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下面是兩篇社會科學期刊論文范文，第一篇論文介紹了時空意識與老派市民家國觀念的更生和嬗變，批判戰爭與“感謝”戰爭的反諷理念，豐富和拓展了抗戰文學的內容。第二篇論文介紹了非政府組織的志愿性與專業性抉擇，確保政府公共開支與社會慈善捐助資源分配的社
下面是兩篇社會科學期刊論文范文，第一篇論文介紹了時空意識與老派市民家國觀念的更生和嬗變，批判戰爭與“感謝”戰爭的反諷理念，豐富和拓展了抗戰文學的內容。第二篇論文介紹了非政府組織的志愿性與專業性抉擇，確保政府公共開支與社會慈善捐助資源分配的社會公正性。
《時空意識與老派市民家國觀念的更生和嬗變》
摘 要：長篇小說《四世同堂》，是老舍反映抗戰的扛鼎之作，也是現代中國文學中最優秀的抗戰文學作品，其中以祁老太爺為代表的老派北平市民和一般市民，原本沒有民族國家的宏大意識而只有家與家族意識，而這與他們時間和歷史意識的短視、空間意識的狹窄密切相關，是傳統的老中國文化和北平市民文化與社會導致他們精神動物世界的閉塞與短視。但北平和中國其它城市與地域的次第淪陷，侵略者占領時間的漫長，家族與民族接連不斷的災難，迫使他們不斷獲知了時間與空間的知識與意義，促使他們睜開了民族之眼，歷史辯證法使得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歷史之惡，被動地喚醒、延伸了北平市民的時空意識和世界，進而催生出家國同構的民族共同體思想認識，批判戰爭與“感謝”戰爭的反諷理念，成為小說復調主題和內蘊的有機組成部分，也豐富和拓展了抗戰文學的內容。
關鍵詞：四世同堂;老派市民;時空意識;家國觀念
作者簡介：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北京 100024);逄喬，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傳媒業者
一
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一書中，論及了歐洲與世界各地的現代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的起源，其中談到時間的同一性和空間的同一性，是歐洲民族主義的起源之一。在工業革命以前的前現代社會，歐洲各個公國和國家內的鄉村農民，沒有統一的世界觀和時間觀，有的是地方世界、田園和莊園空間，對更為廣大的外部世界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
而時間觀念也是自然性和地方性的，按照四季變換、日出日入安排生產和生活，而每個地域、地方的自然時間是有差別的，沒有一致共同的時間觀念和意識。是工業革命、工業化和城市化逼迫農民離開土地和鄉村、地方，變成工業人、城市人，按照工業化和城市化要求的時間同時工作和休息，強迫性地造成和形成統一的時間意識，同時脫離鄉村和田園的遷徙和都市化、工作要求的調動和派遣，也造成他們生活地域和空間的擴大、見識的擴大和地理觀念的擴大，這種時空世界與觀念意識的變化和統一化， 以及工業生產和生活的均質化、單一化帶來的“事件”的一致化，既造成了馬克思主義強調的階級和階級意識的誕生，也造成了民族的共同性癥候和認同，以及工業化必然帶來的殖民擴張的帝國意識和民族意識。錢鐘書在小說《圍城》里寫那些中國留學生乘坐輪船回國途中，一位來自法國的士兵，本來只是法國的一位原本沒有什么地位的普通鄉巴佬，但是一旦被派往海外殖民地任職，便馬上具有了高人一等的殖民者的民族帝國的意識和可笑的自豪感。
以此種視角來關注老舍小說中的守舊的、老派的、甚至落后于時代的市民形象，也會驚奇地發現，在他們身上，之所以保守落后和極端缺乏民族意識，只知道有家、家族而沒有國族和國家意識，是與他們的時間和空間意識的滯后，存在著相當的關聯性和同構性的。
《駱駝祥子》里的祥子，原本在鄉村務農，他的世界就是鄉村田野，進城后拉車，最遠的也就是被拉夫拉到了城外遠郊，再遠的地方都沒去過也不知道。更可怕的是城市生活不僅沒有帶來他世界和空間觀念的擴大，反而使他由生活世界形成的空間世界更其狹小和窄化，他遺忘了廣大的鄉村，受到虎妞的“騙睡”和被懷孕“逼婚”后，一度六神無主的他想一走了之，逃到城外和鄉下。
