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郁達夫的小說《沉淪》書寫了在傳統與現代文化觀念的沖突碰撞下，主人公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間激烈的斗爭，從性本能的覺醒到最后死本能頂替生本能主導了人格，主人公展現了沉淪與掙扎的倫理心態。 在新舊價值體系交互的時代背景下，小說對青年人樹立正確
摘 要：郁達夫的小說《沉淪》書寫了在傳統與現代文化觀念的沖突碰撞下，主人公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間激烈的斗爭，從性本能的覺醒到最后死本能頂替生本能主導了人格，主人公展現了沉淪與掙扎的倫理心態。 在新舊價值體系交互的時代背景下，小說對青年人樹立正確、穩定、民主的價值體系，重建有信仰的人生觀，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倫理心理; 《沉淪》; 郁達夫; 性本能; 人格理論
郁達夫的《沉淪》是帶有強烈時代氣息和濃厚個人色彩的“自敘體”小說，是由欲望滋生到壓抑再到沉淪不斷變化的過程。 它不僅是郁達夫先生自我意志的展現，更是他對自己靈魂的剖析和解讀。 他把自己在日本留學期間內心的掙扎和彷徨在小說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沉淪》主人公倫理心態十分復雜，郁達夫寫作時直面內心的沖動與欲望，大膽表露出主人公內心的本能沖動，這沖動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理論體現。
“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 ”[1]9這說明《沉淪》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郁達夫的內心情感，小說環境與其本人在日本生活環境十分接近，小說主人公更是與作家有極大的相似度，所以說《沉淪》不僅是小說家言自敘，也是作家自我靈魂的暴露。 本文試圖通過對主人公矛盾詭異的行為和心理活動進行分析，探究其隱藏于內部的緊張關系和文化根源，從而探析小說主人公的倫理心態。
一、性本能：欲望壓抑下的個體覺醒
性本能是生物進化過程中逐漸形成和鞏固的非條件反射。 人類的性行為不僅是生物進化的結果，而且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具有高度發達的社會性，其中心理活動起著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認為性本能是可以被推遲的，是可抑制、可升華的，乃至進入潛意識領域，人的本質是一種本能的欲望和無意識的原始沖動。 它只追求幸福和饜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攻擊欲望和性欲。 在本能沖動的抑制和壓抑下文明才得以產生和發展。 而且本能是“本我”的核心，如果受到道德因素或者現實因素約束就會產出“性的苦悶”。
(一)傳統與異域文化夾縫中的青年
郁達夫去日本留學是1913年到1922年，共計九年，去的時候郁達夫18歲，也就是說，郁達夫是在一個青年欲望最強烈的時期都是在日本度過的。 而且郁達夫父親早逝，兩個兄長也沒陪在身邊，他從小生長在幾乎全是女性的生活圈子，是一個性早熟少年。 這樣一個敏感、早熟的青年從封建的中國去往了兩性解放時代下開放的日本，郁達夫經歷了許多情色誘惑，比如日本開放的兩性觀念，文學上的丑惡暴露理論，女優妖艷的相片以及東京名人姬妾的艷聞，都大大刺激到了青春懵懂、血氣方剛的郁達夫，郁達夫也曾毫無忌諱地說過：“我想人既是動物，無論男女，欲念總不能除，而我既是男人，女人當然是愛的。 ”[2]
《沉淪》主人公很好地反映了郁達夫的性格特征。 他復雜的倫理心態，首先表現為理智與情感的矛盾沖突。 一個獨自在日本留學的青年，在第一次接觸到異域文化后，內心的震驚和亢奮可想而知，但他本身受教了十幾年的中國較為傳統的思想知識觀念與日本革新、開放的現代意識產生了激烈的碰撞。 開放的社會和華茲華斯等的浪漫詩歌讓自由的光芒照進了他的心房，讓他的稚嫩原欲蠢蠢欲動。 正常來說，主人公應該是懷揣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來接觸這新世界的，但根深蒂固的保守觀念讓他在交際方面舉步維艱，對周遭環境也有了極度不適，開篇便說了：“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 ”[3]16這種“孤冷”也始終縈繞在主人公的心頭。
