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武俠電影是中國電影文化代表的標簽之一。 2018年，姜文將張北海的武俠小說《俠隱》改編成電影《邪不壓正》，將武俠世界放置在近現代社會環境中，引出現代社會對俠義的思考。 電影與原著之間的改編轉換，共同形成對中國文化與武俠精神的深度探討，俠
【摘 要】武俠電影是中國電影文化代表的標簽之一。 2018年，姜文將張北海的武俠小說《俠隱》改編成電影《邪不壓正》，將武俠世界放置在近現代社會環境中，引出現代社會對“俠”“義”的思考。 電影與原著之間的改編轉換，共同形成對中國文化與武俠精神的深度探討，俠文化精神在電影改編過程中的如何傳承與表現，是視聽語言表達的重難點之一。 本文通過對此電影的研究，探求視聽語言是如何梳理與轉變原著的，在東方文化語境的基礎上，武俠小說的改編是否達到合理化。
【關鍵詞】武俠電影; 小說改編; 視聽藝術
姜文執導的電影《邪不壓正》(2018年)的上映，引發觀眾與業界的討論，主要爭論點在于《邪不壓正》改編后的原著忠實性問題,爭論兩方觀點各執一詞，對《邪不壓正》的電影評分略保守，這與觀眾的閱讀環境、觀影出發點相關：以視覺滿足為出發點的觀眾，改編忠實性的要求退而求其次; 而以文為本的觀眾更注重電影“說”故事，認為忠實還原才是合格的電影改編。 筆者認為，《邪不壓正》改編的成功之處在于，它擴充與豐富了小說的視覺空間，并重新吸引年輕觀眾了解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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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聽藝術的改編發展
電影改編最核心問題是用具象表現抽象化文字。 在中國電影發展中，一直關注小說改編，其中，武俠小說無疑是最受青睞的改編題材之一，從最早的《火燒紅蓮寺》(1928年)，再到《云海玉弓緣》(1966年)、《多情劍客無情劍》(1977年)、《笑傲江湖》(1990年)、《七劍》(2005年)等，“電影怎樣改編”的問題逐步引起關注，逐漸摸索出改編思路，對著作的內容提取，可以減少或避免電影改編敘事的空洞化。 而小說也隨著電影改編，擴大了影響力，還珠樓主、金庸、梁羽生、溫瑞安等一批武俠小說家的著作被改編成電影，武俠電影既具觀賞性，又具東方美學意蘊與人文精神，受到觀眾的推崇以及西方電影市場的喜愛。
電影能滿足各層次部分讀者的需求，簡單快速與感官刺激的雙重體驗，能獲得與傳統閱讀方式相同的閱讀體驗，改變讀者閱讀的習慣。 改編的重點逐漸向影視產業靠近，并逐漸依附電影繼續生存，“即借影視強勢影響來擴大自己的文化資本”①依附影視媒介的影響力，使文學作品繼續生存發展。 “今日的大眾沉溺于視覺閱讀為主的文化體驗之中，電影成為大眾消費品”②改編電影是現代社會消費產生的需求與動力。 但電影給予觀眾的閱讀習慣，多呈現“填鴨式”單向輸入，弱化觀眾的觀影思考能力。 以武俠小說改編現象為例，大陸武俠電影轉入香港后再次發展，逐漸形成模式化制造，令觀眾對武俠電影提出新的視覺要求，社會經濟的逐漸繁榮，景象奇觀成為改編新挑戰。 “景象已然成為‘社會現實的總體性’，社會生產的最終目標就是景象符號。 ”③景象符號增強電影改編中語言的真實性，最大限度滿足大眾需求與消費的同時，增強影片質感與視覺刺激，進而訴求影片思想，形成影像奇觀。 同時“影像通過視覺符號的批量生產與復制從而強有力地介入和控制了人們的生活，影像成為大眾生活環境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④影像奇觀不斷映射觀眾腦海中，形成文化軟記憶，拓展與豐富原著中肢體奇觀、動作奇觀、景象奇觀等，不斷提高社會記憶與生產消費的同時，對武俠小說改編電影提出更高的要求。