可是在京城里轉了半天的祥子，堅決不想離開北京、北京的胡同街市和北海的白塔，因為他的世界就是北京，北京城就是他全部的世界和空間。而在時間上則是一天天拉車、掙吃喝，他看到最遠的那一天就是能夠獨自有車拉車，一個普通車夫的生活，再無遠大的理想，當然也不會去想更遠的事情，他的腦袋和心思不是干這個的。
《離婚》里的張大哥代表的舊市民亦復如此，人生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活在北京，城里有幾所可以自住和出租吃瓦片的房子，在這樣的房子里娶妻生子，全部的時間意識就是生命和種族的延續，當父親和爺爺或老太爺，兒孫滿堂，這是他們世界里最大的時間長度。全部的空間就是北京和家、衙門，只有家的意識而幾乎沒有國家和民族意識，甚至雖然是衙門職員，也只知有官府衙門而沒有國家，用老舍的話說，北平人的理想都不大，時間和空間世界及其意識都是那么狹窄短視，都是那么驚人地平庸和平凡。當然，這些人主要是老北京市民。
這些人里最典型的，是《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爺。一輩子勤儉持家、謹慎做人、禮數周全、經歷了清末拳匪之亂和民國軍閥混戰的祁老太爺，從生活經驗里得出的結論，正是幾乎所有老北京人的認識：北平是塊福地，而小羊圈胡同及祁家宅院，就是福地的福地，“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是永世不朽的房子”，他一輩子的空間世界，就是北京城里的小羊圈胡同及胡同外的寺院和戲院，連北京城外的地界，他都很少去，也不愿意去。至于北京城外的外省外界，更廣大的中國的地理地界，他既沒有去過也不大知道和關心。而他的時間意識和長度，就是三個月，當年北京城鬧義和團洋人進城的庚子之亂，祁老太爺的法寶是用裝石頭的破筐頂住大門，三個月后就平安無事了。“庚子年，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連皇上都跑了去，也沒把腦袋掰了去呀!八國都不行，單是幾個日本小鬼還能有什么蹦兒?咱們這是塊寶地，多大的亂子也過不去三個月!”到了民國
近代以來的北京，經歷了戊戌變法、庚子之亂、辛亥革命、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二次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清廢帝離宮、五卅事件、軍閥混戰、北伐革命、國民政府成立等一系列事變、動蕩、變革和事件后，這些巨大性事件幾乎無一不在刺激、喚醒和培育民族國家意識，不斷巨變的時代、外患與內禍紛至沓來的社會變遷，都極大地刺激和喚醒了中國人的時間意識與空間意識，改變了在天朝大國夢幻中沉睡已久的中國人的中國觀與世界觀，從開眼向洋看世界到學習和接受西學，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新文化運動到改造國民性，從文學革命到政治革命，從五卅運動到“九一八事變”，一連串的外患內亂都在喚醒和制造中國人的民族和國家認同，把歷史上具有文化同質性的泛中華觀念，改造和制造為現代的民族國家意識，強化著民族主義的思想和激情，救亡救國就是近現代中國思想與政治的主旋律和最強音。
二
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了中國，日本人占領了北平，對這樣一場近代中國遭逢的最大的外寇入侵和巨大的國家民族災難，以祁老人為代表的老北平人還糊涂地以為像過去一樣，頂上大門，準備好三個月的糧食和咸菜，就能應付過去。這樣可悲的對于災難的認識和短視無知的時間意識，在現實面前當然會被碰得粉碎。
三個月后日本人沒有走，而是呆了八年，這樣長的時間已經遠遠超出了祁老人和老北平人心理所能承受的災難時間長度。在這樣長久的時間里，祁老人的三孫子遠走了，兒子受盡侮辱后自殺了，最喜愛的重孫女妞妞餓死了，鄰居家錢詩人的兒子死了，錢詩人離家下落不明了，車夫小崔死了，小文夫婦死了，時間的每一天的延長都連接著苦難、災難，都令人難以忍受還得忍受，時間似乎成為侵略者的幫兇，具有了苦惡的性質，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一種苦惡的延長，而過日子就成為一種“抗惡”，具有了一種與侵略者及其幫兇的作惡潛隱地對抗的質素，漫長日子的綿延，就有了比試民族忍耐力和抗惡力的善的性質，這是一方面。
