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2020年是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社會發展的底線思維，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以精準扶貧理念引領脫貧攻堅工作，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提供了行動指南
摘要：2020年是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社會發展的底線思維，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以“精準扶貧”理念引領脫貧攻堅工作，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提供了行動指南和根本遵循。 在后脫貧時代，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勇氣、更精準的思路舉措、更扎實的工作作風，堅決啃下脫貧攻堅最后的“硬骨頭”，不斷鞏固脫貧成果，乘勢而上探索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為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積極貢獻。
關鍵詞：反貧困事業; 精準方略; 脫貧攻堅; 相對貧困; 鄉村振興
反貧困事業是關乎人心向背、國家政權穩固的大問題。 2013年，習近平同志堅持社會發展的底線思維，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用“精準扶貧”方略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短板的重要部署，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共同構建扶貧工作大格局，使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實現全國94 43%以上的貧困人口脫貧，93 75%以上的貧困縣摘帽，踐行了黨的初心和使命，凸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色優勢，創造了全球反貧困事業的奇跡。 當前，我國脫貧攻堅工作到了最后沖刺階段，全面脫貧任務依然艱巨。
及時分析我國“精準”方略下的扶貧制度安排、創新舉措和問題挑戰，認真研究后脫貧時代與全面鄉村振興的銜接問題，不僅是啃下扶貧工作最后的“硬骨頭”，消除絕對貧困的現實需要，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1]27的必然要求。
一、新時代中國反貧困事業的邏輯生成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 ”[2]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百年發展史就是帶領廣大人民脫貧致富的奮斗史，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讓貧困人口全面脫貧，是踐行黨的初心使命、讓全體人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新時代堅持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創新理論
追求幸福生活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自然需求。 馬克思指出，美好的社會是“在保證社會勞動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地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3]，這將是“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4]。 恩格斯結合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張，闡明在社會主義社會應該“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5]。
可見，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個理想和奮斗目標就是建立一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社會。 當然，“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科學內涵是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社會關系的日益豐富會不斷發展的，而受特定歷史條件下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一實現過程必然是現實性、階段性發展的統一過程。 同時，由于人是處于社會中的個人，馬克思恩格斯在這里所強調的“人”，不是某一特殊群體，而是無差別的“所有人”，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實現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因此，這個目標的實現更是一個“個體和整體”雙向互動過程。
物質基礎保障是“人的自由發展” 的基本前提。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以讓所有中國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為己任，圍繞擺脫貧困、提升“每個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進行了長期奮斗。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反貧困工作，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改善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水平、促進貧困地區文化教育發展，努力使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惠及全體人民，從“救濟式扶貧”到“開發式扶貧”再到“精準扶貧”，我國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末的30 7%(1984年貧困標準)降至當前的0 6%(2010年貧困標準)，探索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扶貧開發道路。 在我國現存的貧困人口中，因病、因教、因老、因殘、因災、因居住環境不適生存等各種致貧因素有很多，但更多的是因缺少發展機會導致的“機會致貧”。
新時代我國反貧困事業堅持“精準”方略，針對影響“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中的“短板”——貧困群體、弱勢方面，強調扶貧對象的精準識別、致貧原因的精準化分析、扶貧資源的精準化配置、扶貧方法的精細化管理，做到了“對癥下藥、靶向治療”，在消除絕對貧困的同時，讓廣大人民實現了有尊嚴的高質量脫貧。 實踐證明，“精準扶貧”方略是打贏新時代中國扶貧攻堅戰、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行動指南。