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轉變，文字合理電影化也是重點之一，“文學是文字的藝術，電影是影像的藝術。 ”⑤用影像講述文字，注定各有藝術發展溝通的桎梏，二者各自發展，又相互借鑒。 改編不僅需要整合原著內容，在保留小說主線基礎上，導演撰寫成新故事，搬上銀幕，形成另一種形式電影改編。 圍繞圖語轉換的爭論，使改編思路愈加成熟。 在武俠小說改編的電影中，俠士形象順應時代發展而改變，武俠電影對武打動作、劇情內容、制作技術等方面的要求，也增加了電影改編武俠小說的難度，運用大量視覺奇觀與輕快的鏡頭調度，講述中國傳統俠文化，是現代武俠小說電影改編的新趨勢。
二、《邪不壓正》視聽藝術的改編轉換
《邪不壓正》改編自張北海的小說《俠隱》，電影中對《俠隱》進行了較大幅度的改編，主角李天然為報師門之仇，在藍青峰、關巧紅的幫助下，逐步完成了復仇。 在原著中，復仇與振興幫派是李天然的副線任務，尋找與鏟除敵人是李天然的終極目標，在平衡與取舍愛情、親情的過程中，一步步完成目標，并投身抗日戰爭中。 姜文導演在電影改編中，只保留故事主線，將自己對生活的感悟融入李天然角色中，李天然的復仇與成長以黑色幽默的方式，銜入殘酷的武林社會中，勾勒出當代社會的俠義世界。
(一)影像空間：扣人心弦的“武俠”映像
武俠電影的視覺表現離不開視覺奇觀。 技術的進步，受眾對于視覺奇觀的需求，促進電影鏡頭語言的多樣化表達，例如高速運動鏡頭下的慢速呈現、多鏡頭的快速切換、長鏡頭的使用等，豐富改編電影的影像空間。
姜文導演的電影總是充滿野性荷爾蒙，相較于前兩部的視覺表現，此片視覺表現略中規中矩。 這部電影中，俠是被關注的對象之一，李天然代表的新時代俠士形象，從舊時階級斗爭升華至現代社會個人理想的追求。 原著李天然是階級斗爭與個人理想的共存代表，在完成復仇、參加抗日的雙重斗爭中，他成為歷史變革中的一粒微塵，漸漸被時代掩埋。 張北海在刻畫李天然的俠義斗爭中，多將描述場景設置在黑夜，隱于市，殺人于無形，緊扣“隱”的主題，以此渲染夜幕下京城中涌動的無形暴力。 電影中導演運用暗色調襯托主角的內心陰暗面，提升暗色調的通透度，渲染周圍環境，塑造立體人物。 電影空間中人物身輕如燕的穿梭與跳躍，從側面體現原著中李天然武功高強，運用高速運動攝像機跟隨主演的腳步，“畫面中人或物的運動，有一種潛在的離心力。 ”⑥通過近景、遠景、全景等景別切換，展現李天然獨身一人復仇的艱險，為契合“隱”主題，低飽和度的顏色搭配飄逸的長袍馬褂或長衫，形成畫面運動節奏，體現出李天然作為俠士的特立獨行。 李天然的“隱”不僅是隱身，更是隱喻民國時期無數仁人志士，無數“李天然們”拯救國家于水深火熱之中，也隱沒在歷史的洪流中。
為保證電影敘事順暢，導演對電影的改編范圍設置界限，達到改編中的“信達雅”，改編限度的把握，決定作品的好壞，“忠實于原著進行改編是制作一部爛電影的有效辦法。 ”⑦在大多數的電影改編中，導演與編劇將原著進行可控幅度修改，達到電影語言敘事的流暢性與完整性。