孤獨、焦慮、不安，不斷尋求宣泄方式，這些共同構成了主人公的心理軌跡; 從他所處的那個外部環境和社會氛圍來看，自由戀愛、欲望疏解是社會正常行為，也是人性的合理表現。 對于處在青春期的青年來說更是理應如此，但主人公傳統的思想、對異域人莫名的封閉心理以及他自身敏感、脆弱的性格使他總是深陷“支那人”的自卑。
異質文化的碰撞影響了他的性格，中日國情的差距也使他變得更加孤憤、偏執、怯懦和敏感，甚至激進地想過：“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3]22
(二)情欲的滋生和膨脹
在這樣一個沖擊巨大的國度中學習生活，主人公懦弱靦腆的性格和自小接受的封建傳統教育決定了他在面對日本文明開化的兩性文化時必然選擇了壓抑排斥的辦法。 比如他在看見身著紅裙子的女同學時選擇一言不發，迅速逃開，還自嘲貶低說自己“你這懦夫，你太怯懦”“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但處于青春期的郁達夫，在人格成長又對性有了一定的需求，本身性早熟的他有著比同齡人都要強烈的生理欲望和需要。 他喜歡清凈，又有著極強的自尊心，渴望真摯的愛情卻又總是得不到，在日本生活后心境也變得越來越變態，窺視房東女兒沐浴，偷聽草叢情侶約會調情，這些都是他性壓抑的直接表現。
同時，他又是如此渴望愛情：“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里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3]24-25他這內心的獨白說明他對愛情已經不存在美丑之別，唯一想要的就只是異性之愛，性苦悶不斷發酵，他每日在被窩犯罪的次數都大大增加起來，開始熱衷閱讀一些情色書籍，也會去有妓女的酒樓，以試圖排解內心性壓抑的苦悶。
一邊是對愛情的求而不得，一邊是自身欲望的不斷膨脹卻得不到滿足，導致性苦悶變成一個走不出的惡性循環。 后來他的審美取向開始發生一定程度的扭轉：文中也提到了，最能引起他欲望的往往是擁有“肥白的大腿”“雪樣的乳峰”的比較成熟的女人。 還經常躲在被窩里自我排解，哪怕他時常懺悔卻無法將他自己拯救出來。 弗洛伊德說，人的心理活動是依靠體內的某種能量，當能量積蓄得夠多時，就需要發泄出來，否則就會導致“常態的性的滿足的缺乏可以引起精神病，”[4]所以他的苦悶也變得更加深重，憂郁癥也愈演愈烈，深陷靈肉沖突無法自拔。
(三)原欲下的政治訴求
在主人公情欲不斷滋生和膨脹的時期，他卻沒能發現欲望排解的恰當途徑，渴望愛情卻總是無法坦坦蕩蕩，進而導致性格愈加苦悶。 于是，自身抑郁、外族歧視、報國無望、靈肉沖突等等困苦積壓在心頭，生活也越來越不快樂，與同學乃至家人的關系都近乎分崩離析，愛情也不得志，在這種種困苦下，郁達夫想表現的不光是性的苦悶，還有深埋于此的民族屈辱感。
當他與三名女同學偶遇后，自嘲道：“唉，唉，她們已經知道了，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則她們何以不來看我一眼呢，復仇復仇，我總要復她們的仇。 ”[3]24從他這針對事情下意識的反應和話語來看，就知道他一直在過分在意“弱國子民”這一身份，一直在無意識地降低自己的身份，貶低自我，身份不自信，但又有太多的不甘心，渴望“如花的美女”和“明媚的山河”，自以為回國就可以不再壓抑自身欲望。 他一方面羞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無比懷念祖國的大好河山，認為回國才能擺脫受欺凌的困境，抒發自己的身體欲望，他也不止一次感慨希望祖國能變得強大以讓他們這些留學子民真正抬起頭來：“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 故鄉豈不有明媚的山河，故鄉豈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里來! ”[3]58
二、人格失調：壓抑下的人格掙扎和崩裂
正是由于傳統文化與異域文化的沖突以及自身欲望的不斷膨脹，主人公始終深陷“靈魂”與“肉體”的沖突之中。 他體內“本我”的強烈和“自我”的協調控制始終是無法合理調節的，《沉淪》主人公的倫理心態軌跡也由此得知：原欲覺醒后受本能的驅使，不斷與封建文明和倫理觀念抗爭，最后在內心的不斷煎熬下以沉淪自盡來終結人生的異常心態發展軌跡。 郁達夫重點描寫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動，這是一種受本能沖動促使，但又受到傳統思想抑制的復雜情緒，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在他體內復雜糾纏和斗爭。