(二)新時代堅持社會主義本質的應有之義
“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 17-18世紀，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迅速發展，極大地推動了西方世界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 對此，馬克思曾評價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6]。 然而，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也帶來了兩個階級的對立，即擁有全部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和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之間的兩極分化，而貧富分化導致廣大人民群眾不能夠公平地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使可能性的商品生產過剩變為現實中的相對過剩，進而導致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
對此，從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把共同富裕作為一個基本目標，強調要實現所有人的權利平等、共同富裕和社會公正，反映了底層群眾對資本主義社會各種不公正現象的抗爭和對美好社會的向往。 恩格斯指出：“在每一個人的意識或感覺中都存在著這樣的原理，他們是顛撲不破的原則，是整個歷史發展的結果……例如，每個人都追求幸福。 ”[7]這其中就蘊含著消除貧困與促進發展的理論精髓。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實現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重要路線方針。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史，其本質上就是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的奮斗史。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實現社會主義貧有所扶、弱有所扶的目標，為解決新時代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指明了方向。
新時代的脫貧攻堅工作就是要著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使廣大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 根據城鄉居民收入分布結構，農民是低收入群體的主體，讓處于收入分配金字塔結構里最底層的廣大農村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確保低收入者的收入以最快速度增長，既是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庫顯示，實施“精準”方略以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2年的8389元增至2019年的16021元，年均增長9 68%，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人均純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長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 17%。 農村居民尤其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長使得9000多萬貧困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狀態，不僅為消除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全人類的反貧困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
(三)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
長久以來，“小康”一直都是中華民族對“美好生活”向往，對理想社會期待的形象表達。 儒家的民本、仁政、大同思想以及墨家的兼愛思想都蘊藏著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平衡普惠的美好希冀。 “小康”是對發展水平的要求，“全面”是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持續性的體現。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關鍵一步”，而消除絕對貧困，則是邁好這一“關鍵一步”的“關鍵一躍”。 習近平強調：“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8]
讓廣大農村貧困人口全部擺脫貧困的羈絆，與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我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底線任務，也只有勇于擔當、深入到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中去，針對致貧原因精準施策，才能啃下脫貧攻堅的“硬骨頭”，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更好地鼓舞全體人民積極投身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去。
決勝脫貧攻堅，實現全面小康，必須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斗爭精神。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把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一，注重補齊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脫貧這塊“短板”，從加強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培育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發展能力、促進發展機會均等化、完善發展的基礎設施環節等入手，面對艱巨繁重的脫貧攻堅任務，不畏艱險、敢于斗爭，持續向貧困宣戰，加大扶貧投入、創新扶貧方式，保障貧困群眾真脫貧、穩脫貧，讓“全面小康路上一個也不能少”的承諾徹底變成現實，使貧困人口大幅減少，貧困群眾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農村貧困地區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至30%，貧困地區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
