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兩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帶的傳播

　　【摘要】藏彝走廊地區自古以來便是多族群交往互動的重要通道，兩漢時期日漸形成的漢文化逐漸自東向西傳播到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帶，目前學界對兩漢時期漢文化傳播的這一過程關注較少。本文擬通過史料與考古資料二重證據法以分析兩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帶的傳播及其特點。

　　【關鍵詞】兩漢時期;漢文化;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帶;傳播

　　藏彝走廊地區自古以來便是眾多族群遷徙流動的重要通道，受走廊內山脈、河流南北走向的限制，南北縱向是藏彝走廊內族群遷徙的主要趨向，此特點在兩漢時期表現得較為顯著，因而南北向的族群遷徙與互動情形頗受關注，論著豐富。與此同時，兩漢時期日益成為巴蜀地區主流與強勢文化的漢文化，逐漸自東向西傳播到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區，這一過程至東漢時期達到頂峰。然而，學術界對此東西橫向的文化傳播情狀論述闕略。

　　舉凡論及漢文化或漢人入藏彝走廊者，多始于明代，實則兩漢時期漢文化向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傳播，就其深度、廣度而論，并不遜于明清以來漢文化對該區域的影響程度，也頗能顯現出此區域復雜的族群與文化互動情形，更為全面地展現了漢文化進入藏彝走廊的圖景。本文擬依據文獻與考古資料對兩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傳播情形、原因及特點作一初步探討。

　　一、秦末至西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帶的傳播特點

　　自秦滅巴蜀至漢初，是巴蜀地區逐步被納入中原文明體系中的重要轉型階段。“從性質上看，是由一種作為獨立王國形態和民族性質的文化，向作為秦漢統一帝國內的一種地域形態和以秦漢文化為符號的中華文化的亞文化的轉化”，[1]即從文化觀念上逐漸認同自身為華夏文明的一部分，將漢文化作為巴蜀地區的主流文化。

　　本文所闡述的漢文化即指自漢初以來，為巴蜀地區普遍接受，并摻雜入巴蜀地區部分原有文化要素后逐漸形成的富有地域性色彩的漢文化。就涉及的地域范圍和人群而言，藏彝走廊東部邊緣上自涪江流域，下至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諸流域。據史書記載，漢晉時期活躍于此區域的主要族群由北而南為白馬、冉駹、笮都、邛都等西南夷人群，族屬主要為夷系和氐羌系人群。

　　兩漢時期漢文化向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傳播是漸進的，逐步深入的。依據其影響廣度、深度的變化和差異，可大致將之分作西漢與東漢兩個階段。漢初，漢政權處于調整、鞏固期，加以北方有匈奴威脅之憂，故而尚無暇顧及西南夷地區。因此，此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影響主要是以貿易形式向該區域輸入物品來實現的。

　　西漢初期，面向廣大西南夷地區的貿易活動是相當活躍的，史載“巴蜀民或竊出商賈”，這種走私活動顯然是因“笮馬、僰僮、髦牛”所帶來的豐厚利潤。當時向西南夷輸出的貨物，史書闕載，根據考古資料來看，不僅僅局限于一些生活日用品，如陶罐、四耳壺、鐘、圜底缸、銅鏡、銅釜、銅帶鉤、博山爐、漆器等，還普遍發現不少漢代初期的貨幣，[2]從呂后時期鑄造的八銖錢到文帝時的四銖半兩等。貿易活動中，貨幣的交換價值也可能已為部分藏彝走廊東緣的西南夷人群所認知。不過，貿易活動中的大宗貨物當屬鐵器。

　　西漢蜀地三處鐵器鑄造點之一的臨邛(另兩處在武陽和南安)便鄰近藏彝走廊地區，值得注意的是，《史記·貨殖列傳》中明確指出鐵器銷售對象是“椎髻之民”，大量鐵器出現在藏彝走廊地區可為明證，尤其是岷江上游地區，其鐵器數量與種類早在戰國晚期已經超過巴蜀地區，如茂汶城關石棺墓葬中，出土鐵器一百五十八件，如斧、鋤、臿、斤、削、錐、刀、勺等，均為漢墓中常見鐵器。

