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 為了在全球和平與安全議題中貫徹北京世婦會發表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2000年通過了第1325號決議，并且還在此后的20年間相繼出臺了10個相關決議，目的是在全球和平與安全事務中將性別議題主流化。 國際社會與學術領域充分
摘 要： 為了在全球和平與安全議題中貫徹北京世婦會發表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2000年通過了第1325號決議，并且還在此后的20年間相繼出臺了10個相關決議，目的是在全球和平與安全事務中將性別議題主流化。 國際社會與學術領域充分肯定了安理會1325決議及其相關的10項決議對于在戰爭、區域內沖突及和平建設過程中倡議保護婦女人權的貢獻。 但是大量研究也指出，僅僅將性別議題專注于性騷擾和性暴力等問題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以明確如何使婦女更充分地參與到和平建設進程中來。 聚焦于非政府組織的作用以及非政府組織同國家、區域、次區域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到，從安理會1325決議產生之初非政府組織和安理會之間的“競爭關系”就存在。 中國強調非政府組織應當得到聯合國授權，同時應尊重當事國、區域以及次區域，當事國應有權根據本國國情采取適當措施，因為它們在促進婦女有效參與和平進程中負有首要責任。
關鍵詞： 北京世婦會; 《北京宣言》; 《行動綱領》;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325號決議; 東北亞和平與安全; 性別議題主流化
2020年是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25周年。 在過去的25年里， 世界各國政府秉持聯合國倡導的精神，在性別研究和婦女研究領域中的步伐變得更為有序和迅速。 因為有《北京宣言》《行動綱領》這樣指導性文件的存在，各個領域中傳播男女平等意識、將性別議題融入主流的行動越來越多了。 為了紀念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25周年，本文將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下簡稱安理會)于2000年通過的安理會第1325號決議(以下簡稱1325決議)入手，分析在和平建設與發展的議題中《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的倡議是如何被融入決議的，同時在決議的落地實施過程中中國的觀點和立場又是什么。
本文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紹安理會1325決議的產生過程以及如何將性別議題主流化作為核心議題，關注在和平與安全中的具體問題。 第二部分從文獻介紹的角度分析安理會1325決議中婦女與和平的主題是如何被界定的，為什么中國會認為愈加模糊的界定不利于在一個多層次的世界中具體落實安理會1325決議。 第三部分分析在一個多層次的世界里，面對國際/國內的不同領域，非政府組織如何可以靈活地協同各個不同層面的力量，有效地做到協調治理。
一、安理會1325決議與北京世婦會的淵源
安理會1325決議是安理會在2000年10月31日通過的一項關于婦女和平與安全議題的決議。 當下的學術界在提到“安理會1325決議”的時候泛指包括該決議以及該決議通過后的其他10個相關議題的決議，即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簡稱UNSCR)1820(2008)、1888(2009)、 1889(2009)、1960(2010)、 2106(2013)、2122(2013)、2242(2015)、2467(2019)、2493(2019)和2538(2020)。 這11項重要的決議代表了安理會在處理全球武裝沖突問題上對于婦女議題的關注和決定。 自2000年始，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納了安理會1325決議，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行動計劃”( National Action Plans，簡稱NAP)。 同時，“區域行動計劃”(Regional Action Plans，簡稱RAP)也相繼出臺，構成了分布在全球的有效的行動網絡，令各國、各區域的人們在解決武裝沖突、維護區域以及世界和平的行動中將性別議題主流化，關注性別議題和視角。
