“奧勃洛摩夫精神”來形容小農意識“看一下俄羅斯聯邦的地圖吧。在沃洛格達以北、頓河畔羅斯托夫及薩拉托夫東南、奧倫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無際的空曠地帶，可以容下幾十個文明大國。然而主宰這一片片空曠地帶的卻是宗法制度、半野蠻狀態和十足的野蠻狀態。”
“鄉村同鐵路，即同那連結文明、連結資本主義、連結大工業、連結大城市的物質脈絡往往相隔幾十俄里，而只有羊腸小道可通，確切些說，是無路可通。到處都是這樣。這些地方不也是到處都是宗法制度、奧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蠻狀態占優勢嗎?”(《列寧全集》第41卷，第216頁。)。這直接對應了文化的現代化，突出表現在兩方面：第一，缺乏一般文化知識，俄國農奴制和地主的長期統治，使俄國農民缺乏教育，“俄國的落后和野蠻已經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列寧全集》第23卷，第110頁。
第二，政治文化和心理相對落后。列寧認為，小農往往具有愚鈍、無知性、“奴才性”和自私自利等特征列寧認為這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即“中世紀的閉關自守狀態維持著因循守舊、備受壓抑和野蠻無知的傳統”。(參見《列寧全集》第6卷，第383頁;《列寧全集》第1卷，第375、365頁。)，這是俄國沙皇專制長期統治下的產物，在新時期仍具有“文化慣性”，在宗法制度下又與人身依附關系和“亞洲式的人身侮辱”相聯系《列寧全集》第1卷，第202頁。
基于上述因素，列寧不時用“文化革命”“文化建設”等概念論述新經濟政策，認為需要提升農民的文化水平，強化政治引導，這是維護社會主義政權的根本。第一，用文化引導農民關涉社會主義政權的存亡。列寧晚年反復強調，“我們共和國的命運歸根到底將取決于農民群眾是和工人階級一道走”“還是讓‘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把他們和工人拆開，使他們和工人分裂”《列寧全集》第43卷，第381頁。
這實際上提出了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進行“文化”競賽的命題：一是黨、蘇維埃和工人階級容易受封建和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而蛻化，受封建主義“文化慣性”的影響或被資本主義“文化征服”;二是爭取農民、改造農民，保持對農民的領導和農民對社會主義政權的信任，盡可能使農民同無產階級而非資產階級聯盟俄國農民“文化”的落后還表現為極容易跟著舊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走：第一，“半貴族半農民的宗法情緒”和種種舊文化傳統即封建、官僚、農奴等制度下形成的“文化的歷史慣性”，如平均主義、“反智”、宗法和等級意識大于法治意識、講人情不講“規矩”等，這是列寧強調的“文明商人”“西歐商人”以及新經濟政策的對立面;第二，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文化的“親近感”。
列寧在1922年曾強調，農民對共產黨人和工人階級政權的質疑主要在于共產黨人還沒資本家會“辦事”、會經營。盡管共產主義原則的理想很美好，但是脫離了當下俄國農民需要，而農民要求的自由貿易和商業經營，則更加貼近個人主義和“耐普曼”(小資產階級)文化。(參見《列寧全集》第43卷，第362、82—86頁。)。
第二，提升農民文化關涉社會主義政權的發展。實施新經濟政策需要工人、農民階層掌握現代文化，對自我和外部具有反思能力，具備工業化電氣化的知識和理性思維能力，掌握商業能力，做文明商人。農民還應具備現代政治理念：實干大于空談、內容大于形式等。列寧還用“奧勃洛摩夫”指代官僚主義，認為這是俄國進行經濟建設的極大障礙同上，第12—13頁。他不無擔憂地指出，工農階層必須掌握幾十個官僚機關，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大多數的文化水平卻同任務的要求不相適應”《列寧全集》第40卷，第34頁。。
三、對俄國農民文化現代化路徑的進一步思考
列寧的思考具有深邃的歷史邏輯，且與現實邏輯互為表里。因而，理解列寧的“文化革命”“文化建設”，不能單純從文化領域出發，而是要站在歷史進步尤其是“成為現代”的角度上，以經濟基礎為核心，從農民文化現代化的整體視域出發。
俄國的農民多是小農、小私有者和自發勢力，要克服小農文化，就必須改變其經濟基礎，這也是列寧提升農民文化、開展“文化革命”的根本。在許多場合，列寧都闡釋了俄國五種不同的經濟體系：宗法式經濟、小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前三種是“個體性質”，而后兩種是“聯合性質”的，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對俄國農民文化現代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消滅自發勢力”。列寧認為，小生產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具有反現代和反社會主義的文化心理，“通過很多渠道來破壞法律上的規定，暗中投機，破壞蘇維埃法令的執行”《列寧全集》第41卷，第198頁。這對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十分不利。在這一意義上，國家資本主義能夠組織全國性的大生產，消除經濟文化層面的破壞、無政府主義等現象。