　　[3]從漢文化影響范圍看，西漢初期在貿易活動的推動下，漢文化已沿岷江上游向西北傳播至今茂縣、汶川一帶，并折向西至理縣;在西南方向則以今滎經嚴道古城為中心，北及蘆山，向南越過大相嶺至漢源。至漢武帝開西南夷，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列置武都郡、汶山郡、沈黎郡、越雟郡等郡縣，時稱“初郡”。對于西南夷新設的郡縣，漢政權似乎并沒有急于采取改變現狀的措施，包括將當地民族人口遷徙往外地。

　　[4]但在開辟西南夷通路過程中，漢政權迫于財政壓力，開始向西南夷地區移民，“乃募豪民田南夷”。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可能同樣迎來漢地的移民，至少是部分漢人官吏及其隨從的到來。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在沈黎郡故地設置的兩部都尉中，其中之一駐守青衣，負責管理轄區漢人，青衣縣在兩漢時期大體包括今蘆山、寶興境內的蘆山河谷與寶興河谷一帶，西漢時這里成為介于“化內”與“化外”的過渡地帶，[5]并深受漢文化的濡染。蘆山蘆陽鎮、仁家鄉、清源鄉均發現有晚至王莽時期的西漢墓葬，出土陶罐、陶釜、陶缽、銅釜、銅斧、小鐵刀、印章、貨泉等遺物。

　　[6]漢政權在西南夷地區的開拓，促使漢式物品進一步涌入藏彝走廊地區。從岷江上游的漢式陶罐、陶釜、漆器、鐵器、貨幣窖藏，到木里出土的十余件漢代鐵鏵和鑄有“蜀”字銘文的鐵鍤，鹽源發現的漢代石室墓及出土的銅量器、五銖錢、鐵削等，再到寶興磽磧雅爾撒一期后段遺址中的陶折腹缽(碗)、銅半兩、銅權等典型漢式器物，[7]漢文化的影響范圍逐步延伸到許多偏僻地區。

　　漢武帝設置郡縣以來，漢文化的傳播獲得疆域擴張的政治支持，開始擺脫主要依靠貿易活動實現漢文化傳播的局限，政權充分扮演著開拓疆域、宣示教化、傳播漢文化的作用，漢武帝時在邊郡專門設立農都尉，“主屯田殖谷”，[8]屯田成為政府在邊鄙擔負的重要職能，因此在偏遠地區發現農具也就不足為怪。政府的介入成為此后左右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繁盛與興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歸結西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傳播的特點，大致有以下兩點：一，漢文化與土著文化共存，漢文化并不占據主導地位，但是開始出現取代土著文化的傾向。漢式遺物在岷江上游主要出于石棺葬、巖墓中，[9]往往與典型石棺葬文化隨葬品如陶雙耳罐、單耳罐等共出，尚未出現純粹的典型漢式墓葬。寶興磽磧雅爾撒一期后段遺址盡管出現不少漢式器物，但仍以紅褐陶器為代表的土著文化因素為主。二，漢文化對藏彝走廊東緣的傳播存在地域局限。

　　現有的考古資料顯示，岷江上游、青衣江流域以及大相嶺以南的漢源是漢文化影響最為顯著區域，其他地區的漢文化遺存僅零星存在。概言之，西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地區的傳播力度無法與東漢相比，除因為漢政權剛剛涉足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外，西漢時期的對外政策取向也是重要的限制原因，整個西漢時期的對外政策幾乎完全是以與匈奴的關系為轉移的。

　　[10]漢武帝初開西南夷時曾不得不“罷西夷”，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是時方筑朔方以據河逐胡(指匈奴)”，無力顧及西夷事。

　　二、從考古遺存看東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帶的傳播

　　進入東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傳播進入繁榮時期，其文化滲透程度亦頗令人驚異。從文化演進的連續性看，東漢時期漢文化在此區域的繁盛顯得有些突然，與西漢之間缺乏某些銜接之處，但其材料之翔實、具體，亦足以有助于我們作更為深層次、細節化的探討。與西漢時期相似，東漢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考古資料仍以墓葬為主，不同的是，磚室墓開始普遍流行，崖墓大量出現。就范圍而言，岷江上游、青衣江流域和漢源地區仍然是主要的漢文化影響區域。以下以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東漢考古資料為剖析對象，加以細化解析，以更為清晰地認識漢文化在當地的傳播。

