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生態簡論

　　內容提要中國古代的文化創新表現為思想學術、制度機制與文化傳播技術的創新。這些創新離不開中國古代社會在發展進程中不斷生成的創新生態。中國古代的文化創新生態由時代與社會的需求、政治環境和文化政策與創新主體的廣泛參與構成，對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創新、經濟的繁榮、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歷史貢獻。

　　關鍵詞文化創新生態思想學術制度機制文化傳播技術歷史貢獻

　　創新是推動民族進步、國家富強和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在各種創新中，文化是創新的母體，文化構成了各項創新的基本前提。但文化創新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有著自己獨特的創新環境或創新生態。文化創新生態不僅關系到創新主體特定的思維習慣，也關系到一個民族文化創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規律。創新生態同樣也構成了一個國家或民族重要的文化遺產，并同時對民族文化未來的發展發揮重要的影響作用。深入全面地審視并探討中國古代的文化創新生態，不僅有利于探討我國古代文化創新獨特的發展規律，也有利于辨析我國人文心理在創新方面所形成的集體無意識，通過歷史經驗探討我國文化未來可能的創新方向。正因如此，本文嘗試辨明闡述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的表現，文化創新生態的基本構成及其歷史貢獻，以期為明晰我國文化創新的獨特規律，在堅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促進我國當代文化創新提供一些理論層面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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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創新生態概述

　　近年來，圍繞“創新生態系統”(innovationecosystem)理論，中西方學者展開了大量豐富的、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①涉及到文化創新相關的研究亦有不少，例如Wallner和Menrad認為，創新文化是創新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開放系統范式的原理與創新文化的價值是一致的。②創新生態系統理論認為文化雖然不可能被憑空創造出來，但可以由有目的的行動而發生改變或者衍化。③文化創新生態是指在文化在創新或發展的過程中，文化創新主體的外在環境。本文所探討的是文化創新的整體環境與整體規律，因而將之稱為創新生態環境。如何評價環境各因素對文化創新的影響?許多學者曾從多個角度和層面提出不同的環境影響要素。

　　比如蘭德利認為影響文化創新的最大要素是創新者生活于其中的生活圈，一些與創新者有聯系的關鍵大眾的思維模式、觀念及大眾組織在一起的形式構成了文化創新生態。①另有許多社會學學者與經濟學家都指出了環境與文化創新之間的關系。盡管他們著眼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但都對文化創新所需要的環境進行了總結。概而言之，由于文化創新者生活在特定歷史時期與特定地理空間中，其創新的活力、創新的方式和方向，都會受到某個特定文化體的影響。而這一文化體的思想觀念必然也會對后來的創新者構成一種前在的觀念或一種特定的歷史遺產，從在使得某個文化體的文化創新帶有特定的方向。創新生態相關理論大多帶有明顯的經濟學特點，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創意經濟的發展，但揭示出了創新及其環境的一般規律，對我國古代的創新生態研究也有一定的啟示。

　　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的基本特點決定了作為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農耕文明并不格外追求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效應，而是更看重創新對人類觀念和社會的影響。中國古代的創新，目的是建構古代社會的人文觀念、制度環境與物質文明。這三個方面，不僅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的核心領域，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其觀念也影響了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的大致方向與基本規律。因此，只有具體分析我國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與物質文化的基本特點，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化創新的實質。囿于篇幅，全面系統地闡述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的基本條件和創新路徑是不現實的，本文選取了在中國古代文化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關鍵性創新生態構成，以點帶面，剖析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生態的基本特點、生成機制和歷史貢獻。

　　二、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的主要表現及其文化交流影響

　　國內文化理論界較為一致的共識是，文化結構可分為三個層面，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質文化。②與此相對應，本文將中國古代文化創新分為三個主要方面，分別是思想學術的創新、體制機制的創新和文化傳播技術的創新，并選取中國幾千年歷史進程中較有代表性的創新關鍵點嘗試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1.精神文化的創新

　　(1)百家爭鳴

　　中國古代思想學術的創新，首推百家爭鳴。縱觀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便是始于“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學，進而至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實學，其間“精神氣質和價值取向”的脈絡，“自始至終一以貫之”。③春秋末期，宗法制度逐漸瓦解至分崩離析，各國國君為富國強兵禮賢下士，養士之風盛行，為思想觀念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由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就是其中頗受矚目的典型代表。

