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明太祖的制度設計在尚有缺陷時，顯現更多的是其殘暴不合理的一面，但在舊制度過時的情況下，新制度有時也會以政治腐敗或暴政的形式首先出現。在明朝最終以密儲制解決掉這一問題時，中國傳統君主專制制度臻于完美。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大一統帝國治下的井然有序
明太祖的制度設計在尚有缺陷時，顯現更多的是其殘暴不合理的一面，但在舊制度過時的情況下，新制度有時也會以政治腐敗或暴政的形式首先出現。在明朝最終以密儲制解決掉這一問題時，中國傳統君主專制制度臻于完美。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大一統帝國治下的井然有序，而非明代的皇權肆虐。
《史林》欄目設置：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城市史、世界史和研究述評(包括書評)等，其中中國古代史側重明清江南區域史研究，城市史側重上海城市發展史研究。于1996年入選“中文核心刊物”，1997年獲華東六省一市優秀期刊提名獎。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全國高等院校歷史教學與歷史研究源刊物、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JFD)全文收錄期刊、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CAJCED)統計源期刊。據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5年度《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量統計，名列第3位。
摘要：自秦朝創立“三公九卿”以來，整個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發展歷程中，皇權和相權之間的爭執就成為了一個難以真正回避的矛盾。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官僚集團制約皇權的諸多方式中，宰相制度一直是最具實力的部分且延續了上千年。而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歷史事件，在表面看來，其是皇權在與官僚集團的一系列斗爭當中的一次決定性勝利，而從分析原因的角度來觀其本質，則不難看出其實際上是在一個宏大的制度平臺上，將一系列權力更加平衡化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關鍵詞：明朝 宰相制度廢除 原因 探討
隨著現代社會的越來越民主化，官員的一舉一動都被群眾密切關注著，特別是習主席上臺后狠抓官員貪污腐敗，刮起一股廉政建設之風，讓國民看到了新中國嶄新的一面。其實統治者與官員之間的爭斗自古以來從未間斷，君權與相權之爭便是一對十分具有代表的例子。自秦朝創立“三公九卿”制度開始，經唐、宋、元不斷的發展演變，一直到明朝廢除宰相制度，宰相這個角色在整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關于研究相權問題的著作更是數不勝數，大多都是在制度領域詮釋宰相這個角色在對于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宰相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產物，君主高度集權，對于全國上下眾多事物不可能一一親自解決，因此宰相便成了為君主分擔解憂的有力幫手，長此以往，宰相為首的官僚集團漸漸權力過大，以致威脅皇權，因此到了明朝，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但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考慮了諸多方面的原因，而本文除了從制度領域來探討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原因以外，還從朱元璋個人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等方面來探討宰相制度在明朝被廢除的原因，意圖讓大家明白沿襲千年的宰相制度在明太祖時被廢除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從而借鑒歷史經驗，使社會主義建設更加輝煌!
1 廢除宰相制度的根本原因
1.1 皇權與相權的關系
君相之爭自古以來就貫穿整個封建社會，是一場不可避免的爭斗，見于史書的內容更是數不勝數，不是皇帝削弱甚至取消相權，就是宰相專權甚至篡位為帝，如《唐制》中寫到：“每事先經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以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還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付門下。若可行，門下又下尚書省，尚書但主書撰奉行而已。”[1]《朱子語類》卷128這就是唐朝有名的“三省六部制度”，實際上就是為了防止宰相個人專權。還有歷史上有名的“王莽篡漢”，“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奸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2]《漢書.敘傳》 班固闡明寫《王莽傳》的緣由，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謀朝篡位。而在中國古代，皇帝作為整個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因此在專制君主制度下，宰相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完全依附于皇帝制度的補充性的制度。[3]《中國宰相政治》第1版，前言，1頁宰相行使的任何權利都是皇帝賦予的，因此皇帝廢除宰相制度，也是合情合理的。