與時間意識相關的落后與先進、現代與傳統、文明與野蠻的意識，就在災難歲月的艱難時世里滋生在祁老人一類老北平人心里。中國的歷史與文明是悠久漫長的，老北京城就是最好的說明，可是這么長久文明和“有文化的”國家，卻被打敗和占領了;日本人從老北平人的角度看，是沒有好的和野蠻的，可是他們現在的軍隊和武器卻是比中國強，所以他們一時半會地會打敗中國，占領北平。
日本人的侵略既使祁老人“三個月”的時間意識發生了變化，也使他的空間意識不斷地改變。初始他知道了小羊圈胡同不是整個世界，他的三孫子就偷偷離開北平到外面的世界去抗日戰斗，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還有不一樣的人們和面貌，鄰居錢默吟為復仇而像獨行俠一樣離開胡同和小家，晝行夜出于城內外，他的出走和行為使祁老人也知道了外面還有更大的世界和不一樣的人們。
更可怕和可悲的是，日本的侵略不止于占領北平，他們還要滅亡全中國，隨著他們侵略中國的戰爭的擴大，他們一步步占領了保定、太原、鄭州、武漢、南京、廣州……隨著他們的所謂“勝利”和中國土地與城鄉的淪陷，在北平的日本人和漢奸不斷地通過各種新聞媒體宣傳他們的勝利，還驅使漢奸們舉行一次次的慶祝中國各地淪陷的游行、演出和活動，而漢奸們——包括祁老人的二孫子瑞豐，一次次跟隨主子慶祝中國城市的被占領，宣示日本的大東亞圣戰的戰績和“輝煌”。正是在這樣一次次的所謂廣播宣傳和慶祝儀式中，祁老人和北平人一樣，痛苦地知道了北平外還有那么多的空間、地域、城市，中國的山河和地理還連接著、坐落著那么多的好地方。
當然，北平人還包括鄰居中當了漢奸的大赤包冠曉荷一家，以及家人里的二孫子瑞豐和他的媳婦胖菊子，這些個漢奸們雖然也是中國人，但他們的漢奸本性使他們不但不對中國的廣大土地山河的被侵占感到痛苦，反而感到歡樂，因為這些個數典忘祖的漢奸們只要有官做，才不管哪國哪朝當主子，亡不亡國他們才不管，被占領的中國的城市和地域在他們那里沒有任何地理的空間的價值和意義，只有幫日本人慶祝的意義——慶祝儀式越多他們幫兇的資質和“價值”才會得到主子的賞識，才會被主子封官加爵，陷落的城市和地域沒有任何國家民族意義，只有利用價值和在慶典上表現和“邀功”的價值。
這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冠曉荷及其老婆，他們也是地道的北平人，但在他們眼中，在日本人到來之前，時間只是吃喝玩樂混日子，活得自在滋潤，他們沒有時間中包含的歷史觀念，因此朝代和時代的變化對他們而言沒有什么意義和不同，不論前清、民國、軍閥統治還是日本人占領，只要有官做、有錢撈，就是好時代、好時候，不管什么人的官位都行，時間和時代只有利用和使用價值，而沒有其他價值和意義。空間也沒有什么地理的文化的民族國家的價值，歷代不斷被強化的官本位政治與文化，強調和認同的是“千里做官，為的吃穿”，千里萬里還是近在咫尺，這種空間地域在他們眼里也只有與做官聯系起來才有價值——利用的價值。漢奸的本性之一就是沒有時間、空間觀念，因此也沒有民族
與國家觀念，這是老舍在小說中第一次深刻予以揭示和描寫的。在其他抗戰作家的描寫中，這樣的揭示和描寫還很少見到，即使有，也沒有《四世同堂》揭示描寫的那么全面和深刻。
三
老舍小說描寫的祁老人一類老北平市民，是北平被侵略者的戰略和占領、是中國不斷被占領的帝國主義的鐵蹄和戰爭，被動地喚醒、啟蒙了他們的時空意識和隨之而來的國族與民族國家觀念，就像近代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大炮轟開閉關鎖國的大門、被迫和被動地覺醒，從而啟動了艱難曲折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一樣。
當然，我一再強調指出老舍不是感謝日本的侵略及其戰爭，最新從美國發現的《四世同堂》的英文手稿，《四世同堂》的結尾不是過去的描寫抗戰勝利到來后小羊圈人們的平靜中的高興和歡聚，而是以錢默吟獄中的所謂“悔過書”收篇。在這個悔過書里，作家老舍通過錢默吟的思想言論，系統地表達了對侵略戰爭的反思和控訴，指出日本的歷史、宗教、文化、民族性格等各方面的原因，導致他們軍國主義的崛起和發動征服欺壓其他民族與國家的侵略戰爭，而這樣的思想與行為其實使得日本不是所謂的文明進步國家而是從文明的退化和野蠻化，最終也必然會毀滅日本自己——事實也證明了錢默吟獄中書簡的預言性和真理性。