　　至戰國時期，諸子蜂起、學派林立，除孔墨顯學之外，還有道法、陰陽、名辯等家。不同學術派別之間既相互辯論、相互駁難、相互競爭，又相互借鑒、相互滲透、相互融通，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盛局面，大大促進了思想學術的活躍和繁榮。諸子各派雖有社會地位和學術承繼上的差異，但均個性鮮明，各具特色。儒家以孔子為師，得孟子承繼，崇尚“仁、義、禮、智”，以“中庸”辯證為思想方法，重視道德倫理的教化和人的自身修為養成。以老子、莊子等為代表的道家主張虛無為本，很多觀點都與儒家形成對立面，二者在思想觀念上相反相成。墨家在戰國也是顯學之一，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

　　法家以齊國的管仲為代表，主張強化法律，以法治國。諸子百家不僅開門授徒講學、質疑辯難，還廣泛著書立說。諸子百家編纂、修訂的《春秋》《周易》《韓非子》《道德經》等“元典性”著作歷經始皇焚書，連年戰亂，至漢代百年之久仍獲審慎保全。百家爭鳴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無可置疑。諸子百家的思想，奠定了中國文化的理論和精神基礎，對當時和其后社會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因此，有文化史學者借用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概念，將春秋戰國時期視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①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亦是熠熠生輝，有諸多研究表明，西方思想文化史中的多位顯赫人物，如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美國意象派作家龐德等，都從中國諸子百家的思想理論中汲取過靈感或進行過深入研究，裨益于自身的思想及創作。②

　　(2)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就是宋明時期的儒學，是中國思想史上又一次不容小覷的創新，其觀念的繼承發展經清代一直延續至近現代，成為現代中國人所承繼的傳統文化思想體系的基礎構成要素，影響可謂至深至巨。一方面，理學是儒學與釋、道二教長期爭論和融合發展的理論成果。隋唐以來，受道教以及外來佛教的沖擊，儒學逐漸走向沒落，理學正是對這種文化挑戰的積極回應。宋代理學家們借鑒參考道家和佛學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思想觀點，將其融合到傳統儒學中，從氣學到理學，再到心學，理學逐漸演變成為一個精致完備的哲學理念體系。另一方面，理學從方法論的根本性創新入手，對經學治學的局限性進行了全面突破。“漢代治經追求名物訓詁‘疏不破注’，唐承漢法，而宋代理學家敢于‘疑經’‘改經’，打破陳陳相因的狀態”，③“實現了由漢唐訓詁之學向宋明義理之學的轉變”。

　　④理學的建構可謂是中國乃至世界哲學思想史中的一次關鍵性的創新發展。程朱陸王是宋明理學最核心的人物。按其基本觀點和影響來分，宋明理學主要有兩大派別:一是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二是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陸王心學。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其理論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朱熹所謂的理，是宇宙萬物發展的規律，也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的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主敬涵養”和“格物窮理”，即發展德性和學習知識。理學進一步發展，就出現了心學。王陽明是心學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學說是“知行合一”與“致良知”。

　　王陽明泯合了朱熹偏于外物、陸九淵偏于內心的片面性，把心與物、知與行統一起來，使人的道德主體性進一步發展。理學強調個人心性修養，主張通過道德的不斷自我規范逐步達成理想人格的建樹，并試圖由此入手建立和諧的世間秩序，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學的崇尚道德、憂患意識及身體力行，對中華民族精神的構建和塑造產生了積極且關鍵性的影響。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內圣外王”，這些理學所推崇的精神價值、道德理想與家國信念，幾百年來激勵和感召無數仁人志士舍生取義，前仆后繼。自南宋末期經元明直至清代，理學成為官方顯學，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的建構和不斷完善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和極其深入內里的滲透力。在中外文化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中，宋明理學也發揮了不容忽視的影響作用，例如在日本，宋明理學就有十分明確的思想傳播途徑和脈絡，并在其哲學史中占有重要地位。⑤

　　2.制度文化的創新

　　(1)科舉制度科舉是中國古代的人才選拔考試，科即科目，舉謂舉士，即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為國家政治管理體系選拔官吏。科舉制度以客觀標準挑選人才，對于促進政治統一、消融社會階級、增強文化凝聚和促進學術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自宋元以后，我國的科舉制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東漸西傳，被很多國家效仿。錢穆就曾指出:“西方在其選舉政治領袖之外，還得參酌采用中國的考試制度來建立他們的所謂文官任用法。”

