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提出是基于中國古代輿論思想與馬克思主義輿論觀的兩大源流交匯，并立足于當前媒介技術迭代與社會深刻轉型期的社會現實。 傳統輿論學在研究對象、傳播環境、研究視角、研究視域等層面均面臨深刻調試和轉向。 基于此，文章提出
【摘要】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提出是基于中國古代輿論思想與馬克思主義輿論觀的兩大源流交匯，并立足于當前媒介技術迭代與社會深刻轉型期的社會現實。 傳統輿論學在研究對象、傳播環境、研究視角、研究視域等層面均面臨深刻調試和轉向。 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研究體系構建——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輿論觀、輿論研究的八要素(主體、客體、本體、數量、強度、周期、反饋、質量)、輿論研究的四層次(信息—情緒—關系—行為)、研究價值指向是國家治理與全球數字領導力構建。
【關鍵詞】中國特色輿論學 馬克思主義輿論觀 社群傳播 國家治理
隨著信息時代和網絡社會的不斷發展，以互聯網輿論為主要代表的社會輿論生態及其變化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風向標、測速儀、安全閥和穩定器，對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產生了復雜而深刻的影響，新時代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最大限度地凝聚社會共識，必須關注輿論生態的變化與發展。 基于此，需要構建與之相適應的輿論學理論體系建設，即區別于傳統輿論學研究的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這一概念是傳統輿論學發展面臨困境和輿情亂象叢生的時代背景下的必然產物，既是對傳統輿論學研究的繼承與揚棄，也是對網絡輿情最新研究的整合和升華。 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源流和鮮明的時代底色。
一、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歷史源流與演進邏輯
中國特色輿論學的產生與形成是中國古代以來輿論思想的自然演進與西方輿論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輿論觀的天然結合，是兩者在新媒介環境下的交匯合流。
1. 中國特色輿論學是中國古代以來輿論思想的結晶與升華
在中國，輿論一詞的最初意義為“輿人之誦”“輿人之議”，特指民眾的意見、看法。 其主體“輿人”通用于商周、春秋時期，表示做工職事之人，至戰國社會階層起落，“輿人”擴展至一般民眾(包括士農工商)，“輿論”即為“眾人之論”。 [1]進入封建王朝，帝王一直將輿論作為其統治地位合法性的重要考量，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封建王權便是通過輿論實現了合法性建構，[2]如西漢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王權神授”等，并進而演化為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宋明理學的 “存天理, 滅人欲”，王安石變法后演化出的“正君心”的哲學理念，這些理念成為封建社會基本秩序和倫理道德的價值標準及維系力量：一方面制約君權，另一方面訓導百姓，中國古代走了一條區別于西方的輿論制衡政治之路，道義制衡建構在“道高于君”的認識基礎上。 [3]
鴉片戰爭后，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一批傳統知識分子向近代知識分子轉型，開始吸納借鑒國外輿論思想為我所用，魏源的“夷情備采”、王韜的“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義切尊王”、鄭觀應的“通民隱、達民情”等輿論觀，某種意義上是歷史循環論在輿論思想上的折射; 嚴復的“通中外之故”、譚嗣同的“通上下之情”、梁啟超的“去塞求通”等輿論主張，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庸俗進化論的影響，如果說“言論獨立”“輿論之母”“新聞自由”等概念帶有濃厚的西方資產階級輿論學色彩，那么“耳目喉舌”“去塞求通”“史家辦報”等則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報人根據國情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辦報理論與輿論思想。 [4]
甲午戰爭后，新式報章雜志迅猛發展，各類新思想、新觀念涌入，在梁啟超的影響下，輿論一詞頻繁出現在普通讀者面前，輿論的影響及作用也逐漸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5]開始了在近代社會的正當化的過程，[6]輿論不再是傳統社會那種虛無縹緲的“天意”，而是被注入了民主、自由、平權的內涵，突破了中國古代輿論觀樸素的民本觀念，輿論被重新定義為“針對政府和社會的一般人民的公論”。 [7]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重視輿論與政治的關系，他主張“輿論歸一”，即“輿論一律”，提出“今日報紙，必須改易其方針，人心乃能一致”。 [8]多災多難的近代中國，啟蒙變革、救亡圖存的社會責任和國家命運使得中國新聞業從誕生起就承擔著政治宣傳媒介和輿論工具的作用。