( 責任編輯：李亦婷 )
《非政府組織的志愿性與專業性抉擇》
摘 要：作為非政府組織屬性的體現，專業性與志愿性是其不可分割的組成要素。然而，X機構在提供0-6歲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專業服務的過程中，由于其體制外地位，非政府兒童康復機構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得不到認證，報酬偏低，造成人員的流失和師資不穩定，進而影響了機構的專業化發展。同時，由于缺乏穩定和制度化的社會資助，致使機構的志愿性錯位，造成康復訓練專業人員的志愿性特征。該機構通過普遍提高學費和提供個性化、選擇性服務的方式解決發展困境，但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非營利性組織屬性。針對上述問題，為了維護弱勢群體家庭自閉癥兒童平等享有的康復訓練權利，必須確保政府公共開支與社會慈善捐助資源分配的社會公正性，從政策層面加大對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力度，調動和協調不同部門力量，保證不同群體自閉癥兒童早期康復訓練需要的實現。
關鍵詞：非政府組織;志愿性;專業性;兒童自閉癥
作者簡介：方 巍，浙江工業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浙江 杭州 310032)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自從70年前美國兒童精神病專家Leo Kanner將自閉癥作為一種獨立的癥狀以來，自閉癥患者的數量不斷上升，目前達到1.1%。在發達國家，自閉癥發病率同樣不可忽略，有證可查的數據達到0.5-0.8%①。我國自1982年首次在專業文獻上報道自閉癥案例②迄今，兒童的自閉癥患病率預測也高達0.097%③。盡管對發病機理仍然缺乏深入的認識，但是社會上基本已經形成了兒童自閉癥早期干預成效更為顯著的共識。
在社會服務的供給方面，國際學術界高度重視非政府部門的作用。一方面，非政府部門被視為解決政府部門失靈的重要對策薩拉蒙：《公共服務中的伙伴——現代福利國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趙黎青：《非政府組織： 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江海學刊》1999年第6期;劉大紅、李華振：《政府失靈語境下的第三部門研究》，《法學評論》2005年第6期。
在非政府部門的發展過程中，志愿性與專業性始終是不可分割的組成要素。非政府組織離不開公民一定程度的人力與物力投入。在西方國家，早期非政府組織的發起人往往都是出身富家的志愿者，志愿者迄今仍然是非政府組織人力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當代社會服務組織的社會地位又與非政府組織的職業化、專業化緊密相關，其發展經歷了從早期的慈善服務到當代的專業服務轉型。
恰當地處理志愿性與專業性的關系是非政府組織有效提供服務、實現其職能的重要保證。近年來有關兒童自閉癥問題的研究文獻急劇增加，但絕大多數文章是有關康復訓練方法的研究，其次是關于教育融合的研究。在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的社會政策與服務研究方面，雖然一些文獻分析了自閉癥兒童的社會支持體系，進而注意到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功能和作用，也有研究將焦點集中到兒童自閉癥康復機構的青年志愿者問題、教師培訓問題和發展改進問題，但是仍然缺乏自閉癥康復機構發展的專業性和志愿性關系的全面研究。那么，現實中的非政府部門兒童自閉癥康復機構又是如何處理志愿性與專業性關系的，其結果具有哪些社會政策方面的啟示呢?