(一)從“本我”到“超我”的斗爭歷程
精神分析批評理論表明“本我”是出于潛意識中的一個混沌世界，它是人們被壓抑的本能性的，可能不被社會和世界容納或允許存在的欲望，“本我”一向遵循“幸福原則”，即每個人從出生起身體內就有的心理沉淀物，它是人的感性的生命力、內在動力，但是“本我”的許多沖動和欲望是不被社會所認可的，人為了正常進行社會活動，只能不斷壓抑自己的部分本能，在不斷壓抑下“超我”便產生了。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中，“超我”是指人格結構中遵循完美原則的道德良知和心理理想部分，主導著人格結構，是結構中最理想化的部分。
簡單來說，主人公對愛情和欲望都有強烈的渴求，這也成了他“本我”欲望的一種體現。 在私生活開放程度極高的日本，他的“本我”欲望有所膨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這種對欲望的強烈渴望即“本我”沖動在潛意識里不斷流露。 然而這種覺醒后的“本我”在不斷膨脹的同時卻遭到以傳統道德觀念為主的“超我”的不斷打壓和抵制，這也是對自我意識的一種約束和拷問，那個時候的時代環境和人文觀念等外界條件的種種制約以及主人公自身敏感怯懦的性格、與異性交流能力的缺乏，導致他的欲望無法得到釋放和滿足，這也導致了他走向抑郁和沉淪的不歸路。
因為他不正常的倫理心態，導致他終日沉浸在無窮的自責內疚之中無法自拔，也正是因為本能的驅動，他不得不經常在被窩里“犯罪”。 “因為他是非常愛潔凈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洗澡一次，因為他是非常愛惜身體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吃幾個生雞子和牛乳。 ”[3]33雖然這種釋放能給他帶來短暫的解脫，但也在事后加重了他內心的自責和恐懼，也加重了他的“青年憂郁癥”。 這種憂郁癥正是他“本我”長期被壓抑得不到合理釋放的真實體現。
人類的原欲被認為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它肯定也是人格組成的重要部分，但舊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中人的欲望是淫穢邪惡之物。 所以《沉淪》主人公的心理重負在不斷增加，從“自我”到“超我”斗爭歷程中，“自我”并沒有按照“超我”的準則來行事，這導致他的心態也變得愈加動蕩和掙扎。
(二)“自我”的三重焦慮
精神分析批評中有理論表示：“介于本我與外部世界之間，是人格的心理面; 自我的作用是一方面能使個體意識到其認識能力; 另一方面使個體為了適應現實而對本我加以約束和壓抑，遵循的是‘現實原則’。 ”[5]
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顯示，正常的人格結構應該是“本我”“自我”“超我”互相協作、互相配合。 一方面，“本我”的原始欲望需要“自我”的管束，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這種約束來適應社會環境中的延遲思維，從而找到一種合適的釋放方法。 十分重要的是，“超我”的行事準則與“自我”的經驗記憶、社會體驗不能有激烈的沖突，沖突過大便會導致人格崩裂。
在小說中，如果說主人公的“本我”欲望和“自我”針對的社會環境是協調的，而且在這個環境中原欲的發泄也是合理的，那么人格結構失調的原因就是來自他出生成長的環境以及被傳統道德觀念浸染的“超我”在瘋狂抵制。 小說中每當主人公欲望膨脹想要發泄時，他自身的保守觀念便會不停苛責自己，訓斥并妄圖壓抑自己的原欲，所以他才不能正視那些柔美的女性，通過酗酒自殘的辦法妄圖擺脫原欲的膨脹。
他也用了許多例如“孤冷”“他近來鬧得憂郁癥更甚了”這些語句來表現自己不健全的人格，他眼中的世界都是帶有歧視的、孤獨的，他認為日本人都帶有歧視色彩看待中國人，“世間一般的庸人在那里嫉妒他，在輕笑他，愚弄他”，連他的同鄉、他的兄長都與他作對，這是否是事實我們可能無從佐證，但這能看出他在試圖用其他人的不正常來證明自己是正常的，他的內心是十分情緒化的、歇斯底里的，有著幾乎病態的自卑，他的“自我”都是在不斷扭曲的，是在以“憂郁病”病人的身份探究自己內心的欲望和苦痛。
其實在《沉淪》中，主人公的“自我”最終也沒能實現越軌行為，但就對于他的這些因為欲望難以釋放的痛苦難耐而采取的變態的宣泄方式，“超我”也是不能容忍的，一直在打壓懲罰。 在這種種重擔下的“自我”便承擔著三重焦慮：來自抑郁社會的焦慮不安、來自欲望無法排解的痛苦折磨以及來自“超我”的自我苛責。