在五四運動前后，陳獨秀、李大釗等紛紛參與到社會輿論問題的探討中，這一時期的輿論討論也受到了不斷傳入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李大釗結合平民政治及無產階級專政等理念，深化了對輿論的思考，他將西方政治學中的輿論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提出了一些建設社會主義政治中公正的、合理的社會輿論的調和方案，豐富了時人對輿論的認知。
2. 中國特色輿論學是西方輿論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輿論觀的繼承與發揚
隨著工業革命開啟，民眾開始脫離封建君主統治，洛克對輿論高度推崇，將之從最初的“不可靠的判斷”上升為“一種合法標準”，將輿論與神法、民法相提并論，稱作“第三種法律”，法律和政府行為均要接受輿論的檢視。 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等百科全書派啟蒙思想家則突出洛克輿論法則中輿論的社會控制功能，進一步強調了民意的立法功能。
19世紀世界交往體系形成后，輿論成為一種國民的普遍觀念。 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會時，就意識到輿論在社會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馬克思把輿論視為“一般關系的實際的體現和鮮明的表露”，恩格斯講得更為直接和明確：“世界歷史，我們不再懷疑，就在于公眾輿論。 ”[9]雖然馬恩對輿論沒有過多的集中論述，但散見于其著作中的對輿論概念的運用，就可以勾勒出其對輿論的基本認識。 馬克思稱輿論是一種“普遍的、無形的和強制的力量”，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認為，工人階級沒有很多政治權力，因為他們認識不到自己的利益，而認為統治階級知道什么是最好，這一過程被稱為“霸權”，進一步明確了輿論的價值觀和導向問題，具有強烈的階級性。 以后的共產黨人，無論是列寧，還是毛澤東、鄧小平，都強調了輿論導向，習近平更是明確認為好的輿論可以成為發展的“推進器”、民意的“晴雨表”、社會的“黏合劑”、道德的“風向標”。
二、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
1. 輿論學研究對象的變化：從話語表達到文本書寫
傳統輿論學研究對象是基于公眾的話語表達，雖然輿論概念的外延一直存在爭議——沒有表達出來的話語屬不屬于輿論，但大多數研究者都將輿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話語表達，是必須表達出來的話語，網絡時代來臨，公眾將互聯網作為主要的話語表達空間，更多是以文字(跟帖評論、社交語義鏈等)、短視頻等新型文本來呈現，呈現介質與形式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輿論學的解釋力和適用范圍，根據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哲學意涵，承載意見信息的載體和介質的差異決定了公眾在輿論認識論上的根本差異，輿論介質促使輿論學理論體系必須進行范式轉型。
2. 輿論學傳播環境的變化：從大眾傳播到社群傳播
傳統輿論學中的表達主體是社會個體，是原子點一樣的存在，個體主要依靠大眾媒體提供信息來認識世界，傳統輿論學是基于大眾傳播而產生的。 隨著社群時代來臨，個體越來越以社群化的方式而存在，民眾開始依靠所處的社群來觀察和認識世界，社群成為一種媒介，[10]傳統媒體如果想將信息送達普通民眾，必須嵌入社群將內容傳達給用戶，傳統媒體的輿論引導能力在下降，傳統輿論學提出的輿論引導手段在社群傳播時代顯得力不從心，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范式調試和創新。
3. 輿論學研究視角的變化：從“報刊的有機運動”到“后真相”
“報刊的有機運動”是馬克思在1843年提出的，是一種較為完整的關于報刊報道新聞的過程理論。 [11]馬克思認為，只要“報刊的有機運動”在正常運行，事件的真相就會逐步清晰地表現出來。 報紙是社會輿論流通的紙幣，是輿論最重要的載體，在這種媒介環境下，輿論引導問題，更多著眼于方式、方法，只要將事實真相通過報紙等大眾媒體傳播出去就可以。 而在新媒體環境下，報紙不再是輿論唯一的載體，媒體從原來輿論傳播效果的常量變為變量。 另外，事實真相解釋權下放給了民眾，民眾在對真相進行支離破碎的拼接中，并不關注真相本身，更多注重的是追求真相過程中的情感宣泄、價值共鳴和社群歸屬，真相本身就顯得并不那么重要了。
4. 輿論學研究視域的變化：從國內輿論場到國內外兩個輿論場融通
傳統輿論學研究主要是基于一個國家(地區)內的意見流動場域而展開的，無論輿論主體多么多元、多層次，輿論管理主體相對是唯一的，因此傳統輿論學研究體系相對單薄，只需解決國內輿論場引導與管理的問題即可。 隨著網絡時代來臨，整個世界在虛擬空間成為一個相對完整的輿論場，尤其是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疫情與輿情疊加，形成了全球超級輿論場，傳統的輿論學研究已不適應全球輿論場了，尤其無法回答在國內國際兩個輿論場融通后的輿論主導權的重構與提升等問題。
