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文學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

　　摘要：作為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崛起的新一代作家，“70后”作家在代際轉換中肩負起了承上啟下的歷史重任。他們的文學創作與美學追求，既有對此前現實主義文學的繼承，又有開辟文學商業化的特色，為“80后”文學商業化模式的成功運作奠定了基礎。具體表現為：文學創作上的現實主義別樣書寫、文學敘事的個性化呈現與感性寫作的文學準入;審美文化上的審美趣味、審美標準、審美價值的嬗變與重構。經由“70后”，文學性質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業化、市場化發展，文學創作呈現感性寫作與理性寫作共存相伴局面，文學敘事也從精英化的宏大歷史敘事向大眾化的日常敘事轉變。

　　關鍵詞：“70后”作家;承上啟下;“代際”作用;歷史意義

　　“70后”作家成長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改革開放、社會經濟轉型與西方思想潮流傳入的見證者。如果說“60后”文學創作還表現著宏大敘事的現實主義的美學特色，而“80后”文學代表著新興的隨順大眾趣味的消費審美文化，那么，處于二者之間的“70后”作家創作，則在文學表達與審美文化上體現出這種“代際”轉換的過渡特征。

　　作為在社會轉型時期崛起的新一代作家，“70后”作家肩負起了承前啟后的歷史重任。他們的文學創作，既以現實主義的別樣書寫繼承延續了傳統創作風格，又以抒寫內心的獨特表現方式，呈現出與既往文學創作不同的自身特色，為之后的“80后”乃至“90后”文學創作風格的開創奠定了新的基調。

　　“70后”作家的創作因其呈現了承上啟下特色而獲得了歷史價值與意義。一、“70后”作家文學對于文學創作的突破與創新在新舊更迭、歷史轉型的動蕩而激昂的時代，作為“代際”轉換過渡的“70后”文學創作，在文學創作上表現出了他們這一批人創作的特色。這種特色主要體現為對于現實主義創作方式基于自己生活體驗的承繼與變化地運用、文學敘事開始由宏大敘事向個性化敘事轉化、感性寫作替代理性寫作等。這樣的文學書寫既是對既往文學創作的某種程度的繼承，又具有文學創新的意義。

　　(一)現實主義的別樣書寫

　　在“70后”作家登上文壇之前，中國文壇最為盛行的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盡管在新時期由于西方現代派文學創作方法的影響，出現了具有影響力的運用西方現代主義創作方法的先鋒文學，但是沒有動搖現實主義文學在文壇的主導地位。直至20世紀末，在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強烈沖擊下，現實主義文學在文壇的主導地位不再，但作為一種創作方法，仍然在發揮作用，它為“70后”作家的文學創作有所變形地運用。

　　經典現實主義核心理論強調文學對生活的真實反映，要求作家直面現實，以真實地再現現實生活為己任。但是，現實主義強調的生活真實，不是對生活照本宣科的寫實，而是能夠揭示生活本質、規律與歷史必然性的真實，即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真實。為達到再現生活本質真實的目的，現實主義提出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具體創作方法，塑造具有典型性的文學形象是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特征。

　　“70后”文學的很多作品，尤其是“底層寫作”“打工文學”也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創作傾向，他們也追求真實地反映生活、表現生活，但他們不再遵循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則進行人物塑造，放棄了“典型化”手法，而采用直面生活去描寫普通人的“平實化”手法來塑造人物;他們的此種真實，既不同于經典現實主義的彼種真實，也不同于新寫實主義欲意通過日常生活書寫解構宏大敘事，進而有意遮蔽作者主觀傾向的真實，而是更傾向于表現源于切實生活體驗的個體主觀感受的“主觀真實”。

　　“70后”作家文學塑造了各種類型的普通市民形象，描寫了他們生活的艱辛與拼搏，也刻畫了他們精神的困惑與堅持，這些人物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人物，是一個個鮮活的就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普通人，沒有刻意地將他們賦予某種歷史或時代的使命而“拔高”，只是依“70后”作家個人的生存體驗平實化地加以記敘。這種現實主義的書寫真實地記敘了社會經濟轉型時期人們變化著的生活狀態及精神情感。

　　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莊系列”、李娟的《冬牧場》《春牧場》《前山夏牧場》《深山夏牧場》“牧場系列”、喬葉的《蓋樓記》《拆樓記》、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阿乙的《模范青年》等，都以“非虛構”的寫作姿態直面現實生活，揭示社會現象，反映民生問題。而且作家在進行“非虛構”的現實主義寫作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此類作品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敘述人“我”的存在。