(三)人格崩裂后跳海自盡
弗洛伊德也提出過人格結構崩裂會造成極大的問題，“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不是靜止的，而是始終處于沖突——協調的矛盾運動之中; 本我在于尋求自身的生存，尋求本能欲望的滿足，是必要的原動力; 超我在監督、控制自我接受社會道德準則行事，以保證正常的人際關系; 而自我既要反映本我的欲望，并找到途徑滿足本我欲望又要接受超我的監督，還有反映客觀現實，分析現實的條件和自我的處境，以促使人格內部協調并保證與外界交往活動順利進行，不平衡時則會產生心理異常。 ”[6]
死亡本能體現了憎恨和毀滅的力量，以及一心向死的欲望。 當它向外出現時，就成為破壞、破壞和入侵的動力，在這個時候，它不會傷害自己; 但當它受挫時，這個力量又會回到身體內部，轉化成為一種自殺傾向。 弗洛伊德說過：“受抑的力比多的能量是十分強大的，當這種能量不能依照‘快樂原則’尋找到發泄和滿足的途徑以及無法得到升華的時候，這種本來是促使生命生存和發展的能量反過來便成為摧毀生命的破壞力量，即所謂的死亡本能。 ”[7]
主人公的人格結構在不斷掙扎后最終崩裂，也是從生的本能向死亡本能屈服過度的過程，從最開始對他人的戀愛(渴求“伊扶”和暗戀房東的女兒)不成，到強烈的自戀(和同學等周圍人的關系逐漸惡化以及和兄長決裂)，再到最后的自虐(自我詰難、拋棄自我以及跳海自盡)。
縱觀主人公的生命歷程，一半沉淪，一半掙扎。 當他面對異國他鄉的種種誘惑時他的種種舉措，雖然是他內心想做的，卻也是十分痛苦的，同時又覺得其所作所為是君子所不應為，所不齒的，但原欲的膨脹又讓他不得不這么做，這就更加深了內心的掙扎和痛苦。 而他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是傳統觀念在他腦海無意識的一種真實反映，他的苦難來自于他曾經信賴的文化，這也是他更深層次的痛苦，他最后跳海自盡，也成了傳統文化背景下無意識驅動的必然結果。
諾爾曼·布朗曾說過：“人的心靈對快樂原則的趨向是無法摧毀的，而本能放棄的道路，則是走向疾病和自我毀滅的道路。 ”[8]他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始終在不斷斗爭，仿佛一條線在拽著他不斷沉淪，離快樂越來越遠，他也試圖不斷掙扎，也始終贏不過“本我”過度膨脹的原欲和“超我”根深蒂固的傳統封閉思想，性苦悶轉化為性壓抑、性變態，讓他深陷濃濃的自卑之中，進而開始傷害自己，最后只能在自救無望的情況下走上死的不歸路，憂郁癥爆發并跳海自盡，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淵。
三、主人公的倫理心態：壓抑下的沉淪和掙扎
縱觀主人公的心路歷程，可以簡單概括為：從性情早熟到憂郁病加重，從心理畸形(偷窺、自殘)再到最后的跳海自盡。 這個心路歷程是復雜交錯的，可以確定的是這個沉淪的過程中是在原欲膨脹得不到滿足導致人格結構崩裂，伴隨著不斷掙扎的孤獨感和罪惡感進行的，他的心理疾病也隨著小說進度而不斷加深。 這也可以反映出那個時代下留學青年尷尬的生存環境和進退兩難的生活狀態。
(一)掙扎中的救贖嘗試——“文化戀母”情結
《沉淪》主人公的形象是一個有病態心理、具有典型青年憂郁病的中國留日青年，來到日本后，他的人格結構便不斷失調，“本我”“自我”和“超我”在不斷掙扎直至最后的崩潰，在選擇跳海自盡前，他還曾說：“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 ”[1]121
《沉淪》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其中不可否認的是它使許多青年產生了一定的共鳴，揭示了人們心中被壓抑的充滿本能力量的深藏在潛意識的東西，即主人公隱隱表現出來的“文化戀母”，這本來深藏在作者內心，無意之間透過作品展露出來，這也是為了彌補在現實中所受的種種挫折內心無處宣泄的替代式補償情結。
郁達夫從三歲后就一直跟著母親一起生活，從他的自傳中就能看出母親在他心里有著不可撼動的從高地位。 當主人公孤身一人在日本求學，孤冷寂寞時，本就脆弱敏感的神經為了保護自己，便將尋求安慰和解脫的來源試圖轉移到母性形象上，這就是所謂的“俄狄浦斯情結”(“戀母情結”)。