5. 輿論學研究現狀的變化：“學”為末、“術”為主、“策”為上
2003年以后網絡輿情發展方興未艾，但相關研究眾聲喧嘩，存在“學”為末、“術”為主、“策”為上的尷尬現實。 “學”為末主要是因為輿論學研究的三大體系建設不夠，網絡輿情相關的書籍雖然源源不斷上市，但具有學理性的基礎理論的研究著作還比較鮮見，相關研究者多是從“短平快”的案例研究出發，多材料堆砌，因為案例具有時效性，再加上新媒介技術的迭代速度加快，還有部分研究過于細碎，得出的結論不具宏觀價值……輿論研究越來越快餐化和浮躁化。 這種現狀亟需輿論學基礎理論體系的構建。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以上變化都是新時代對傳統輿論學提出的挑戰，必須在傳統輿論學基礎上進行范式創新和思維轉換，構建與現實情境、新型研究范式相匹配的中國特色輿論學理論研究體系。
三、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研究體系
1. 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輿論觀
馬恩十分重視對輿論的研究與論述，在他們的著作中，輿論概念出現了300多次，[12]主要從社會發展的視角，論述了輿論的本質與特征、輿論的主要載體和輿論的巨大作用，強調輿論具備一定的階級性和不穩定性，其表達與政治意識發展密切相關，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輿論觀，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指導思想。
2. 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八要素
傳統輿論學研究一直有“三要素說”“五要素說”“七要素說”，在互聯網傳播時代，輿論傳播依賴的環境越來越復雜，涉及的要素越來越多，概括起來有以下八個要素。
(1)輿論的主體。 傳統輿論學認為，輿論的主體必須是公眾，社會組織和網絡水軍等均不屬于輿論的主體。 而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體系下，黨性和人民性是統一的，作為政府一方的黨的聲音和與之相對的民眾的聲音在本質上也應當是統一的，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一定程度上擴大了輿論主體的范圍;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輿論主體進一步復雜化，在這樣的環境下，輿論的主體逐漸成為“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各類社會主體”。 [13]習近平同志的網絡輿論觀中提到，與傳統時代相比，網絡空間中的輿論主體出現了多元主體與主流媒體爭奪話語權的局面，[14]輿論成為一種人民、媒體、政治運作之間的互動過程。 [15]對網民中的特定群體、意見領袖、網絡搬運工、網絡水軍、社交機器人等的研究均屬于輿論主體的研究范疇。
(2)輿論的客體。 傳統輿論學中的輿論客體是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事件、人物或社會問題，它們容易成為公眾談論的對象，形成一定范圍內的意見氣候。 隨著網絡社區的崛起，隱性的社會規范和倫理道德可能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再加上一些小范圍內的亞文化也有可能成為輿論焦點，因此，輿論客體可以是人、事，也可以是價值、觀念、制度、規范、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輿論客體的外延得到進一步擴展，變得越來越隱形化和多樣化。 對熱點事件、知名人物、社會規范、價值觀念和亞文化等的研究均屬于輿論客體的研究范疇。
(3)輿論的本體。 輿論本體是一種意見信息，在外顯形式上，傳統輿論學主要指話語言說或問卷中的答案數字。 隨著民眾將話語表達轉移到網絡空間，輿論本體越來越多元化，可以是一段文字，也可以是一段音視頻，在社群中更可能是一段對話甚至是點贊、轉發等行為，因此，輿論本體的外延不斷延展、泛化，甚至會以網絡謠言、流行語和表情包等流行風尚出現。 對輿論的形態、輿論文本、網絡謠言、網絡流行語、網絡表情包等的研究均屬于輿論本體的研究范疇。
(4)輿論的數量。 輿論的數量是輿論在多大范圍內的一致性，是衡量輿論規模最直觀的指標，傳統輿論學根據運籌學計算結果，即黃金分割比例的0. 618，認為在一定范圍內，有38. 2%(三分之一多)的人持某種意見，但尚不能影響全局，即為輿論，若61. 8%的人持某種意見，則這種意見將成為主導性輿論，即上升為民意。 [16]但這種劃分不具有實際意義，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 89億，理論上講，每個網絡事件需要約3. 3億的網民討論才能生成輿論，這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 輿論的數量可通過參與討論的主體的絕對數值進行縱向或橫向比較來衡量，是否達到了總體的三分之一的意義不大，只要網民感覺到一致的意見氣候特征及觀點聚集，就已經形成了輿論。