武俠電影改編注重對功夫的表達，動作奇觀塑造飽滿的人物，提升影像的藝術與觀賞性，傳遞東方美學文化。 例如原著中文字刻畫功夫招式簡潔利落，以求達成“拳無拳，意無意，無意之中是真意”的境界。 以李天然與羽田(根本一郎)的一次武斗情節為例，原著描寫：“他往回一收右臂，運足了力,‘為的是我師父，師母，二師兄……和丹青! ’語音一落。 閃光似的一掌過去，‘砰’的一聲悶響，滿滿地擊中羽田的前胸。 ”⑧通過“回”“收”“運”“閃光似”等字詞，將李天然輕松制敵的武功刻畫得淋漓盡致，從側面突出李天然武功的高強。 在電影改編中，“因為觀眾要看的是過程和武打動作”⑨，電影改編中對傳統武術加入武舞動作，使武打動作更具藝術觀賞性，通過多鏡頭的轉換與切入，滿足視覺享受。 李天然運用門派功夫對抗日本武士刀，用沖、捋、鎖等武術擊法，使根本一郎節節敗退。 傍晚時分低調色調渲染斗爭環境，采用中景、近景等鏡頭，最終呈現原著中經典的名場面之一。 姜文在保留原著故事主線的同時，將武術動作提升至既有舞蹈觀賞性又兼具武俠精神，與視覺符號相聯，對俠的影像文化思考上升至對人性、道德、世俗、文化等多方面，靈活契合當今社會的思潮文化。
電影中根本一郎最終以參與者和旁觀者的身份，參與最終的三方斗爭，運用上帝視角與第三人稱視角，將根本一郎放置在與李天然、朱潛龍三方決斗中，高速運動鏡頭與剪輯的切入，彈、點、勾、掃、扣等武打動作的刻畫，展現李天然復仇的急迫。 原著中，李天然的復仇，始終保有人倫道德，有自我克制，用理性克制復仇的急躁。
在這部電影中，還結合了黑澤明電影中日本武士元素，以及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武俠美學的痕跡，插入景象空鏡頭，將原著中大量的老北京風貌凝聚在景象符號中，通過鏡頭運動，從不同視角與角度展現老北京涌動的暗潮。
綜上所述，電影在改編中，視覺奇觀化的影像雖然提升觀眾興趣，但塑造人物有局限性。 改編電影擴展了文字的想象空間，保證視覺敘事的流暢性，卻仍然缺少內在思考的支撐，娛樂性仍然是改編電影的主流元素之一。
(二)光影語境：武林里的“刀光劍影”
光影可以推動情節的渲染與發展。 小說因其表述局限性，對顏色只能通過文字描繪，或是通過動作描寫展開想象。 電影中光線是具象的，如刻畫李天然第一次遇見關巧紅，原著中描寫關巧紅的開場：“開門的女的，高高個兒，灰褂褲，干干凈凈，清清爽爽，頭發黑黑的，結在后面，眼珠亮亮的。 ”⑩原著中對光線、顏色刻畫人物不多。 電影中將關巧紅正面開場，運用頂光與逆光渲染周圍環境，突出女性角色的光輝，同時第一人稱視角仰視關巧紅，貼近原著中對關巧紅的第一印象塑造。 用米白、棕色、孔雀綠做環境顏色渲染，形成高調中飽和色調，勾勒出1937年前北京普通人生活畫面。 觀眾在第一次“看見”關巧紅，浮現起中國古代社會里對大家閨秀的印象，激發觀眾的興趣，想更深入了解這位奇女子。
武俠里打斗需要環境與光線推動氣氛的渲染，例如電影中，最后三人的對決，仇人與復仇者各懷心思。 原著中，對此片段的刻畫，將故事場景放置于北京的四合院中，通過人物的動作升華復仇結局。 在電影中，姜文將決斗場面置于根本一郎的家中，一座日式庭院，李天然穿日本武士袍，站在日式禪庭院中，運用白色，灰色系等高調高飽和度顏色增強環境的渲染，突出主題復仇的悲愴，加入朱紅、孔雀綠、墨黑等小面積顏色點染，形成畫面張力。 鏡頭下日式庭院依然保留大量中式四合院的建筑風格，影射中國動蕩時期的文化融合與碰撞。 最終決斗的高潮放置在白天，自然光線的透射，將禪庭院的白色沙礫呼應影片開始，滅門慘案發生的冬天大雪夜晚。 一頭一尾形成呼應，一明一暗，也暗示滅門的真相，始終要大白于天下，契合主題：邪不壓正。 跟隨復仇的高潮，色調逐漸高調，自然光線逐漸明亮，直至太陽光線投射在斗爭的結尾，升華了主題，李天然最終達成俠的新境界。
除了江湖恩怨，還穿插兒女情長，原著中對于李天然與關巧紅、唐鳳儀之間的感情，多通過人物的對話增進人物的關系與感情。 在電影改編中，導演運用了光線與色彩來展現人物關系，在唐鳳儀與李天然的感情中，多采用暖色、紅色，運用自然光線或逆光刻畫，暗示兩人之間升溫的情愫以及纏綿悱惻的關系。 唐鳳儀代表的是西方式女性的開放、溫柔、明艷動人、敢愛敢恨的個性。
