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澳門文學具有自己的創作特色，那是以后現代式的瑣碎和庸凡作為先導的特色;而澳門文學的運作體制，既疏離了政治主導的傾向，也難以形成市場主導的局勢，這便構成了它在漢語文學乃至漢語文明發展過程中獨特的景觀和生態，可惜這樣的生態缺乏準確的理論觀察和描
澳門文學具有自己的創作特色，那是以后現代式的瑣碎和庸凡作為先導的特色;而澳門文學的運作體制，既疏離了政治主導的傾向，也難以形成市場主導的局勢，這便構成了它在漢語文學乃至漢語文明發展過程中獨特的景觀和生態，可惜這樣的“生態”缺乏準確的理論觀察和描述，因而很難被外界認知。
長期以來，澳門文學缺少史述，缺少理論，缺少評論，缺少介紹，甚至連澳門文學的概念都長期付之闕如。有感于此，對澳門以及澳門文學與文化懷有深厚情感同時也懷有深切感受的論者無法坐視，于是倡導澳門文學概念與澳門文學形象的闡論在1980年代中期此起彼伏，一度形成了有關澳門文學的理論探討熱點。然而相應的理論成果還處在較低層次上。
一般來說，澳門文學理論探討經常都圍繞著作家作品研究進行。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曾與《澳門日報》聯合，開辟了“澳門文藝評論組合”的專欄，在2010年前后對澳門文學作家作品研究得以系列化、專題化。另有一些來自內地的研究者熱衷于對澳門文學進行歷史的總結與概括。普遍缺少對于澳門文學進行學理的分析和理論性剖析的成果，只有這樣的成果才能使澳門文學的形象在漢語文學世界得以醒目地確立，得以清晰地凸現。其實，對澳門文學實踐的總結可以引發出對文學理論的思考，可以引發出對與漢語文學現象新的理論闡述。
一
澳門文學是漢語文學世界獨特的板塊，不可或缺的板塊;它在學理上和邏輯上應該與香港文學、臺灣文學并列，但必須承認，澳門文學無論就成就還是影響，都難以與香港文學和臺灣文學相提并論。雖然，澳門文學向漢語文學世界貢獻了諸如五月詩社的后現代詩篇，從而歷史地充任了漢語文學的先鋒，而且澳門文學也給漢語文學世界帶來了獨特的澳門經驗，包括澳門文化和澳門情感方式，但還是抹殺不了一個關鍵性的缺憾，就是它畢竟未能向漢語文學界推出足以代表自己這個板塊文學成就進而代表所處時代的經典性的作家作品。臺灣文學、香港文學都會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推出一批杰出的代表作家，以一系列經典作品影響整個漢語文學界，如梁實秋、余光中、瓊瑤、柏楊等，又如金庸、劉以鬯等。
在漢語文學的平臺上，能夠像這些作家浮現在廣大讀者面前的澳門作家卻基本闕如，任何一個在澳門文學中出類拔萃的文學家都還未能在任一時代的漢語文學視野中脫穎而出。所有在澳門文學范圍內得以凸出顯現的文學家，如果能夠進入漢語文學歷史視野和批評平臺，那可能都是在一定的話題意義上有條件地被舉例性提及。澳門文學家一般難以理直氣壯地作為澳門文學的代表進入漢語文學共有的閱讀平臺，澳門文學家的出版物一般也難以成為澳門以外的讀者普遍閱讀的對象。
這實際上是澳門文學的短板，也是澳門文學的悲哀。但從另一種理論角度來分析，它又蘊含著澳門文學的特色，甚至展露出澳門文學的某種生態優勢。
