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何其芳以強烈的理性自覺融入時代潮流，卻又頑強地保留著抒情自我。 他被時代文學大潮鼓動著，感到甜蜜也有些驚恐。 他想在自我的河流里勇敢航行，卻又擔心桅桿吹斷，內心深處存在著理性自覺與情感傾向、革命覺悟和審美追求以及工
摘 要：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何其芳以強烈的理性自覺“融入”時代潮流，卻又頑強地保留著抒情“自我”。 他被時代文學大潮鼓動著，感到“甜蜜”也有些“驚恐”。 他想在“自我”的河流里“勇敢航行”，卻又擔心“桅桿吹斷”，內心深處存在著理性自覺與情感傾向、革命覺悟和審美追求以及工作性質和個人氣質的巨大矛盾。 這些矛盾使他的詩歌艱難地行走在與主流隊伍“偏離”的道路上。 就抒情風格而言，他的詩歌沒有真正融進時代的詩學語境，也沒有真正踐行他所服膺的理論主張。 他的許多詩歌保持了隱隱幽幽的抒情風格，表現了矛盾復雜的心影。
關鍵詞：何其芳詩歌; 抒情風格; 當代浪漫主義; 心理矛盾
無論從哪個方面說，何其芳都應該以豪邁的姿態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詩壇上縱情歌唱。 他有執著的追求，更有足夠的資質。 他打江山有功，建設江山有榮，具有思想高度和傾情歌唱的理性自覺。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隊伍里，他是數得著的有革命經歷的著名詩人，即使在主流作家隊伍里也是被信任、受重用的健將。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文簡稱共和國)的頭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始終保持著明敏的詩心和抒情的欲望，甚至還曾想在自己的“河流里”“勇敢航行”。 但歡歌笑語充斥的詩壇上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他與胡風、艾青等詩人迥然不同，后兩位因被剝奪創作權利而啞然失聲，而何其芳則處于詩壇主流靠前的位置，有創作權利卻沒有足夠豐碩的成果。
詩歌文學論文范例：從詩歌的內在節奏探尋詩歌的朗讀教學
他有為共和國唱完“胸脯里的血”的追求，繁忙的行政實務沒有完全把寫詩從日程表上“擠走”，理論研究也沒有徹底“壓死詩的幼芽”，即便是兇險莫測的時代風云也沒有“吹斷桅桿”。 但他為共和國詩壇只貢獻了少許作品。 整體上看，他沒有真正融進時代文學語境，也沒有完全踐行他所服膺的理論主張，他審慎而執著地保持著自己擅長的抒情風格，詩壇上留下的是踽踽獨行的身影。 這是與新中國文學理論研究和建設陣地上盡職盡責、奮力前行的健將迥然不同的身影。 遠遠望去，令人慨嘆，也值得回味，是解讀“何其芳現象”的重要切口。
一、縱情歡呼“我們”最偉大的節日
何其芳是唱著勝利的豪歌走進共和國的。 在那個舉國歡慶、豪氣沖天的時代，他曾經表現出與其詩性氣質迥異的熱烈豪邁的詩情。 這源于他的生活和情感經歷。 他1938年以著名詩人的資質參加革命隊伍。 十幾年的革命斗爭經歷改變了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擴大了思想視野和情感格局，他由“個人主義知識分子”變成了革命詩人，擁有把自己與時代革命、與勞動人民緊密地融合在一起的創作經歷和理性自覺。
1940年代創作的《夜歌》，與早期的“漢園詩”相比，詩風發生了顯著變化，由纏綿悱惻、低沉憂怨的個人抒懷變為講述快樂故事、抒發人民感情、表現時代革命精神的“金聲玉振”。 如他所說，他痛苦地突破自己，提高自己，將自己的歌聲匯入時代的巨大合唱里：“在那里面誰也聽不出/我的顫抖，我的悲傷，/而且慢慢地我也將唱得更高更雄壯”! 共和國成立的慶典剛剛結束，他就為天安門廣場三十萬群眾熱烈歡呼的場景和毛澤東那充滿熱力、感染力和穿透力的豪邁宣言所感染，創作了情緒高亢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情感充沛，視野開闊，想象豐富，詩情濃烈，情緒昂揚，是歌唱共和國詩歌的佼佼者。 