第二，“獲得先進技術”。列寧認為，提升農民文化不僅是政治性的，還是科學人文層面的。國家資本主義能夠幫助落后的俄國獲得先進技術，培養一批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不僅是發展電氣化、大工業的基礎，更是社會主義政權的階級基礎。同時，國家資本主義通過商品流轉為發展工業創造條件，積累資本，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文化奠定物質基礎。第三，“保持政權先進性”。列寧以德國為例闡釋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性列寧認為，德國“有達到‘最新成就’的現代大資本主義技術和服從于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有計劃的組織。如果把這些黑體字刪掉，不要軍閥的、容克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同樣用國家，然而是另一種社會類型、另一種階級內容的國家，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那你們就會得到實現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全部條件”。
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在這一級和叫作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沒有任何中間級”《列寧全集》第32卷，第219頁。，能夠體現無產階級政權的先進性，使之堅持到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同時，將資本主義納入國家軌道，可以始終用強固的“政治階梯”，“把貧民即多數居民或者說半無產者組織在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周圍”《列寧全集》第41卷，第197頁。，使財產所有權歸于國家，監督小資產者。唯有如此，無產階級政權才能在文化上吸引農民，瓦解小私有者。
要保證國家資本主義的順利實施，還需要不斷提升黨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水平，始終保持先進性，使之能夠領導且善于領導，進而引導農民階層，不至于陷入“文化慣性”，被“文化征服”。第一，共產黨員要保持文化先進性。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權既不能被“舊文化”即等級制的封建文化所包圍，更不能被資產階級文化即崇尚金錢和享受的文化所俘虜。列寧發現，工人階級和舊社會之間從來沒有“一道萬里長城”;“工人在建設新社會，但他還沒有變成新人”;工人“沒有清除掉舊世界的污泥”;《列寧全集》第35卷，第438頁。“工人階級成了貧困農民的領袖，并不就成了圣人”《列寧全集》第34卷，第340頁。
這就特別需要工人階級中的先進群體不斷提升文化，引導其他工人階級與農民階層。對此，列寧十分重視宣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從制度上對政權進行監督，反對官僚主義。第二，解決“誰領導誰”的問題。列寧特別強調，沙皇和資產階級繼承下來的舊機關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的大雜燴”《列寧全集》第43卷，第354頁。。如果不強調“文化革命”，無產階級政權就容易蛻化，搶劫、攫取利潤，侮辱、掠奪農民，“不是他們在領導，而是他們被領導”同上，第98頁。
列寧毫不諱言，“耐普曼”們的活動自由會產生自私自利、無條件的個人主義等價值觀。對此，他反復提醒全黨“是為耐普曼工作呢，還是為無產階級國家工作”同上，第332頁。。1922年，列寧反復強調學習、挑選人才和檢查實際執行等任務，并指明革命家并非“習慣于反對抓小事、反對單純文化工作”同上，第112頁。。第三，提升科技知識和管理水平。列寧強調“聰明的共產黨員也不會怕向資本家學習”《列寧全集》第41卷，第230頁。，唯有這樣，才能在德性和知識層面起到引領作用。因此，列寧“文化革命”的邏輯在于：無產階級及其政權需要提升文化，始終保持文化先進性→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文化斗爭→爭取、團結農民，提升農民文化→使資本主義“文化”和農民為社會主義政權服務。
對此，列寧提出了多種措施，促進無產階級及其政權主動提升農民文化。第一，重視掃盲工作，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內戰結束后，列寧簽署一系列法令文件，要求8-15歲的俄國民眾必須識字，同時成立掃盲工作委員會與掃盲學校;不斷加強農村基礎文化設施建設，如成人學校、人民大學、圖書館等。第二，加大農村教育投資，提高國民教師待遇，“下鄉”提升農民文化。在《日記摘錄》中，列寧指出，農村迫在眉睫的問題是農民教育，阻礙農村教育發展的因素是資金，應精簡國家機構，節省經費以支持教育事業。
同時，他主張，只有將教師的地位提高到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高度，才能爭取到更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使之從資本主義的制度支柱轉變為蘇維埃的制度支柱，通過他們爭取農民，使農民與無產階級結盟。這既需要知識分子自身的“文化革命”，更需要使之成為培養無產階級政權中堅力量的人才，成為教育文化工作的“支柱”許蓉：《列寧農村文化建設思想述論》，《理論導刊》2012年第10期;《列寧全集》第43卷，第362頁。第三，通過工人階級和黨的基層組織提升農民文化。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尤其是城市工人應組成旨在幫助農村發展文化為宗旨的團體，“使城市工人真正成為在農村無產階級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列寧全集》第43卷，第363頁。
同時，還應當組織城市中各種專業人才，向農民傳播科技、管理和基礎農業知識，如組織城市中的工程師、農藝師等為農民舉辦演講、座談等。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文化影響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城市的工人和社會主義文化應當主導農民文化，將農民階級團結起來。第四，通過合作社將農民組織起來。合作社/合作企業是基于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和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企業類型。