澳門文學應該屬于那種并不直接貢獻經典作品的特殊板塊，而它的文學生態非常可圈可點。要求和期盼一個地區的文學貢獻出有全局性影響的經典作品，或者有歷史影響的文學作家，這當然是非常正常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種文學評價路數。文學呈現的途徑未必只是經受歷史的優選，如果一個地域的文學能夠滿足更廣大的群體表現自己、抒寫自己的要求，能夠幫助有一定文學技能的人圓成他們的文學夢，也就是說能夠形成一種文學的綠色生態，那么，在這片土地上即使未能生長出幾棵參天大樹，那也是有價值的，而且可能是最符合文學生態學原理的。
澳門在一定意義上就是這樣的一塊文學熱土，它的存在為漢語文學界探討文學生態學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源。經過長期鍛造、錘煉，澳門文學的確形成了特定的文學生態，而且是弭平了文學發展高峰現象和地標人物的特定生態。這樣的文學生態不僅為漢語文學世界作出了板塊性的貢獻，而且也對漢語文學的理論建設提供了經驗性的啟迪。
弭平文學發展高峰現象的澳門文學生態呈現出一種文學發展的自然狀態。從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而言，澳門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從來沒有得到意識形態格式的夸大，因而也未納入社會管理序列進入某種調控程序，這樣，澳門文學的創作和制作機制便處于相對渙散的自由狀態，其實也是一種自然狀態，而政府相關部門以及澳門社會中起主導作用的社團運作又能夠對文學出版和發表提供一定的資助條件和激勵措施。
于是，在澳門，文學的發表和出版基本上處在沒有明確的“門檻”狀態，文學發表和文學出版所需要的許可機制基本上處在隱匿狀態。這樣的創作自由和發表自由在許多地方都是稀缺資源，特別是無門檻的出版和發表許可機制所造成的發表自由，在網絡文化形成之前，幾乎成為懷有文學夢想的人們共同期盼的境界。澳門的文學愛好者和澳門的文學夢持有人早就擁有了這樣的境界。這是澳門文學特定生態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
由此可見，自然狀態的澳門文學生態其實得益于一個基本條件，也可能是其他地區無法擁有的優勢條件，那就是來自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以及澳門社會團體的文學出版獎勵機制和資助機制。澳門雖然長期以來以博彩業為主體產業，但從政府到社團，連同一些良心企業，都非常重視澳門的社會文化的發展，文學出版的獎勵機制和資助體制較之其他地區更為充分，更為健全。
澳門回歸以后，文學出版獎勵機制至少可以來自澳門基金會、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甚至包括旅游局、教青局、高教局、郵政局、民政總署等部門，還有一些重要的文學文化社團，它們對澳門文學寫作者的相關成果提供經常的甚至是日常的出版獎勵，有時候還設立各種獎項，對文學寫作的成果予以褒獎。其他一些企事業單位也可能對澳門的文學寫作有相應的資助措施。
澳門政府部門和澳門社會團體，包括澳門的一些企事業單位，對澳門文學寫作和出版的獎助機制，相對于澳門為數并不很多的創作者隊伍而言可以說是相對充足的，于是，在澳門這樣一個發表、出版作品門檻不高，同時出版經費又相對充足的地方，一個心懷文學夢想同時又具有一定寫作能力的作者，只要掌握足夠的文學獎助信息，只要把握澳門特定的獎助途徑與程序，就可能在不太大的經濟壓力下較為順暢地發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從而實現自己的文學之夢。當其例者如吳浩文，他大學剛畢業便將大學時代的詩歌結集成一本《彳亍黑夜間》，由文聲出版社出版，特區政府文化局贊助①。這樣的情形在澳門絕非個別。