電影刻畫關巧紅與李天然的關系時，色彩較為多元，色彩質感更通透，以白、紅、青三色為主，用頂光與自然光刻畫二者愛情。 關巧紅代表當今社會獨立女性，自信有想法，但面對愛情她膽怯，她克制對李天然的感情，依然保有中國傳統女性的特質。 最終她踏上了與李天然同樣的孤身復仇之路，在情感升華中也完成自我的救贖。
聲光影的運用，拓展了電影改編的塑造空間，豐富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家國情懷主題下人物命運，將中國文化與俠義精神融入環境奇觀中，引導觀眾重新思考中國俠義精神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
(三)聲音設計：放浪江湖里的宛轉悠揚
聲音是小說中無法呈現的部分，原著中對于聲音的展示，大多展現在人物對話以及環境描寫中，聲音在電影中可以替代與完善小說中的情節，增添沉浸感。
1.情境融入式的音樂設計
改編電影對音樂的選取，考究細致。 首先，原著故事背景設置在北洋年間，戰爭的爆發，外來文化的侵入，北平(現為北京)西式建筑、物件、音樂等都流入民間，大量外國人的涌入，導致這一時期文化呈現多樣化發展。 為了展現小說中代表老北京的音樂，選取環境音能直接“加強戲劇性的效果” 11 。 原著中表達多是沿街鬧市環境的描寫，在電影中，姜文結合原著以及自己兒時在北京成長的經歷，將胡同的吆喝聲、生活環境聲等成了襯托老北京的聲音元素之一。 “聲音把形象擴大到畫面的范圍之外” 12 ，讓觀眾沉浸在電影中老北京的生活。 音樂延伸人物的塑造空間，讓觀眾共同達成銀幕空間內外塑造人物的立體感受。
除此之外，影片中大量運用西方古典音樂和東方傳統音樂中的絲竹樂，絲竹樂與古典音樂的結合，在融合中各取所長，塑造更加立體化的北京城。 此外，背景音樂中，插入姜文最喜愛的久石讓作品《太陽照常升起》，并烘托“邪不壓正”的主題，促進電影情節的發展，并再次加強導演個人作品風格。 反復使用這張專輯音樂，強化聲音創造模擬影像的效果，反復加強觀眾反射記憶神經，不斷充實與重塑導演作品在每個觀眾腦中的記憶，形成立體影像記憶效果，使北洋三部曲風格更加連貫，并展現不同的中國特色音樂。
2.舞臺化的對白
影片另一特色是人物的對白，此部電影對白設計偏話劇、舞臺劇。 電影化的舞臺劇對白，拉近觀眾與高雅藝術的距離。 原著中臺詞的設計，更貼近日常生活，將大量京腔話融入對白中，加強塑造老北京的真實環境。 電影中設計的臺詞，京腔味略顯不足，多以普通話為主，同時穿插使用英語、日語、法語，展現出近代中國的文化交融。 筆者認為，此電影沒有過多展現老北京的語言魅力，是影片中較為失敗的地方。 選取臺灣演員表演臺詞，地域方言的差異通過融入幽默的臺詞，彌補地域代入感的不足。 臺詞設計上，姜文運用多年演藝經驗里扎實的臺詞基本功，將人生經歷與處世治世的乾坤，融入玩味的臺詞中，娛樂觀眾的同時又有細細琢磨與回味之處。
聲音拓寬了此部改編電影的話語空間，是電影表達的第三語言。 原著中通過文字的表述，用想象替代聲音的表達，此部電影運用豐富的聲音效果，彌補改編敘事上的不足，強化導演的個人風格，拓展電影話語空間。
三、視聽藝術的改編反思
