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魏書官氏志》的創作意圖及價值

　　摘 要：《官氏志》是魏收新創的志書，其在繼承前代《百官志》的基礎上融入了鮮卑民族的氏族發展情況，首次 將官制和姓氏合為一體，為研究北魏政權建立前后的歷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官氏志》旨在塑造北魏政權的正 統地位，其官制和氏族的書寫不僅與傳統政權的官制相銜接，而且在思想意識層面與中原正統思想保持一致。該志 不僅為研究北魏政權的官制和氏族發展提供重要的史料，也是研究鮮卑民族逐漸漢化及與周邊民族發展交融的重 要渠道。

　　關鍵詞：《魏書•官氏志》;創作意圖;價值

　　《魏書•官氏志》是《魏書》十志之一，是魏收根 據鮮卑拓跋部漢化的實際狀況而新創的體例，該志 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記載了北魏建國之前的官制 情況及建國后改革官僚制度的過程，第二部分主要 記述鮮卑拓跋部氏族變化的情況。《官氏志》首次 將氏族列于正史，這是其創新之處。氏族是否應該 列于正史，后世學者多有爭論，劉知幾認為“凡為國 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1](P68) 然 而浦起龍在注解中卻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并不 贊同劉知幾這一觀點，認為氏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 門閥制度的產物，不應列于正史。

　　后世學者多數認 為氏族不應被列于正史，因此《官氏志》是正史中唯 一一部用“志”的方式記述氏族的專篇，具有特殊的 價值，林傳甲先生就認為“魏書文體惟官氏志最 重”，[2](P130) 針對《官氏志》本身的研究并不多，大部 分都是在研究《魏書》的基礎上，對《官氏志》進行簡 單的介紹與評價，如張峰《〈魏書〉的編纂特色與史 學價值》[3] ，王志剛《試論〈魏書〉典志的歷史編纂學 價值》[4] 等。

　　胡鴻《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會及其歷史 書寫——以〈魏書•官氏志〉為中心》[5] 以《官氏志》為 中心探討了北魏初期的爵制及魏收的書寫方式。 這些著作雖然都涉及到《官氏志》，然而專門研究 《官氏志》的論著并不多見，本文試圖通過對《官氏 志》的撰述意圖及內容進行探討，以期進一步發掘其歷史的和史學的價值。

　　一、魏收及《魏書•官氏志》的創立

　　魏收(507—572)，字伯起，鉅鹿下曲陽縣(今 河北晉州市)人，生于北魏宣武皇帝正始年間，卒 于北齊后主武平年間，一生歷北魏、東魏、北齊三 朝。他追述自己的祖先為漢初的魏無知 ，①從其曾 祖父魏歆開始，家族世代為官。魏收的曾祖父魏歆 “博洽經史”。[6](P2321) 其父魏子建曾平定氐人叛亂，回 到洛陽后，累遷常侍、衛尉卿、右光祿大夫，后又 任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品行端 正，“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6](P2323) 生于官宦家 庭的魏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在自序中說自己 “年十五，頗已屬文。”

　　[6](P2323) 魏收年少時已經頗具文 采，并且喜歡騎射，后棄武專心于讀書，遂以文華 顯，“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 才。”[6](P2325) 北魏節閔帝普泰年間，魏收“遷散騎侍 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6](P2324) 這是魏收修史 的開端。東魏和北齊時，魏收曾任重要的官職，但 都兼任史職，北齊文宣皇帝天保二年，奉命編纂魏 史，這時他已經有數十年接觸魏史的經歷，也就為 他著述魏史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經驗。

　　天保五年 三月，撰成紀、傳，共110卷，十一月完成十志，創 設《釋老志》、《官氏志》。 魏收創作《官氏志》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記載官職制度有前例可循。《隋書•經 籍志》對漢代以來的官職撰述情況有詳細解說：“今 《漢書•百官表》列眾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 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 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

　　是后相因，正史表 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7](P969) 可見，班固《漢書• 百官公卿表》已有對于官制的記載，并使官制內容 在正史中有了一席之地，不過以“表”來記載官制的 時間并不長。漢末時，王隆、應劭等人認為《百官 表》不夠完備，不足以記錄官制情況。

