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父親形象是余華作品經常描寫的形象之一，父親形象一直是余華寫作中不可或缺的，并且這一形象還是沿著從隱約到清晰、從病態到完美的方向發展著。在余華所寫的父親中，宋凡平之后又出現了楊金彪。楊金彪(以下簡稱為楊父)這個角色不得不讓我們重新審視余
摘 要：父親形象是余華作品經常描寫的形象之一，父親形象一直是余華寫作中不可或缺的，并且這一形象還是沿著從隱約到清晰、從病態到完美的方向發展著。在余華所寫的父親中，宋凡平之后又出現了楊金彪。楊金彪(以下簡稱為楊父)這個角色不得不讓我們重新審視余華作品中的父親形象。
關鍵詞：余華;父親形象;血緣
自鯀禹時期母權制的傾覆、父權制確立[1]，父親形象在文學作品中就不斷發生著變化。余華作為先鋒作家總是能帶給讀者驚喜，在父親的寫作中，余華驚人舉動之一便是沖破了血緣在親情中的紐帶作用。在新作《第七天》中塑造的父親形象就令人耳目一新。本文將從以下三方面，梳理余華作品中的父親形象。
一、血緣不再是親情中的唯一紐帶
我們知道，傳統倫理道德注重自然的血緣關系，尊崇血緣的承繼與由此而生的倫理約束，父子母女之間的親情紐帶主要靠血緣維系，這是天道也是人倫，千百年來蕓蕓眾生正是以此繁衍生息。若在此人倫之外，人們能超越血緣關系而撫養非親生的子女，則是大善大德大愛。這樣的人倍受社會尊敬，也會因善舉而獲得內心的平靜、充實與幸福。善和幸福不但不相互沖突，反而可以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善就是幸福，我們在滿足自己的要求或現實理想的時候總是幸福的。在善的背面一定要伴隨著幸福的感情[2]。閱讀余華那些超越人倫之常的小說常常在我的內心涌起善與幸福的情感暖流。
在《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第七天》中，同樣是父親，并且撫養著與自己無血緣關系的“子女”，三位父親的際遇大相徑庭。也許余華是想以實際行動告訴讀者，他要將已有的“父親”打破、揉碎，重建父親形象，或者說是在不斷否定自己。《許三觀賣血》中的許三觀與一樂并無血緣，但仍在注入親情，最終這位老父親沒能在現實社會與傳統道德之間獲得平衡，或者說余華沒能沖破自己，這種無血緣的親情試探以告吹結束。接著，《兄弟》中的宋凡平對李光頭的感情，綻放出父親的光彩。在這里，作為個體人的宋凡平，可以擺脫血緣的羈絆，給李光頭以親生父親般的愛。然而，這種父愛探索只是一次短暫的嘗試，在寫作過程中，對這種溫情式人物的轉型需要謹慎，所以只用了較少筆墨，并且宋凡平的溫情形象站立起的那一瞬間便倒下。對于宋凡平式的父愛，在這里可以理解為完美父親形象的一次探索式的實驗。楊父這個形象凝聚了好父親的多種元素，展現了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個體價值，借以呼吁世間的大愛，激發人內心深處的善。世人往往把自己的理想的實現及要求滿足與利己主義及任性相聯系。然而對我們來說，自己內心深處對親情的呼喚具有巨大的威力，它是人性中最莊嚴的東西[3]。余華給了楊金彪“一天”時間，楊金彪在“一天”的文本時間中，思緒要跨越20多年：對于一個毫無血緣關系“棄嬰”的悉心撫養，面對婚姻和“親情”最終選擇了楊飛，對找到親生父母找到楊飛選擇淡然放手。與《十八歲出門遠行》父親從頭至尾的缺席不同，雖說尋找父親始終是貫穿著余華作品的主題，但這次楊父的形象與以往的父親相比，雖無血緣關系，距離感反而減少，幸福感反而加強。楊父與楊飛在一起的幸福時間，超過了余華作品中的任何一位父親。楊金彪作為平凡人的崇高的例證，在付出的過程中，滿足了自己對幸福感的渴望。然而這種幸福感與血緣無關。加之沒有女性的直接介入，單純的就是以父與子的關系，這使無血緣的父愛得到雙倍彰顯。這令楊父形象在讀者心中瞬間高大起來，豐富了血緣以外人與人之間關愛的內涵。
二、父親身份的超時空重建
父親象征著力量，是整個家庭或者整個家族的掌舵人，堅強、勇敢、無所畏懼是多數人腦海中的父親形象。《活著》中福貴這個人物，在成為父親之后，看似逐漸主宰了這個家庭，但在經歷無數磨難后，父親的權利實為“虛構的權威”尤顯得蒼白無力。在這里，余華想要展示給大家的，不會只是一個家庭的苦難史，而是在父親的塑造中，把父親也會有的脆弱、悲傷、無力感同時展現出來，增加了父親的完整性。再看《第七天》，楊金彪作為父親，有力量的一面兼備溫情的一面，余華把楊父塑造成了一個理想的父親形象。如果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試著比較福貴與楊金彪，楊父第一次與楊飛相遇的年齡，是二十出頭，相對于福貴初為人父時是更加年輕的，所以重建的的第一步便是年齡。這兩部作品寫在當下，都是回溯以前的故事。相對福貴這種父愛的無力感，余華在近期重新塑造了一個幾十年前的“新父親形象”以個體的蓬勃力量，直面困難的勇氣，面對生死時的平靜和魄，力楊金彪是對其以往父親形象的一次顛覆。