　　墓葬形制的轉變。戰國至西漢時期，藏彝走廊東部邊緣主要的墓葬形制為土坑墓、石棺葬，尤以石棺葬最為特殊，以石板或石塊壘砌墓室而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選材趨于規整、講究，由不規則的板巖變為經過打磨的石板，更為重要的是，東漢初期的石棺葬開始使用漢磚，或以漢磚鋪底，或以之砌壁，墓室構造更為精細。某些地區石棺葬逐漸為漢式磚室墓或崖墓所取代。以青衣江上游寶興地區為例，在隴東漢塔山發掘的六十五座戰國土坑積石墓均系小土坑墓，[11]而在同一地區的老場村發掘清理的東漢一百零三座墓中，雜有石室墓、磚室墓(墓頂仍蓋石)、磚石室墓和土坑墓，以土坑墓為多。[12]

　　在寶興趕羊溝發現的一座漢墓則純系以花紋磚砌成的磚室券拱墓。[13]至東漢中晚期，寶興北部磽磧地區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組成的磚室墓與崖墓已經與成都平原墓葬形制全然相同。[14]由此，呈現出從土坑墓到簡陋石棺墓、漢磚和石板合筑的磚石墓，再到以花紋磚砌成的磚室墓的演變歷程。東漢岷江上游的石棺墓葬同樣受到漢文化的沖擊，至中后期，驟然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花紋磚室墓。

　　隨葬品的變化。西漢時期，石棺葬與土坑墓中盡管出現漢式器物，但往往與原有的土著文化器物共存，且不占據主導地位。至東漢，墓葬內的隨葬品已幾乎與典型東漢墓葬毫無差異，其體現物除常見的漢式陶器，如陶釜、深腹罐、陶罐、陶缽等;銅器，如銅釜、銅鑊、銅洗、銅簋、各類貨幣等;鐵器，如鐵釜、鐵削、鐵劍、環首鐵刀等以及漆器外，最具特色的是搖錢樹和西漢末開始流行的陶俑、陶獸模型，這些富有時代特征的隨葬品在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漢源等地均有發現。

　　搖錢樹出現于東漢時期，魏晉以后消失，目前搖錢樹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區，尤以四川為多，具有較強的地域色彩。對于搖錢樹的內涵，學術界意見不一，[15]但不論是何種內涵，其反映的是東漢時期人們思想世界中的一種祈求情結，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墓葬中出現搖錢樹表明漢文化已經深入到人們的精神世界中。

　　陶俑作為隨葬明器最早出現在西漢末至東漢初期的墓葬中，至東漢中期，藏彝走廊東部邊緣許多地區墓葬中也多以陶俑隨葬，以內容題材為劃分標準，大致分作人物俑、家禽家畜俑、房屋陶模型，以人物俑居多。到東漢晚期，陶俑在墓葬隨葬陶器中所占的比重較大，成為主要的隨葬陶明器。

　　在陶明器中有一類較為特殊的陶俑，即陶鎮墓俑，或稱陶魌頭俑，其形象為頭著山字形冠，長舌吐露，面目猙獰，左手執斧，右手執蛇，該類陶俑發現于寶興磽磧磚室墓中。魌，古通“”，《說文》云：“，醜也。從頁，其聲。今逐疫有頭。”以此知陶魌頭俑有辟邪、厭勝之意，帶有宗教意味，當地居民將之放置墓葬中，以之驅邪祟，更可見漢文化傳播之深入。

　　東漢四川墓葬除富奢的隨葬品外，花紋磚或畫像磚亦是不可或缺的墓葬建材和裝飾物。從藏彝走廊東部邊緣東漢墓葬考古資料來看，當地居民起初使用的漢磚多為素面，延至東漢中期，逐漸以花紋磚砌墓，其紋飾、圖案形式豐富，如五銖錢幣紋、幾何圖形紋、獸形紋、菱形紋+太陽紋等。

　　更引人矚目的是畫像磚的出現，與川西平原出土的數量眾多，繪畫浮華、精美，內容繁復的畫像磚不同的是，該區域發現的畫像磚數量有限，大多具有寫實風格，畫面簡潔、樸實無華，以描繪自然風光、民間生活為主，技法上多為淺浮雕，少用線條，不及川西平原的生動、活潑。[16]在磽磧發掘的磚室墓中還發現描繪西王母、玉兔、羽人、金烏、“門吏”等形象的畫像磚，只是制作較為粗糙，所有的畫像磚畫面均為模制。喪葬作為一種文化表現形式，反映的是一種“事死如生”的精神理念，觸及的是生者的精神世界，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因此不會輕易改動，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喪葬形制、隨葬品的改變則表明漢文化在當地的傳播也觸及精神領域。