　　在這種背景 之下《百官志》應運而生并最終取代了《百官表》。 司馬彪作《續漢書》，首創《百官志》，其后史家多有 效仿，如沈約《宋書•百官志》，蕭子顯《南齊書•百 官志》。魏收遵循已有的慣例，將官制列入《魏 書》，并以“志”的形式書寫。第二，根據實際情況 創設氏志。魏收在《前上十志啟》中表述創作《官氏 志》的原因，“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 敘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 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 心。”[6](P2331) 為什么魏收舍棄了《藝文志》而撰寫《官氏 志》?秦始皇焚書、項羽火燒秦王宮，使先秦的文 化典籍遭到嚴重的破壞。

　　漢朝建立以來，廣收散佚 的典籍。漢武帝時還設立了“寫書之官”，文獻數量 不斷增加，而且有編次錯亂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之 下，劉向父子奉命對文獻進行了整理和編纂，并撰 著《七略》，班固在此基礎之上創作了《藝文志》。反 觀北魏，北魏占有的北方自西晉以來，戰爭頻仍， 文獻數量不多，遠不如漢代浩繁，撰寫《藝文志》有 所欠缺。官制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官志書寫毋 庸置疑。“收以魏初部落之眾，最重族姓。

　　其后孝文 改代姓從華俗又多紛擾。”[8](P281) 北魏有重視族姓的傳 統，之后孝文帝又進行了姓氏的變革，這是北魏特 有的現象，于是魏收將其列入了《魏書》。魏收繼承 志書的傳統，而不固守傳統，舍棄了《漢書》中的《溝 洫志》、《藝文志》，極有卓識地根據北魏姓氏改換及 興衰存滅的實際情況將‘官’與“氏”合為一志，創立 《官氏志》，這符合劉知幾所說的“竊以國史所書，宜 述當時之事”[1](P52) 的作史原則。魏收準確地把握了 時代的重要內容，具有極強的史家自覺意識。

　　二、《魏書•官氏志》的創作意圖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頻繁，新的政權建 立以后，往往會尋求合法性的依據，以期鞏固統 治。史官作史時往往也會有此傾向，沈約的《宋 書》、蕭子顯的《南齊書》等，都有為政權服務的色彩。魏收編纂《魏書》也不例外，在書寫《官氏志》時 有意向中原文化靠攏，以證明北魏是中原先進文化 的繼承者，進而確立北魏的正統地位。 魏收在《官氏志》開頭就說明了自己作官志的 意圖“書契已外，其事蔑聞，至于羲、軒、昊、頊之 間，龍、火、鳥、人之職，頗可知矣。唐虞六十，夏 商倍之，周過三百，是為大備。

　　而秦、漢、魏、晉代 有加減，罷置盛衰，隨時適務。且國異政，家殊 俗，設官命職，何常之有。帝王為治，禮樂不相 沿;海內作家，物色非一用。其由來尚矣。”[6](P2971) 百 姓不能自己治理國家，所以需要君主管理事物，君 主不能獨斷，所以需要官員輔佐。官制法令在安定 國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沒有書契的記載，無 法了解官制的情況。官制隨著時代的變遷在不斷 地變化，官職名稱也并非完全相同。

　　如果不把官制 記載下來，那么就沒辦法讓后人了解這一時期的狀 況。同時也可以看出，設官命職由來已久，代代相 傳，盡管北魏崛起于朔北，不過“及交南夏，頗亦 改制”。[6](P2971) 北魏對官制的重視程度與中原一致， 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和發展是對中原官制的繼承和 創新。魏收的這一意圖與《后漢書•百官志》有相似 之處，“昔周公作《周官》，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 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所以故新汲 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唯 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 莽，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

　　世祖節約之制，宜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 分，以為《百官志》。”[9](P3005) 周公作《周禮》，使周朝擁 有禮樂制度，這一制度維持了周朝長盛不衰，有 《周禮》遺留下來，所以才能看到當時周朝禮樂制度 的情況。司馬彪也強調法令制度的重要性，同時也 認為官制應該載入史冊。也就是說，魏收和司馬彪 都希望通過載入史書的方式，能當時官制的相關內 容保留下來，以供后人查閱借鑒。此外，還可以發 現，司馬彪也認為官制是承襲并不斷變化的，“漢 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后嗣因循。

　　至景 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 改作……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9](P3555) 只 不過司馬彪僅把官制的繼承和發展限定在漢代，不 像魏收追述到遠古時期。司馬彪首創《百官志》，完 全是以正統王朝的視角來書寫的，魏收創作官志的 旨趣與其有相似之處，可以推論魏收贊同這一視 角，甚至可以說魏收認為北魏就是正統。 與記載官制的情況類似，記載氏族之前也有一句話追述氏族的由來。