既然文學的發表與出版可以享受相對充足的獎助機制的支持，既然文學的發表與出版可以在許可制度缺席的狀態下進行，那就意味著，幾乎所有的文學寫作都可能得到出版發行和進行文學交流的機會，幾乎所有的文學夢想都可能在這里得以實現。于是，澳門成為一個頗不起眼的文學熱土，成為一個暗暗地圓文學夢的地方，成為漢語文學世界最容易激起、調動文學魔力的角落。
澳門社會形成的這種對文學寫作普遍激勵的機制無疑會激勵文學愛好者和文學寫作者的高度熱情，導致澳門每年都會有數量可觀的各種類型、各種篇幅、各種設計風格的文學書籍和刊物的出版與發行;又“由于出版機制的靈活自由，文學出版物的多姿多彩便超出了其他區域人們的想象”②。
因為澳門的文學出版物往往都疏離了文化市場的意義，也很少做市場效益的考量，人們更有可能帶著某種“玩”的心態操弄文學，于是在書本的樣式和排版的版式設計方面向個人化的方向努力的力度較強，體現出來的個性化的設計更為突出。
同時，澳門的報刊也保持有對于文學發表的持久的熱忱，正如《副刊》所揭示的，這樣的熱忱對于澳門而言同樣是文學發表的一種優勢條件，它幫助了澳門作為文學熱土的形成。
澳門副刊文化的勃勃生氣基于兩個重要的和直接的因素。第一是澳門報紙的繁榮與發達，第二是澳門作者休閑性的寫作方式以及澳門讀者休閑型的閱讀需要，正是這兩方面構成了多媒體時代非常難得的澳門文學熱土現象和澳門文學生態與景觀。
澳門從城市規模而言不過60萬人的小城，卻擁有近30種報紙，其中日報還超過1/2，這些日報或準日報分別是《新華澳報》《濠江日報》《澳門日報》《華僑報》《市民日報》《正報》《大眾報》《星報》《現代澳門日報》《新報今日澳門》《華澳日報》《澳門郵報》(英文)、《澳門每日時報》(英文)、《今日澳門》(葡文)、《句號報》(葡文)、《澳門論壇報》(葡文)等。其他尚有周報如《訊報》《力周報》《號角報》《澳門早報》《澳門脈搏》《時事新聞》《體育周報》《澳門商報》《澳門觀察報》等。盡管除《澳門日報》外，一般報紙的發行量都很小，有些還屬于免費贈送的報紙，如《濠江日報》《正報》《澳門脈搏》《澳門觀察報》《澳門商報》等，但在一個獨立的微型社會，卻創造了每一點五萬人就擁有一個報社的高密度新聞文化消費的奇跡。澳門絕大部分報紙都辟有相應的副刊。
《澳門日報》《華僑報》等重要報紙固然長期保留著傳統的副刊，并且成為澳門文學發表的重要園地，便是《力周報》這樣篇幅較少、寫作力量較為單薄的報紙，亦開設有副刊;該副刊刊載的雖然不是文學性的文字，但依然以文學隨筆為主打�！栋拈T觀察報》是一份只有四版的四開小報，依然用四分之一的版面開辟副刊，副刊標有“創作坊”的欄目名稱，刊載詩歌和隨筆、散文。
報紙是多媒體時代人們閱讀生活中的文化副刊;報紙的密集出版和被普遍閱讀，體現出澳門社會仍很流行仍很普遍的副刊文化心理。
所謂副刊文化心態，并非僅僅指執著于副刊文章的閱讀，而是指在一定的讀者群中養成了某種品味副刊的閱讀習慣和文化性情，同時在一定的作者群中養成了撰寫副刊文章的習慣與熱忱。在寫作和讀報活動中，副刊文章的寫作是相當輕松的，副刊的閱讀頁是最休閑的，同時也是最富有文化生活感的;在現今電子閱讀時代，報紙的閱讀同樣帶有休閑性質，也最富于文化生活感;在多媒體時代，副刊文化心態就意味著對傳統閱讀習慣的堅持。