　　三、兩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帶傳播的比較分析

　　通過上文分析，我們已經大致了解東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特別是影響較深區域的傳播情狀，東漢時期漢文化在該區域的滲透程度遠遠超過西漢。究其原因大致如下：其一，漢政權治理西南夷的政策。東漢與西漢面臨的“四裔”情形有所不同，“不是面臨著來自一個聯合的、強有力的、富有侵略性的草原帝國的不斷威脅，而是與邊境內外的許多小的、分裂的但不構成麻煩的胡族群體進行的面對面的沖突”。

　　[10]這在西南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整個東漢時期充斥著邊鄙族群的叛亂與中央政權的鎮壓活動，邊鄙官吏被殺的記載比比皆是。為更好地控制眾多的邊地族群，以撫為主，剿為輔是東漢時期的基本對策。在與邊地族群發生沖突時，東漢政權大量使用其他蠻夷族群參與鎮壓，將之納入其軍事體系中，因此，這些族群與漢地政權接觸較為頻繁，不可避免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中央政權還冊封歸化的蠻夷族群首領各種職銜，并形成一定的規范。

　　藏彝走廊東緣的族群也不例外，《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東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齋黃金、牦牛毦，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奉通邑君”。蘆山縣曾出土兩方漢代官印，一為“漢叟仟長”駝鈕印，另一方可能為“漢夷土部之章”“辟邪”鈕。

　　[17]歸化的蠻夷在接受冊封的同時，也開始接受漢文化的濡染，“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18]其二，漢代官吏的作用。漢政權將儒家型的“循吏”派往邊地，其重要使命便是將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文化思想直接傳播到邊地，教化歸化的蠻夷，從文化上將之馴服。武都太守耿勛在任時，“開故道銅官，鑄作錢器，興利無極。外羌且居等，怖威悔惡，重譯乞降”。廣漢屬國侯李翊“到官鷹揚，威懷以文”。

　　修路造橋，保證前往邊地的道路暢通，也是邊吏的職責之一，如東漢建武中元二年(57年)蜀郡太守何君于滎經整修閣道，永元十二年(100年)青衣尉趙孟麟易羊竇道，延熹七年(164年)辛通達、李仲曾于蜀郡屬國重修橋梁，武都太守耿勛“修治狹道”。道路的修筑同樣有利于漢文化向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傳播;[19]漢代官吏還以“宣示漢德，威懷遠夷”作為重要政績之一，在東漢益州刺史朱輔、種暠招攬下，居于旄牛徼外的白狼、槃木等百余國先后三次歸化內屬，漢政權賜其繒帛、“甘美酒食”，以此達到“去俗歸德”的效果。

　　白狼部落中心可能在今甘孜州巴塘一帶的金沙江流域地區，[5]這也是文獻中所知漢地物品傳播入藏彝走廊最深入者。其三，人口壓力帶來的移民。秦至東漢，中原地區經歷數次戰亂紛擾，惟四川地區地處西南，較少受戰亂之苦，成為全國人口持續增長而未中斷的地區。[20]從西漢元始二年(2年)到東漢健康元年(144年)，四川人口增加將近128萬口，增長速度大大高于全國其他地區。

　　益州諸郡在戶數、口數、縣平均戶數、戶平均口數、戶口數占諸州總數比例由西漢時列于兗州、司隸、豫州、徐州、冀州之后，均躍居東漢全國首位。人口的急劇膨脹勢必造成蜀地土地的緊張。[21]西漢時，漢政權已開始有意識地采取鼓勵移民的措施，來解決某些地區人口稠密造成的土地壓力。[22]移民成為緩和土地壓力的重要手段，但當時四川地區移民的方向主要向南，在今西昌為中心的涼山地區發現大量漢代遺跡，尤其是美姑———昭覺一線發現的東漢磚室墓極多，表明該地東漢時居住著大量移民。