這個重要的指導性決議的出臺， 同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有著較深的淵源。 1985年聯合國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上發表的《內羅畢戰略》中已經提到了婦女在裁軍與和平中的地位問題。 其中明確指出，婦女在維護世界和平和防止核災難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需要開展和平教育，倡導發展，促進和加強種族平等、男女平等，寬容、尊重并理解別人以及睦鄰友好等社會準則。
《內羅畢戰略》公布10年之后，聯合國決定于1995年9月4—15日在北京召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這個全球性的研究和決策婦女問題的會議不僅僅限于婦女自身的議題，更是將性別議題主流化，在諸多領域內推動平等、公正、賦權的理念。 大會的目的就是審查和評價《內羅畢戰略》的執行情況，制定并通過進一步加速執行《內羅畢戰略》的“行動綱領”，敦促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做出新的政治承諾，以確保在20世紀最后5年實現《內羅畢戰略》的各項目標。 1995年公布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是承諾和表示決心的重要文件。
“婦女與武裝沖突”是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行動綱領》的第5個戰略目標，下設6個具體目標，包括婦女參與和保護，裁減軍備，以非暴力方式解決沖突，促進婦女對培養和平文化的貢獻，保護、援助和培訓難民婦女、其他需要國際保護的流離失所婦女和國內流離失所婦女，以及援助殖民地和非自治領土的婦女等要點。 5年之后的2000年，安理會在《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的基礎上推出了1325決議，在維護世界和平過程中做出對女性的承諾。 截至2020年， 全球已經有80余個國家和地區采納了安理會1325決議的“國家行動計劃”，“區域行動計劃”也有所增多。 隨著一系列系統的評估手段的開發， 各個國家對決議的落地情況也有了詳細的現狀評估。 至此，這個聯合國成立75年來第一份將性別議題同和平建設、應對武裝沖突相結合的綱領性文件走過了從起草到落地， 從接受評估直至不斷完善的全過程。
(一)決議的起草
學術界一致認為，這份聯合國成立75年來安理會第一次將女性作為特定人口關注的決議的產生，是全世界女性近百年來爭取平等權利的結果。 將安理會1325決議的產生置于世界范圍內的婦女運動歷史中理解確實是不為過的。 安理會1325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包含了多方的力量和不同的角色。 納米比亞的婦女部部長Netumbo Nandi-Ndaitwah在納米比亞作為安理會輪值主席期間發起了起草安理會1325決議的工作， 當時的3個安理會成員國納米比亞、牙買加、加拿大，以及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簡稱UNIFEM)扮演了重要的支持角色。 [1]
從1975年聯合國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開始到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分別召開了四次，但是其后的25年里再沒有這么大規模的世界婦女大會。 在聯合國的框架下，如何貫徹這些綱領成為最值得關注的問題。 正如西方學者對安理會1325決議的評估中指出的：“這份富于開創性的決議要求武裝沖突的各方保護婦女，同時促進婦女參與和平協商與沖突后的建設。 決議正視了婦女與女童在危機和武裝沖突情況中會遭受到的特殊影響，并指明了她們要在各個層面上參與預防武裝沖突、決議的產生、 重建及保衛和平。 在決議中，安理會要求各國政府、政黨加緊步驟貫徹執行決議中十八項關于婦女在世界各地的武裝沖突中和沖突后相關事項，包括參與、保護、預防和善后恢復工作。 ”[1]
從安理會1325決議出臺伊始， 各國學者就對其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其中關于決議產生過程、 文本/話語分析的部分尤其重要， 因為這涉及如何理解該決議、同該決議相關各方的角色， 以及在執行和落實該決議的時候各方的義務和責任等。 比如Cohn的分析就指明了從決議起草和誕生的時候，就有兩個完全不同的“競爭”的機構參與其中，同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個是聯合國安理會，一個是非政府組織，誰對于該決議具“擁有權”就變得非常重要。 [2] [3]