為了安撫自己，進一步又自然而然的轉移到了祖國母親的身上。 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的認祖歸宗、落葉歸根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構成了中國人普遍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 小說主人公在日本遭受輕蔑侮辱后，在極度孤冷苦悶的心態中，在用死亡意圖喚醒中國人的情況下，這份情感升華為一種愛國精神也是正常的，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無法否認的。
最后小說中性苦悶的描寫：第一是思慕女性，但不敢跟她們對視溝通，見到就呼吸急促; 第二是躲在被窩“犯罪”，事后卻懊悔不已、責備自己; 第三是偷窺房東女兒沐浴，緊張忐忑總以為對方發現了他; 第四是偷聽情侶在野外戀愛說話，他雖然興奮但更多的還是苦悶; 第五是去妓院，卻總是慌張逃竄。 雖然說“性”這一話題在中國文學中屬于一個隱隱的禁區，但實際上在許多民間文學中都能發現這一主題的存在，郁達夫先生只是將“性”的美好與他心底最美好的戀祖國合為一體，是對“文化戀母”情節的印證，是具有十足的勇氣和膽量的。
(二)掙扎和救贖——郁達夫的倫理心態
雖然對于《沉淪》主人公來說在不斷掙扎后徹底沉淪，但對于郁達夫先生本人來說，他在掙扎，也在救贖自我。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東先生在談及郁達夫時說過：“他的氣質中，既有巴甫洛夫所謂的膽汁質的激情與敏感，又常顯示出抑郁質的孤僻與羞澀。 他的性格時而脆弱，時而堅強; 他的情感易于興奮也易于消沉; 他的自尊心與自卑感同樣強烈; 憂郁與曠達，卑微與豪爽混雜于一身。 ”[9]《沉淪》作為郁達夫先生自敘傳抒情小說的開山之作，可以說是他在那個動蕩混亂的時代針對自己的倫理心態搖擺不定的敘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小說呈現了他在沉淪邊緣的不斷掙扎以及希望通過對國家的希冀來進行自我救贖。
對于郁達夫先生這類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而言，西方較為先進開放的社會文化環境比起當時中國的傳統文化顯然更讓他們信服，從文中涉及到的大量外國詩歌比如愛美生的《自然論》(Emersons，On-Nature)、沙羅的《逍遙游》(Thoreaus，Ex-cursion)就可見一斑，但信服是一回事，實際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行為總是跟不上思想的跳脫，所以當郁達夫先生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留學時，兩國差異巨大的倫理觀念深深的沖擊了他，曹順慶先生曾將中國文化比成“非性文化”，這與性生活開放的日本對比強烈，郁達夫先生在日本留學時內心也是十分掙扎的。
“沉淪”這一命題也是具有象征意義的，雖然這篇小說有著欲望化的黑色光輝，展現了主人公在沉淪邊緣的不斷掙扎直至失敗，但拋開表面這些欲望、自虐等話題，可以看出他不僅是展示了那個時代混亂、污濁、動蕩的社會環境，更看出他所期待的卻是高尚神圣的救贖，并不是單純的肉體歡愉以及精神空虛。 可以說，透過《沉淪》這篇作品，可以看出郁達夫先生掙扎、救贖的倫理心態，雖然他并未牢牢抓住救贖的稻草，但也給了當時時代的青年以啟迪和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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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精神分析批評來探析《沉淪》主人公沉淪和掙扎的倫理心態，原欲和傳統道德的矛盾深深體現在主人公的心理結構中，造成了人格結構的斗爭和掙扎，同時也展現了郁達夫先生在那個時代掙扎、救贖的倫理心態。 五四時代是舊價值體系還沒有完全崩潰，新價值體系還未建成的社會，郁達夫等青年作家面臨新舊思想的沖突與內心苦悶的象征，探討倫理心態的失范是時代之必然，更體現著他們對建立一個新的價值體系的真誠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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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煒玉 李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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