　　“我”不但是作品的創作者，也是故事的講述者，更是作品中生活和一系列事件的參與者，三重疊加的身份呈現出的這種“在場”感，使作品中“非虛構”的故事和情節更具真實性，更有說服力，讀者因此被深深吸引。因此，“70后”文學雖然沒有用經典現實主義的經典手法，卻呈現出一種別樣的“逼真”。

　　“70后”作家在作品中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歷史現實與個性化自由意識表達的交織，如孟繁華所說：“這一代的小說可以說一直猶疑于歷史與現實之間，游移于個體的敘事與公共的記憶之間”[1]，他們的作品明顯地體現出在辯證演化過程中的承上啟下性。“70后”文學作品中有很大的現實主義成分，對于底層社會生存、對于市民庸常生活、城市女性的描寫都有著現實的視角;同時，“70后”文學作品又有著個性化自由意識表達的一面，它以突出的個性化體驗的“主觀真實”的創作方式表達著這一代人的現實生存與精神狀態。“70后”文學創作這一現實主義的別樣書寫，賦予了現實主義寫作新的內涵。既有繼承傳統現實主義寫作的痕跡，又為“80后”個性十足的青春寫作奠定了基礎。

　　(二)文學敘事的個性化呈現

　　與“60后”作家相比較，“60后”作家創作高潮期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文學的社會功能、教育功能還在延續地發揮著作用，在當時承擔著新啟蒙的任務，以強調審美自主與人的主體性作用為主，文學主體力量還是以追求文學的社會引領作用為己任，因而，更側重文學創作的群體性表達。

　　“70后”作家群的文學創作與此前大不相同，商業大潮結束了文學的政治功能與教育功能，文學不再關心政治，不再關心歷史，成為這一代作家的顯著特征，他們“沒有被大的集體話語所挾裹，一開始就站在歷史的廢墟之上，不管是無所歸依的沉默還是穩重的沉默，他們都只能以個體經驗與歷史展開對話，并且，借此呈現新的歷史空間”[2]。因而，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基本放棄了宏闊的政治、歷史和宏大敘事結構，以關注個體人生的現實生存狀態和表現個人的生存體驗為主，呈現出文學敘事個性化的新特征。“70后”作家文學敘事的個性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個人感受出發體驗城市，城市呈現為個性化特征。

　　一些“70后”作家筆下的城市面貌，并非純粹的現實主義寫實，其筆下的城市多與現實中存在差異，究其原因，這種差異源于“70后”作家并未按照現實主義的紀實手法來進行一五一十的現實再現，而是從自身的回憶、記憶或是精神層面的體驗出發，進而呈現出與現實并非完全一致的城市面貌。這種自我表現的藝術手法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城市面貌的精神把握，雖然沒有完全實現城市面貌的“形似”，但是從另一種意義上，這種與現實的差異更能表現出城市獨特的地域文化與精神風貌，可以說是實現了與城市面貌的“神似”。

　　因此，“70后”作家筆下的城市面貌是“70后”作家精神上的多重城市意象的集合，而非具體的現實場景。弋舟的文學創作試圖通過書寫城市中的人和事來“追問隱藏在生活外表之下的真相，思索和觀照現代都市人的精神境遇，并遠眺整個時代”[3]。他的文學創作既關注時代也關注個人，從時代和個人兩個維度來體驗城市，通過描寫商業大潮沖擊下城市人的物質和精神遭受的雙重擠壓，來傳達個體生命對城市變化的體驗，實現了文學想象與城市現實在精神面貌上的高度契合。

　　2.從個人感受出發體驗社會轉型時期一代人的生活與精神面貌，其生活與精神面貌的描寫更強調個人視角的觀照與個體性表達。“70后”作家“盡可能想要把自我不加掩飾地投射在文本之中，并且常常使寫作成為真正無拘無束的自我表白”[4]。“70后”作家個性化的表達更能夠貼近于城市年輕一代的內心精神情感，因為這些年輕一代的城市生存已不同于他們的前輩。前輩們城市生存在國家負責分配工作、負責分房子、負責醫療等現實狀況下，個人奮斗的緊迫性和壓力并不大;“70后”這一代，這些國家“福利”已經取消，他們必須在個人奮斗中去爭取個人所需，不同的個人城市奮斗經歷便形成深刻的個人體驗。作為同時代人的“70后作家出于個人生存體驗的書寫，便是這一代人生存與精神體驗的無距離書寫。