(二)亞洲國家以及中國的態度
到2020年為止， 世界有80余個國家和地區采納并給出了自己的“國家行動計劃”， 其中亞洲有12個國家采納了決議的國家行動計劃① [4] [5] [6]，但是中國并不在其中。 中國對決議的態度是支持的，可是同時也存在著自己的顧慮和考慮。 2019年10月29日，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在安理會婦女、和平與安全問題公開辯論會上的發言闡釋清楚了中國的立場， 而這一立場是2007年劉振民大使的發言中以及2015年劉結一代表的發言中都反復闡釋過的：“中方愿積極支持和參與第1325號決議落實情況全面審議，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聯合國在婦女、和平與安全領域工作邁上新臺階。 ”[6]
作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的立場一直是要堅持通過對話協商政治解決熱點問題， 創造有利于女性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 同時中國更強調對性別議題要標本兼治，在消除沖突根源問題的同時，切實加強婦女能力建設， 確保其有效參與和平進程。 [6]
張軍大使在發言中明確表示，中國之所以對安理會1325決議持保留態度，主要是因為2019年安理會通過的后續的2493決議中的第6執行段， 即“大力鼓勵會員國為民間社會，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區婦女領袖、婦女建設和平者、政治行為體以及保護和增進人權者，獨立、不受無理干擾地開展工作，包括在武裝沖突局勢中開展工作，創造安全、有利的環境，并處理針對上述各方的威脅、騷擾、暴力和仇恨言論。 ”[7]
這條具體的關于民間社會以及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角色賦予了這些組織獨特的權利，使它們有權處理任何負面的“無理干擾”以及“威脅、騷擾、暴力和仇恨言論”。 張軍大使在發言中強調這些組織“要充分尊重當事國主權和意愿，確保聯合國各機構發揮各自專長，形成合力。 當事國在促進婦女有效參與和平進程中負有首要責任，應根據本國國情采取適當措施”。 [6] 這就是說， 中國希望該決議中涉及的民間非政府組織在行使自身權利的時候， 要首先尊重當事國的主權和意愿， 而不能凌駕于當事國之上， 更不能在無視當事國意愿的情況下“創造安全、有利的環境”。
另外， 張軍大使同時指出：“安理會、經社理事會、建設和平委員會和婦女署等相關機構應根據各自授權，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并加強協調，共同推動婦女在和平與安全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 [6] 這就是說，這些民間組織發揮作用之前，要取得聯合國各個機構的授權， 而后各個機構之間要協同合作，共同發揮婦女在和平與安全中的作用。
張軍大使特別強調：“安理會婦女、和平與安全問題非正式專家小組工作，中國注意到其做出的有關努力。 該小組不是安理會的正式機構。 任何以安理會名義開展的工作，必須以符合安理會授權和議事規則的方式，尊重安理會所有成員的意見，否則其決定沒有權威性和道義約束力。 ”[6] 這就等于是進一步指明了這些民間組織在處理相關事務中不僅應該得到聯合國相應機構的授權， 遵循聯合國各個機構的規則， 而且要尊重安理會成員的意見。
最后，張軍大使更寄希望于區域和次區域組織，認為它們最了解實際情況，可以提供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這等于是在安全問題的解決過程中要求這些民間組織尊重區域和次區域組織的判斷，在主權國之上，更要估計區域與次區域的意愿。 例如，“(民間組織)應充分尊重非盟、阿盟等有關區域和次區域組織自主權和獨特作用，加強政策交流，分享最佳實踐。 非政府組織開展活動要遵守當事國法律，尊重當事國政府主導權，與當事國充分協商，發揮建設性作用。 ”[6]由此可見，中國在考慮安理會1325決議落地實施的時候，更關注的是在一個多層次的世界里，非政府組織該如何與各個不同層面的力量協同工作，共同努力。
二、執行、落地與文本：學術界對1325決議的評估與研究
2020年10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紀念北京世界婦女大會25周年高級別會議上通過視頻發表了重要講話。 在這篇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呼吁各國促進性別平等， 推動全球婦女事業發展。 [8] 這篇講話的重要意義在于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明確地將本國的婦女事業置于國際大框架之中，在推動和加強全球婦女事業發展以及合作方面尊重聯合國的協調作用， 同時加大對全球婦女事業支持度， 直接參與和完善聯合國層面性別平等工作。