要建立合作社，就需要“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這既需要提升農民的文化，使之從亞洲的商人成為歐洲的文明商人;更需要將農民組織起來，改變其小農習氣，消除封建制度的腐朽習慣和風氣，提高政治覺悟，用先進的共產主義的思想道德取代舊道德。為農民文化建設樹立正確的文化方向，讓教育為共產主義服務，增強農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感。
四、農民文化現代化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啟示
在唯物史觀中，文化往往作為社會意識出現，社會意識包括日常生活觀念、意識形態和科學研究。馬克思認為，掌握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對意識形態具有絕對的話語權，而無產階級在日常生活觀念往往容易受到封建文化和小資產階級文化的侵蝕參見趙敦華：《馬克思哲學要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6、110頁。。因此，列寧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與方法，提出唯有掌握政權和物質生產資料，在保持無產階級及其政權先進性的基礎上，引導、提升廣大農民階層的文化，促進農民的文化現代化，才能不斷推動社會革命。這一思路無疑對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
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從未擺脫西方國家及其社會主義者對自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質疑。本質上，這也是無產階級政權領導下的現代社會發展問題。修正主義、改良主義認為，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就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哪怕革命成功了，也只能根據“現代”元素對照自身，模仿西歐和發達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觀點實質上是“文明中立化”的表現，認為現代社會發展道路只有資產階級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這一種模式，沒有考慮落后國家如何“成為現代”，進而否定了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世界歷史意義。列寧在思考俄國現代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深入批判修正主義、改良主義，提出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蘊意，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正是對農民文化現代化的思考。
既有的現代化道路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以資本主義模式開創的。在這一進程中，往往是城市“吞并”農村，使農民成為剩余勞動力大軍的一員，為工業化和雇傭勞動制度奠定基礎參見[美]巴林頓·摩爾：《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王茁、顧潔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20—29頁。。16-18世紀的英國正是典型例子，英國的市民文化和民主化的發展“改造”了農民文化，既使農民-工人階級具有現代意識，也使之成為資產階級文化的一部分，容易屈從于資產階級社會流行的蒙昧文化霍布斯鮑姆曾描繪過19世紀后30年工人階級的發展，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特征：一是工業化、現代化與城市化的不斷發展;二是工人運動政黨化和社會政治民主化。
三是工人階級數量增長和“異質化”。其中，第三點造成的影響容易被忽視。工人階級的“異質化”尤其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工人貴族、熟練技術工人和大多數非熟練技術工人的區別;二是不同職業、行業之間工人階級的區別;三是社會與地域的差異、諸如國籍、語言、文化和宗教的差異。差異和區別造成了工人階級自身內部的分化。(參見[英]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張曉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63、265—266頁;[英]霍布斯鮑姆：《帝國的年代》，張曉華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5、206、211頁。)。
與英國不同，俄國歷史上并未有貴族限制王權的可能，而是絕對君主制和東正教統治的場域，現代化的初步進程帶有明顯的王權特征;作為具有村社傳統和悠久農業文化以及多數農民的東方農業國家，在處理農民和農村關系問題上不可能與西歐國家一致;資產階級的弱小無疑給了工人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現代社會發展的可能。