　　①孫中山也曾在考察歐美各國考試制度后指出:“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②科舉制是從漢朝到魏晉南北朝的選官制度演變而來，選官制度在漢為選舉附帶考試，在魏晉為九品中正制。科舉制在隋唐正式確立，“隋文帝廢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歲貢士人，隋煬帝始設進士等科考試取士”，③以考試代替了前朝的選舉方式。

　　唐代科舉完全面向社會公開，即所謂“懷牒自列”，無須地方官員察舉，亦無須中央九品中正評定，任何人均可自由報考;自由報考的唯一限制是必須身家清白，即報名者不得為出身商賈之人④和作奸犯科者。科舉制度的內在精神在于開放政權，公開競選，使寒門子弟也有機會參與國家治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制度徹底打破貴族政治以“血緣”“門望”“任子制”等為基礎的制度，開啟了官僚集團的平民化、世俗化進程，是中國古代人才選拔制度的一大創新。孫中山曾盛贊隋唐時期科舉制度創立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中的重要意義:“朝為平民，一試得第，暮登臺省;世家貴族秘不能得，平民一舉而得之。謂非民主國之人民極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此于酌古酌今;為吾國獨有;而世界所無也。”⑤

　　三、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生態的基本構成

　　上述種種文化創新能夠實現，依賴于中國古代社會為這些創新提供了根本的社會條件。這些社會條件構成了中國古代的文化創新生態，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化

　　創新的根本要求唯物史觀認為，上層建筑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文化創新從來都是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文化就會相應地發生變革和創新，表現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各個層面。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間此起彼伏的激烈的兼并戰爭打破了周朝靜態化的政治格局，同時催生了對于賢士良才的迫切需要。以此為契機，原本處于貴族階層最底層的“士”在社會身份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諸子的興起，具有鮮明的文化目的性，即胡適所言“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

　　①諸子百家均熱衷政治，心懷天下，為展其所長或著書論辯，或馳說奔競，以在復雜詭譎的政治斗爭中一展所能，以輔佐君王實現治國平天下之理想。多種因素的聚合為中華民族思想精神發展提供了絕佳契機，于是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局面。理學也是順應時勢而產生的。儒學在西漢取得一家獨尊的社會地位，但正統儒學自漢末魏晉以降日趨衰微。自南北朝時期始，佛、道盛行，儒學陷入與外來佛教和本土道教等不同思想文化流派的觀念紛爭，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綱常遭到劇烈沖擊。重塑華夏道統，是時代的需要。

　　早在中唐時期，韓愈等學者就開始了早期的儒學復興運動。他們用儒家一貫倡導的積極入世的理想來對抗佛教所標舉的斷絕塵緣的出世主義和道教強調的“清靜無為”的避世修道，維護中國傳統社會的綱常倫理，嘗試穩固國家、社會“天下為公”的公共價值觀念體系，重新擴大儒學的影響。北宋儒家學者在消化吸收道、佛二教思想的基礎上，對傳統儒學進行哲理深發，形成了凸顯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體系———理學。理學的產生，不僅是儒家在應對魏晉玄學以及道、釋兩教挑戰的過程中自我發展的理論需要，也是對漢代之后中國文化整體發展走向的一次深刻反省，更是以對種種社會現實問題的闡釋和尋求解決之道，順應了宋明時代國家發展圖強、知識分子責任承當的迫切呼喚。

　　2.寬明的政治環境和文化政策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的社會條件文化創新離不開包容創新的良好氛圍和鼓勵創新的機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其著作《大繁榮》中指出:“發明與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創造性并不是什么新東西，而激發、鼓勵和支持人們大規模參與創造的那些社會變革才是歷史上的新東西，才是經濟起飛的深層原因。”②政治寬松、文化開明，才能解放思想，人們才敢于創造創新。

　　四、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生態的歷史貢獻

　　文化創新生態不僅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創新，形成了包羅萬象的文化觀念、百花齊放的文化形態和千變萬化的文化產品，同時也推動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繁榮和科技的進步，促進了中國古代燦爛文明整體發展的方式，展示出創新生態的歷史貢獻。

　　1.提升古代文化發展活力

　　文化發展的實質，就在于文化創新。文化創新是文化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是文化繁榮發展的重要源泉。戰國時期，各國處于封建割據的狀態，尚未建立統一的封建政權，也尚未形成統一的觀念形態。學者們雖熱衷投身政治但并非政治附庸，但都能夠獨立思考和創造性地探索，自由地著書立說和四處游歷。他們浪漫豁達，融通開明，并不看重對地域或家族有限度的忠誠，加速了文化的傳播和交融。如孔子周游過衛、曹、宋、鄭、陳、蔡、楚諸國，孟子曾游歷宋、滕、魏、齊、梁諸國。