封建社會的出現標志著階級的產生，以往的“公天下”變成了“家天下”。有句話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4卷，237頁 那些貪圖權勢，追求個人利益的人們把君主推到了權利的頂端，而自己從君主那里盡可能的分惠到合法或非合法的利益。宰相代表君主行使權利卻又難免參雜著個人的意志，常此以往，其必然會發生變化，宰相權傾朝野，威脅皇權，因此一旦皇帝能夠找到可以更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的替代相權的制度，必然會毫不猶豫地將其削弱或廢除。
1.2 權力私化造成的皇相沖突
政治體制中的權利沖突屢見不鮮，而先進合理的制度往往能夠有效抑制這一沖突。但不管是怎樣先進合理的制度，都要以一定的權威作為保障，以免個人權威膨脹。在中國古代，皇權實際上不受制約，并且被宣稱是無限的，是“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5]《史記.秦始皇本紀》任何事情無論大小都要取決于皇帝。
皇帝的權威雖然是無所不統，但在行使權力時，還是必須通過一定的人員和機構，而宰相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職位，與君權之間的權力劃分根本難以用法則衡定，就此造成了不管行使皇權還是行使相權，其過程都會都嚴重參雜著個人意志，如果皇帝有著強烈的權力欲望并且能有效運用權力，那么宰相就很難手握重權，如宋太祖時期的開國功臣趙普，趙普幫助宋太祖趙匡義穩定了江山，使權力集中到了中央，但宰相權力的增加又成了趙匡義心中另一個不安的問題，特別是范質等三人辭相，趙普獨任宰相后，他更是日夜難安，于是他任命了副相，并把他們提高到與宰相一樣的地位和權力，同時又設樞密使分宰相的軍事行政大權，設三司分宰相的財政大權，于是“權歸于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6]《始論二》，葉適;相反如果一旦出現懦弱之君、無能之主，又遇精明強干的宰相，相權就會居于上風，中國歷史上數量眾多的“權相”、“奸相”大多源于此類情況，但是權相未必是奸相，只是因為掌握的權力對皇權造成了威脅，所以往往結局都很悲慘。
由此可見，造成皇權和相權沖突的原因除了制度的設置以外，更多的是君主和宰相的個人意志所導致的，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中國古代皇權專制政體所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各機構因人而設、因事而立，也因人而廢、因事而除，即權力的私化，而這些都無法用法治加以調節，因此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皇相的沖突。[7]《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編，119頁
1.3 廢除宰相的本質原因
宰相制度在經歷了漢唐的輝煌后就黯然失色了，到了宋代，宋太祖趙匡義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他的統治，推行了“二府三司制”，樞密院與中書并列為“二府”，分掌文武大權，三司總管財政，自成獨立系統，直接對皇帝負責，這樣一來，宰相的權力大不如從前了，再也不是“百官之長”了，因為他喪失了最重要的軍事權和財政權。至宋末，宰相權力僅保有高級官吏的任免、“參謀”軍國大事、新出現的重大事務研討等，而這些權力又都需要經皇帝批準，因此未免顯得“宰相”一職有點“多余”。[8]《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吳宗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9頁
正如前文提到的，“權力私化非常嚴重的明朝，作為公共權力行使者兼個人意志執行者的宰相一旦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并且又找到能更有效地維護皇家利益的替代制度之后，必然會在第一時間被廢除”。[9]《中國政治制度史綱要》，楊陽，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0頁加上嗜權如命的朱元璋，對來自任何方面對皇權的侵擾，都深懷警惕，因此更加不能容忍宰相專擅權力，便以左丞相胡惟庸“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奏事，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 [10]《明史紀事本末》卷13 的專擅為名，進行大幅度改制和屠戮。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誅殺胡惟庸，“詞所連坐，坐誅者三萬余人”[11]《明史》卷308《奸臣胡惟庸傳》。伴隨著大屠殺，又宣布永遠廢除宰相制度，并且留下祖訓“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12]《明會典》卷二《皇明祖訓》可以看出朱元璋廢除宰相的心是非常堅決的!
