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內容摘要:女性意識是丁玲歷時半個世紀文學創作的母題。 從五四時期審視女性對身體的合理欲望到以解放為號召的革命時代下女性對革命的貢獻,丁玲對女性生存問題的關注在逐漸加深。 在歷經向左轉中丁玲完成了對自我的改造,文學創作也形成了兩套書寫體系。 創作于截然不
內容摘要:女性意識是丁玲歷時半個世紀文學創作的母題。 從五四時期審視女性對身體的合理欲望到以解放為號召的革命時代下女性對革命的貢獻,丁玲對女性生存問題的關注在逐漸加深。 在歷經“向左轉”中丁玲完成了對自我的改造,文學創作也形成了兩套書寫體系。 創作于截然不同的兩個時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我在霞村的時候》,文本都深具女性意識,通過對這兩部作品的深入解讀,旨在對丁玲及其作品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女性意識 丁玲 莎菲 貞貞
作為橫跨現代和當代兩個時期的作家,丁玲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多層面相。 丁玲于1928年發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五四思潮已然過去近十年,女性意識的覺醒和身心的解放仍舊在丁玲的筆下展現出來。 直到丁玲1936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我在霞村的時候》是丁玲對女性解放問題在基于大量生活經驗之上的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書寫。 于丁玲而言,其文學創作指歸始終是探討女性的生存處境和解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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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莎菲:女性意識的覺醒
以民主科學和個性解放為主旨的五四話語深深影響著現代知識分子,召喚和規訓著他們為“為人生”的文學努力圖之,從早期的文學研究會始,到后來的丁玲使然。 丁玲自1927年發表短篇小說《夢珂》開始就對當下時代社會中女性的生存問題投注思考。 源于丁玲幼時的成長經歷,以及她在求學過程中的見聞和對西方先進思想的接收,種種因素促使她敢于為女性聲張和吶喊。 《莎菲女士的日記》是丁玲對現代都市語境中女性個體的生存境遇進行自覺地主體性思考,文本呈現出丁玲對女性身體的多重觀照,更是丁玲在后五四時代啟蒙話語下使女性意識在“莎菲”式的現代知識女性身上覺醒。
莎菲是一個典型的思想心理深受新思潮洗禮但又身困新舊文化交替的時代環境下的女性。 小說伊始,進入讀者視野的是莎菲孤寂、無聊等個人情緒化的狀態,還有她對來自葦弟關愛的不屑,緣于莎菲認為葦弟無法從內心深處懂她,故而莎菲從始至終不回應和拒絕葦弟的愛意。 丁玲筆下的莎菲已然具備現代女性對愛情和戀愛對象的應有想望,而不再是傳統文學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長專制式的兩性結合方式。 甚者,凌吉士的出現喚起了莎菲身體里對異性本能欲望的狂熱。 莎菲仔細觀賞著凌吉士“頎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唇,柔軟的頭發。 ”[1]6這是自五四啟蒙思潮深入人(尤其女性)心后,女性敢于在“眾目睽睽”之下越過道德倫理的約束來觀看一個男性的身體外在之美,是傳統文學中女子見到男子退避三舍的極大對照,在莎菲身上呈現出女性意識的覺醒。 莎菲與凌吉士的多次交往中,她讀懂了凌吉士貌美的外表下掩飾著一個空虛、卑劣的靈魂。 凌吉士空有一個豐儀的皮囊而沒有一個理想的骨相,二者的矛盾沖突使莎菲產生焦慮,她對凌吉士“投懷送抱”的遲疑以致采取抵制。
莎菲作為五四時期都市新女性的代言人,其女性意識的覺醒,使她敢于直面女性身體中應有的本能欲望和肯定女性愛慕男性肉體的合理性。 丁玲在《戀愛與文藝創作》文章中言:“如果我們的主人公除了愛慕一個美男美女外,對社會、對人生都一無所思,他(或她)所愛的,只是一個表面上的美麗誘人的異性而已。 ”[2]139文本敘述結束之際,莎菲獨身南下,她已然用崇高的“靈”戰勝了低級欲望的“肉”。 在現代都市語境下,女性的身體更多在異性視角下被物化抑或欲望化,女性意識的覺醒是女性達到自我解放的第一步,亦是女性建構主體自覺性的開始。
二.貞貞:女性意識的繼續高揚
完成于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時候》,是丁玲奔赴延安后書寫革命時期鄉村農民的代表作。 剝掉文本表面呈現出來的道德和政治等復雜錯綜的問題,實則其深具女性主義意識。 丁玲近乎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其文學主題始終以女性意識為指向,關注和思考著女性的生存困境,在面對性別差異和實現自我價值等問題時兩性的差別對待。
文本開端,陪同“我”前去霞村的阿桂,“我”從她的口中得知霞村很熱鬧。 但到達此地后,“我”眼中的霞村是一片蕭瑟之象。 由此,在文本開端的敘述中,“我”眼中的霞村和阿桂口中的霞村形成了一個現實偏差。 今蕭瑟昔熱鬧的強烈反差讓“我”心中疑惑難解,加之阿桂和劉二媽她們的神秘行為,促使“我”更想要了解其口中之事。 丁玲設置這樣一個開端,使文本在初始就產生敘述裂痕,成為推動“我”從屋外走到村子底下的最大動因。 “我”從雜貨鋪夫婦二人口中聽聞了縈繞心頭的“貞貞事件”,在倫常禮教規訓下的鄉村社會,貞貞無疑是被人人唾棄的對象。 在村人口中惡語相向下的貞貞讓“我”心有壘快,貞貞來到“我”的住所,“她用滿有興致的眼光環繞地探視著。 是那么坦白,沒有塵垢。 ”[1]99貞貞向“我”講述了她的事情,當說到因為自己情報送達的及時致使鬼子損失慘重時內心抑制不住的喜悅。 但女性身體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語境下,“一方面被視為孕育生命的神圣處所,一方面卻被視為藏污納穢的不潔表征。 ”[3]174成為霞村村民始終無法理解和認同貞貞“不貞”行為的原因。 為給組織傳遞情報選擇委“身”敵軍的貞貞,其身體圣潔的一面早已不復存在,這種孕育生命的神圣使命于她而言在村人眼里已然成為一種奢望,遭受來自村里鄰居對她的聲討和審判,父母對村人口中惡語的沉默和無力還擊以及來自父母眼中的輕視。 但貞貞完全不受流言和蜚語的影響,一心只為革命工作甚至在身體病情加重的時刻心中仍不忘革命事業,乃至最后的理想歸宿之地也是革命圣地延安。