報紙閱讀在澳門仍然表現得如此重要，則體現出這片文化熱土依然流行較為傳統的副刊文化心態。副刊文化心態決定了，生活在澳門這片文化熱土上的人們，即便是在電子閱讀時代，也非常熱衷于報紙閱讀。澳門不僅人均擁有的報社數量繁密，人們閱讀和購買報紙的熱忱也相當高漲。澳門的報紙最熱衷于副刊的經營，這是澳門副刊文化發達的重要表征。這種對副刊的熱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相當比例的報紙都意識到副刊的重要性，將副刊的編輯當作報紙發展的重要戰略;其次，代表性報紙的副刊版面和發稿量非常充足，副刊在整版報紙上占據重要比重。這樣的編輯策略在其他地區難以形成。臨近澳門的香港擁有更多的報紙，但它們大多數的文學副刊都不如澳門報紙那么突出，不少報紙從來就不設文學副刊。
澳門的副刊文化與澳門文學建設緊密聯系在一起，為澳門文學的生態形成提供了一種可貴的資源。特別是澳門報紙之王——《澳門日報》每天一版的“新園地”，已經成為澳門文學主打文體——散文隨筆的主要集散地，澳門文學的創新文體——漢語新詩，是該報副刊的常備內容。
此外，澳門文學的相對薄弱文體——小說，在《澳門日報》已經辟有專題副刊，在《華僑報》和《市民日報》的副刊也常有揭載。更加重要的是，《澳門日報》的“新園地”固然以澳門文學家為骨干作者，還有意識地向五湖四海公開欄目，招徠稿源。來自各地的華人寫作者都有機會在這塊園地上種植自己所擅長的文學果苗。一些由于各種機緣走出澳門的作家、評論家，如著名詩人陶里，還有區仲桃等，都繼續在這片園地上澆灌自己的澳門夢想。澳門文學因此擁有了與澳門這個開放、包容的城市氣度相稱的格局和魅力。
這樣的局面使得澳門文學生態非常健康，也非常有號召力和感染力。
二
“據統計，澳門幾乎每平方公里就擁有兩至三名寫現代詩的人。這個密度恐怕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個文學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美”③。當然這僅僅是一種非常粗概的統計，引述者使用了“幾乎”和“兩至三名”這樣的概略表述。這足以說明澳門在相對意義上詩人的密集程度。
其實，澳門的文學文化生活更能說明這是一片文化熱土和文學熱土。澳門每萬人每月擁有的藝術演出場次更可能是世界之最。在澳門，除了澳門文化中心等為數眾多的正式演出場所高頻度的演出安排，以及《澳門日報》等主流媒體的公開報道和評論的正規演出而外，諸如威尼斯人等娛樂場所長期不斷的商業性演出，還有各個戲劇和文化團體的組織的經常性演出活動，更有在各個公園和街道自發組織的以粵曲為主體的自娛自樂的戲劇演藝活動，加在一起，數量十分可觀，完全可以證明澳門是戲劇狂歡的樂土，是戲劇文學創作活躍的沃土，是通過活躍的戲劇演藝活動呈現的一派文化熱土。
或許可以通過2010年一年的統計作為論證的依據。這一年澳門主流媒體《澳門日報》上有關于演藝活動的正式報道有305則，考慮到其中重要活動約15%的重復報道率，則在正規劇場和正式媒體報道的演藝活動應在250場次，加上一些單位和學校組織的未加報道的正式的演藝和綜藝活動，澳門幾乎平均每天都有一場相當正規的演出活動。
這對于澳門這樣的小城來說，其頻度之高是顯而易見的。以每次演出平均400名觀眾計算，這一年正式演藝活動的參與者已達12萬人次。演藝活動畢竟只是市民的一種休閑方式，一個休閑的城市有資格享受休閑的人口約在1/4，則選擇正式演藝活動休閑的則在1/16，其中約一班人選擇正規的消費式的演藝活動，這樣，澳門的演藝活動參與人口應該在1/100，即5000人。這樣的基本人口需要每人每年參與演藝活動30次，平均每兩周1.5次。
