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呂熊及其《女仙外史》學界多有論述。其中對昌熊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證，如楊鍾賢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與胡小偉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恒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呂熊與女仙外史》等 摘要：《女仙外史》的遺民意
呂熊及其《女仙外史》學界多有論述。其中對昌熊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生卒年、名、字等方面的考證，如楊鍾賢的《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與胡小偉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章培恒的《女仙外史·前言》、徐扶明的《呂熊與女仙外史》等
摘要：《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及才學化尚未得到充分論述。縣志材料可以用來探討呂熊的明遺民身份;而對“篡國者”及其追隨者的痛恨、對故明王朝的深深眷戀、天命思想中蘊含著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無奈等三個方面可充分體現《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從歷史典故的運用、詩詞賦法的引入等方面的論述可充分體現《女仙外史》的才學化傾向。
關鍵詞：呂熊;《女仙外史》;遺民意識
對《女仙外史》的論述主要集中在主題思想、回末評點等方面，如杜貴晨的《女仙外史的顯與晦》、劉倩的博士論文《“靖難”及其文學重寫》、楊梅的碩士論文《呂熊與女仙外史》等。然而，學界在呂熊的明遺民身份、《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及才學化等方面，或偶有涉及，但均未作深入論述。有鑒于此，筆者對此試加探討。
一、呂熊的明遺民身份
“遺民”一詞最早源于《左傳》。《左傳》閔公二年曰：“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孔穎達疏云：“經、傳皆云十二月狄人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襄公二十九年又云：“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為之歌《陳》。’”孔穎達疏云：“《正義》曰：‘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之后，誰能如此深慮也?從上述“遺民”一詞及其注疏來看，遺民最初是指亡國之民。后世文獻基本承襲這一內涵。直至清初歸莊在《歷代遺民錄序》中對王莽政權時的漢遺民進行分類，真正意義上的“遺民”內涵才清晰起來。此文將漢遺民分為三類，包括“生于漢朝，遭新莽之亂，遂終身不仕”者，“仕于漢朝，而潔身于居攝之后”者，“顯于東京……以其不仕莽朝”者。另外，還出現了“遺民”與“逸民”內涵相混淆的情況，歸莊在《歷代遺民錄序》中亦對其進行了明確區別：“凡懷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為此前朝之所遺也。”
根據上述“遺民”內涵及“遺民”與“逸民”的區別，同時，結合清初的具體情況及《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敘例》對“明遺民”概念的界定，筆者認為明遺民至少應符合這樣三個條件：一是必須于明亡(崇禎十七年，1644)前出生，卒于清朝;二是不在清朝出仕、應試，即不能擁有清朝的官銜與功名，但在南明任官、應試者或在清朝任官僚幕客者除外;三是一般為士人，即擁有一定知識的人即可，不必是上層士大夫。
在界定明遺民的三個條件后，我們再來看呂熊的生平材料。目前學界引用呂熊生平材料較多為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陽合志》(藏國家圖書館)，但常常有不完整的遺憾。而道光六年(1826)《昆新兩縣志》、光緒六年(1880)《昆新兩縣續修合志》《昆山縣志》等三縣志中呂熊的生平材料，學界較少涉及。同時，謝正光等《明遺民傳記資料索引》、《明遺民錄匯輯》等均未收錄呂熊。現據上述四縣志及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呂熊完全符合明遺民的基本條件，其當為明遺民無疑。
(一)呂熊生于明亡之前，卒于清朝。對于呂熊的生卒年，學界頗有爭議。楊鍾賢《女仙外史作者的名字及其他——與胡小偉同志商榷兼答周尚意同志》稱：“呂熊當生于明崇禎十五(1642)年，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據章培恒在《女仙外史·前言》中考證，呂熊生年當在崇禎六年(1633)至八年(1635)年間，卒年當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1716)間。徐扶明《呂熊與女仙外史》稱：“(呂熊)大約生于明崇禎十四年(1641)……大約卒于清雍正元年(1723)。”楊梅在其碩士論文《呂熊與女仙外史》中稱：“呂熊生于崇禎十五年(1642)，卒于雍正元年(1723)，虛八十二歲。”總之，呂熊生年的上限時間為明崇禎六年(1633)，下限時間為崇禎十五年(1642);卒年的上限時間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下限時間為清雍正元年(1723)，顯然符合明遺民在時間上的條件。
(二)呂熊在入清后未曾人仕與應試。呂熊在人清后，曾做過清朝直隸巡撫于成龍的幕客，還與江西南安郡守陳奕禧、廣州府太守葉旉、江西學使楊顒、江西廉使劉廷璣等清廷官員多有交往，但其終身一布衣。據乾隆十六年(1751)《昆山新陽合志》卷25《人物·文苑二·呂熊傳》載：