　　“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賜 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則以家國與謚，官有世 功，則有宦族，邑亦如之。”[6](P3005) 這句話改編自《左 傳》，魯隱公八年，無駭去世，羽父請求魯隱公為無 駭賜姓，他向眾仲詢問相關情況，眾仲回答“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 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10](P10) 如果說，魏收和司馬彪作官制的旨趣只是有相似之 處，那么這句話就可以看成魏收對《左傳》的照搬， 只改動了部分的字句，其含義完全相同。

　　《左傳》既 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也是儒家經典著作，繼承《春 秋》大義。魏收直接改用了其中的內容作為《氏族 志》的開頭，說明魏收對于中原文化的認同。接下 來魏收描述北魏的情況，“魏氏本居玄朔……安帝 統國，諸部九十九姓。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 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國，各有本 部，部中別族，為內姓焉。”[6](P3005) 北魏先祖居住在偏 遠地區，賜姓氏還沒有完整的體系，安帝時已經有 了九十九姓，獻帝時，根據土地、功績有了氏、族， 這明顯符合《左傳》中賜姓命氏的記載。

　　北魏先祖 很早就認同了中原文化，并改造自己的制度，北魏 建立之后，自然也會承襲這一制度，具有濃厚的中 原色彩。北魏雖然是鮮卑族建立的，然其在發展過 程中繼承和發展了中原的文化。 《官氏志》的一個特點就是大量使用了“比”字， 將拓跋官職“比”中原官職，如“蒙養職比光祿大 夫”。 [6](P2976) 魏收以這樣的方式書寫官制，一是因為 拓跋部的官職名稱及設置有其自身的特色，用這樣 的方式便于理解拓跋族官職的具體職能。

　　二是因 為有意向中原官制靠攏。魏收用鮮卑官職比中原 官職，存在著兩種情況，第一，鮮卑官職與中原官 職并存，即兩者都確實存在。第二種情況，用來比 況的中原官職名稱是存在的，有學者認為魏收大量 使用“比”的手法，有攀附華夏之嫌，“《魏書》以一 些不存在的漢晉官名替代那些不雅觀的真實官名， 代替的結果，造就了拓拔政權從一開始就是華夏式 政權的形象。”[5]

　　也就說魏收用了“比”的手法，使北 魏的官職制度從起初就具有中原官職制度的樣貌， 有意引導讀者產生一種假象。魏收這樣做的目的 就是使拓拔政權更接近與華夏政權，也是在為北魏 尋求政權合法性的依據。“魏收強調地域差異和文 化高下是判別華夷的主要準則。”[11](P303) 北魏占據的 地區本來就是正統王朝所在之處，在地域上就具有 優勢。此外，如果在文化制度方面也繼承中原傳統，無疑更加有利于確立北魏的正統地位。

　　三、《魏書•官氏志》的價值

　　《官氏志》是魏收新創的體裁，不僅豐富了史學 的發展形式，而且對后人了解北魏鮮卑民族的歷史 發展進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保留了鮮卑的 發展狀況，同時保存了同時期其它部落的資料。

　　(一)研究北魏政權官制和氏族發展的重要史 料

　　《魏書•官氏志》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記載北魏的 官制、姓氏，這就使得《官氏志》成為研究北魏官制 和氏族必須要參考的史料。《官氏志》中對于官制的 記載十分詳細，設置的時間、名稱、品級均記錄在 冊，不管是對北魏整個官職制度的的研究還是某一 官職的研究都大量使用了《官氏志》里的相關內容。 《官氏志》中雖然詳細列出了官職，但是有些官職見 于紀、傳，卻不見《官氏志》，有些官職名稱還有些 許的不同，這就為北魏官職的考釋提供了資料，隨 著北魏碑刻的出土，出現了文本與碑刻互相印證的 研究，如張慶捷、郭春梅的《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 見拓跋職官初探》。北魏官制的研究已經充分意識 到了《官氏志》中官職的價值，在此不再贅述。