戲劇演出的高頻度反映了澳門文化熱土效應，而文化熱土效應將為文學文化的發達和文學生態的養成起到正面的促進作用。在文學傳播的傳統意義上，澳門以高度自由的發表環境，強有力的政府或社團支持，以及文學寫作者在自然人口中所占的相對高比例，營造了一派充滿自然意味的文學生態，并造就了一方引人注目的文學熱土。這一區域的文學生態是這樣的活躍而自由:手段高超的文學寫作者與鋒芒初試的文學自習者經常一起出現在各種媒體，堪稱優秀的文學作品與相對粗糙的文學習作也有較多機會不期而遇。澳門顯然不乏文學才士，但對于有志于從事文學寫作的人士而言，澳門似乎有多種途徑繞過本應具有的文學門檻。
沒有越過一定高度的門檻，文學的寫作常常被理解得相當容易，也相當隨便，這對文學的成就就不可能不產生負面影響。在缺少或事實上取消了發表門檻的文學環境之中，文學寫作者如果能在較高的藝術定位甚至文化定位上采取一定水平的自我期許姿態和藝術自律的措施，文學創作也同樣會出現既活躍又保持相對高水平的局面。但“澳門文學”的自我定位，或者“澳門文學”特定概念的心理暗示，非常有可能讓許多初涉文學者輕易地放棄了這樣的門檻意識:既然他們的文學寫作不過是在澳門這個極其有限的文化世界中的一次非常率性的漫游，猶如茶余飯后到議事亭前地作一次愜意的散步。
在澳門的文學世界承前啟后、出類拔萃者固然不少，但各種各樣的隨意之作也觸目皆是，這就是澳門文學的基本生態和總體情狀，任何藝術層次的文學作品都能夠在這樣的一派自然生態中融入進去，任何的精心構思、悉心打磨以及任何的苦心孤詣不僅得不到喝彩與贊賞，而且還顯得那么悖時與傻氣。
關心澳門和澳門文學的人每每為澳門寫作中出現的精彩篇章而興高采烈，但更有機會領略到的則是遙看草色近卻無的感受，許多作品都渾然融入非常一般化的描寫和議論之中，顯不出什么特色與風致:敘事性的作品常常缺少精彩別致的情節，缺少呼之欲出的人物，抒情性的作品常常只是俗之又俗的情愫，加上人人能及的表達功夫，較多的則是議論性的隨筆，理趣淡薄，力道鈍滯，甚至語言也寡然乏味。
沒有必要也沒有充足的理由指責這種非常一般化的文學寫作，它們畢竟構成了澳門這片文學熱土的基本熱溫，構成了澳門這片雖然不大但畢竟富有生機的文學沃壤上的基礎草色。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誰都不愿意以這樣的基色和基質代表澳門的文學形象。
這就是說，當提到澳門文學形象的時候，我們的視閾很自然地越過了西江水，越過了零丁洋，越過了南海白云，而攝入了廣袤的國土和沸騰的世界。這才是“澳門文學”概念的真諦，是在“澳門學”的意義上闡發“澳門文學”的必由之選。從澳門學的角度來說，澳門文學的形象應該像澳門及其所擁有的世界文化遺產那樣，以一種特別的風致、韻味和魅力出現在世人面前，雖然不是卓然傲立，但較理想的狀態應是融入漢語新文學之林而并不遜色。這樣的誘人情形在澳門文學的歷史和現實中都有不俗的體現，不過仍需要澳門文學界付出更大的努力。
這努力的目標之一便是在觀念上排除“澳門文學”概念的牽累，讓文學寫作者走出澳門文學的繼定框架，在向世人展示澳門文學形象的意義上營構并展示足以代表澳門的文學成就。在這里，文學寫作者的視閾及其相應的心態極為關鍵。如果澳門文學概念僅僅是將人們的視線引進澳門，并局限于澳門，關起門來營造自身的特色，則澳門文學形象的建立就會歸于失敗。
由此造成的牽累可能是這樣的尷尬與悖論:正是勉力打造和建構澳門文學形象的“澳門文學”概念，慫恿并鼓勵了澳門文學“足不出戶”的基色和基質:大部分寫作者滿足于在澳門寫作和為澳門寫作，寫作心態呈現出的自呈其才、自賞其芳，以及在傳統詩文世界中常見的相互酬唱。新文學興起之初，陳獨秀等先驅者竭力否定舊文學傳統的便是這小范圍相互酬唱的寫作習慣和文學交往方式，當時蔑稱這樣的文學為“酬唱體”。正是強調澳門和“澳門文學”這種小范圍、小世界以及小制作的心態，使得我們的當代文學創作重新撿回了“酬唱體”的文學心態，這不僅令人遺憾，而且頗覺悲涼。
