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論文社交媒體時代新聞報道規范

　　時代在變，社交方式也在變，新的社交媒體給新聞劃定了新規范。本篇新聞記者論文認為媒體在使用個人信息時，更應該遵守新聞規范，在使用個人信息之前首先征得個人或相關人員的同意，把侵權爭端防范于未然。此外，從信息源角度，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信息真實性也有待確認，為了新聞的真實準確考量，記者也應該聯絡信息發布者或者家屬，以核實信息。

　　《新聞研究導刊》該刊以傳媒業界與學界的結合點，傳媒理論與實踐的引領點，傳媒今天與明天的制高點為辦刊理念，立足重慶，面向全國，集理論性、實用性、 知識性、可讀性于一體，是新聞工作者、新聞研究者、新聞愛好者的“良師益友”。主要欄目：媒介觀察、理論探討、專題討論、經營管理、傳媒實務、大眾傳播、 走近名家、記者講述。

　　提要：本文以上海踩踏事故引發的關于新聞倫理的爭論為例，分析了此次爭論的三個焦點問題，從個人隱私、公共利益、人文關懷等角度，探討社交媒體時代的新聞規范。筆者認為，媒體在報道中不可把底線當上線，把不得不做的和應該做的相混淆。

　　關鍵詞：社交媒體 新聞規范 個人隱私 公共利益 人文關懷

　　2014年和2015年新舊交替之際，上海外灘發生踩踏事故，截至2015年1月2日，事故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傷亡者多為年輕人，有高校學生和兒童。事件發生后，各大媒體紛紛跟進，從事故現場、遇難者及其家屬、親歷者、醫療救助、事故原因等各個方面展開報道，力圖呈現事件全方位的真實圖景。在災難報道中對逝者的關注是一種慣常的新聞操作手法和寫作方式，此次事件也不例外，許多媒體把關注遇難者的生平和事跡作為報道的一個重要方面，報道引發了一場關于個人隱私、公共利益等新聞倫理的爭論。

　　此次爭論的焦點有三：1.媒體不經當事人同意使用社交媒體上的個人信息是侵犯個人隱私嗎?2.如何平衡對個人信息的報道和滿足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3.災難性報道中如何報道遇難者?以上三個問題，既涉及法律又關乎道德，是新聞倫理的不同層面：關于新聞報道與個人隱私的問題，是和法律相關的問題，屬于新聞倫理的底線;個人信息與公共利益的問題，事關媒體的社會責任，是新聞倫理的中觀層面;如何報道遇難者，本質上是在討論災難新聞報道中是否需要多一些人文關懷，是新聞倫理的上線，屬于道德的范疇。

　　焦點一：社交媒體時代的個人隱私與新聞報道規范

　　關于爭論的第一個問題，部分學生、網友、學者認為，媒體不經當事人同意直接公開使用社交媒體上的個人信息并不合適：個人“在社交媒體上填寫個人信息，公開發布自己的動態”和“允許大眾媒體報道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的個人信息和動態”是兩件事;社交媒體上的個人信息根據內容和性質有很大不同，“不能籠統說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就視為接受采訪”“我同意對你說，但這不代表我同意你發表”。

　　部分媒體則認為，媒體可以自由使用社交媒體上的個人信息，這種使用并不侵犯個人隱私：網絡時代很多信息是由當事人主動公開的，并不具有隱私性質：“只要當事人主動發布，這些信息不僅是對媒體的公開，而且是對每一個能聯上網的人類的公開”。甚至指出：“隱私這個東西，在屏社交時代正逐漸被瓦解，很多傳統意義上的隱私信息，如今大多都被我們自己泄漏(主動發布)在網上，多數時候，人們擔心的不是所謂的隱私被看到，而是我們所曬的隱私有沒有人關注和點贊”。也有媒體通過對法律專業人士的采訪，認為經綜合分析，媒體報道并未突破報道原則和法律底線，很難構成法律意義上的侵權。