　　對于“70后”創作的個性化呈現，梁鴻以徐則臣等作家為代表進行分析。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寫了一群從家鄉“花街”到北京城市奮斗的年輕人，他們身在北京，根在家鄉，每個人都有著自己在城市掙扎與奮斗的生命軌跡。梁鴻認為，“徐則臣展現出他的獨異性，在《耶路撒冷》中，個人是滲透于，或者置于社會生活之上的，作家描述社會生活只是為了呈現個人生活的一種狀態。他寫的是個人精神史，是‘向心’的，社會生活只是起一個參與作用，不是決定性作用。”[2]徐則臣以個人感受出發體驗著一個個生命個體，小說中的主人公楊杰、秦福小、易長安、舒袖、初平陽等鮮活的個體生命共同構筑出“一代人的心靈史”。

　　3.從個人感受出發體驗自身，身體私語成為一種文學表達。

　　在世紀之交，“70后”女作家沿襲陳染、林白的“個人化寫作”路數，進入“身體寫作”領域，以“身體私語”作為女性敘事模式，突出身體話語在物欲表達和情欲主宰中的作用。因此，身體私語成為衛慧、棉棉、朱文穎、盛可以、魏微、楊映川等“70后”女作家文學創作中的敘事途徑與表意符號。但“70后”作家的身體寫作與“50后”的林白、“60后”的陳染不同，林白、陳染的女性身體寫作，受法國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影響較深，寫作中自覺地帶有正視女性的生存訴求與權利，質疑并對抗傳統男權社會的意味;“70后”女性身體寫作發生于消費文化興起的年代，她們筆下的女性既無反抗男權傳統的主觀意識，更無顛覆父權秩序的歷史責任，在她們的主觀意識里，“私人化‘身體’不再成為政治解放的現實場所，而是成為經濟開放享受的最終棲居域。”[5]

　　二、“70后”作家文學對于審美文化的沖擊與重構

　　“70后”文學以其特有的方式對社會轉型時期的審美文化產生影響，它所表現的審美傾向，對傳統審美文化形成沖擊，并且帶來了人們審美價值觀念的變化。“70后”文學書寫已經呈現出后現代審美的端倪，即在審美趣味中顯現出向大眾審美趣味傾斜與“審丑”的傾向，在審美標準中體現出向“俗”而美的大眾審美標準的確立，并且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開始了商業化、市場化的審美價值重構。

　　三、“70后”作家文學的“代際”作用

　　從肩負新啟蒙的重任與主張文學自律的“60后”，到被文學商業化的洶涌大潮推上歷史舞臺的“80后”，這中間是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是文學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文學而言，處于這種變化中的是“70后”，作為一代人，“70后”作家的文學創作肩負起了承上啟下的代際作用。

　　對于“70后”作家在代際關系中所處的歷史地位，張欣認為，“70后”作家的代際特征與小說創作現象符合當代作家隊伍新老交替的過渡規律[14]。“70后”作家這一具有代際特征的說法也得到了文學界的廣泛認可，很多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研究者，都談及了這種新老交替的代際過渡現象。從歷史視角對“70后”這一現象進行審視，“70后”作家文學的“代際”作用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70后”作家是文學市場化、商品化的最初踐行者，經由“70后”，文學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業化、市場化發展，至“80后”寫作，文學的商業化、市場化已經成勢，文學的商業化、市場化也被學界所認可，成為學界研究的新課題，此后文學呈現出多元化發展態勢。當代文壇的文學現實是：“50后”“60后”作家仍舊延續著意識形態話語為主的宏大敘事;“80后”作家圍繞著“校園”“城市”“私語化”等關鍵詞繼續進行著青春書寫，“以愈發飽滿的文本形態捕捉同代人的復雜生活和切己的精神難題，并且形成了一種以對當下和歷史的整體性的思考拓寬青春敘事的觀照”[15]。

　　“70后”作家在當代文壇的發展則顯得磕磕碰碰，跌宕起伏，經歷了“兩次崛起”，走出一條艱難之路：沿著“個人化”寫作路數，從高度物質化、欲望化的消費主義“天際”，滑向城市當下的日常生活“大地”;從關注個人和個體生命轉向書寫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群體和日常瑣事;從關注生活優越的城市中產階級轉向普通人中的“奮斗者”。隨著生活經驗的日漸厚重、人生履歷日益豐富“，70后”作家駕馭和把握歷史敘事和宏大結構的能力也日趨增強，近年呈現向傳統靠攏的趨勢。介于“50后”“60后”與“80后”中間的文學代際峽谷，已隨著“70后”不斷有新的文學實績產生而慢慢被填平，當代文壇已經呈現出不同代際作家眾聲喧嘩、不同文學敘事多元發展、不同寫作手法被同時探索與實踐的群峰并峙的喜人局面。