詩人以燃燒的激情描繪廣場群眾熱烈歡慶的壯觀場景，用熱烈夸張的語言形式渲染歡慶氣氛、高亢豪放的抒情基調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隨處可見的感嘆號似戰鼓猛敲振奮心靈：“歡呼呵! 歌唱呵! 跳舞呵! /到街上來，/到廣場上來，到新中國的陽光下來，/慶祝我們這個最偉大的節日! ”這是慶祝開國大典激發的熱烈情緒，也是立在新中國門檻上發自內心的浪漫詩情。 從參加革命到共和國成立，何其芳在革命道路上奔走、奮斗了十多年時間，目標就是建立新中國。 抗戰勝利后，他就滿懷激情地創作了《新中國的夢想》，熱切地期盼百年來中國人民的夢想早日實現。 現在夢想成真，他感時抒懷，振臂歡呼，其響徹寰宇的歡呼給讀者留下了跟隨時代疾步前進的革命詩人身影。
但他走得太快跟得太急了。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有些急促，語言張揚粗糙，遣詞用字欠考究，結構粗疏松散，形式不夠齊整，辭氣略顯浮露，帶有“急就章”的痕跡——這是社會疾速變革時期詩人詩作的通病。 詩人政治熱情飽滿，急切地把對新中國、新生活的感受表現出來，大都來不及精雕細刻; 而基于社會宣傳需要，報紙雜志對語言形式的要求也無法嚴格。 故共和國初期很多作品顯得幼稚膚淺，很多創作經驗豐富、藝術修煉頗好的詩人詩作均沒達到應有的藝術水準。 比較而言，《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算是好的，有些段落詩情厚重，富有藝術感染力。
如他借助于三十萬雙手臂高舉吶喊的熱烈場景展開想象，打開百年歷史的殘章碎頁，歷數舊中國的苦難和黑暗，痛斥民族悲劇的制造者，表現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和偉大斗爭，揭示共和國成立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歷史意義，使三十萬人民縱情歡呼、詩人激情宣泄具有堅實的現實基礎和心理依據。 第三節連用四個“終于過去了”形成排比段落，從不同角度抒發對新中國的殷殷深情，內容豐富，詩情沉郁，顯示出浪漫主義藝術感染力。
詩的題目是《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顯示出抒情立場的寬泛性。 他將“我”擴展為“我們”，或者說將“我”和“我們”融合在一起，抒發“我們”的感情，或曰用“我們”的名義抒發時代性情感內容，意味著經過革命斗爭生活洗禮，他的思想感情發生了深刻變化，“個人主義”的“自我”被“我們”即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沖淡甚至替代。 這是近十年間何其芳的創作追求和情感積淀。 早在《夜歌(二)》 《夜歌(三)》《夜歌(四)》《生活是多么廣闊》《平靜的海埋藏著波浪》等詩中，他就再三表示離開狹小的個人生活圈子，和那些“汗流滿面”的勞動群眾走在一起。
在《解釋自己》中更明確地表示，要把“個人主義的自我”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解釋說“我談說著我/并不是因為他是我自己，/而是因為他是一個中國人，/一個可憐的中國人，/而且我知道他最多，/我能夠說得比較動人。 //我并不把‘我’大寫/像基督教大寫著‘神’。 /我只把他當作一個具體的例子，/一個形象，/通過它/我控訴，/我哭泣，/我詛咒，/我反抗，/我攻擊，/我辯護著新的東西，/新的階級! ”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的發表標志著詩人已經完成了抒情立場的轉變，跳出了“自我”情感的幽洞。 這種抒情特點帶有普遍性，共和國成立后廣泛流行; 固不能說這種抒情模式為何其芳所創，但《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的確產生了廣泛影響，預示了1950年代革命浪漫主義詩歌的抒情特征。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的抒情立場寬泛，但不失抒情個性。 抒情個性在此主要指抒情方式和抒情內容，突出表現的是在新舊對比中表現愛恨情仇。 作品用大量篇幅訴說舊中國給人民帶來的苦難，痛斥阻礙新中國成立的反動勢力，說明推翻舊社會、建設新中國的歷史必然性。 這既是詩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配合社會宣傳的理性自覺。 因為建立新中國既是他的崇高理想、堅定信念和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也是期盼很久、為之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偉大現實。