最新發布的《中國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監測報告2019》對涵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文化建設、生態環境、城市治理等多項指標的監測結果顯示，自2012年起，我國全面小康指數連續7年上升，到2018年達到99 18，“精準”方略為完美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堅定了信心，增強了斗志。
二、新時代中國反貧困事業的特色經驗
反貧困，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難題和重大任務。 黨和政府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始終把反貧困工作擺在更加顯著的位置，通過大規模扶貧開發，使數億農村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成為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發展目標的國家。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減貧路上繼續攻堅克難，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基本方略，打破了扶貧效果邊際遞減的現象，實現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到2019年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 2%降至0 6%，連續7年每年減貧1000萬人，探索出了一條符合實際、富有成效的特色脫貧道路，開創了新時代中國特色反貧困事業的新局面，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減貧工作提供了中國智慧和方案。
(一)堅持黨的領導，扶貧真抓實干
我國反貧困事業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都得益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顯著優勢，得益于充分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 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扶貧開發工作，把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來抓，充分調動全體黨員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新性，在具體工作上“想作為、敢作為、善作為”，推動了脫貧攻堅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第一，抓住了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 習近平強調：“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多到農村地區去，多到貧困地區去，把扶貧開發工作抓緊抓緊再抓緊，做實做實再做實。 ”[9]在扶貧工作中，強化對領導干部的教育，腳踏實地、真抓實干，使“關鍵少數”引領絕大多數，勇于擔當責任、敢于直面矛盾、善于解決問題，形成上行下效的“頭雁”效應，才能做到“真扶貧”“扶真貧”。 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強化黨政一把手總負責，是秉持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把握好方向、謀劃好全局，做到“目標明確、任務明確、責任明確、舉措明確”的必然要求，也是按照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原則要求調動各級黨員干部群眾積極投身于扶貧開發工作的關鍵舉措。
第二，抓住了基層隊伍這個“關鍵基礎”。 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基層黨員隊伍是基礎，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真正貫徹到基層、落實到基層，美好藍圖就會變成現實。 習近平強調：“要把扶貧開發同基層組織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抓好以村黨組織為核心的村級組織配套建設……真正把基層黨組織建成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堅強戰斗堡壘。 ”[10]在扶貧工作中，我們創新了干部駐村幫扶工作機制，按照責任到人的要求，在建檔立卡、規劃制定、資源引進、項目實施、資金籌措等方面突出了從省到鄉四級干部隊伍駐村幫扶的作用，幫助扶貧對象真正脫貧。 實踐證明，基層組織是落實黨的任務的工作支撐，是黨密切聯系群眾的橋梁支撐，是整個扶貧工作的架構支撐。
第三，抓住了黨的建設這個“關鍵核心”。 我國脫貧攻堅工作的關鍵核心就是將黨的建設作為脫貧攻堅中的重要抓手，在扶貧實踐中強化組織保證，將黨的組織優勢轉化為脫貧制勝優勢，把“三嚴三實”作為黨員干部為官為民的根本要求，真抓實干為貧困群眾辦實事、解難事，提升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與戰斗力。
心無百姓莫為“官”，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把扶貧主戰場作為發現、培養和選拔干部的大舞臺，選拔年輕基層黨支部書記、黨員干部深入一線，累計共派出25 5萬個駐村工作隊，290多萬名“第一書記”或駐村干部扎根基層。 這些優秀黨員干部在扶貧工作中敢于擔當、勇于作為，以務實的作風、優異的成績回報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二)抓住“精準”核心，確保扶貧實效
脫貧攻堅蠻干不行，必須實事求是、扎實推進。 堅持實事求是、找準貧困對象、弄清致貧原因、量體裁衣精準施策、責任監管精準考核，是我們脫貧攻堅工作取得突出成效的重要經驗。 習近平強調，扶貧“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11]。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關鍵在把握精準要義、念好精準“真經”、做好精準文章。 圍繞“精準”的核心理念，習近平提出了包括“扶貧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措施到戶、因村派人和脫貧成效”等六個方面“精準”要求，把扶貧工作推向縱深，力戒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等現象。