　　其次，“70后”作家文學是感性寫作的最早實踐者，經由“70后”，文學的理性寫作不再一 家獨大，感性寫作成為文學書寫的題中之義，其對于理性寫作的沖擊，使“80后”寫作乃至后來的寫作更彰顯文學寫作自身的意義。在“70 后”文學之前，文學寫作一直是理性的天地，政治理性一統天下，它發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時期，延續至1949年后“十七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文革”時達到極致。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政治理性高于一切受到質疑，以強調文學自律為宗旨的文學審美理性得以高揚。此時出現的先鋒文學，雖然借鑒的是西方現代派文學非理性的形式表現，但實質是文學審美理性得以倡導的結果，這種情況延續了十余年。

　　20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經濟轉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恰逢其時的“70后”雖然也受前輩政治理性與審美理性的影響，但沒有沿著既有的理性之路前行，他們在新的時代風潮中，在市場化帶來的種種感性消費與感性狂歡中，開辟著文學新的天地。市場經濟建立、城市化發展及消費主義觀念盛行，使20世紀90年代進入了文學的“個人化”寫作時代。這個文學時代的顯著標志是意識形態話語在文學書寫中的退席與消隱，疏離于時代、遠離政治、躲避理性、強調個體生命經驗和內心感受的感性寫作成為不同代際作家文學不約而同創作的路徑。

　　在眾多作家中，“70后”作家的感性寫作實踐最為讀者和評論界所關注。書寫城市現實生活、展示身體、宣揚物質享受、表達生理和心理欲望、張揚女性性別意識、揭示人的隱秘心理及精神困惑迷惘，凡此種種，“70后”作家從城市人的生命、生活及精神層面的各個角度書寫城市。

　　“70后”作家把城市舊貌新顏的發展變化、城市人的生活境遇與城市經驗、精神苦痛等各種感受與體驗嵌入到感性寫作當中，通過感性寫作塑造社會轉型時期的城市精神，揭示時代風貌，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敘事領域和書寫空間。最后，正是經由文學的市場化、商品化洗禮與感性文學的踐行，“70后”文學拉近了文學與大眾的距離，文學成為大眾的文學，它不僅是大眾可讀的文學，“打工文學”證明著它更是大眾可用來表述自己的文學，這應該是在新世紀之后借著大眾媒介迅速發展之勢，以大眾自己寫文學為特征的網絡文學等大眾文學形式興起的最早“源頭”。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創作與評論》(原:理論與創作)(半月刊)創刊于1988年，系湖南省唯一的創作與評論并重的大型文藝期刊，曾榮獲中宣部“三創一爭”先進單位、中國文聯“輿情信息”先進單位、中文核心期刊(1992)、湖南省一級期刊等榮譽，據權威機構統計，該刊影響力已躋身于中國文學期刊前20名。該刊以“繁榮文藝創作、加強文藝評論、追求湖湘氣派、兼容百家風格”為宗旨，立足湖南、面向全國，堅守理想、關注當下，刊發優秀的文藝原創作品及精彩的文藝(文化)評論。

　　對此，郭洪雷有所闡發：文學發展的大勢是作家個體在自然環境、風俗習慣、時代精神、社會心理、文化傳統等因素裹挾下難以掙脫的外在力量。任何一個人的創作，無論是順勢而為，還是逆勢而動，都要受到它們的影響和規約：不管愿意與否，這些影響和規約，最終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反映在他的創作及作品中。從文學創作整體著眼，這種力量被視為規律;就個體來說，它未嘗不可視為作家必然承受的命數[19]。正是在這個歷史的必然進程中，“70后”作家文學很好地完成了社會轉型期的文學藝術使命。

　　參考文獻：

　　[1]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新世紀文學論稿[M].北京：現代出版社，2012：42.

　　[2]梁鴻.個體經驗與歷史意識的辯證存在：“70后”作家三論[J].創作與評論，2014(24)：5-16.

　　[3]盧歡.弋舟：“微妙”地捕捉城市經驗[J].長江文藝，2016(21)：98-107.

　　[4]宋明煒.終止焦慮與長大成人：關于70后出生作家的筆記[M]//陳思和，楊揚.90年代批評文選.上海：格致出版社，2001：307.

　　作者：王純菲1，崔桂武1，2

轉載請注明來自發表學術論文網：http://www.zpfmc.com/wslw/267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