“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這個時刻是怎樣來臨，懂得這個時刻的分量! 近一個世紀以來，有出息的中華兒女，前仆后繼，流血犧牲，以幾代人的青春和生命所換取的那個名分，終于拿到手了，‘人民’這個字眼，堂堂正正地寫上了共和國的國號。 一個嶄新的大時代開始了! 詩人們，作為時代的歌手，老一代、新一代，無不熱血沸騰! 他們幾乎在同一個清晨，都甩干了久積于筆端的血水、淚水，飽蘸歡樂的酒漿，寫起光明之歌、解放之歌、建設之歌”。 何其芳立在新中國門檻上，感慨萬千。 十多年革命理論熏陶，他內心深處已經裝滿了這些錐心刺骨的時間和數字：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就遭受欺辱，割地賠款，屈辱地生活，一百多年時間，幾代中國人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從民國開始，這種樣的歷史也持續了近四十年時間——政局動蕩、軍閥混戰、日本侵略、戰爭災難不斷，中國人民在黑暗中艱難生存。
這些“時間”和“數字”曾經是他重要的抒情內容。 現在，這一切“終于過去了”——這幾個沉郁蒼涼的慨嘆句包含著多么強烈深厚的情感! 盡管共和國剛剛成立，幸福新生活還沒開始，但他對未來充滿信心，堅信站起來的人民即將建設一個沒有貧困折磨，沒有饑餓威脅，也沒有列強欺辱的中國。 由眼前的壯烈情景憧憬未來，他覺得歡慶的吶喊要“把這個古老的城市喊得變成年輕! /把舊社會留給我們身上的創傷和污穢/喊掉得干干凈凈! ”他豪情滿懷，“我們已經走完了如此艱辛的第一步，/還有什么能夠阻攔/毛澤東率領的隊伍的浩浩蕩蕩的前進! ”——“黑暗的過去”“偉大的現實”和“美好的未來”是《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的情感結構和抒情邏輯，發自內心，表現出鮮明的抒情個性，同時具有很強的普遍性和時代性，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詩壇上廣為流行。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的另一抒情內容是歌頌毛澤東。 這也是那時代幾乎所有文學的重要內容，源于那時代比較普遍的心理情緒。 偶像崇拜是中國文化心理傳統，每次改朝換代都會頌諛之風充斥朝野。 現代詩人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和西方現代文化雙重撞擊喚醒了主體自覺，打破了偶像，廢除了神明，但偶像崇拜還在很多詩人心靈深處潛伏著并發揮作用。 對何其芳乃至很多詩人來說，領袖崇拜既源于傳統文化積淀，更源于革命實踐。
在中國人民改變落后挨打命運、爭取民族獨立富強的道路上，毛澤東表現出杰出的政治軍事才能，確立了偉大領袖的地位，也夯實了被崇拜的基礎。 延安詩人的崇拜尤其堅實，很多詩人縱情高歌，以歌頌黨和領袖為主要內容的革命浪漫主義詩潮洶涌且持續高漲。 何其芳對毛澤東的推崇由來已久，他在1946年的《新中國的夢想》中就曾說“五千年積累的智慧，/一百年斗爭的英勇，/在他身上成熟，/在他身上集中，/我偉大的民族/應有這樣偉大的領袖出現! /多少重大的關鍵，/多少嚴格的考驗，/他的路線總是勝利的路線! ”現在，共和國宣告成立，“預言”成為現實，其崇拜心理和贊譽之情更加強烈和真誠，而從歡呼現場到回顧歷史、再到歌頌領袖是自然的抒情邏輯。 詩中說毛澤東是“先知”，他的名字是“中國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是“中國人民的信心和勝利”，并表示“我們多么愿意在毛澤東的照耀下/把我們的一生獻給我們自己的國家! ”這是積聚了多少年的情感認知，熱烈而真摯。