“六個精準”覆蓋了脫貧攻堅的全流程，通過找到“貧根”，因人因地制宜，對“癥”靶向治療，找準發展致富的“命脈”精準發力，有效解決了以往扶貧工作中出現的底數不清、情況不明、政策缺乏針對性、扶貧資金與項目指向不準等突出問題，確保了脫貧攻堅的實效。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強調要從貧困治理的全流程出發，通過實施“五個一批”工程對癥下藥、拔除窮根，將扶貧“扶到根上扶到點上”：通過“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授之以漁，為貧困群眾增強致富“造血”功能; 通過“易地搬遷脫貧一批”挪出窮窩，斬斷“一方水土不養一方人”的窮根; 通過“生態補償脫貧一批”就地轉業，解決“環境美好的貧困”問題; 通過“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筑牢根基，徹底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通過“低保政策兜底脫貧一批”堅守底線，保證困難群眾一個不掉隊。
“五個一批”為基層的扶貧開發實踐明確了規定動作、有效方法，是啃下扶貧“硬骨頭”、實現“逐戶銷號，脫貧到人”目標的行動核心。 六個“精準”要求和“五個一批”體現了脫貧攻堅的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的有機結合，以務實、高效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實現了扶貧投入產出效率最大化，是新時代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制勝利器和重要法寶。
(三)突出制度優勢，構建大扶貧格局
“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1]3，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扶貧不僅要靠政府發力，同時還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參與。 我國的脫貧攻堅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注重構建多方參與、政策協同、措施多元的扶貧大格局，把脫貧的內生動力與外在動力相結合，匯聚起了全國上下齊心協力脫貧攻堅的強大合力。
注重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是激發內生動力、實現長效脫貧的根本舉措。 扶貧先扶志，扶志必扶智。 意識貧困和思路貧困等“頭腦中的貧困”是導致一些貧困人口形成“不敢脫貧、不想脫貧、不愿脫貧”的思維定式的重要原因。 扶志，就是扶的信心、扶的精神、扶的志氣，幫助貧困人口擺脫思想上和觀念上的束縛和障礙，摒棄“等、靠、要”的觀念，增強脫貧內生動力。 扶智，就是扶的教育，扶的智慧，是擺脫精神貧困，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從根本上提高貧困群眾致富技能，實現長效脫貧的治本之策。
東西部地區扶貧協作和對口幫扶，是先富帶動后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大戰略。 通過產業合作加強優勢互補，東部地區的一些高新技術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西部地區，在提升西部自我創新發展能力的同時也實現了勞動力的就地轉化，形成了國內升級版“雁形”產業梯隊; 通過組織勞務協作，強化定向培訓，確保精準對接，提高了勞務輸出的組織化程度，開通了勞務協作的“直通車”; 通過加強人才支援工作，把東部地區的人才、技術和管理經驗等要素傳遞到西部，打造了“孔雀西北飛”的新時代人才幫扶架構; 通過加大資金支持和對口支援財政，在培育壯大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產業、改善貧困群眾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方面，實現了“物盡其用、財盡其力”; 通過動員社會參與，依托東部的民營經濟、社會組織、電商平臺等開展各種形式的扶貧活動，唱響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協奏曲”。
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互為補充，是凝聚各方力量，構建政府、市場和社會“三位一體”扶貧主體的現實抓手。 政府是扶貧開發的核心主體，市場與社會是扶貧開發的重要參與主體，也是主要的補充力量。 通過政府積極提供便利的營商環境和財稅政策優惠舉措，吸引各類資源要素向貧困地區配置、各類市場主體到貧困地區投資興業、各種部門和平臺投身于公益扶貧行動，實現了政府與市場的優勢互補、有效銜接和資源配置的最大化，體現了政府與社會的協同發力與和諧共進。
三、后脫貧時代的三大攻堅任務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充分發揮“舉全黨全社會之力”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精準”為方略，以“實干”為品格，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廣度取得了世所罕見的成就和影響，譜寫了人類反貧困事業的新篇章。 今年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脫貧攻堅工作到了最后的決定性勝利階段。 在后脫貧時代，面對身處“貧中之貧、困中之困”的500多萬貧困群眾，我們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勇氣、更精準的思路舉措、更扎實的工作作風，堅決啃下脫貧攻堅最后的“硬骨頭”，不斷鞏固脫貧成果，乘勢而上探索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為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推進農村治理現代化做出積極貢獻。
(一)以“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的干勁，確保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
當前，我國脫貧攻堅工作已經到了“攻堅拔寨的沖刺期”，現有尚未脫貧摘帽的貧困縣和貧困村集中于新疆、四川、云南、甘肅、廣西、貴州、寧夏7個西部和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地的52個縣的2707個村，其中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村占到37 86%，是典型的多年未啃下的“硬骨頭”。 針對這些困難群眾，需要聚焦其深度致貧原因，分類分策，研究脫貧方法“再精準”，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工作作風，以“不獲全勝絕不收兵”的干勁，確保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
第一，對生態環境較為優良、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民族特色鮮明、勞動資源充足的地區，積極引入社會資本，充分挖掘、發展當地民族特色產業和旅游業，實現就地轉移剩余勞動力。 第二，對農業生產條件惡劣、居住人口較為分散、交通極度不便的地區，加快推進異地搬遷步伐，并廣泛動員社會企業提供更多對口幫扶性就業崗位等措施，著力解決搬遷群眾“進城上樓”后的穩定的收入問題。