為了紀念’95世婦會在北京召開25周年， 中國的專家學者們從各個不同領域總結評估了25年來北京世婦會各項承諾落地實施的具體情況。 具體到中國加速落實“婦女與武裝沖突”戰略目標問題上，中國的關注點在于“如何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處理好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互動關系，將個人、家庭、社會、國家與區域、國際社會作為整體來考察，致力于構建一個‘和平和包容的社會’”。 [9] 這不僅僅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更涉及“如何將婦女、 和平與安全議程有機地結合進中國現有的性別平等機制中”。 [9] 這些評估工作和研究不僅揭示了安理會1325決議以及國家行動綱領中的特點和趨勢，而且披露了其問題所在。
(一)學術界對決議的研究
2013年， Miller 等三位美國學者對1325決議以及后續的落地工作做出了詳細的分析研究工作。 她們不僅總結了截至2013年世界各地以安理會1325決議為主題的全部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而且依據一名碩士研究生最初研發的評估體系，對該決議的落地工作給出了系統的評估體系。 筆者認為這篇研究報告是目前為止最為全面和詳盡的對1325決議以及其落實情況的研究，也是最好的日后改進此決議相關工作的學術依據。 [1]
從她們的分析看來，目前最大的問題在于決議落地的步驟不夠完善，負責任的機構框架也十分模糊和不確定。 歸根結底，還有資金的問題，即誰來出資，交給誰來具體操作和經營管理此事。 這份研究報告很精辟地指出各國會存在某種共同的趨勢，即將目前性別研究和各國普及性別平等意識的工作籠統地劃歸為安理會1325決議的內容。 這樣的做法是不夠準確和到位的。
中國的學者也在研究中發現了決議中這樣標準模糊的趨勢。 李英桃在她最新的戰略評估研究中指出，從《行動綱領》戰略目標“婦女與武裝沖突”“婦女、和平與安全議程”，到《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再到《2030 議程》目標 16 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一種發展趨勢，即從“婦女與武裝沖突”的提法逐步變為“創建和平和包容的社會”的提法，議題覆蓋范圍在擴大，內容在增加，國際/國內、武裝沖突/非武裝沖突的邊界越來越模糊。 [9]
李英桃的評估研究還指出， 這種趨勢在美國的喬治敦大學婦女、和平與安全研究所(Georgetown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Women，Peace & Security)與奧斯陸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Oslo)共同編制的“婦女、和平與安全指數” (Women，Peace，and Security Index，簡稱WPS Index)中也清晰地體現出來。 該指數衡量的是每一個國家履行婦女、和平與安全議程的情況，選取了多項各國國內指標，超越了沖突與非沖突、國際與國內的雙重界線。 [9]
這樣模糊的邊界是否真正有利于1325決議的落地和實施呢?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 更加模糊的邊界也許有利于各國普及性別平等意識， 宣傳性別平等觀念， 同時在大眾傳播媒介中提倡性別平等思想， 影響大眾的觀念變革。 但是在具體的執行和保護婦女兒童權益， 以及在各類不同的情況下如何做到有效地指導和平建設的參與者們在現實社會中遵循性別平等的原則呢? 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世界各國的性別文化差異， 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 以及各國在制定本國相關法令法規時遵從的原則都存在著巨大差異的時候， 模糊的邊界和標準如何使得1325決議可以順利落地呢? 換句話說， 構建一個和平包容的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理念， 它可以是超越國內/國際， 武裝沖突/非武裝沖突這樣二分法邊界的。 但是這樣一個美好的理想同具體的解決武裝沖突地區中落實安理會1325的決議是什么關系呢? 在這兩者之間還有多少具體的工作需要進行呢?
