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夏承燾(19001986)，字瞿禪，晚號瞿髯，別號夢栩生，浙江永嘉(今溫州)人，現代著名詞人和學者。作為現代詞學三大家之一，他不但開創了詞人譜牒之學，箋校韋莊、姜夔、陸游、陳亮諸家詞集，而且對詞的聲律和表現形式的研究，關于唐宋詞史的理論研究和傳統詞論
夏承燾(1900—1986)，字瞿禪，晚號瞿髯，別號夢栩生，浙江永嘉(今溫州)人，現代著名詞人和學者。作為現代詞學三大家之一，他不但開創了詞人譜牒之學，箋校韋莊、姜夔、陸游、陳亮諸家詞集，而且對詞的聲律和表現形式的研究，關于唐宋詞史的理論研究和傳統詞論的現代批評，等等，向來是被作為中國現代詞學的“典范”為人所稱道的。
一在夏承燾之前，詞壇之巨擘為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朱氏側重詞籍考證，鄭文焯熱衷于詞源斠律，況周頤以詞學批評見長，他們的治學對于晚清民初的東南詞壇影響甚巨。
在上述三人中，夏承燾與朱祖謀有過較多接觸，«天風閣學詞日記»多處提到他與朱祖謀交往情況，在晚年撰寫的«我的治學道路»中也談道:“我們通了八九回信，見了三四次面，每次求教，老人都十分誠懇給予開導。”由王鵬運到朱祖謀，詞籍校勘之學漸趨完善，他們輯校有«四印齋所刻詞»«彊村叢書»，還創建了“五例”“七法”的校詞規范，這對于治詞初期的夏承燾來說是有影響的，在«月輪山詞論集»一書的“前言”中，他特地提到在二十歲左右把朱祖謀«彊村叢書»和王鵬運、吳昌綬諸家的唐宋詞叢刻翻閱多次。
“三十多歲，札錄的材料逐漸多了，就逐步走上校勘、考訂的道路”。從夏氏早年發表在«之江學報»的幾篇論文看，如«四庫全書詞曲類提要校議»«吳仲方虛齋樂府辨偽»«白石歌曲旁譜辨校法»«白石道人歌曲考證»«詞旨作者考»等，都是有關詞籍校勘考辨的成果。但他并不滿足于此，而是把朱祖謀的校勘之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從詞籍校勘轉向作者生平考證與作品系年，難度更大，要求更高，這方面的代表成果就是«唐宋詞人年譜»了。這部年譜的最大特點就是將史學的譜牒之學引入詞學，以史證詞，以詞證史，為不見經傳的詞人制譜作傳，開創了詞人譜牒之學。“遂使譜主交游經歷，朗若列眉，為后之論次詞史者辟其疆理，俾得恣采伐漁獵其中，豈徒備博聞之資而已!”(程千帆«唐宋詞人年譜序»，«夏承燾集»第一冊)它的意義不只是為一人一家作傳，而是為一朝一代詞人作傳，故而有論者稱“十譜并行可代一部詞史”(«天風閣學詞日記»1935年2月4日記趙百辛語)。的確如此，夏承燾還有一個編制«詞林系年»的長遠規劃，這是一部“以年代為經，詞人事跡為緯”“涵蓋面更廣”的唐宋金元詞人系年總譜，他是想通過編年紀事的方式來展現歷代詞史之演進，遺憾的是這部規劃中的著作斷斷續續編了幾十年，最終未能成書。
在詞籍校勘之外，他在詞集箋注上也花費了很多心血。據記載，在寫作唐宋詞人年譜的同時，他曾擬仿江賓谷注山中白云、蘋洲漁笛譜之例，為姜夔、張炎、辛棄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柳永、劉過、蘇軾、歐陽修諸大家詞作疏證，名曰«十種宋人詞疏證»。這一計劃也未能全部得到落實，已成書的只有«姜白石詞編年校箋»和«龍川詞校箋»兩種。在他之前，已有朱祖謀四校«夢窗詞»和編年箋注«東坡樂府»等，他繼承和發展了朱氏校勘箋注詞籍的優良傳統，運用校勘、輯佚、編年、箋注等多種方法，推動傳統的詞籍校勘之學向現代轉型。相對于一般箋校著作而言，«姜白石詞編年校箋»的主要貢獻是體例的創新，它不但作箋注，出校記，還有輯傳、編年目、輯評、版本考、各本序跋、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行實考、集事、酬贈、承教錄等內容，既有對詞人的研究，又有對詞作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大凡一首詞之典故、評語、交游、版本等都有詳細記載”(唐圭璋«瞿禪對詞學之貢獻»，«夏承燾教授紀念集»，中國文聯出版社1988年版)。因為過去關于姜夔事跡的記載并不多見，«姜白石詞編年校箋»以其搜羅史料的宏富，討論內容的全面，“成了對姜白石的綜合研究著作”(這一點參考了曹辛華«中國詞學研究»的相關論述，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獲得學界的一致贊譽，被有的學者稱之為研治姜夔的“小百科全書”(施議對«建國以來新刊詞籍匯評»，«文學遺產»1984年第3期)。