澳門資深作家魯茂在一次學術研討中談澳門散文時指出:“澳門有文學，也有散文作品的果實。當然，它還是‘涓涓’，還是‘始流’，還未形成洶涌澎湃、氣象萬千的大海洋。”④這是30年前的話，即便是今天，澳門文學和澳門散文還是未能匯成氣象萬千的大海洋。也許澳門文學本來就不屬于那種洶涌澎湃的景觀，它就應該是一種“涓涓始流”的景象。
既然社會的情形不可能是一種模式，那么，與此相適應，文學的發展也并不是一個模式。許多地域的文學由于其社會規模的廣泛、龐大和社會運作的跌宕、宏大，的確會形成洶涌蓬勃的大海洋氣魄，這種大海洋氣魄通常與社會政治聯系得更為緊密，也與巨大的社會規模密切相關。澳門社會規模無論從面積還是從人口方面看都不屬于這樣的類型，其社會運作也常常呈現出舒緩、溫和的特色，因而它所顯示的是一種休閑、散淡、寧靜的風格，這種風格是散文式的，它不僅不鼓勵小說的奇崛與戲劇的詭異，也不盛行詩性的激情與詩才的高妙，更適應于低調、自由、閑逸的散文風格。這也是澳門媒體副刊文化特別發達的原因。
三
“澳門文學”的學術定位和文化定位都有著不可否認的理論意義。1984年澳門文學形象問題的提出已經開啟了走出澳門放眼世界的批評思路與胸襟，不過這樣要在克服狹義的澳門文學視閾，進一步開闊漢語新文學乃至世界文學視野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如若不然，這樣的判斷和觀察有可能成為澳門文學寫作者和評論者自我設限的理論依賴。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當“澳門文學”概念剛剛付諸討論的時候，一些批評家就非常緊張地對澳門文學的界限問題提出嚴格的論證和限定，有人甚至認為未在澳門居住過的作者即便在澳門發表的作品，或者已經不在澳門居住的澳門作者寫作的作品，都不應該算是澳門文學。對于澳門文學的評論者和研究者，也常常分澳門評論家和外地的評論家等。這樣一種文化上的嚴謹態度，實際上暴露出自我設限的理論視野，不利于澳門文學與漢語文學世界的交流。
可以考慮在“澳門學”的整體意義上把握澳門文學的文化屬性。澳門文學界如果能夠明確樹立漢語文學和漢語新文學的觀念和意識，知道我們所有的文學寫作，都是在漢語新文學的總體框架中的一個環節，它一旦成為作品付諸一定的媒體運作，就應該成為整個漢語新文學成就的一個方面，成為漢語新文學新的框架結構中的一個必然成分，因而也就應該對提升漢語新文學的水平，發揮漢語新文學在世界文學之林的影響負起必要的責任。這樣，澳門文學才可能從自我設限、自給自足的意義上走出來，發展開來，自覺成為漢語文學世界的一個責任體。
也就是說，如果不從意識形態意義上強調澳門文學創作的國族意識，那么就必須從語言的角度、文化的角度面對漢語新文學⑤這樣一個宏大而具體命題，澳門的文學寫作才可能真正走出澳門相對狹隘的天地，在更遠大的抱負和更高的立意上有所取法。漢語新文學的取法將有效地保證文學沿著內在發展規律的脈絡向前推進，同時又有利于在民族文學和文化共同體的格局中提高文學的水平，提升文學的檔次。
如果澳門文學的取法目標就僅僅局限于澳門本土及其自身的形象，就必然在較低的門檻和較平實的水平層次進行取用與審度，這樣，不在少數的澳門寫作者便自然放棄了文學經典化乃至文學精品化的講求與追尋，最終會影響澳門文學形象的整體提升。