　　可見，爭論焦點在于社交媒體的個人隱私問題。社交媒體是用戶社會交往和信息分享的平臺，同時社交媒體也影響新聞行業的生產方式，記者更多地在網絡上發現新聞線索，獲得新聞信息。在社交媒體方便了記者和受眾的同時，關于網絡倫理和網絡安全的問題也浮出水面，其中就包括網絡隱私。在筆者看來，單純判斷是否侵犯個人隱私的問題，是一個法律問題，而如何在新聞操作中避免侵犯個人隱私，則是一個新聞規范的問題，屬于新聞倫理，前一個是底線，就低不就高，后一個是上線，就高不就低，中間仍具有一定的空間。此次爭論，有媒體根據對法律人士的采訪從四個方面證明，從法律角度，媒體使用社交網絡上的個人信息不構成侵權。但即使法律上沒有問題，從業者還是應該更多地從新聞規范角度避免此類操作，也就是在使用個人信息之前首先征得個人或相關人員的同意，對社交媒體也是如此。

　　媒體應該考慮到：首先，在社交媒體的新環境下，對個人隱私的判斷環境發生了改變，線上的情況比線下的情況要復雜得多，法律關于個人隱私侵權的判斷是否適用于新環境有待考證。其次，雖然社交媒體已經得到廣泛使用，但是很多網友并沒有意識到網絡安全的問題，在發布個人信息時并沒有刻意保護個人隱私，或者思考這些信息是否適合在網上公開?一旦個人信息泄露會給自己帶來多大的傷害?再次，個人對其在QQ空間、人人網等社交媒體上所發布信息的傳播范圍，主觀和客觀上是能夠估計到的，而大眾媒體上的傳播效力要遠遠高于社交媒體。最后，不同的社交媒體也有所不同，以微博和微信為例，雖然兩者均具有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特征，但是從使用情況來看，微博更接近大眾傳播，而微信更接近人際傳播。

　　焦點二：關于個人信息和公共利益

　　此次爭論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處理對個人信息的報道和滿足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督褚篃o眠復旦學生致部分媒體的公開信》認為，報道中“媒體大篇幅地引用了杜同學的私人資料：年齡、生源地、專業、生平喜好，甚至是生前的男友的話語”，這么做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要哀痛一個生命的逝去”，不如說是 “為了博得關注度”。一些新聞學者則認為在沒有違背法律和媒介職業倫理的前提下，對個人信息的使用應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于知情權是否有重大關聯。另有媒體則稱關注遇難者是慣常的新聞報道手段，雖然此類報道的價值沒有探究災難原因的報道價值大，但這種新聞操作手法很難避免，但追問事件的原因仍應是報道重點。

　　可見，爭論的第二個焦點的關鍵詞是個人信息與公共利益，滿足公共利益是媒體社會責任的重要部分，在爭論中各方沒有太大分歧：雖然媒體是否可以直接公開使用社交媒體上的個人信息存在爭議，但大家一致認為新聞報道使用個人信息的目的應該是為了滿足公共利益。陳力丹教授等在《中國新聞職業規范藍本》中指出，新聞報道應兼顧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的原則。首先，報道的內容符合公共利益;其次，報道涉及公共利益信息的同時，不侵犯無關公共利益的個人權利，如尊重公眾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利;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等。公共利益是新聞侵權訴訟抗辯和免責的重要理由，但這不能作為侵犯公民無關公共利益的個人權利的理由。

　　通過分析引發爭議的報道，我們發現該報道使用了許多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如漢服、請假條、遇難者男友的話等，這些內容遠離此次事故核心，尤其是遇難者男友的大段告白，這些個人信息并不事關公共利益。雖然通過表達對逝去生命的惋惜之情，可以促使人們反思災難，防止事件再次發生，但是正如網友所言：“如果‘展現悲慘’壓過了‘還原現場’，‘還原現場’壓過了‘追問原因’，那么無疑是一種喧賓奪主”，而“立足于媒介的公共價值，災難事故的發生原因和問責，才是報道的重點”。