雖然胡惟庸事件是導致明太祖廢除宰相的直接原因，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不難看出：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君主個人的獨裁權力[13]《中國宰相政治》，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58頁，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2 明朝廢除宰相制度的客觀原因
2.1 周邊形勢復雜
明朝的立國情況大大異于前代，元朝在此時并未被徹底消滅，而是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依然完備且很強大的情況下返回漠北，時刻窺伺著明朝，以便奪回政權。與此同時，中原、江南、閩廣等地雖已屬明管轄，但四川仍有夏政權統治著;云南受元宗室梁王所控制;秦晉關隴地區還有軍閥零星割據;東北地區則有元丞相納哈出率領著二十萬元軍屯駐在金山一帶;周邊的一些國家仍舊奉北元為宗主，這些勢力對新生的明政權而言有著巨大的威脅，雖然明太祖多次對北元及周邊割據勢力用兵，但成效極其有限，因此造成明朝有必要以集中權力的形式來集中力量以應對周邊復雜的局勢。
2.2 社會經濟蕭條
元末農民大起義后建立起來的明王朝，面臨的是這樣一種狀況：一方面，農民軍給蒙漢貴族、地主階級以沉重的打擊，蒙古統治集團被推翻，許多漢族地主被殺。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統治者在鎮壓農民起義中的大肆屠殺，元朝統治集團的內部廝殺，以及盤踞在地方上的軍閥的混戰，使得社會經濟殘破，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如向稱繁華地區的揚州，元末為青軍元帥張明鑒所占據。他們“專事剩掠”，“人皆苦之”。到龍鳳三年(1357)朱元璋部將攻克揚州時，嚴城中居民僅余十八家。山東、河南地區長期受到元朝軍閥摧殘，弄得“多是無人之處”[14]《日知錄集釋》卷十，黃汝成，清道光十四年嘉定黃氏西豁草廬重刊定本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洪武元年(1368)閏七月，徐達率師北伐，“徇取河北州縣，時兵革連年，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15] 《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三。對于這一狀況，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更加明白“農為國本”，欲使本固邦寧，務必“莫勞于農”[16]《明太祖實錄》卷250。為此，明太祖多次頒布相關政策和采取一些發展經濟的措施，例如大力鼓勵農民墾荒，又數次徙狹鄉之民于寬鄉墾耕，免征三年之稅。同時，還規定農民按實際生產能力所占土地的額數，禁止將土地隨意拋荒，“敢有荒蕪田地流移者，全家發化外充軍”。[17]《大明會典》卷17《戶部四.田土》并獎勵耕種經濟作物等等。 經過這一系列的措施，明朝的經濟得到了恢復，也大大增加了國家實力，可謂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土地兼并的問題并沒得到抑制，使得官田和貴族莊田惡性膨脹，其中權貴霸占土地數目更為龐大，其情況不改舊觀，甚至變本加厲。使得明太祖有必要以“殺一儆百”的形式來對全國人民“有個交代”——而這種“交代”的最好方法則是政治改革。
2.3 士人消極抵制
明初，元代遺老遺少對明太祖的嚴厲統治頗為不滿，往往采取或拒不入仕明朝，或以各種形式懷念元朝以及張士誠、陳友諒等的統治，甚至謀劃反叛。解縉曾在文章中勸說朱元璋：“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18]《明史》卷147《解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115頁。這段話大膽而生動的表現出當時士人的處境以及律法的寬嚴不當，加上明太祖由于急于建設自己打下的大好江山，必須大量任用前朝官員或征召有名望的學者，為此，明太祖有必要進行政治改革，以新的政治制度面貌來吸引和感化消極抵制者。
2.4 統治階層內部矛盾激化