另外，他關于詞籍箋校成果還有«夢窗詞集后箋»«龍川詞校箋»和«放翁詞編年箋注»等，前一種乃“踵彊村翁小箋而作”，“汰其習見，增所新獲”，凡50條，確有彌補朱箋之闕的效果;后二種則是他與吳熊和合作之成果，既繼承了«姜白石詞編年校箋»的特點，又在體例和內容上做了適當調整，比如«放翁詞編年箋注»不再按詞作年代先后編排順序，而是遵從原刻本順序，只是在每一首之下注明作年，輯評也不再另行列出而是附錄于詞作之后等。
二夏承燾對現代詞學的另一重要貢獻是關于«白石道人歌曲»研究，在20世紀40年代撰有«白石歌曲旁譜說»«白石歌曲旁譜辨»«白石歌曲旁譜考»«白石歌曲旁譜淺說»等，到60年代更在前稿的基礎上推出«姜白石詞譜與校理»«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詞譜學考績»«白石十七譜譯稿»等重要成果。«白石道人歌曲»在南宋有嘉泰二年(1202)錢希武刊本，元至正十年(1350)有陶宗儀據此本過錄的手抄本，而后此本沉寂近四百年，直至乾隆八年(1743)始有陸鐘輝據陶抄本刊刻之詩詞合集本。這本«白石道人歌曲»與常見刻本最大的不同是，其中有十七首詞作綴有旁譜。
“這些旁譜是研究宋詞音樂的珍貴資料，故引起歷代詞學家和音樂史家的高度重視，不少學者對此傾注了極大的學術熱情和精力”(劉崇德、龍建國«姜夔與宋代詞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這些學者包括清代之方成培、凌廷堪、戈載、戴長庚、陳澧、張文虎，近代之鄭文焯、曹元忠、吳梅、唐蘭，夏承燾對于其中幾位重要學者研究之得失作了一一平議，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將之全部轉譯為工尺譜。“雖然，這項破譯是吸引了古代、近代和同代中外學人的成果，引用了近代的考古學新發現和傳于國外的古籍文獻，但先生的考證發明，折沖論斷，則是大成之集”(王延齡«天籟人聲，盡在抑揚吟詠中———夏承燾先生的詞樂研究»，«夏承燾教授紀念集»)。在研究詞樂的基礎上，他對詞的聲調也展開了深入的研討，著重探究了詞的字聲與聲情的關系。如«唐宋詞聲調淺說»一文，討論了詞與音樂、聲調與文情、字聲與詞調的關系，談到創作過程中擇調和字聲的運用等問題;«“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是一篇關于唐宋詞字聲論述的專題論文，指出“陽上作去”“入派三聲”之說，并不始于元曲，宋詞實已有之。
“大抵四聲之分清濁，不由時代古今之殊，實由地域南北之異，非古疏而今密，實南密而北疏”。這一字聲規律的揭示，“打破了前人由元曲探討四聲分化的做法”(曹辛華«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史詞學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對于重新認識“陽上作去”“入派三聲”說的起源有重要意義。又«唐宋詞字聲之演變»一文指出，自萬樹«詞律»強調嚴守四聲之論出，后之詞家，或奉為準繩，不敢違越;或病其拘泥，欲一律摧毀之。其實，填詞對于四聲的要求有一個過程，在晚唐溫庭筠已分平仄，北宋晏殊“漸辨去聲，嚴于結構”，柳永“始分上去，尤謹于入聲”，周邦彥用四聲富于變化，南宋時方千里、楊澤民則過于拘泥，到宋末諸詞家不但辨五音而且分陰陽，“守之者愈難，知之者亦鮮矣”，這是一條“由疏趨密，由辨平仄而四聲、而五聲陰陽”的演進歷程。基于這樣的認識，他提出了今人論詞作詞的兩條原則:“一曰不破體，一曰不誣體。”
因其論述的精到及主張的務實，使得這篇“專明詞之四聲嬗遷之跡”的論文成為20世紀詞學研究之經典。夏承燾關于詞體研究的重要成果，除了以上有關詞的聲律論之外，還有大量的論述詞之形態的成果，如«填詞四說»«詞調約例»«詞韻約例»等，其集大成者為«詞例»一書。“先生對于詞的四聲、用韻、字法、句法、換頭等藝術形式規律也進行細心研究，仿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擬成«詞例»一書，包括字例、句例、片例、辭例、體例、調例、聲例、韻例諸門，規模宏闊，洵為巨制”(吳戰壘«夏承燾集»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日前浙江古籍出版社已將«詞例»稿本影印出版，凡七冊，分別為第一冊字例，第二冊片例，第三冊換頭例，第四冊調例、體例，第五冊辭例，第六冊聲例，第七冊韻例。“因手稿只注明了該條詞例所在的書名頁碼，需要對照原參考書尋索抄錄得來，而如今當初的參考資料已散失不存，有些書可尋，而版本未必合符契”(«詞例»出版說明，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這樣的影印本只是一種半成品，還需要讀者根據線索查驗原詞例。