二、研究方法
誠如上面提到的，自閉癥的發現歷史不長，在我國大部分人比較陌生，對研究者來說也是一個嶄新的領域，這也增加了對從事這方面康復訓練的社會組織的研究難度。現有的文獻數量較少，這就使得研究者很難在研究之初形成假設性的認識，進而對研究對象進行定量的研究。在項目立項之后，我們咨詢課題組醫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等領域的自閉癥專家學者，試圖探討形成初步的觀點。為了能夠對研究課題獲得深入和詳盡的了解，進而獲得較為準確的研究結論，從2013年起我們花了大量時間，對康復組織和培智學校等各類機構的負責人、教師、工作人員以及自閉癥兒童的家長進行長期的深入訪談，并將初步的認識結論在后續的經驗研究過程中反復檢驗和論證，以便獲得具有一定普適性的研究結論。可以說，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現代定性研究的設想提出(ideas)、理論確立(theory)、研究設計(design)、數據收集(data collection)、材料分析(analysis)和結論形成(findings)等步驟及其相互之間的螺旋式關系 Berg， B. L.，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Boston：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4， p.20.。
本研究范圍覆蓋杭州、深圳和南京等地的兒童自閉癥康復機構和培智學校。調研涉及六家康復機構的負責人8人、工作人員17人、自閉癥兒童家長28戶。從2015年起，課題組又對上述部分自閉癥兒童家長、機構負責人和員工進行回訪。本研究主要以其中的X機構為研究個案，訪談涉及的機構負責人2名、機構工作人員8人、自閉癥兒童家庭10戶，其中回訪3人次。具體訪談對象情況見表1和表2。全部訪談均予以錄音，然后轉化為文本進行分析研究。
三、研究發現
(一)多元福利背景下的非政府康復服務機構
從政府層面來看，自閉癥的診斷及其康復訓練正愈益受到重視。2006年，全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將自閉癥劃歸精神殘疾統計對象，貧困患者列入國家搶救性治療和康復的對象。2010年，衛生部頒布《兒童自閉癥診療康復指南》，對自閉診兒童的診斷、治療和預后等制定了規范性標準。教育部、民政部、衛生部、人力資源部和中國殘聯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業發展的意見》，明確將自閉癥兒童納入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2009至2011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補助資金，資助實施“中國殘聯貧困殘疾兒童搶救性康復項目”。為此，中國殘聯還相應制定頒布了《中國殘聯貧困孤獨癥兒童搶救性康復項目實施辦法》，提出三年期間每年為1200名貧困自閉癥兒童提供康復訓練服務，總計補貼康復訓練經費3600萬元。到2012年底，中國殘聯已在全國建立了30個省級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機構，1.1萬名自閉癥兒童在各級機構獲得了康復訓練(殘聯發〔2013〕3號)。
同一時期，浙江省也在全省范圍內推出0-6歲自閉癥患者搶救性康復項目，提出在“十二五”期間建立健全新生兒疾病基本篩查制度，2015年起經濟發達市縣有康復需求和符合條件的殘疾兒童的康復服務率達到90%，并對有康復需求和適應指證的0-6歲自閉癥兒童全部目標對象每人每年給予1.2萬元的康復訓練補貼(浙殘聯康復〔2012〕76號)。從訪談情況來看，具有本省戶籍的0-6歲自閉癥兒童，只要申領殘疾證，根據其家庭經濟狀況，一般都能不同程度地獲得政府的康復訓練專項補貼。在補貼的經費數額上，不同地區略有差異。相對而言，寧波的補貼額度最高，最多可以獲得4萬元。杭州市的最高補貼經費數額目前也達到2.4萬元。這對于促進自閉癥兒童的早期康復訓練，減輕其家庭的經濟負擔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當前盛行的福利治理話語體系之下，不同服務供給主體的協同作用得到重視鮑威爾：《理解混合福利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彭華民：《福利三角：一個社會政策分析的范式》，《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期。在自閉癥兒童的早期康復訓練過程中，政府試圖通過對服務對象的現金補貼實現服務購買，借此促進民間自閉癥康復機構等社會力量的參與，間接地滿足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的社會需要。
政府對搶救性康復訓練的現金補貼，其策略顯然是希望借此市場的選擇功能促進服務發展及水平的提高。因此，如何促進自閉癥非政府康復機構數量的增長及其專業水平的提高，便成為影響當前搶救性康復訓練成效，特別是弱勢群體家庭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成效的關鍵。
(二)非政府組織的專業化訴求與進程