明太祖朱元璋主要是依靠兩支力量開創帝業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鄉武將謀臣，號稱“淮西功臣”或“淮西勛貴”，其中包括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善戰的將領，以及馮國用、馮國勝、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則是以宋濂、劉基等人為代表的“浙江文臣”。由于朱元璋是一個鄉土觀念很強的君主，因此盡管以劉基等人為首的“浙東官僚集團”也為朱元璋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但“淮西功臣”卻更受朱元璋青睞，譬如李善長當時被封為“韓國公”，而劉基卻只被封誠意伯(伯爵)，俸祿也是伯爵里最少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長是4000石，多出劉基幾十倍。元末詩人貝瓊寫過一首詩來描寫淮西將臣：“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辟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19] 《清江詩集》卷8，《述懷二十二韻寄錢思復》，可以看出當時淮西集團的實力是非常強大的，相比之下“浙東官僚集團”的實力相對弱小。
將星云集的“淮西官僚集團”和以文士為主的“浙東官僚集團”之間黨爭不斷，而在黨爭過程中，李善長與劉基之間的爭奪權力、胡惟庸專權等問題均與相權的濫觴有著直接關系;同時，明太祖鑒于諸子幼弱，功臣強悍的情況，與功臣之間的矛盾也更加尖銳化，此事從太子朱標之死起，甚至達到了白熱化的地步。明太祖為在此矛盾斗爭中取得先機，故將淳淳教誨和高舉屠刀同時進行，但這僅僅是一種序曲，實際上必須以一個比較大的動作來震懾其內部矛盾對立面。
由此可見，明朝初期來自內外各方面的矛盾占據著主要地位，迫使精明能干的明太祖加強集權以維護自己辛苦打下的基業。
3 明朝廢除宰相制度的主觀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的早年經歷在各類小說戲曲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述，甚至在他自己的《御制皇陵碑》中也將自己當初的辛酸描寫在內。從心理學角度而言，未成年時期的經歷往往對其一生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作為從基層“爬升”到統治者寶座上的人物，朱元璋更加了解基層，故而其對于掌權后整頓吏治、發展生產、抑制土地兼并等方面有著花樣翻新的治理方式。例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赴京師筑城”[20] 《明史》卷296《朱煦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591頁。朱元璋初即位，“懲元政弛縱，用法太嚴，奉行者重足而立”[21] 《明史》卷138《周禎傳》，第3967頁，可以看出朱元璋對于貪官污吏的嚴城確是落到實處的。
而由于其特殊經歷，明太祖對宰相制的理解也更具獨到之處：建國之初，其就將元朝衰亡原因定位為其宰相專權導致的人心離叛，但明朝建國之初卻仍舊集成援朝制度——其原因不難理解為最初一切以軍事斗爭為目標的軍事集團對制度設計沒有清晰思路，而一旦安寧下來，定然會基于自己的理解來設計自己的制度藍圖。
除此之外，明太祖由于在身居軍事集團首領時必須的將軍隊統帥、政府首腦、國家元首融為一體的經歷，導致他必然會產生極端專制主義傾向。而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其有定然不信任官僚集體，這樣的情況，就促使他必然會極力削弱臣下權力——殺戮功臣等活動便是其中寫照——并最終以“一鳴驚人”的方式達成其集權的目的。
4 明朝廢除宰相的成功原因探析
存在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已經在歷史的慣性中取得了傳統政治中自身的合理性，而明朝建國之初，其宰相一職也和之前歷代的建國之初情況基本相同——一般以居功甚偉的臣僚擔任——如前文所述，基本上擔任宰相者都來自于功勞卓著的“淮西官僚集團”，如李善長、胡惟庸之類，其行為也大多符合自身集團的利益。而一系列非淮西集團的官員，如劉基、汪廣洋、楊憲之類則先后遭到前者的排擠，輕者罷官，重者丟命，難以在中書省立足。故而，明太祖將宰相制度廢除的活動，絕不會是“一句話就能完成”的事情。與此同時，更由于宰相制度被廢除之后造成的政務繁劇問題，必然會導致皇帝先前為了廢除宰相而培養的“秘書班子”權力上升而變成了新的宰相機構的情況。由于明太祖很明白地看見了這一點，故而其在做出制度上防范的基礎上最終成功將宰相制度廢除，這樣活動之所以獲得成功，歷史背景的復雜性和明太祖個人手段的精妙均是其重要原
4.1 歷史經驗的汲取
在明朝之前，各個朝代的“分權集權”與“尊君卑臣”兩方面情況相互交織，從而對明太祖產生了至少三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逐步將君權予以強化和同步將臣(相)權加以分割的行為已經成為了歷史上不可阻擋的趨勢。在此趨勢下，世人會產生事態發展到明朝，將這樣的趨勢進一步明確化并推行相應制度的活動不僅合乎邏輯的演變，而且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