(5)輿論的強度。 傳統輿論學認為輿論強度有兩種方式：一是行為輿論，強度大; 二是言語表情和內在態度，其強度需要通過輿論調查來測量。 但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輿論強度可以通過輿論的聲量來表示，即參與相關事件轉發、評論等公眾數量來衡量，這是一級強度的輿論; 在虛擬空間形成了一定的集體行動或流行風尚，這是二級強度的輿論; 線上與線下空間進行勾連，并進行互動甚至共振，線上虛擬空間延展到線下空間行為，則是三級強度的輿論。 輿論的強度對社會運動、社會動員及群體極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6)輿論的周期。 傳統輿論學對輿論周期的關注不多，主要是因為報紙電視時代，信息的流動速度較慢，輿論的形成和擴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互聯網時代來臨，意見信息流動和迭代速度不斷加快，輿論存活短則幾小時，長則多年，如周正龍拍老虎。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近年來輿論存活周期不斷變短，從原來的兩周縮短到一周以內。 這一方面與輿情事件頻發有關，也與后真相時代的“社交繭房”有一定的關系。
(7)輿論的反饋。 輿論作為一種意見信息，自然也會對輿論客體產生影響，傳統輿論學認為反饋是輿論存在的綜合表現，能夠以自在的方式直接地或間接地、明顯地或隱蔽地影響著輿論客體。 互聯網時代，網上的眾聲喧嘩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形成民意嘯聚，輿論當事方會在短時間內面臨極大的社會壓力，更容易做出道歉和對事件進行處理等行為，輿論的反饋更加迅速和有效，因此研究輿情事件發生后的涉事主體行為也是中國特色輿論學研究的重點，如情況通報如何寫、輿情舉措如何展開等，“解惑”重要還是“解氣”重要，[17]這些都屬于中國特色輿論學的反饋研究。
(8)輿論的質量。 傳統輿論學認為，輿論的質量是輿論所表現的價值觀、具體觀念及情緒的理智程度，但輿論是一種群體意見的自然形態，帶有較強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文化和道德的傳統對其影響巨大，各種偶然的外界因素也會經常不斷引起它的波動，這種自然形態決定了輿論總體上是一種理智與非理智的混合體。 輿論本身是一種意見信息，與表達主體的固有價值觀和倫理觀緊密相關，因此在互聯網時代輿論的質量大多數都是非理性和應激性的，對網絡表達中的“杠精”“鍵盤俠”“民族主義”“網絡民粹”等的研究均屬于輿論的質量研究范疇。
3. 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四個層次：信息—情緒—關系—行為
傳統輿論學主要將輿論視作一種意見信息，但互聯網時代來臨，輿論不再是簡單的信息流動，其背后具有更加復雜的動因。
(1)輿論的基本表征是意見信息的流動。 輿論作為一種意見信息，首先符合信息傳播的基本規律，因此輿論學是新聞傳播學的重要分支，輿論引導與輿論管理也主要是從信息流動的角度提出對策，傳統輿論學研究也是在意見信息流動基本研究假設基礎上提出的，但意見信息流動只是輿論的基本表征。
(2)輿論的底層動因是情緒宣泄和情感傳導。 民眾對信息的消費大抵經歷了量—質—情三個階段，在信息匱乏階段，無論生產出來什么樣的信息都有人閱讀和觀看; 在信息豐足階段，民眾獲取信息的成本下降，民眾會選擇內容質量高的信息來閱讀; 隨著后真相時代來臨，目前處在第三個階段，即民眾追求的不是信息的渠道多權威、內容質量多優質，而是關注是否能滿足個人情感需求，輿論表達變成追求真相過程中的情感宣泄、價值認同和社群歸屬，如果依然只是對信息本身進行研究，會忽略背后的情感，很容易隔靴搔癢，因此情感和情緒是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重要研究層次。
(3)輿論的傳播結構是社會關系網。 隨著社交平臺的崛起，人們越來越依靠社會關系網來獲取信息，意見不再依靠傳統媒體進行傳遞，而逐步向社群傳播轉移。 意見表面上是一種無序傳播狀態，但其背后則依賴關系網進行傳播，因此研究虛擬關系網即可抓取輿論傳播的底層架構。
(4)輿論的最高呈現形式是群體極化和社會行動。 前三個層次都是輿論的初始階段，社會關系網中，在情感的動力機制下，社群成員很容易群體極化，進而產生線上線下行為的勾連和動員，最終從線上空間轉移到線下社會。 雖然第四層次并不是每個輿論都會存在，但虛擬社群中的群體極化是常見的，基于此，這是輿論發展的最高層次，但不是必要層次。
4. 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價值轉向：國家治理與全球數字領導力
輿論學從產生起就具有鮮明的價值導向，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是在新媒介環境和國內外輿論場融通的背景下提出的新研究體系，因此在價值導向上也存在轉向的問題。