　　諸子各派之間互相論戰，又相互學習和借鑒。百家爭鳴造就了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的文化繁榮景象，為先秦文化的蓬勃發展和后代的文化延續注入了強勁持久的生命力。漢唐是中國文化繁榮昌盛的黃金時代。漢朝雖然國力強盛，但漢武帝時期確立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文化政策，將儒學定于一尊，文化專制抑制了文化創新，也與文化高潮失之交臂。而唐朝政治開明，寬容大氣，并廣為吸收外域文化精華，并結合本土文化加以改造，起到以石攻玉之效。文化氣象的開放活潑成就了唐文化的多元與輝煌。以唐詩為例，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巔峰時代。

　　唐詩篇什繁富，推陳出新，流派眾多，風格各異，流傳至今近六萬首，堪稱古代詩歌的寶庫，唐詩代表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最高成就，也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中國文化發展至唐，呈現出階段性集大成的璀璨風華。佛教文化于漢唐時期輸入中國，其思辨性勝于中國傳統儒學。在佛、道二教的沖擊下，儒學的影響力漸趨減弱，這同時也為儒學的復興提供了刺激性的動力。

　　為克服儒學在形而上層面的不足，重振儒學聲望，宋代理學家們借鑒佛學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成果，與傳統儒學中的哲學因素融會貫通，比如《周易》的道器觀，孔子的“仁”學，《孟子》《中庸》對于“性”與“天”的問題的探討。在此基礎上提出許多新的本體論概念，對傳統儒學理論體系進行開拓性的創新，如周敦頤和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王安石和二蘇的“道”、陸九淵和王守仁的“心”等;并對這些概念展開系統的哲學論證，從而建構了中國古代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宋明理學，這是文化交流史上創造性轉化的一個范例。

　　①宋明理學對于明清及近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文明走勢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直至今天，在面對“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確回應外來文化”等至為重要的哲學問題時，理學仍能給予我們啟迪。絲綢之路的暢通，使得中外多民族間頻繁、積極的文化交流成為可能，這也為中國古代漢民族的文化注入了更多鮮活的生命力。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經春秋戰國至秦的孕育和魏晉時期的萌芽，在漢代蓬勃興起，一方面固然有本民族的藝術文化積淀，另一方面也是對西域各國各民族的樂器、樂舞和雜技進行了去粗取精性的吸收和改造，綜合發展而成。

　　至唐代，由于唐文化的兼收并蓄，在很多領域也在吸收域外文化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域外各民族的音樂、舞蹈如胡琴、胡旋舞等傳入中國，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正是漢樂與胡樂融合交匯發展的顯著成就和經典代表。此外，波斯王朝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對六朝、隋唐、五代時期中國的繪畫、雕刻、金銀器和織錦圖案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又如我國堪稱陶瓷藝術杰出代表的青花瓷，無論在用料、紋飾、造型上都吸收和融匯了伊斯蘭民族的藝術文化元素。

　　2.引領古代經濟繁榮

　　創新的實質是觀念變革，是文化理念的創新。費爾普斯在《大繁榮》一書中提出，新的文化價值觀的確立是歐洲資本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文化價值觀是現代經濟活力的源泉。在此之前，學術界大都是從地理大發現或科技進步的角度來解釋歐洲資本主義的勃興。費爾普斯認為這些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文化理念的創新，即確立新的文化價值觀———個體生命對自由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②這種保護和激發個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實現的文化，促進了國家的自主創新，從而引領經濟繁榮。③先進的文化理念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基礎之一，文化創新成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人類社會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當今知識文明的演進，其社會經濟發展動力從“勞動投入—資本積累—知識創新”依次更替演進，正是文化發展引領經濟方式轉變的過程。④經濟繁榮的實現，構建起創新性的文化是其一個重要的前提。

　　概言之，文化創新生態是文化創新的前提，構建一個開放、包容和進步的文化創新生態，是激發創新活力的基礎，也是一個民族文化與時俱進、適應新的時代與社會環境的基礎。隨著社會發展對創新的需求越來越顯著，人們越來越關注創新的基本規律，創新生態理論的研究正逐步深入。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挖掘傳統文化中具有現代適應性的結構”，④中國古代文化創新生態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會得到更廣泛的挖掘和更深刻的認識。

　　作者：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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