　　《官氏志》中除了對官職的記載之外，還記載了 北魏時期的爵位制度，據統計，直接有“爵”字眼的 共有 10 處，其中 2 處為“光爵”，“光爵”為官職名 稱，也就是說有8處與爵位相關，最早的一條為道 武帝“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吏部郎鄧淵典官制，立 爵品。”[6](P2972) 道武帝令鄧淵制定官制和爵位制，這 就說明北魏建立初期，實行官制與爵位并行的制 度。下一條出現于道武帝天賜元年九月，對爵制進 行了調整，把原來的五等之爵分為王、公、侯、子四 個品級，同時對這四個品級的授予進行了調整，只 有皇子和上勛者才有資格被封為王，其余有爵位者 依次下調一個等級，王爵之所有等級中最高的一 級，這一調整就使得與皇帝有密切關系的人具有顯 赫的地位，即使是宗室子弟也不能與之平起平坐， 這無疑有益于皇權的加強。

　　之后相關的記載也是不 斷調整爵制的過程，可以看出明顯的趨勢，爵位的 賜封越來越嚴格，看重實際的能力，孝文帝延興二 年下詔“非功無以受爵……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 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襲。”[6](P2975) 沒有功勞的人不能授予爵位，假爵也不能世襲，這 樣就有效地控制了獲得爵位的人數。最后一條記 錄出現于太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 而已。”[6](P2976) 北魏舊制，以勳賜官爵的人，其子孫 可以承襲軍號，這一改革之后，“使授予爵位與將軍號分離，封授諸王加拜將軍號的制度也就同時取 消了。”[12]

　　另有其它無“爵”字，但與爵位相關的語 句，“十二月，詔始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 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 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借立典師，職比家丞，總 統群吏。”[6](P2974) 從中可以窺見王、公分為不同的等 級，王分為大郡王、次郡王，公分為上郡公、次郡 公，而侯、子沒有再次分等級。這就為研究北魏的 爵位提供了相關的資料。 《官氏志》后半部分為氏族專篇，也是正史中獨 一無二的姓氏專志，其中記載了118個姓氏，先寫 明鮮卑舊姓，每一姓后寫明改姓后的漢姓，一一對 照，十分便于檢索。

　　《官氏志》保留的北魏姓氏不僅 為研究北魏漢化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且有益于探 討具體姓氏的變化，這方面的價值也早已被學者關 注和發現，對姓氏的考釋研究較多，最為著名的當 屬姚薇元先生的《北朝胡姓考》，這本書大量參考了 《官氏志》中的相關記載，詳細考訂了北朝時期的胡 姓。為研究氏族提供資料是《官氏志》明顯的價值， 除此之外還有其它方面的價值。

　　從《官氏志》中可以看出拓跋族發展的過程。 拓跋部原是鮮卑的一支，后來遷往遼西，發展壯 大。安帝統國時，諸部共有九十九姓，獻帝時“七 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6](P3006) 這七 族和獻帝本族及其叔父的兩族，共十族，構成拓跋 部的核心族群，也是拓跋部十姓的由來。隨著拓跋 部力量的增長，實力的增強，不斷有新的部族加 入，“神元皇帝時，余部諸姓內入者，丘穆陵氏，后 改為穆氏……”[6](P3005) 神元皇帝力微時期，又有其它 部族并入了拓拔族，《官氏志》中記載了 76 個新入 的氏。另有四方部落的35氏，“四方諸部三十五氏 是與拓跋部有同盟關系的氏族，道武帝時終于歸屬 于拓跋部國家，為新加入的氏族。”[13]

　　道武帝時期這 四方諸部最終成為編民，由此可以看出拓跋族早期 在不斷地發展、兼并、擴大，它不僅僅包括拓跋本 部，也包含著其它并入的族群，由單一的族群逐漸 發展為多元化的族群。 《官氏志》也為研究拓跋族以外的部落提供了 資料。姓氏出現的時間非常早，在母系氏族時期就 已經出現了姓氏，不過早期姓與氏代表著不同的含 義。“姓則表其所由生，氏則記族所由出。”[6](P3005) 姓 代表了個人的血緣關系，氏則代表了宗族關系，三 代之后，姓和氏合二為一，具有了雙重含義，漢代 時普通民眾多使用單姓。

　　少數民族多使用復姓、三字姓，“在中國古代，以部落或國名為姓氏的例子 極多。”[14] 這里的國通常指的是某一個部落，所以 《官氏志》當中記載的部分姓氏很有可能代表的是 某個部落，而不單單只是姓氏，由拓跋部發展的過 程可以推斷這些部落也不僅僅是鮮卑部落，還包括 其它民族的部落。“破多羅本部落之名，即魏書太祖 紀之破多蘭部也。”[15](P200《) 官氏志》記載破多羅氏后 來改為潘氏。