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的抒情立場、情感結構、領袖頌歌和新舊對比的抒情方式均帶有為當代浪漫主義詩歌奠基的意義。 當然，參與奠基的還有其他詩人詩作。 如郭沫若的《新華頌》、胡風的《時間開始了》、聶紺弩的《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徐放的《新中國頌》、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門廣場上》、王亞平的《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胡天風的《我們的旗》以及高蘭的《我的生活，好! 好! 好! 》、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強音》等，均是響徹當時、影響后來的革命浪漫主義詩作，也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浪漫主義從傳統的個性浪漫主義演變成具有時代特點的革命浪漫主義的重要標識。
但在“奠基”儀式初步完成、眾詩人按照這種抒情模式構建共和國詩歌大廈的時候，何其芳卻陷入創作困境。 他雖然沒有完全終止詩歌創作，但在斷斷續續的堅持中走上與革命浪漫主義迥然不同的道路，留下的是個性浪漫主義者困惑迷茫、艱難探求的身影，“何其芳現象”也因此具有深層意義。
二、“平靜的海埋藏著波浪”
究其實，何其芳是情感沉郁的詩人。 他希望擁有高聲呼喊的氣勢，也曾嘗試呼喊，但縱情歡呼、豪邁高亢終不是他的長項，即使在激情燃燒的時候也夾雜著憂傷情緒。 他也曾努力把“自我”融入勞動人民當中，代表人民抒情，抒發人民感情，但那也不是他的長項。 他不缺少融進去呼喊的真誠，也不是沒有開闊的胸襟，但精神氣質決定了那不是他的抒情風格。 雖然很不情愿，但“狂熱的叫喊”終究敵不過“軟弱的嘆息”。
所以，在振臂歡呼“我們最偉大的節日”的時候，他也由此及彼迅速將筆觸轉向“在長長的黑暗的夜晚一樣的苦難里”，而表現中國人民哭泣著、低垂著頭生活的苦難歲月和推翻國民黨統治、取得革命斗爭勝利的悲壯路程也就成為重要的抒情內容。 而且與空泛、浮躁的熱烈歡呼相比，這種感傷、憂郁的抒情即前面所說的“有些段落”才是最沉實、最具有魅力的詩句。 它強化了作品的情感深度和厚度，也彰顯了詩人抒情個性的強度和韌度。 從何其芳創作道路上看，這種富有個性色彩的抒情沿襲了《預言》《夜歌》的抒情風格，也預示了未來詩歌創作道路的艱辛。
熱烈歡呼“我們最偉大的節日”之后，何其芳的時間和精力主要忙于詩歌之外的行政事務，忙于清點文學隊伍和理論現場，忙于批判違背時代要求的“錯誤”觀點，忙于同不合時宜的觀點論戰，忙于規劃社會主義文學理論大廈和指導新舊詩歌的欣賞接受，寫詩在他工作和生活日程上常“被擠掉”。 但詩心時常鼓動著，“把一生獻給祖國”的熱情和使命躁動著。 他不想作純學者和行政工作者，覺得“為了我們年輕的共和國”，“應該像鳥一樣飛翔，歌唱”，“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脯里的血”。 “為了實現我們的心愿，我們能做出些什么貢獻”是他的“問責銘”，以此督促自己，警醒自己。
他努力感受生活，醞釀詩情，捕捉詩意，時常處于“前創作”狀態。 但他沉郁、憂傷的詩心與昂揚呼喊的時代情緒很難契合，且擅長的隱喻、象征、歐化的抒情方式與工農兵喜聞樂見的形式也存在很大距離。 他覺得感情深邃如海，熾熱如火，但抒情表達的路徑卻“狹窄”“苛刻”，個性化的創作追求與時代要求很難適應。 似乎有些吊詭——他參與了時代文學語境的營造但自己卻無法適應，在歡呼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時代情緒里，他顯得有些困惑和茫然。 他覺得在“偉大祖國，偉大時代，應該有不朽的詩歌謳歌”，而現實卻是“歌聲微茫”; 他或許知道“歌聲微茫”的原因，但找不到解決辦法; 或者說，他知道解決辦法，但沒有足夠的力量和勇氣突破。 他焦躁不安，感到羞愧，甚至是“驚恐”。 他被巨大的矛盾痛苦糾結著，遂創作《回答》，剖析自我，坦陳矛盾，試圖回答“為什么這樣沉默”的問題。 詩人開始就說：