第三，對生態特別重要和脆弱的地區，通過探索發展生態產業，提高生態補償轉移支付標準，提供更多生態工程建設崗位、生態公益性崗位等措施，破解“美麗的貧困”難題。 第四，加大教育扶貧投入力度，抓牢抓實基礎教育“扶智”工程，確保貧困家庭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入學“一個都不能少”; 做好農業技術教育、技術培訓與少數民族普通話推廣力度，培養有文化、懂技能、會經營的新型農民。
第五，加大政府轉移支付力度，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效能，在人口密度分散的少數民族和邊疆地區，要健全覆蓋醫療保障、危房改造、飲水安全等在內的基本生活安全保障網，提高基本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 第六，守住底線，確保兜底政策“兜得住、兜得牢”，尤其針對剩余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占比45 7%的老年人、患病者、殘疾人等部分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特殊群體，要充分考慮到近年物價水平變動造成的影響，探討適時提高低保和生活補貼標準的可行性，保證各種資金和補貼及時發放到位。
(二) 充分發揚“釘釘子”精神，著力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脫貧攻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受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一些外出務工人員出行受限、農產品銷售渠道不暢和部分扶貧工程項目進展放緩等問題較為突出。 在已脫貧的地區和人口中，有些產業的獨特優勢不夠明顯，同質化嚴重，市場競爭力不強，也給企業用工需求帶來不確定性影響，有的地方政策性扶貧比重較高，貧困群眾后續可持續性收入增長能力不強，有的貧困家庭遭遇突然變故，因病、因災致貧返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也使得已脫貧人口仍然存在一定的返貧風險。 脫貧攻堅不是一時之計，不是一場“運動戰”，必須發揚“釘釘子”精神，久久為功，持之以恒，堅決防止因后續政策支持不足返貧或因病因傷返貧等問題，徹底改善貧困地區落后面貌，持續鞏固脫貧成果。
第一，建立健全脫貧動態監測預警、疏通反饋和預防返貧幫扶機制。 實時追蹤記錄脫貧對象的收入變動情況，對收入在脫貧邊緣線上的家庭、患病和殘疾人家庭等返貧風險高的特殊群體予以格外關注，通過盡早干預、多渠道幫扶，有效切實防止脫貧后再返貧。
第二，加快培育發展優勢產業和特色品牌，提高扶貧地區產品市場競爭力，穩定產業扶貧對帶動就業、增加收入的持續效應。 第三，利用各種平臺和渠道積極開展消費扶貧行動，通過廣播電視傳媒、電商平臺、新媒體、直播平臺等多種途徑，有序組織產銷對接，大力拓展扶貧產品的銷售渠道。 第四，加大易地扶貧搬遷的后續扶持力度，通過政府和社會多方聯動，提供更多公益性就業崗位，吸納貧困勞動力就近就業，增加經濟來源，減少貧困群眾搬遷后因生活成本增加帶來的負擔。
第五，內向發力，打好貧困勞動力增收的就業、創業“組合拳”，通過提供扶貧專項補貼、提供優惠小額信用貸款、技能培訓等方式鼓勵有條件的貧困勞動力自主創業，增強脫貧內生動力。 第六，進一步做好扶貧工作監管考核工作，建立和完善部門、行業扶貧責任考核機制和綜合性扶貧績效考評辦法，有效解決“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等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
(三) 探索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全面實現鄉村振興
反貧困事業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圍繞后脫貧時代的目標任務，提出要“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開啟了從局部“脫貧”到全面“致富”，從精準發力“補齊發展短板”到標本兼治“實現鄉村振興”的思路轉變。 解決相對貧困，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也是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必然要求。 “相對貧困”，不應該單指某個具體的經濟方面指標的增長，而是一個相對的綜合性概念，其內涵更加豐富，動態變化性更強，解決相對貧困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而是要推進城鄉融合，全面實現鄉村振興，不斷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第一，統籌城鄉產業融合發展。 通過利用農村特色資源發展現代農業、鄉村旅游業等方式，打造農村特色經濟，實現城鄉產業的優勢互補，多渠道拓展農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源，穩步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 第二，優化城鄉要素合理配置。
通過進一步降低土地流轉成本，提高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程度; 通過戶籍改革措施和財政獎勵政策引導人才在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讓農村人口“進得城”“留得下”，讓高層次人才“下基層”“不愿走”，解決農村人才匱乏問題; 通過加大政府涉農資金支持投入、積極撬動社會資本參與，實現農業、人才和資本三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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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通過“筑巢引鳳”工程，改善辦學基本條件、引進優質師資，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實現城鄉教育公平; 通過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政策、加快鄉村醫生培養等進一步提升農村公共衛生供給能力和水平; 通過完善農村基礎設施、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等措施，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城鄉基本權益均等化，實現“人人共享、普遍受益”。 第四，大力發展鄉風文明，打造社會主義新農村。 通過守護好、傳承好優秀鄉土文化，進一步豐富農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既要發展經濟邁上致富路，也要保護好綠水青山，記得住“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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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超林,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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