澳門文學在漢語文學和漢語新文學中所處的特定鏈接，是澳門文學建設者應該明了，也是澳門文學研究者和理論探索者更應該明確的理念認知。澳門是一個特殊的區域空間，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有著特別的歷史經驗和生活態勢，這些內容成為文學的內質，就需要在跳脫于澳門文學自身的宏觀視野中加以凸顯。
澳門也是如此，一個區域文化的特殊性只是一個區域文學寫作資源的體現，一般不能成為這個區域中的文學寫作者在寫作水平和文學貢獻上自我設限的借口。文學創作具有普遍的法則，其中，體現在文學描寫經驗層次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厚重度往往能夠決定文學的特色乃至某種特質，但絕不應該成為文學水平設定的基本依據。
文學經驗的判斷和欣賞的依據顯然需要參照濃厚的地域性和文化含量，而在學術意義上以及文學史研究層面所作的文學水平的衡量與評定，則不可能囿于這樣一種地域標準，因此，澳門文學不能成為衡量作品水平與檔次的概念，水平與檔次的審視應該越出地域范疇，在具有普遍意義的漢語新文學視野中進行。如果說在注重培養文學人才的文化含量較低的地區對待文學創作可能采用因地制宜的標準，則作為文化和文學熱土的澳門不應自屬于這樣的區域。
在漢語新文學的總體格局與框架中審視澳門文學，也并不意味著對澳門文學界提出了不切實際的臆想。澳門文學曾有的輝煌以及現有的成就都足以說明，澳門的文學寫作者應該也能夠以漢語新文學的整體建設為自己的一方責任，并且積極創造條件負起這樣的責任。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之交澳門文學熱土上興起的現代詩歌熱，其文學成就就足以燭照相對幽暗的漢語新文學的詩歌世界，彼時內地的朦朧詩潮正在遭遇一派“pass”聲濤的潮沒，臺灣香港的現代詩在“后攝”的包圍中舉步維艱，唯有澳門這片熱土上，多元地生長著各色各樣的詩歌之株，在遠避了嘈雜的喧鬧也避開了挑戰的尷尬之外我行我素，互不相擾，那時候一批現代詩人的歌吟卓有成效地免除了漢語新詩世界的暫時寂寞。
現今詩歌繁盛的景象呈現出明顯的消頹，這也同樣并不意味著澳門文學界就須在漢語新文學世界不斷延伸的發展長途上望而卻步。其實，澳門有一批作家在默默地堅守著自己文學志向的崇高，他們以不俗的成就努力躋身于漢語新文學的上乘之列，這方面的成就正在愈益明顯地為澳門以外的漢語新文學界所關注和接受。
澳門文學界有責任，有必要也有條件走出澳門文學概念可能具有的低回暗示，走出誤解中的澳門文學的低門檻和小格局，而勇毅地面對不斷發展中的漢語新文學，信心百倍地為漢語新文學的總體格局作出帶有澳門經驗和地域色彩的貢獻。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統一論壇》雜志，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以反映海峽兩岸統一進程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綜合性雙月刊雜志，其宗旨是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呼吁中華兒女齊心協力，盡早結束兩岸分離狀態，迎接中華民族的光輝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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