從什么地方吹來的奇異的風，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顫動：
我的心就是這樣被鼓動著，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驚恐。
輕一點吹呵，讓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著你的幫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桿吹斷，
吹得我在波濤中迷失了道路。
作為來自延安接受過革命理論教育、政治熱情高漲的革命詩人，他為共和國成立及成立后的巨大變革感到興奮和“甜蜜”，愿意在時代詩歌道路上引吭高歌，直到唱盡“胸脯里的血”; 但作為一個有理論修養、審美追求和創作個性的詩人，他愿意在個人的“河流里”“勇敢的航行”，“不愿使自己的歌頌流于空泛”。 尖銳的矛盾使他“茫然”和“驚恐”。 因為“奇異的風”過于猛烈，他害怕吹斷桅桿，害怕“在波濤中迷失了道路”。
他的“驚恐”并非多余。 他知道自己身上帶有“濃厚的舊時代氣息”，雖竭盡全力卻無法克服，因為那是天賦氣質; 而時代要求卻非常“苛刻”，稍微出格就會遭到棒喝，對此他有深刻的教訓和太多的警示，甚至自己在理論主張和批評實踐中就表現得十分“苛刻”。 他不愿意按照“苛刻”的要求隨聲應和，卻又為沒有詩歌貢獻于偉大時代而感到“羞愧”。 他被這種矛盾撕扯了近兩年時間，始終無法拆解和平衡。 1954年勞動節前夕，他似乎有了答案，但他的“回答”卻是那樣含混無力——
我的翅膀是這樣沉重，
像是塵土，又像有什么悲慟，
壓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飛騰上天空。
知其不可而為之，犧牲自我適應時代，是那時代眾多詩人的理性選擇。 何其芳的選擇更自覺，情緒也更強烈——他是有革命經歷和官方立場的主流詩人。 但無論自覺還是強烈，都抵不過詩性氣質。 何其芳是矛盾的復合體。 《回答》的思想價值在于真實而深刻地表現了矛盾糾結的情緒，對認識何其芳和那時代詩人的創作心理具有典型意義。
從藝術上看，作品最感人、最珍貴的魅力在于保持了個性化的抒情風格，用纏綿悱惻的韻律、感傷憂郁的情調、歐化的語言、象征隱喻的方法表現真實深切、無可奈何的情緒。 他一唱三嘆，反復辯訴，渲染烘托，敷陳比興，長歌低吟，苦情歡訴，委婉細致地表現了轉折時期個性浪漫主義詩人進退維谷、左右徘徊的心理矛盾。 這是純正詩人的思想情緒，源于自我，發自內心; 也是真正的藝術表達，語言幽雅，意境深邃，旋律沉郁，詩性蔥濃。
其抒情如深山溪水，涓涓流淌，淺唱低吟，綿延回環，偶見波濤涌起，瞬間便浪花低語，終究是詩情迷離。 但“深山”“溪水”云云，意在說明詩性靈動，其實詩人的情思是復雜、混沌且深厚的，既非純凈透明，也非清澈見底，而表達更顯得艱難費力。 他是感傷的詩人，抒發感傷情緒，但其感傷似乎源于莫名，且交織著甜蜜，伴隨著沖動，理性萎頓無力，情感交錯如絲。 他用熟悉的語言形式傾訴糾結無解的苦痛情思，似乎回到個性抒情的“河流里”。 而最動情處，莫過于歲月流逝而自己沒有收獲的感慨，莫過于試圖振奮精神有所作為卻被沉重而莫名的壓力遮蔽著無法飛翔的無奈。 這是最抒情的詩句，打動過很多心靈：
一個人勞動的時間并沒有多少，
鬢間的白發警告著我四十歲的來到。
我身邊落下了樹葉一樣多的日子，
為什么我結出的果實這樣稀少?
難道我是一棵不結果實的樹?
難道生長在祖國肥沃的土地上，
我不也是除了風霜的吹打，
還接受過許多雨露，許多陽光?
如此坦陳憂傷惆悵，在那個火樣的時代極其罕見。 “平靜的海埋藏著波浪”——是他1940年代初期一首詩的題目，用于說明《回答》十分準確。 事實上，無論是情感內容還是抒情方式，我們都聽到了《預言》《夜歌》中反復彈奏的那美妙而感傷的歌聲，感受到他極力掩飾、力圖割舍卻又掩飾不住、割舍不掉的詩情。
就情感強度、理想表現、想象奇特而言，《回答》的浪漫主義色彩既不強烈也非璀璨，但就情感的主觀性和表現的個性化而言，它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詩壇上彌足珍貴的個性浪漫主義文本，也是解讀“何其芳現象”的重要文本。 《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開拓了1950年代革命浪漫主義詩歌的先河，而《回答》卻在個性浪漫主義河流里航行。 看上去有些吊詭，卻又自然而然。 詩人長于感情，理性自覺總是敵不過情感傾向，社會理性倘不能真正化作個性意識，力量更弱。 這就難怪，這首詩寫了兩年時間，而他的“回答”還是那樣憂傷纏綿，含混無力。 惟其如此，才更值得珍視。