　　[23]部分移民也遷入藏彝走廊東部邊緣地區，大相嶺以南遍及漢源地區的磚室墓，其墓葬形制與隨葬品與漢地同類墓葬無異，應是東漢時移民遺留下來的墓葬。大相嶺以北的蘆山、滎經、寶興南部，甚至西到天全，在西漢時就已經被劃為“漢人”居住的地區。至東漢，這些地區發現眾多的磚室墓、崖墓、石闕、石棺等遺物，儼然為漢地。東漢西南邊鄙的道路建設多使用罪徒充當勞力，如《何君尊楗刻石》載“將徒治道”。[24]這些罪徒也成為當地移民的來源之一。此外，仕宦及家屬亦是移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四，改進后的農業耕作工具和技術的推廣。西南鐵礦資源豐富，故而西漢時，鐵制農具即開始逐步推廣，成為主要農具。待至東漢，鐵制農具較西漢更為普及，應用已相當廣泛，這使得深耕成為可能。當移民進入藏彝走廊地區，選擇溫和的河谷、臺地或小盆地作為定居地時，高效的鐵制農具利于移民在“土地剛鹵”的情況下進行墾荒和修筑水利工程。藏彝走廊東部邊緣的東漢墓葬中，鐵制農具是時常出現的隨葬物，包括鐵鋤、鐵鐮、鐵鍤、鐵斧、鐵犁、鐵削等。[25]其五，貿易活動與藏彝走廊東部人群入蜀地傭工。與西漢的商賈相比，東漢商賈開展貿易活動的環境更為寬松。自漢武帝始實行的鹽鐵專賣制度，在東漢時期基本未予采用，政府對商賈的限制也逐步松弛，“東漢時期總的經濟政策甚至可以說是對貿易的發展非常有幫助的”。

　　[10]商人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是追求最大的利潤回報，藏彝走廊東部盛產名馬、珍貴藥材、珍禽異獸、畜牧產品等，因而販運鹽鐵等商品到這些地區以換取土產品顯然是有利可圖的。而居住在藏彝走廊東部的族群出于生計考慮常至蜀地傭工，“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聚邑”，現存的畫像磚中經常出現椎髻之民的形象，“頭上椎髻不冠，裸脛跣足，或裸袒上身，或穿短袖上衣，下擺僅齊雙膝”，或從事釀酒業，或從事收割、舂米等農業生產，[26]這些傭工也成為漢文化向藏彝走廊東部傳播的載體。

　　東漢是漢文化急劇向藏彝走廊東部滲透、傳播的時期，與西漢不同，該時期的傳播是全方位的，涉及物質層面、精神生活，甚至是宗教領域，鋪天蓋地的漢文化促進某些地區出現漢化的傾向，如生活在岷江上游族群的首領已“頗知文書”。但總體來說，漢文化的滲透地域仍主要集中在交通沿線，如西南絲路上的青衣江流域和漢源地區，漢文化的傳播范圍與西漢時期相比，并沒有較大的拓展。

　　此外，漢文化在不同區域的傳播是不平衡的。以青衣江流域為例，蘆山、滎經、天全是漢文化在該區域內的核心地區，東漢蜀郡西部都尉府便駐扎在該地，此處已如同漢地，由此向北入寶興，沿東河而上至磽磧，該地情況已如前述，已基本漢化。但由寶興縣城沿西河而上，墓葬形制除典型東漢磚室墓外，還存在漢磚與石板合筑的石棺葬，隨葬品除漢式器物外，尚保存大量土著文化遺物，由出土的畫像磚反映，[27]畜牧業和狩獵仍是當地重要的經濟活動，此與東河磽磧的文化狀況形成巨大反差。

　　兩漢時期漢文化在藏彝走廊東部的傳播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是隨著中央政權在西南地區不斷開拓疆域而逐步深入的。當漢文化向南進入云南腹地時，向西卻受阻于藏彝走廊內南北縱向的峻嶺險川和截然不同的自然環境，而止步在東部邊緣。這一區域在此后的一千余年內一直是漢文化影響的極邊之地，因此，兩漢時期在揭開漢文化向藏彝走廊傳播序幕的同時，也大致界定了明清以前漢文化在藏彝走廊的影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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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方向論文投稿刊物：《中華文化論壇》Forum on Chinese Culture(月刊)1994年創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光大民族傳統美德、繁榮社會科學研究，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的辦刊宗旨。本刊為一本有相當理論深度、集全國眾多學者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前沿性的專業學術參考書、對于廣大文史、哲學愛好者來說，本刊又是一本內容廣泛、可讀性強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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