(1)從輿論引導到輿論生態治理與社會治理共同體構建。 傳統媒體環境下，意見流動的速度和規模有限，對輿論的干預主要基于輿論引導的訴求而展開，輿論引導雖是個政治價值訴求，目的是塑造良好的輿論環境，改變意見相左的意見氣候，但價值指向相對比較單一和低層次化。 互聯網時代輿論傳播速度增強，涉及的主體很多，輿論引導處于很難回答被引導的客體是誰、在哪兒的窘境，社會各階層參與的輿論表達話語場已成為一種輿論生態，不同的主體扮演不同角色，擁有不同的輿論生態位，從單一層次的輿論引導轉向構建健康的輿論生態，從宣傳部門一家為主轉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既要尊重多元意見主體的表達權，又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最廣泛的意見公約數，在當前網絡社群裂變和價值觀多元的背景下，塑造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見氣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第一個價值轉向。
(2)從主流媒體建設到現代傳播體系建設，馬恩基于其生活的媒介環境提出了“報刊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這一形象比喻，[18]生動說明了報刊對于輿論傳播的重要社會職能——強大輿論動員和社會整合作用。 但隨著多元傳播主體的加入，主流媒體的社會角色發生了轉變——從原來民眾與事實之間的唯一傳者轉變為事實傳遞的二傳手，主流媒體在強化其破圈傳播能力、傳遞主流價值觀的同時，需要強化現代傳播體系建設，即將不同傳播主體的角色進行職能界定，通過體制機制建設，讓不同傳播主體各司其職、有條不紊地進行社會溝通和公共傳播，因此，構建適合新時代的現代傳播體系，是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第二個價值轉向。
(3)從國家治理到國際話語權重構與全球數字領導力構建。 以往的輿論引導面臨的是并不復雜的國內輿論場，基于公權力的合法性，輿論引導是有效和有力的，但隨著中國逐步在國際輿論場從幕后走向前臺，新時代輿論的治理已成為中國特色輿論學的一個價值面向，從以內為主到內外兼顧，尤其需要在國際輿論場重構中國話語表達體系，構建與中國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全球數字領導力，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第三個價值轉向。
基于以上論述，可以把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研究體系概括為“房屋理論”，地基是馬克思主義輿論觀，是指導思想、靈魂、底色; 輿論八要素和輿論研究四層次則是房子的“四梁八柱”; 房頂是國家治理與全球數字領導力構建。
因此，稱之為“中國特色”，一是強調輿論具有強烈的價值觀導向，必須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底色; 二是以中國目前的輿論現實為背景，以當下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期為邏輯起點，是在輿論生態和國際輿論場發生重大變革時提出的新型輿論學研究體系。
結語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深刻的利益調整和社會轉型期，急劇變動時期是各類新的研究命題不斷被提出的豐厚土壤，正如20世紀20年代美國形成了長達七年之久的“柯立芝繁榮期”，在這種劇烈的社會變化沖擊下，原有的道德規范被迅速瓦解，人們的內在精神狀態無形中開始失衡，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輿論，在那場轉型中表現出對傳統道德規范深層次、全方位的挑戰，對美國社會影響深遠，直接促使了美國現代生活方式的形成，出現了李普曼的《公眾輿論》(1922年)、伯內斯的《輿論的結晶》(1923年)。 當下中國社會也處于一種全方位的社會轉型期，需要與之相匹配的輿論學研究，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的構建與研究正當其時。
新聞論文范例： 論新媒體時代電視新聞編輯的創新路徑
另外，中國特色輿論學不僅僅是一個簡單概念，而且是一個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包含了豐富的歷史底蘊的大命題。 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輿論學是時代交給新聞傳播學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特色輿論學建設須突破對西方輿論學理論范式的模仿，努力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輿論學新體系，致力于開創輿論學建設的新局面。 因此，可以考慮將輿論學從新聞學中獨立出來，與新聞學、傳播學并列成為二級學科，構成新聞傳播學科的“三駕馬車”，即新聞學解決的是新聞的專業化生產、傳播學解決的是溝通與互動、輿論學則解決的是價值認同與情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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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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