三、在自己的“河流里”艱難航行
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何其芳的大部分精力操勞于行政事務，致力于理論批評和研究，并且表示“暫不寫詩”。 但無論是行政事務還是“故紙堆”都無法抑制詩心搖蕩。 盡管他無法像許多詩人那樣深入人民生活海洋，在時代變革的激流里尋找詩意，卻沒有放棄“尋找”的努力。 而只要詩心未泯，生活中總有不少事情觸動情思，他也總能獲得詩意萌動的機遇。 何其芳從1954年的《回答》到1977年生命結束，他斷斷續續寫作，時有詩作呈現，即使在“文革”期間，也是如此。
他創作了諸如《討論憲法草案以后》《聽歌》《我好像聽見了波濤的呼嘯》《海哪里有那樣大的力量》《號角》《西回舍》《張家莊的一晚》《我們的革命用什么來歌頌》《歡呼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堂堂的中國回到聯合國》《北京的早晨》《北京的夜晚》《深深的哀掉》《我控訴》《懷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想起您，我們的司令員》等詩篇。 在共和國詩壇上，留下蹣跚斑駁的蹤跡。 其創作，有舊地重游，回憶戰爭歲月或往昔生活工作的情景; 但更多的是呼應時代，表現社會變革激發的心靈感受。 其抒情風格，有如“夜晚噴泉細聲飛射”的“低咽”，偶爾還會出現初戀少女般的“憂愁”和“溫柔”，甚至青春血液“奔騰”的歡快和熱烈，但更多的是“與天相接巨大波浪”的“高昂”。
何其芳懷著把歌聲“融入”時代大海的理性自覺探索前進，按照時代要求在人民生活的天地里尋求詩情詩意，按照流行的語言形式抒情達意。 理性自覺或許壓倒審美傾向，卻敵不過創作規律，因為詩情發動源于報紙宣傳，因為缺乏“與天相接”的生命體驗，故詩歌中常有拉直嗓子高聲叫喊的蒼白詩句。 如“如今從東海濱到雅魯藏布江，/從內蒙古草原到海南島叢林，/都歌唱毛澤東，歌唱共產黨”的平庸贊譽，如“鋼水、石油流到了廣場，/棉花、麥穗像無邊的波浪”的夸張寫實，如我們“幾十年走完好幾個世紀”，“什么奇跡我們不能創造? /什么敵人我們不能打敗”的豪言壯語，如“屈原的辭賦，李白的詩歌，/這一切高峰又算得什么，/比起今天勞動人民/改天換地的創造和勞作”的時代性浮夸……還有很多政治性更強而詩性更弱的詩句。
因為謹慎，他常常抑制個人抒情，即使某些本該抒情的時候，也不敢放開手腳抒寫原本幽深綿長的詩情。 如《夜過萬縣》，詩人憑欄眺望故鄉熱土，萌發了“江面的紅綠燈標/好象在依依送人”的意境，但平淡的寫實語言“荒費”了應有的詩情意境; 他回到曾經工作過的南開中學，睹物思人，本該詩情洋溢，也只是“記憶里有些事物/已經不復看見，/眾多的新的建筑/卻在我眼前出現”。 固不能說枯燥味乏，但詩情意境的單薄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這不是何其芳創作的全部。 倘如此，便無所謂“何其芳現象”，也失去了研究意義。
比較而言，何其芳賡續了“我抒情”(有時是“我們”)的方式——“我看見”“我聽到”“我走過”“我回憶”“我夢見”，而且這個“我”并非“我們”的省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寫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情感。 讀其詩，可以感受到詩人思想情感的隱憂和變異，聽到內心深處的沉吟和呼喚，看到詩人在非文學非詩歌的語境中，為了兌現唱出“胸脯里的血”的承諾，排解日子落葉般凋落、果實沒接多少的焦躁情緒，進行著怎樣艱辛的嘗試和求索; 驚異于在那個強力要求按照工農兵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創作、消弭抒情個性的語境中，他還時或袒露方向迷失、桅桿吹斷的隱憂，表現“用什么來歌頌”的困惑和“失掉彩筆”的疑慮。