　　總之，“媒體人應該盡量把新聞事件當成公共事件，而不是悲情的新聞故事”，況且“即便新聞攸關公共利益，傳媒仍應在公共知情權與保障個人權利之間，尋求最適空間，提供正確、理性的報道，并審慎考量媒體侵權的影響與效應”。以上考量既適用于傳統媒體時代，也適用于社交媒體時代。

　　焦點三：災難報道中的人文關懷

　　爭論的最后一個問題是災難報道如何報道遇難者及其家屬。一方認為“一個可愛的生命已逝去，為什么還要用再一次的傷害來刺痛她親人的心?”，而另一方的媒體則認為不能妖魔化采訪，并不是所有采訪都會造成“二次傷害”，好媒體是可以兼顧隱私保護與報道的，好記者本身就是人文的。

　　很明顯，爭論的第三個問題在于媒體報道是否造成了“二次傷害”。筆者認為，在沒有搞清楚媒體關于遇難者的報道是否得到家屬同意之前，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很容易在“媒體該不該報道遇難者”和“媒體該怎樣報道遇難者”兩個方面發生錯位，從而導致爭論雙方各說各話。

　　媒體是否應該報道遇難者及其家屬?答案是肯定的。上文已經分析過，這是一種常規的新聞報道手段，具有一定的新聞價值，世界各國的新聞界都在使用，只要注意報道比重和新聞規范，可以取得良好社會效果。所以應該警惕“一切報道都是有害的”錯誤想法，報道并不一定造成“二次傷害”，不正確的報道才會造成“二次傷害”。對愿意向媒體傾訴的遇難者親人來說，敘述本身就是一場情感的宣泄，并且往往促進各種問題和困難的解決。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唐遠清甚至認為，災難報道有很多層面，聚焦個別的逝者故事非但無可指摘，而且應該多多益善，“我們往往太過關注宏大敘事，這種關注個體的報道反而太少，每個逝者都值得關注”。

　　問題的關鍵在于媒體應該怎樣報道遇難者及其家屬。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減少傷害”，兩個最重要的新聞規范就是在報道前征得家屬的同意和記者 “換位思考”。“減少傷害”原則的本質是一種人文關懷。誠如某位媒體人所言：“媒體可以報道，并不代表應該報道，或者必須報道。操作之后，還有操守”。雖然道德的內涵與邊界并非一成不變，但是最基本向善的初衷仍是不變的，即使在社交媒體時代也應如此。避免“減少傷害”一個最重要的操作規范就是采訪前與家屬溝通，說明采訪意圖，征得家屬同意，不強行采訪或誘騙采訪，盡量采用聯合采訪方式，采訪時照顧家屬情緒，注意提問方式，不給家屬帶來第二次心理傷害。報道中涉及遇難者生前影像時要獲得家屬同意后再刊播。因此，媒體報道若是遵守了新聞規范，使用遇難者個人信息和照片前獲得了家屬同意，很難說對家屬造成了“二次傷害”。

　　一些新聞學者在討論中還認為媒體在使用個人信息時，要“為報道對象以及相關的人設身處地想一下”，這個“想一下”其實就是要記者“換位思考”，多站到新聞當事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聞從業者通過移情來感知別人的境況和感情，是一種良心的呼喚”，事實上，如果記者在采訪和報道中能經常做到替對方考慮考慮，很多關于新聞倫理方面的爭議完全可以避免。

　　發生在2015年新年第一天的踩踏事故留給了人們太多的傷痛，也留下了太多思考。個人隱私、公共利益、人文關懷，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法律規定、社會責任、道德呼喚，分別映射到了新聞倫理的底線、中觀和上線，所引發的關于新聞倫理的討論不可謂不深刻�？傊�，社交媒體時代新聞報道仍應遵守新聞規范，在報道中，媒體既要守住底線又要努力向上線靠攏，切不可把底線當上線，把不得不做的和應該做的相混淆。正如陳力丹教授所言：“社會需要堅守底線倫理，還需要審美、感情、信仰及終極關懷，只有這樣，社會的‘善’才是完善的，新聞傳播業才會成為道德的和受人尊敬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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