第二，先前各個朝代已經為明太祖提供了足夠的“參考系”。明太祖在治國方略方面很注重觀今鑒古，其在眾多頒布文件中一再強調“稽古立制”，乃至于“講求官制，遠稽漢唐，略有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在他強調要學習的漢、唐、宋等朝代，無不不斷強化君權，自然可以為明太祖提供各種鮮活的借鑒和經驗。就事實情況而言，明朝初年的立法定制不僅對漢、唐、宋等朝代廣為借鑒，而且對元朝和其他朝代也有著相應的參考。甚至設法到西周制度當中找廢除宰相制度的一系列相關理由和根據——“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承相，不旋踵而亡”。
第三，思想上的影響。明太祖從前朝屢次加強皇權的各種類型活動中吸取精神動力，并由此獲得了相應的思想鼓勵。先前歷史對宰相廢除的最重要影響在于元朝三省合并為一省導致的相權過重，并進而造成政治、經濟等方面混亂。明太祖在其詔令中明確表示要“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而同時幾任宰相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尤其是胡惟庸的胡作非為，更加加強了明太祖廢除宰相制度的決心。
4.2 個人權威的樹立
明朝建國之初，由于沿襲元朝制度而造成了中書省事無不總的情況，而掌握軍權等重要部門的官員多為忠于明太祖的淮西武將，作為一名起身于草根，經歷數十年浴血奮斗而削平群雄，成為一朝天子的明太祖，其“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蛆，以致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享全智”的威望已經無人能夠爭衡。故而，其以嚴厲統治對待勛貴功臣，劫以威勢，厲行變革并最終廢除宰相制度的做法，能夠使得眾人折服。
4.3 有力手段和嚴密計劃的并行
從明太祖廢除宰相制度的過程來看，其從地方軍權和京城戍衛著手，再變革行省為三司，不斷裁剪中書省職官，削奪宰相權力，直到最后廢除中書省和宰相，最后在洪武二十八年以祖訓方式立法禁止后代皇帝設立宰相的活動，堪稱順序井然，有條不紊。同時在廢除宰相的“人選”方面，更是將“淮西官僚集團”中資格較淺，被定位為“債轅破犁也”(劉基語)的胡惟庸先推上相位，并令其占據該位置達七年之久，放縱其胡作非為，長期表演，來造成“宰相專權”的口實，并在其發展到“里通外國，弒殺君父”的程度時，一舉掃滅之。而隨后更是胡惟庸案殺戮大批中書省文官，再麻痹李善長，隱忍十年之久，最后打擊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武將——這一過程將打擊功臣與廢相結合起來，以血腥手段強力推行變革，可見其計劃和手段之高超。
4.4 抑制土地兼并的要求
由前文所述，明朝建國之初由于戰亂造成土地分散。在此基礎上，明太祖著手建立的明朝卻屬于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權。在明初小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社會的平均與分散，與土地和權力分散同步的是皇權的集中與強化。而宰相這一官職的人選，則長期以來都是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來充當，后者身后的背景往往是雄厚的政治經濟力量。而在土地日益分散的過程中，社會的平等度也日趨增強，進而世家大族必然難以逃脫消亡的命運，從而平民獲得了崛起的機會。但在此過程中應運而生的“布衣卿相”往往代表的是不代表任何階層利益、分散的社會政治力量，故而更加容易成為皇帝說個人意志執行者這一角色。由此可見，在這種情況下，代表以往世家大族利益的宰相顯得更加多余，而社會政治經濟權利分散，使得原本尚有制衡的皇室顯得更加高高在上，權力也相對以往顯得集中。由此可見，廢除宰相是與明朝初年的經濟政治結構相符合的。
結 語
宰相制度不論是存是廢，都是為統治階層利益而服務的。一旦歷史發展到了宰相制度應該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對其予以廢除已經具備了歷史必然性。或許明太祖廢除宰相的主觀目的是實現絕對獨裁，大這一活動在客觀上則確實終結了宰相制度的消亡過程。這一過程既暴力血腥，又延續長達二十年，而且廢相被詬病至今。這本身顯示了傳統力量的強大，然而明太祖的血腥無關宏旨，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強力才是推動這一變革的直接力量。制度變革留下的最大難題、絕對權力對德才兼備的皇帝的需求直到清朝才被制度創新的力量克服。于是中國傳統君主專制制度臻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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