他謹慎幽憂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詩情比較單薄，“短板”也時或出現——在那個“險象環生”的斗爭語境中，沒有翻車沉船便是萬幸，希望他保持個性浪漫主義特點(哪怕像《回答》那樣“欲舍還留”)，正如希望詩人漠視工農兵生活天地、全力耕耘自己的園地，是不現實的。 何其芳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在耕作共和國現實生活的同時沒有完全荒廢“自己的園地”，在抒發時代情感的同時也盡可能多地表現自己，在與時代氣氛相適應的同時也盡可能多地保持纏綿細語的抒情個性，在表現社會理性的同時也表現了個人的情感意識。 概言之，在革命浪漫主義昌隆興盛的詩壇上，何其芳的創作保持了諸多個性浪漫主義元素，如自我抒情，如抒情風格，如隱喻象征，如低沉如訴，還有迥異于時代的憂傷情緒的淡淡流露等等。
難能可貴的是，在某些作品中，他比較完好地保持著表現自我和習慣用的抒情方式。 如《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風雨》《海哪里有那樣大的力量》《聽歌》等。 《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風雨》寫“有一個人是這樣憂傷，/好像誰帶走了他的希望; /是什么歌聲這樣快樂，/好像從天空降落到他心上? //還有什么更感人，更可貴，/比較同情和援助的手臂? /是什么，是什么這樣沉重? 那是一滴感謝的淚! ”《海哪里有那樣大的力量》似乎比較明快，情緒也比較時尚——說“生活的快樂、勞動的愉快”“能夠像風一樣吹開”“人的憂傷”; 但其中也有“我也曾把我浸在海水里，/再讓日光沐浴著身體”和“獨自躺在沙灘上”遐想童話故事的描寫，有海水的咸味是因為美人魚“沉默的愛情”“一直不曾被人理會”而傷心流淚的闡釋。
這些都是較為典型的“何氏”抒情。 作者注釋說，“從前學寫小說，曾為其中人物所唱歌曲擬作歌詞二首。 小說后來未能寫下去，歌詞亦未必可以譜曲，但因是試用曾被人譏諷為‘閉門造車’的現代格律詩體，姑存之。 ”小說何時“試做”? 緣何中斷? 歌詞為何保留下來? 他這時改定是“為了忘卻”而紀念那難以割舍的情緒，抑或因環境寬松而萌發“舊情”意欲回到過去? 是為“微茫”的時代歌聲貢獻音量，還是在稀少的果實框里增添詩的數量? 他都沒明說。
直到多少年后，才逐漸有人透露出些許端倪。 何其芳去世后，陳荒煤發表悼念文章，隨后有某位女士寫信給荒煤，說新中國成立后，她與何其芳有過一段交往，“他們一起談詩，談論寫作; 一起劃船，一起散步，一起坐在公園的參天古樹旁看藍天上靜靜飄著的云朵”，并且說《有一只燕子遇到了風雨》和《聽歌》是為她寫的。
此言大致可信。 這應該是何其芳繁忙枯燥的生活中最愜意的時光——《聽歌》寫：“我聽見了迷人的歌聲”，那樣快活、那樣年輕，“低咽”“像夜晚的噴泉細聲飛射”，“高亢”“像與天相接的巨大的波浪”，“溫柔”“像少女的眼睛含著憂愁”; 感覺“就像早晨的金色的陽光，/因為快樂而顫抖在水波上，/春天突然回到了園子里，/花朵都帶著露珠開放” 。 雖然那些美好的浪漫逸事散失在喧囂的歷史塵埃，但可以想見，與這位女性傾情交往激活了何其芳深邃隱秘的情思，使他“青春的血液在奔騰! ”《燕子》像是寓言，意象明麗卻又迷離，燕子遭到風雨，得到同情和援助，又高高飛起，與快樂的歌聲，沉重的眼淚，帶走的希望，心靈的憂傷，組成看似有序卻又錯亂、邏輯關系明確卻順序顛倒、大跨度跳躍的意象群。 何其芳用擅長而久違的方式流露出憂傷和快樂、幽深而隱秘的情緒。
行文至此，聯想到他的《回答》。 《回答》的“回答”曾經讓許多研究者感到費解。 詩人回答的對象是誰? 是時代對詩人的要求，還是廣大讀者的期待? 抑或具體期待者? 很多時候認為，答案是前兩者——回答時代要求和廣大讀者。 這種理解符合當時的情景——如周揚就曾經充滿期待地問艾青，在沸騰的生活面前我們的詩人為何“沉默無詩”? 何其芳是讀者喜愛的詩人，《我們最偉大的節日》之后，兩年時間沒有新詩面世。 時代催促、讀者殷殷不說，他本人也承受著在熱烈喧囂的時代面前“沉默無詩”的壓力。 這種理解說得過去，卻顯得過于籠統，似乎應有具體的回答對象。