丁玲筆下的霞村是作為抗日革命根據地的所在,也是“我”選擇到這里來修養身體的關鍵原因。 “我”作為文本的非戲劇化的敘述者,從進入霞村開始以“我”的視角使讀者獲知發生在霞村的一切人和事,然而,進入“我”眼中的霞村的人和事全然沒有革命之地該有的樣子,更多是作為魯迅筆下阿Q生活的未莊的再現,麻木和閉塞充斥著霞村村民的思想觀念中。 在1940年代的革命根據地盛行“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觀念在霞村已然失去了它的社會成長土壤,“男主外,女主內”依然是霞村大多數村民奉行的倫理法則。 在以解放為號召的政權下,女性的社會處境達到怎樣的程度才算解放? 這是丁玲在革命年代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對女性生存問題的再次探索和深度思考。
三.從“莎菲”到“貞貞”丁玲的自我改造
啟蒙和革命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兩種話語體系。 初步文壇的丁玲,熱衷于五四激進思潮,個人主義意識在文學創作中凸顯。 “大革命”的失敗,啟蒙與革命成為大多數現代知識分子都會面臨的時代選題,丁玲選擇擁抱革命。 直至丁玲到達延安后,于1940年代初刻畫的女性人物貞貞,革命工作成為拯救和凈化她的靈魂的唯一途徑。 從莎菲到貞貞,革命是丁玲走出自我困境以及成功改造自我的關鍵因子。
丁玲的文學生涯于1927年始,《夢珂》是其處女作就已萌生出女性意識,《莎菲女士的日記》表現出后五四時代女性敢于追求戀愛自由,足見丁玲已然開始關注女性高于生存需要之外的愛的需要。 從莎菲放棄凌吉士獨身南下,是莎菲“靈”戰勝“肉”的指歸,轉而到《韋護》中的“革命戀情”和“革命重于戀愛”的敘述安排,李揚認為“再現在文學江湖失蹤多年的‘革命決定了戀愛’以及‘革命產生了戀愛’。 ”[4]從丁玲自身的戀愛經驗來看,胡也頻、馮雪峰與她除過戀人關系,更可以說,是丁玲走向革命的同路人和引路人。 丁玲創作《莎菲女士的日記》正值“大革命”失敗數月,丁玲的絕望和虛空轉嫁到莎菲身上就呈現出分裂的矛盾人格,莎菲仍舊放棄欲望的“肉”選擇崇高的“靈”,這與丁玲在文本創作中要凸顯出莎菲作為現代新女性身上覺醒的女性意識,更是丁玲自身對革命的懷念。 但是,莎菲身上流露出的個人主義意識也是丁玲早期自身的一種局限。
丁玲于1936年通過魯迅等友人的相助與黨組織取得聯系,幾番輾轉到達革命圣地延安。 后來毛澤東贈予她一首題為《臨江仙》的詞,其中一句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小姐”莎菲式的個人主義在面對革命大業的浪潮時,已然沖刷殆盡,只有為革命事業奮力攀登的“武將軍”貞貞才是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 為革命事業獻“身”的貞貞最后放棄愛人夏大寶并且決定離家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到了貞貞這里,在尋找一種新的歸屬。 而這一進程,正合于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大趨勢。 ”[5]莎菲的個人主義意識轉而到貞貞的集體主義意識,是丁玲從“莎菲”到“貞貞”自我改造的成功表現。 《在醫院中》里丁玲在陸萍身上安排“棄文從醫”的故事,從魯迅自身的“棄醫從文”再到丁玲筆下人物的“棄文從醫”,人生選擇不同的背后因素都指向時代社會的重大差異,也充分體現出丁玲在“向左轉”后自我改造的成功。 延安時期的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等作品在革命話語主導的狀況下依然繼續關注女性的生存境況。
丁玲從理智與情感的自我分裂的世界里走出來,轉向書寫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志士。 但細讀丁玲的作品仍然可以看出,“丁玲的‘向左轉’并不表明五四時期的表達方式的消失,丁玲形成了兩套書寫方法和語詞系統。 ”[6]所以,話語體系的轉變并未改變丁玲為女性生存的有力發聲,甚至在十七年文學時期依舊塑造了黑妮這個女性人物。 女性意識這一文學母題在丁玲的作品中可以說是從始至終都存在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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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邵寧寧.古典忠貞觀的現代變奏——以《我在霞村的時候》為中心[J].文學評論,2004(6):132-137.
[6]賀桂梅.知識分子、革命與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轉”問題的再思考[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2):194-210.
(作者:劉師師作者單位:寶雞文理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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