因而，俄國的現代社會發展，首先需要能夠承載徹底反封建任務的領導力量，其次需要能夠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歐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在保證農民利益的基礎上，通過不同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文化灌注的“現代”，塑造、引導、提升俄國農民的文化，最終使俄國達到西方文明國家的水平。這正是列寧《論我國革命》的本質內涵和歷史深意，更是落后國家需要依靠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這一領導力量及其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現代化的原因。在這一意義上，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必須的、不容否定的。
對落后國家而言，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意味著政治革命，即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奪取政權。但革命不會也不應停滯，會繼續走向社會革命，這首先表現為社會主義政權領導下的現代社會發展，其關鍵就是處理與農民的關系。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提出的。
在落后國家，堅持社會主義政權的首要基礎是滿足農民利益，以團結多數農民為主，提升其生活水平，而不是像西歐國家那樣，在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將落腳點放在市民階層及其分化而出的資產階級。與西歐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不同，俄國農民人數眾多，不能像西歐國家那樣，無情地驅趕農民，剝奪農民土地，使之全部進入城市鄉鎮，而應主動在農村中組織農民，使之在現代組織的基礎上擺脫落后的小農文化。這也是列寧提出的農村都市化與城市化共同發展和農業合作社的深意。
提升農民文化主要包含兩重含義，應區分現代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一是使農民具有現代文化，如一般意義上的科學人文知識;二是用社會主義文化影響農民的政治心理和社會意識，使之不被小資產階級文化(與小農文化具有相通性，強調絕對的個人主義，不承認責任與義務)所征服，更不被落后的封建文化所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政權才能團結廣大多數，在掌握物質生產資料的基礎上，用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及其上層建筑減輕“分娩的痛苦”，在實現現代文明廣大成就的基礎上，擺脫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賦予“現代”的負面意義。因此可以說，農民的文化現代化是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現代社會發展的關鍵元素。
需要注意的是，在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現代社會發展和農民文化現代化問題上，黨的基層組織的“文化建設”十分重要，必須通過先進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引領，在城鄉互通中提升、引領農民文化。列寧在1922年曾堅定地指出“人民大眾是不會跟著‘買東西和賣東西’的耐普曼走的”《列寧全集》第43卷，第268頁。，但在《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中又不無擔心地指出，“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有可能把他們(農民)和工人拆開，使工人和農民分裂參見《列寧全集》第43卷，第381頁。
因此工人階級及其政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文化”層面與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競賽，從而領導農民，提升、引領農民文化。共產黨人理想信念和“文化”不能出現滑坡，否則就容易使基層黨組織弱化，無法影響農民文化，反而容易使“小農意識”“領導”黨員干部。同時，在商品交換原則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容易使列寧闡釋的小資產階級文化地位逐漸提升，這是一種簡單的唯利是圖而不顧他人和社會，無視規矩、法律和制度的文化;在城市中，基層黨組織弱化更容易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文化占主導，對農民和工人起到壞影響，出現修正主義甚至封建文化復辟。
列寧充分認識到“誰領導誰”這一問題直接關涉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政權的生死存亡。因此，基層黨組織應始終保持先進性，在文化層面努力發揮整合、凝聚、引領的作用，在科學人文和思想政治文化領域不斷引導、提升農民文化，使農民不再追尋宗族勢力、宗教信仰、信奉“金錢文化”;此外，還應防止小資產階級文化與宗法文化相結合的情況出現，防止出現農村社會主義文化“空心化”的現象，不斷樹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特別是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提升和保持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先進文化等，進而在農民文化現代化基礎上，不斷推動農村治理、民生、生態等多領域的發展，展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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