三對于唐宋詞的批評和唐宋詞史的研究，也是夏承燾詞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方面的成果集中體現為«唐宋詞論叢»«月輪山詞論集»和«瞿髯論詞絕句»。«瞿髯論詞絕句»以韻文的形式開展文學批評，是夏承燾對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繼承與發揚的重要方式之一。“用韻文形式表達文學思想或進行文學批評是唐宋以來文學批評史上的常見樣式”，“論詞詩在元明并不多見，至明末清初逐漸興起，清代乾嘉以后蔚為大觀，沿至民國，依舊興盛”(孫克強«論詞絕句二千首»前言，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夏承燾«瞿髯論詞絕句»寫作之最初動因，是因為朱祖謀對他論辛詞“青兕詞壇一老兵”所作的鼓勵，而后斷斷續續寫了100首，至1983年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了修訂本。該書由論歷代詞(人)93首與域外詞人7首組成，其中論唐代5首，五代4首，北宋17首，南宋金元42首，明清及民國22首，論及歷代詞人凡54家，每首之下有注釋有題解，論其人亦論其詞，有的還談到其人在詞史上的地位，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它實際上就是一部以韻文形式寫作的歷代詞史。
四夏承燾上述成就的取得，與他早年治學的目標明確與中年治學的精神專一密不可分。從溫州師范畢業后，他花了十年時間探索人生發展方向，最后得出的看法是:“自惟事功非所望，他種學問亦無能為役，惟小學及詞，稍可自勉。”(«日記»1927年10月4日)自1927年七、八月間，已決定集中精力專治詞學:“擬以四五年功夫，專精學詞，盡集古今各家詞評，匯為一編。再盡閱古今名家詞集，進退引申之。”(«日記»1927年10月4日)接著，他擬定的研究計劃有:«中國詞學史»(或«詞學批評史»)、«歷代名家詞評»«名家論詞書牘»(«日記»1927年11月11日)，而后又有«詞學史»«詞學考»«詞林續事»«詞林年表»«學詞問話»的撰寫計劃(«日記»1927年12月1日)。
十多年后，他再次提到擬以十年時間撰成«詞學史»«詞學志»«詞學考»三書，“志分人物、典籍等目”(«日記»1937年1月15日)，“«詞學考»分作家考、典籍考、樂律考(宮調音譜等等)、名物考(人物方言甲子等附)、年表等各考”(«日記»1939年2月4日)。而在上文提及«詞史»編纂的過程中，夏承燾也在不斷地思考怎樣由詞史的研究拓展到對詞學的研究。
“擬擴大詞史范圍為詞學六書，一詞史，二詞史表，三詞人行實及年譜，四詞例，五詞籍考，六詞樂考”(«日記»1939年12月22日)。這表明經過十多年的探索與思考，在夏承燾的心目中已建構起他獨特的詞學體系，即以考證之學為其詞學治學之本，內容涉及詞史、詞人、詞籍、詞樂、詞譜、詞例、詞論等領域，這就是夏承燾在傳統學術的根基上建立起來的現代詞學體系。
過去，人們常以龍榆生«研究詞學之商榷»一文之發表作為現代詞學走向成熟的標志，其實夏承燾關于詞學體系的思考及其實踐，對于推動中國詞學由傳統走向現代更具有示范意義，他的«唐宋詞人年譜»開啟了詞人譜牒系列研究的先河，他的«白石道人歌曲»研究成為唐宋詞樂研究的集大成，他的«詞例»則代表著現代唐宋詞體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詞林系年»也對傳統紀事體批評方式作了新的發展和推進。誠如吳蓓研究員所言:“現代詞學系統的建立，正以夏承燾先生以經史之術別立詞學為代表，它是在西學分科的背景影響下，以傳統學術為手段，體系騰挪、別立新科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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