　　破多羅原本是鮮卑的別種，后來被拓 跋部打敗，納入到了拓跋部，拓跋與破多羅氏同屬 于鮮卑，這些記載無疑為研究鮮卑的聚散提供了資 料。除此之外，還記述了許多鮮卑以外的部落姓 氏，如解枇氏、齊斤氏、獨孤氏、須卜氏、宇文氏 等，“解枇氏即解批氏，齊斤氏即異奇斤氏，都是加 入到拓跋部落聯盟中的高車部落。”[16](P64) 這兩個姓氏屬于高車部落，而須卜氏、宇文氏 則屬于匈奴部落。

　　《后漢書•南匈奴列傳》載：“單于 姓虛連題。異性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 四姓。”[9](P2944) 須卜氏后來改稱卜氏。獨孤氏出自劉 氏，后經幾代的變遷，被封為谷蠡王，號獨孤部， 后來又并入到了鮮卑部落，改稱陸。② 關于宇文 氏，《魏書》當中有相關的記載，“宇文忠之，河南洛 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后入居代 郡。”[6](P1795) 宇文部原是匈奴的別屬，后來入代郡。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雖然《官氏志》只是簡單地記 載，在哪個皇帝在位期間，有哪些氏族并入，后改 為什么漢姓，但也保留了這些氏族部落的相關信 息，為研究這些部落提供了佐證。

　　(二)體現了北魏鮮卑政權漢化的歷史進程 漢化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封建化和門閥化，“《官氏 志》……是反映北魏統治封建化、門閥化的重要文 獻。”[17(] P232) 官制的改革最能體現鮮卑族封建化的過 程，即從一個具有部落性質的官制逐漸發展成高度 集權的官制。《魏書•官氏志》明顯地表達出鮮卑逐 漸漢化的軌跡，有學者講到：“《官氏志》的前后兩部 分，內容上雖各有側重，但其認同中原傳統，表現 漢化進程的旨趣卻是一致的。”[4]

　　北魏最為人所知的 官制改革當屬孝文帝時期的改革，由于其影響力巨 大，以至于造成一種只有孝文帝進行官制改革的錯 覺，實際上官制變化很早就出現了，“及交好南夏， 頗亦改創。”[6](P2971《) 官氏志》傳遞出這樣的歷史信息， 即北魏原本的政權范圍在北方，也有自己的官制， 但是和中原接觸之后，開始改創官制，《官氏志》記 載了這種漸次改進的過程，這一過程大概經過了三 個階段才完成的。

　　第一階段拓跋族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官制， 《官氏志》中并沒有記載最初設置官制的具體內容， 但是從一些語句中可以窺見一二。“初，帝欲法古純 質，每于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之周身， 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云鳥之義。”[6](P2973) 這 里的帝指的是道武帝，他最初制定官號的時候，想 要按照古法來制定，也就是依照拓拔族的習俗和需 要來制定官制，可見拓跋族最初建立官制時具有濃 厚的民族色彩。

　　第二階段保留自身特色，仿照晉制 設立官職。這一階段以部落行政機構為主，并建立 具有晉制官名的官職，“這樣的官制，其名稱雖有一 些同于晉制，但并沒有封建官制的實質內容。”[18](P294) 只是模仿了表面的官職名稱還沒有改革實質職 能。最后一階段是高度漢化的官制。

　　在前兩個階 段的基礎上，孝文帝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鮮卑 官制基本被中原官制所代替。孝文帝改革之后，一 些具有鮮卑特色的制度被廢除，內行官系統③北魏 建國時就存在，昭成皇帝時期設置內侍長四人，據 嚴耀中先生的統計，文獻可見的擔任內行長、內三 郎等職位的共有 44 人，而漢人擔任這些職務的只 有3人，這些職位絕大多數由鮮卑族擔任，這顯然 有排斥漢族的意味。

　　《官氏志》中記載的內行官并不 多，但是也記載了“內侍長”、“內署令”、“內部幢 將”等官職名稱，但是這些官職名稱在太和二十三 年的官制改革之后，此種名稱均不見記載。廢除具 有民族歧視意味的官職制度，顯然更有利于吸收漢 人為北魏政權服務，也顯示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融 合和發展。 南北朝時期的門閥研究，很多集中于南朝而忽 略北朝，但是從《官氏志》中也可以窺見門閥之風對 北魏的影響。