否則，便無法解釋這些情意纏綿而又撲朔迷離的詩句——“你愿我永遠留在人間，不要讓/灰暗的老年和死神降臨到我的身上。 /你說你癡心地傾聽著我的歌聲，/徹夜失眠，又從它得到力量。 /人怎樣能夠超出自然的限制? /我又用什么來回答你的愛好，/你的鼓勵? 呵，人是平凡的，/但人又可以升得很高很高! ”因對詩人當時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存在認識盲區，或者因種種原因造成審美聯想力欠缺，故有困惑卻屢被忽略。 比照女士袒露的“隱情”和《燕子》《聽歌》的內容，困惑似乎可以迎刃而解。 “回答”的對象具有多重性，既是回答時代要求和廣大讀者，也是或者說更是隱晦地回答女友。 正是后者使詩人保持了強烈的抒情個性，并賦予作品鮮明的個性浪漫主義特征。
《有一只燕子遭到了風雨》《海哪里有那樣大的力量》是何其芳1956年9月改定的“擬歌詞”，《聽歌》寫于1957年3月，這是值得注意的時間。 因為只有在這寬松自由的“百花年代”，置身社會主義文學理論建設前沿陣地、行政事務和理論思考等雜事纏身的何其芳才有興趣翻箱倒柜找出舊作修改，才能夠保留咀嚼個人感觸、品味失落和幻想的抒情內容，也才有勇氣堅持“夜歌”時期沉郁、憂傷的抒情方式和歐化的語言風格，也才如此含蓄而大膽地描寫歡快迷人的個人生活、披露深切隱蔽的個人情思。 是故，無論對考察何其芳的詩情演繹還是梳理1950年代個性浪漫主義詩歌鏈條的延展，都是值得珍視的文本。 其后，詩壇上殺氣彌天，文藝界運動不斷，何其芳仍以理論戰士的姿態出現在論壇上，全力維護社會主義文藝的主流地位和威嚴，詩歌創作幾乎在日程表上完全“被擠掉”。
他仍不甘心，直到“文革”災難到來之前——1965年10月5日下午，他還創作了《我們的革命用什么來歌頌》。 如題目所示，他想表達的是“我們”“歌頌”“革命”的途徑和方式問題，其中有“我的歌呵，如果你的沉默/不過是炸藥的黑色的殼，/什么時候一聲巨響，/迸射出騰空而起的烈火”的期待和自信，說明詩心未泯; 而其追求則是“我把我的歌加入這集體，/像一滴水落進大海里，/再不抱怨它的微弱，/也不疑惑我失掉了彩筆”的理性自覺。 雖說“不再抱怨”“也不疑惑”，但抒情風格本身就說明他沒有完全“融入大海”，也沒有真正“失掉彩筆”。 他依舊保持《預言》和《夜歌》的抒情風格——當然也沒有放棄“融入”的努力。
何其芳如此執著地堅持，原因固然很多，如詩性氣質，如詩學意識，在此我們看重的是“外在”因素——他的工作單位和性質。 共和國成立后，他擔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長期在研究機關從事文藝理論研究。 因工作單位和性質限制，他無法像其他詩人那樣經常接觸人民生活現實，從中捕捉詩意，醞釀詩情，影響了詩歌創作，但也避免了個人情感被公共情感侵蝕和代替，像那時所提倡的那樣——知識分子工農化，他得以更多地保持詩人“自我”，保持了更多的抒情個性。
事實上，“作協”系統的作家有“融入”生活現實的方便，也強化了失去“自我”的條件，很多作家置身人民生活海洋，但也在生活海洋里失去了“自我”，在獲得創作源泉的同時失去了個人生活園地; 而很多“學院派”作家長期耽于與人民生活保持距離的“深宅大院”，浸淫于文學知識的海洋，雖然也要接受思想改造，但相比而言更清醒或曰超脫，故保留著更多的“自我”。 他們可能沒有創作機會和資源，但凡有機會寫作，所表現的便不是完全迷失的“自我”，如穆旦、林庚等人的創作。 何其芳亦然。 他雖然致力于革命文學理論研究和倡導，但其內心深處，理性自覺與情感傾向、社會覺悟和審美追求以及工作內容和個人氣質均存在巨大矛盾。 矛盾帶來痛苦，但遠勝于失去“自我”后的簡單“快樂”。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他作為延安走來的革命詩人卻沒有完全“融入”主流詩人隊伍的原因所在，也是他沒有像巴金、老舍、曹禺等作家那樣放棄“自我”，用創作記錄時代變革的原因所在，也還是何其芳內心矛盾的社會成因——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社會成因。 在多種因素制約下，革命年代的何其芳雖然“桅桿未斷”，卻鐵定無法在自己“河流里”“勇敢航行”。
作者：石 興 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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