呂熊，字文兆。父天裕。熊生而俊爽，長七尺、戟髯、鐵面、目光炯炯。天裕以國變故，命熊業醫，毋就試。顧熊性獨嗜詩歌、古文及書法，博習不厭。于公成龍巡撫直隸，聘入幕，一切條議皆出其手，同事者忌之。遂拂衣去。越數年，成龍復舊任，再延入幕。凡所贊畫，動中機宜。及奉命治河，將題授熊通判，俾自效。熊固辭之。已適越，渡浙江，上子陵釣臺，訪括蒼洞、天石門瀑布諸勝。至江右，會按察劉某、僉事韓某，皆舊交，相與流連詩酒，東湖中有亭臺，徐孺子、蘇云卿遺跡也，僦舍居焉。韓、劉罷，乃去。客南安陳奕禧所。奕禧卒，復度嶺探勝，概為廣州修郡志。事峻，歸東湖。尋以舊著《外史》觸當時忌，乃歸吳門。年八十余卒。所著有：《詩經六義解》《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葉均禧、湯寬二傳合纂。
再據道光六年(1826)《昆新兩縣志》卷27《人物·文苑二·呂熊傳》載：
呂熊，字文兆。偉軀干、戟髯、鐵面、目光炯炯。父天裕遭國變，命熊業醫，毋就試。熊少嗜詩、古文。于成龍巡撫直隸，聘入幕，一切條議皆出其手，同事忌之，拂衣去。越數年，成龍再延入幕。及為河帥，將薦授通判，俾自效，熊固辭之。已適越，上子陵釣臺，訪括蒼洞、天石門瀑布諸勝。至江右，以當事多舊交，僦舍東湖。東湖，故徐孺子、蘇云卿遺跡也。流連詩酒，久之去。客南安守陳奕禧所。復度嶺為廣州修郡志，事峻，返東湖，尋歸里，卒年八十余。
光緒六年(1880)《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31《人物·文苑二·呂熊傳》與《道光昆新兩縣志》中的《呂熊傳》同。另據《昆山縣志》第27篇《人物·呂熊傳》載：
呂熊(?-1680年前后)，清初文學家。字文兆，號選叟。昆山人。他自少嗜好詩、古文，所作文章經濟，精奧卓拔，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為直隸巡撫于成龍幕客，一切條議都出自其手，遭同事忌，拂衣而去。 康熙三十七年(1698)，再入于成龍幕，為其處理水利事宜。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南安(今江西大余)知府署中做客，復為廣州修郡志，事竣返江西。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還故里，80余歲卒。熊平生學問，皆寄托于《女仙外史》一書，全書凡100回，述明代唐賽兒事。所著還有《詩經六義辨》《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
綜合上述四縣志中的《呂熊傳》，我們可以確認這樣兩點：一是呂熊遵循了入清后“毋就試”的父訓，卻未完全遵循“業醫”的父訓，雖著有《本草析治》，但其主要成就還是表現在文學方面;二是呂熊雖兩次擔任于成龍的幕客，還“客南安守陳奕禧所”并“為廣州修郡志”，但他終身未入仕清廷，惟一一次“薦授通判”，還“固辭之”。所以，呂熊在堅持民族氣節方面，亦符合明遺民的條件。
(三)呂熊是清初一位全才式人物。根據上述縣志記載，呂熊著有《詩經六義解》《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女仙外史》。其中《詩經六義解》體現了經學成就，《明史斷》體現了史學成就，《續廣輿記》體現了地理學成就，《前后詩集》《女仙外史》體現了文學成就，《本草析治》體現了醫學成就。但遺憾的是，其所著“《詩經六義解》引》。《明史斷》《續廣輿記》《前后詩集》《本草析治》等，皆不傳。除《女仙外史》外，僅乾隆《南安府志》存其五律一首。”
作為寄寓學問與心事的《女仙外史》，呂熊表現了自己眾多方面的才學，如歷史典故、詩詞歌賦等方面。下文將有詳論，在此不作贅述。
總之，《女仙外史》的作者呂熊，從生活時代、民族氣節、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完全具有明遺民的特點，而眾多明遺民錄未將其收入，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二、《女仙外史》的遺民意識
呂熊除在身份上符合明遺民的三個條件外，其代表作品《女仙外史》還表現了濃厚的遺民意識。這既是呂熊作為明遺民的另一重要佐證，又是《女仙外史》主題思想方面的一個重要特點。《女仙外史》所表現的遺民意識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篡國者”及其追隨者的痛恨。《女仙外史》對“篡國者”燕王朱棣的痛恨主要表現在：
1.小說以建文年號取代永樂年號。我們知道，有些史書，如明代無名氏《奉天靖難記》曾將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代之以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而《女仙外史》則反其道而行之，以建文五年至二十六年取代永樂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這雖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卻表達了作者對“篡國者”的不認可。2.朱棣殘酷迫害遜國諸臣。方孝孺被害后，被夷十族，計873人;暴昭遭剜喉、斷手足而死。“一巨公名敬，剮死赤族;一董公名鏞，腰斬，女發教坊，屠及姻黨二百三十余人;一謝公名稍，死于拷掠，妻韓夫人與四女皆發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錦衣衛獄;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棄市。”(第21回)種種情況，不一而足。“篡國者”的暴戾，躍然紙上。3.小說多次稱“篡國者”為“燕賊”。據筆者統計，小說中稱“燕賊”的回數多達23回，包括第15、16、17、19、20、21、22、24、33、35、38、40、45、52、53、54、55、65、69、77、80、82、89回，計38處。而這種蔑稱在《承運傳》《續英烈傳》等靖難題材小說中幾乎沒有出現，可見作者的痛恨之情。對“篡國者”的罪責進行全面清算的是在小說第93回，唐賽兒在討逆檄文中開列了燕王12條罪狀，包括定性靖難為“造反”、“擅僭帝位”、擅削建文廟號、“遣逆臣四處搜求行在”、“族滅忠臣數百家”、“發忠臣妻女于教坊司”等等。陳奕禧對此評點曰：“其數燕藩十二大罪，較之漢高數項羽十大罪，尤為真確允當。”
小說除表達對“篡國者”的痛恨外，還對其追隨者表達痛恨。如小說第44回與第78回分別描寫了10萬倭寇與眾多俍兵、僮兵、徭兵遭勤王之師的滅頂之災，明顯表現了作者對助燕之師的痛恨，誠如逸民評點曰：“噫，不知明季俍兵毒害我生靈，倭酋擾亂我邊陲，遭其劫殺者不可數計。作者蓋痛惡其以夷猾夏，故以一劍而馘倭奴十萬，一火而滅三種蠻酋，恭行天討，焉得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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