　　首先表現在官員的選拔上。昭成皇 帝之時設置了近侍的職位，“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 良家子弟儀貌端莊，機辯才干者應選。”[6](P2971) 從高門 豪族之中選擇有才干的子弟擔任近侍，不考慮地位 較低的人。昭成皇帝是北魏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 的祖父，也就是說在北魏正式建立之前，門閥就已 經影響到了官職的任命，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北魏 始祖神元皇帝時，就派遣其子文皇帝到魏“且觀風 土”[6](P4) 文皇帝回國之后，很有可能將魏實行的制度 用于治理國家，到昭成皇帝時，一方面是受到殘余 的原始宗法氏族的影響，另一方面可能是門閥產生 的作用。

　　其次表現在氏族的厘定上。在孝文帝當 政之前，漢化就已經開始，也有不少中原人為拓跋 政權服務，中原人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往往能夠幫助統治者加強管理，這顯然會損害到部分鮮卑貴族 的利益，統治階層之中還有其他非鮮卑族的官員， 彼此間的沖突顯然不利于鮮卑政權的進一步發 展。

　　孝文帝遷都之后，脫離了舊勢力盤踞的平城， 遷到洛陽的貴族也必然面臨與漢族高門貴族接觸 的局面，民族隔閡同樣不利于北魏的統治。孝文帝 企圖消除統治集團內的這種隔閡，將鮮卑貴族門閥 化，企圖以這樣的方式拉近民族間的距離。太和十 九年下詔“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 皆太祖已降，勛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熱可知者， 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6](P3014) 將太祖 以來功勛卓著的鮮卑八姓定為高等，與四姓享有同 樣的權力，這四姓主要是漢族。

　　除了四姓、八姓之外，其它宗族按照先祖的官職地位分別列入姓和 族，五世之外的不在此列。“一般本族人民被排斥在 姓族之外，他們和本同一源的貴族分割開了，成為 編戶與庶姓。”[19] 經過氏族的量定，鮮卑內部也存在 著高門和寒門，擁有各自的譜狀，氏族高下一旦確 定，官制地位與婚姻也隨之確定，這與南朝的狀況 別無二致，甚至更嚴格，南朝并沒有以皇帝詔書的 方式規定氏族的高低。

　　到世宗朝時，仍有姓族爭論 發生，又進行了第二次的厘定，以解決紛爭，在一 定程度上，鞏固了門閥制度。 無論是官制的改革還是氏族的厘定，都體現了 鮮卑拓拔族不斷漢化的進程，但并不意味著拓拔族 拋棄了所有鮮卑的習俗，也并不意味著鮮卑創造的 某些制度是落后的，“前世職次皆無叢品，魏氏始 置之，亦一代之別制也。”[6](P3003) 北魏將官階分為正、 從，如正一品、從一品，這一制度為北魏創設，且為唐朝所沿用。

　　歷史論文投稿刊物：《歷史研究》(HistoricalResearch)雜志創刊于195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綜合性史學期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專業學術期刊，國際標準刊號：ISSN0459-1909，國內統一刊號：CN11-1213/K，郵發代號：2-77。

　　各民族在接觸碰撞之間產生了新 的有益于繼續發展的因素，“北方少數民族的部落 制度與華夏制度的劇烈碰撞，最終在北方地區激發 出了新的變遷動力和演進契機，交替‘胡化’和‘漢 化’孕育出了強勁的官僚制化運動，他扭轉了魏晉 以來的帝國頹勢，并構成了走出門閥士族統治、通 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國的歷史出口。”[20](P131) 綜上，《魏書•官氏志》是北魏發展過程中特殊 政治文化的產物，是基于時代背景下的史學敘事方 式，反映了魏收把握時代特征的自覺意識。

　　從《官氏志》中可以看出魏收對于中原文化的認同，他在書寫過程中有意靠近中原文化，并運用了“比”的手 法，將鮮卑官職與中原官職掛鉤，造就拓跋政權是 中原制度和文化繼承者的形象，達到為拓跋政權尋 求正統地位依據的目的。作為民族史專志，該志不僅保留了拓跋政權的官制和氏族資料，而且體現了 其發展、變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伴隨著與其它民族 間的交流和碰撞，同時體現了拓跋部逐漸漢化的過程，是研究鮮卑拓跋部漢化及與周邊民族發展交融的重要史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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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宵宵 , 胡祥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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