第二，重新建立屬于父親的幸福感。《活著》中福貴身邊是有女性存在的，《第七天》楊金彪承擔起雙親的責任。福貴沒有因為家珍在身邊而加快分解掉身上的壓力，在這種女性的弱化和缺席的情況下，楊金彪可以把楊飛撫養成人。文本中楊金彪要比福貴更堅強，更幸運。余華在楊金彪身上實現了：孩子作為父親的希望能夠陪伴父親，父親能擁有完整撫養孩子的權利，享受完整的親子之樂，加強了幸福感，這是余華創作中父親形象重塑的亮點。第三，父親形象的崛起。閱讀《活著》很難因幸福由內而外的產生感動，父愛也象征一種責任感，事關家庭也事關社會福貴一家人在苦難的漩渦中疲憊不堪。除了物質上的缺乏，精神上也十分貧瘠，占了大量篇幅的苦難描述，而父親與子女的溫情畫面十分少見，慶霞因為福貴的缺席變成聾啞人，有慶則是在打罵中成長起來直至夭折。閱讀《第七天》雖結果悲涼，在楊氏父子的生活中，可以捕捉到物質并不充裕的情況下，精神輕松愜意的感受，在楊飛“這一天”的回憶中的前半段，起了為余華之前父親形象療傷的作用，改變了福貴那種“無為”的父親形象，在重建的過程中引發人的思索。重建意味著缺乏，這種硬漢的父親形象，是否是代表一種力量的缺乏，或者是一種力量的召喚?先鋒作家作為時代先行者，作為其中一員余華始終是沒有忘記自身的使命，這種創作方法的改變如果說成是與傳統寫作模式的和解，不如說是重建，在重建中給讀者以暗示，暗示對父親歸來的渴望，建構強有力的父親形象，希望胸懷大愛的父親形象深入人心。
三、在哀感中體會“智齒”的疼痛
物哀是日本傳統文學、詩學、美學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物哀有著持久的生命力”，從讀者的角度看，就是要“知物哀”(物の哀を知る)[4]，早期的寫作中受川端康成影響的余華，在人物塑造上更豐富的追求。余華作品中的父親形象無疑是眾多讀者心中的一顆“智齒”，父親形象本身與智齒毫無瓜葛，把智齒式的疼痛隱藏在文章細部，使這顆智齒留在讀者心中不忍拔去，苦難中的父親是余華塑造父親形象的一大特點。這種綿密細致的隱痛顯然不是余華創造出來的，而是有所經歷、有感而發的真情流露。余華作為一個“孤獨者”的個人悲傷，常把悲哀，痛苦，無奈的父親形象整合、梳理、分享給讀者。例如：《第七天》中，余華對于楊氏父子的主要著力點并不是展示以苦難為主，如果說余華是為了單純用苦難來解讀，便只能看到余華塑造父親形象的冰山一角，通過這種平凡人的崇高，從苦難的漩渦中暫時逃離，向讀者展示平凡生活中的花絮，撥動讀者的心弦，借以產生共鳴。楊飛的整個成長歷程大部分時間是在楊父的關懷之下，走著舒緩、溫和的慢節奏;楊父生病緊接著失去房子，筆鋒霎時轉為急促、凌亂快節奏，把苦難、迷茫一次性閃現給讀者，前后有對比，溫馨和痛苦都可以使人心生感悟，是比較客觀的在闡釋和講述，這里既有父親年輕時的敢于擔當，父與子的美好回憶。同時具備年老時“老無所依”的悲涼，父與子的生離死別。文思細膩，不乏張力。借用本居宣長的話“每當有所見所聞，心即有所動。看到、聽到那些稀罕的事物、奇怪的事物、有趣的事物、可怕的事物、悲痛的事物、可哀的事物，不只是心有所動，還想與別人交流與共享……對所見所聞，感慨之，感嘆慨，悲嘆之，就是心有所動。而心有所動，‘就是知物哀’”[5]。楊父撿到火車生的孩子這種具有獵奇色彩的情節，對于作者和讀者來說都是新奇的事，讓人心有所動;楊父去“丟棄”楊飛，返之又找回楊飛的情節，蕩氣回腸;這些較之以往余華筆下的父親形象更加積極，又足以使人內心產生震顫。父與子死后的相遇，絕對是既新奇有悲痛的情節，在這種作品面前，不管是作者還是讀者都在不知不覺中“知物哀”了，余華帶著“真正的知識分子”[6]的敏銳性去感知和領悟，把作者和讀者的距離拉近，以一個同行者的身份導引大家思考，去體會作者的情感，并給與思想上的反饋，這也是余華的成功之處，這種寫法為讀者思考留下空間，帶動讀者去領悟和感受。帶著先鋒意識的余華，給越來越多的人提供另一個側面，去了解身邊的事物，增加對社會的關注，去創造機會成為楊金彪那樣的平凡人，復制出更多的人文關懷。
在余華的作品中，父親形象的種種顛覆和消解表達出對生命的獨特領悟，帶著先鋒作家具有的獨特而多元的感知方式，先鋒性敘述模式，回應著傳統的敘述模式。這種“陌生化”的敘述方式不僅僅是帶來新鮮感，而且帶來余華對父親形象，以至親緣關系的一種重新解讀，對現實社會博愛的新探索。
參考文獻：
〔1〕王宇信.鯀禹是夏民族父權制戰勝母權制的標志[J].人大復印資料，1990(7)：31.
〔2〕〔3〕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08，108.
〔4〕〔5〕本居宣長.日本物哀[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0.7，7.
〔6〕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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