令人欣慰的是，學術界對于這樣一份具有法律效應的文件也開始進行文字/文本/話語結構上的分析，這樣帶有明顯學術氣息的工作為日后工作深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例如， 性別研究學者對于該決議中涉及的“性別”“婦女”“女童”等概念也展開了詳細的分析， 因為這同在武裝沖突與和平建設過程中性別議題主流化是密切相關的， 而現有的豐富的關于性別研究的文獻、資料和智慧都可以增加我們對該決議的認識和了解。 [10] 同時，婦女在該決議中可能出現三種角色，即受害方、和平建設者以及和平締造者，也受到了專家學者的關注， 而這些扎實和嚴謹的學術研究工作對于決議的執行和落地都是至關重要的 。 [1] [10]
(二)中國對決議相關事件的研究和成果
無論是張軍大使提出來的中國的異議，還是中國學者提出的在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之上要達到的目標，中國的方案都是基于本國社會文化現實而做出的決定，也是實際操作中更為縝密的設計。
中國一直保持著對安理會1325決議進展情況的密切追蹤。 李英桃將對決議的落實和態度進行了總結。 她的觀點和研究同張軍大使的發言觀點不謀而合，同時注意到了在婦女、和平與安全議題中社會結構的復雜性和在話語建構中的多層面的特點。 這等于再一次說明了中國關心的并不只是簡單的非政府組織同聯合國決議之間的決議制定同執行落地這樣單一關系的問題， 如何在和平建設和維護的過程中具有包容性地顧及國際、區域內、國內以及社會、家庭和個人的各方考慮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對于加速實施婦女和平與安全議程的建議， 中國學者提出： (1)提高女大使數目; (2)注重硬與軟的雙重參與; (3)在數據和研究方面增加性別變量; (4)將1325決議同中國的四個白皮書和三個綱要有機結合起來， 推出中國方案; (5)注重傳播性別平等思想。 [9]
這些中國學者的總結和建議都是中肯的。 而其中最主要的觀點就在于，重視一個多層次的世界，不要輕易模糊掉國際與國內的邊界，這樣才可以充分尊重當事國主權以及區域內的社會文化特點。 這個簡單的“內”與“外”的分類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而這一點在決議本身未有仔細界定。
另外， 中國去海外參與國際救援維和活動需要遵從的原則和標準也有待具體研究。 早在幾年前，習近平主席對于維和外交已經提出了具體的期望，即不能只是強調“硬參與”，更要學會“軟參與”， 即在政治、法治、機構等方面同東道國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在建設和平的過程中通過政治斡旋，推進法治，加速民族和解，改善民生。 [9] 這項議題中亟待解決的研究問題是，當中國的維和部隊和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救援活動的時候，該如何具體工作，既遵循聯合國框架下的各項指標，又可以達到中國自身在落實安理會1325決議中提出來的原則和標準。
接下來的部分筆者將展示中國非政府組織國際化過程中遇到的語境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如何將世界的劃分多層次化， 這樣才可以順利做到有的放矢， 因地制宜， 符合國情，同時也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和各個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
三、為什么中國的經歷值得參考：民間非政府組織在多層次世界中的角色
眾所周知， 中國在過去的一百余年里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 從一個封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轉型成為深度融入全球體系的開放的經濟體和現代社會。 在這個充滿巨變的過程中， 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同男女平等觀念的樹立是值得關注的歷史進程。 如何在歷史變革的框架下理解這個過程， 同時深入思考中國經歷帶給我們的經驗，這是多年來學術界以及國際社會都在做的事情。
熊秉純等人編輯的作品就細致地分析了中國的非政府組織是如何帶動中國婦女在各個領域內組織起來， 同時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發揮作用的。 這些非政府組織不僅有效地在社會上普及男女平等知識， 維護婦女的權益，為女性發聲; 更為重要的是， 它們架起了跨越東西方文化的橋梁， 助力東西方文化的交流， 成為連接國際/國內溝通的重要環節， 將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推動社會進步的聲音和決議變成了每日生活的現實， 具體落實了各項提議。 [11] 正是因為這樣的現實和多層次的社會組織架構， 中國的立場和對于安理會1325決議的思考才能夠被理解。
在飛速變化的中國社會中，這些非政府組織的社會功能是不可小覷的，它們的存在使得社會的變化成為一個有組織的進程。 這些非政府組織構成了一個多元的、多層面的世界， 社會活動家和新型理念的實踐者們身處其中， 組織和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社會運動， 推動普及各種性別議題相關的理念， 對社會的變革做出了實際的貢獻。
這些非政府組織的做法既尊重中國獨有的文化傳統， 又有效地推動了新理念的普及， 促進社會變革的產生，在反家暴、跨境協同各方打擊拐賣人口犯罪、女性維權、提升婦女地位、保護婦女兒童權益、推動福利制度改革等多方面做出了實際的貢獻。 正是因為這些成功的本土經驗，中國才能夠長久以來在國際舞臺上反對單邊強制措施，反對某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將人權普遍性原則濫用，施壓中國。 中國提倡多邊主義， 提倡關于人權的討論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