武俠電影改編經多年發展已形成規模，技術的變化，藝術的發展，受眾接受的程度，使武俠改編電影充斥著各種挑戰。 聲光影各種元素的交疊，考驗導演的執行能力。 用影像詮釋文字，視覺奇觀的豐富易使電影流俗化，造成敘事的松散，《邪不壓正》也存在這樣的缺點。 通過分析，也發現改編中存在的問題：“忠實原著論”的結果不應非正即反，而應根據電影的客觀評價來判定改編是否成功。 在眾多武俠改編電影中，例如徐克、張徹、程小東等導演的作品，他們趨向改編元素的平衡性。 如果按照“忠實原著論”的標準去評判，大部分電影作品顯然是不成功的，但現實上映后的好評如潮，足見他們武俠電影改編靠電影美學與視聽藝術的成功彌補劇情的不足，形成改編電影元素中的平衡，既有故事的主線又存有自我風格，是成功的武俠改編電影。
通過上述分析，《邪不壓正》的改編模式與上述導演改編作品相差無幾，形成反差的原因，則在于視聽藝術與忠實原著論的共同過滿而造成相互割據，姜文追求視覺奇觀的同時，更想傾訴自己的想法，電影沒有達成平衡性。 比對《讓子彈飛》的成功改編，它將視聽藝術與真知灼見形成共同平衡，是成功的范例之一。 但不可否認，《邪不壓正》的視聽藝術保持姜文一貫的水準，對東西方文化的拿捏與把握得當，最終呈現驚艷的視覺效果。
在以商業電影為主的電影環境下，改編電影逐漸流于商業俗套化的制作模式，趨于平庸化。 獨立電影也許是未來改編電影發展的突破口，從目前國內外改編電影形勢分析，偏向獨立電影的電影改編，更利于發揮多重的創作空間與思想。
《邪不壓正》的落幕，姜文將多年人生感受付諸其中，“北洋三部曲”是目前商業電影中改編小說最成功的系列案例之一。 姜文曾在訪談中談過，他的電影如果觀眾讀不懂，觀眾在電影中圖一樂，能記得些什么，他的電影就是成功的。 姜文用他獨有的方式，讓《俠隱》在電影改編中重現武林江湖與老北京的風貌，賦予原著新的意義，它用光影追憶逝去的北平，品味俠義的消逝與終結。
注釋：
①③周憲.“讀圖時代”的圖文“戰爭”[J].文學評論,2005,(06):140-148.
②李翠.美國商業影片的視覺文化語境[J].電影文學,2017(12):28-30.
④齊雪晴.從“敘事”到“景觀”[D].重慶大學,2010.05.
⑤孔小彬.改編的邏輯——電影導演與1980年以來的中國文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220.
⑥趙陽.電影影像的運動和知覺的“現代性”[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9,(02):30-34.
⑦(美)約翰·M·德斯蒙斯,(美)彼得·霍克斯.改編的藝術——從文學到電影[M].李升升,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57.
⑧張北海.俠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62.
⑨丁永祥,楚愜.論小說的影視改編——文本選擇和劇情剪輯模式探討[J].四川戲劇,2019,(05):93-96.
⑩張北海.俠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0.
11 (美)李·R·波布克.電影的元素[M].伍菡卿,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103.
12 (美)路易斯·賈內梯,(瑞典)英格瑪·伯格曼,(日)黑澤明等供圖.認識電影[M].焦雄屏,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133.
作者：劉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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