各級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化過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這個漫長的過程直接牽涉到了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的引入性別研究的全過程。 如何將這個過程細致準確地記錄下來， 同時將其置于一個更大的歷史框架中理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同海外性別研究的關系是理解中國經驗的關鍵所在。 從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話語語境轉換到性別平等的提法反映了中國日益開放的觀念。
對聯合國框架的接受也反映了中國深入參與全球化進程的決心。 就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 中國的婦女研究同海外的性別研究逐漸融合， 使得更多的性別研究思想和理念得以介紹進入中國。 而這個話語語境的轉變正是中國堅持依據自己的國情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的結果。 其中中西方思潮的交鋒與對立， 矛盾的出現與解決都反映了在一個多層次的世界中， 中國全面而現實的考慮， 做到了既尊重傳統， 又與時俱進; 既立足本國現實， 又保持同國際接軌。 這樣的做法使得中國在面對世界、 區域和次區域的時候有自己的主見， 而在解決國內以及社會、家庭和個人的問題時又有自己的辦法。 各地的非政府組織在這個過程中充當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四、小結
2020年是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成功舉行25周年。 聯合國同中國都組織了很多活動來紀念北京世婦會。 北京世婦會出臺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為性別議題主流化在各個領域內的推廣設立了具體的目標。 “婦女與武裝沖突”是《行動綱領》中的第五個戰略目標，2000年安理會通過的1325決議以及后續的10項決議就是將這個戰略目標具體化， 便于執行和落實。
但是，從本文引用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的發言以及中國學者提出來的考慮來看，安理會1325決議的執行過程并非如同西方學者描述的那么簡單，這里面涉及各個層面的利害關系和信息交流問題， 從區域、次區域、當事國， 到社會、家庭、個人層面的協調和思考都是極其重要的。 否則，在一個多元化社會的背景下，區域內各國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就會受到直接的危害。
政治經濟發展論文投稿刊物：《婦女之友》(月刊)創刊于1982年，是由雜志始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以推動婦女進步與解放為己任;參與兩個文明建設;真誠的為讀者提供切身、實用、前瞻性服務;以獨家特色打造名品期刊，為中國婦女的進步與解放不懈努力。
當區域內各國在積極推進落實世婦會精神及安理會各項綱領和決議，鼓勵婦女參與和保護，裁減核武器，以非暴力的方式對待和解決武裝沖突，促進婦女對培養和平文化的貢獻的時候，如果我們連基本的性別平等意識都沒有，同時不尊重當事國以及區域、 次區域的主權和決定，那么維護和平的努力就會倒退。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在落實聯合國綱領和決議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具體的工作需要進行，同時議程的架構也有待完善。
【參 考 文 獻】
[1] Miller B, Pournik M, Swaine A. Women in Peace and Security through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Resolution 1325: Literature Review,Content Analysis of National Action Plans, and Implementation[EB/OL]. http://igis_womeninpeaceandsecuritythroughunsr1325 _millerpournikswaine_2014.pdf.
[2] Cohn C. Feminist Peacemaking: in Resolution 1325, the United Nations Requires the Inclusion of Women in All Peace Planning and Negotiation[J]. 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2004, (21).
[3] Cohn C. Mainstreaming Gender in UN Security Policy: A Path to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 Rai S M and Waylen G . Global Governance: Feminist Perspectives[C].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4] 2007年10月23日劉振民大使在婦女、和平與安全問題安理會公開辯論上的發言[EB/OL]. http://chnun.chinamission.org.cn/chn/zgylhg/jjalh/alhzh/fnhpaq/t374919.htm.
作者：王丹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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