前面已經提及，職業化和專業化是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方向，而我國傳統社會服務的行政性、半專業化特征令專業化成為我國社會服務發展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相對而言，這一課題對于自閉癥康復服務機構來說顯得更為重要。作為一種在情感、交往、語言和行為方面存在全面發育障礙的疾病，兒童的自閉癥在康復訓練內容上涉及心理、語言、交往、統合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治療和訓練，在治療和康復訓練方法上又有音樂、游戲、沙盤、社會故事、“地板時光”、人際關系發展干預等多種手段。正因如此，師資的專業化是這類非政府組織發展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目前自閉癥康復機構的教師學歷普遍都在大專以上。除了一些體育、音樂等師范專業的畢業生以外，主要是特殊教育專業的畢業生。并且，這些畢業生在到了康復機構之后，往往還需要經歷一定時期的崗位培訓。至于要受到學生家長的信任，成為資深專家，更是需要一定的實踐磨練。
除了一般的師資，管理人員的專業化也是提升機構服務水平的必要保證。從我們調查的情況來看，目前的自閉癥非政府康復機構的發起人，相當部分是自閉癥孩子的家長或具有宗教背景、熱心慈善的人士。X機構的發起人就是自閉癥孩子的母親，在創辦機構的過程中，她不僅辭去了原來工程師的工作，甚至將自己的住房都作為投入用于機構的運行開支。
盡管X機構在其發展過程中呈現了專業化與職業化發展的訴求，但實際上發展過程并不順暢，遇到了一系列的發展障礙。由于體制外屬性，機構的專業化追求無法獲得制度的認同。盡管機構培訓人員從事著與其他特殊學校教師相同的工作，但是由于不屬于教育系統，這些機構的培訓人員就不能像其他老師那樣參加職稱評定，從而導致他們的專業資格無法得到認可，影響了他們職業的專業化發展。雖然培訓人員可以參加一些開放性的職業考試，如社會工作師，但在目前的條件下X機購也沒有將其作為重要的考核標準，資格證書對其薪資的影響不大。
(三)志愿性發展的困境及其錯位
與機構的專業化進程面臨的困境相對應的，是其志愿性缺乏必要的社會氛圍，以及由此應對過程中產生的錯位。非政府組織非營利性慈善目標的實現，很大程度上與社會的志愿性投入密切相關。這種捐贈既包括物(資金與物品)的直接投入，也包括志愿人員在機構運營和管理層面的參與。不同于政府部門基于稅收的財政撥款與營利性部門的市場性收入，非營利性部門的資金來源更為多元，社會捐助是其不同于其他兩類機構的特色所在 Anheier， Helmut K.，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ory， Management，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2014. 。
由此可見，目前自閉癥非政府組織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志愿性的錯位。在應該具備職業化和專業性特征的機構人員方面呈現出志愿性，要求他們的職業選擇建立在志愿性奉獻的基礎上，而社會的人力和物力志愿性投入則有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證。
(四)基于市場的發展對策及其效果
面對環境制約，自閉癥非政府組織該如何應對才能維持其生存進而實現其職能呢?當我們2016年來到X進行回訪時，一個最大的感覺便是機構的老師對職業和收入的滿意度提高了，不但離職的人減少甚至還有其他機構轉入的。一位老教師更是將自己的工作稱作朝陽產業，對現狀滿意且對其發展充滿信心。那么，這兩年里X機構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呢?我們調查發現，不僅是X，有關機構普遍都采取了提高學費和提供課外個別訓練等方式來提高職工的待遇并改善機構的運行狀況。
以X機構為例，2014年初我們第一次做訪談時它的全天學費是每月3800元，半天2800元。但是當年該機構便調整了學費，常規化的培訓班學費是半天3800元/月，全天4500元/月。除了傳統的家長陪同的康復訓練班，還提供了差別化的選擇。參加個性化康復訓練的孩子不需要家長陪同，同時機構配備的師生比也要高于常規的模式。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培訓費用的成倍增加，每月的學費可達9000元。由于學費增加，該機構不但有望在今年實現自負盈虧，而且教師的收入也有明顯提高，一些資深教師的月收入也由3500元上升到5000多元。
但是，總體上來說目前自閉癥康復機構的薪資并不高。在X機構，剛剛入職的教師的月收入不到3000元。那么，為什么兩年間X機構教師的滿意度有這么明顯的變化呢?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后的原因是，一些自閉癥康復訓練非政府組織允許老師在課外為學員提供個別化的訓練。在X機構，這些所謂的家長點課，每小時的費用可達150元。如果一個老師的教學效果受到家長的肯定，只要肯吃苦、愿意課后加課，那么點課收入完全有可能超過機構的正常工作收入。在我們的訪談對象中，一位工作僅僅一年的老師，她從機構獲得的工資為2000多元，加課收入1000多元，總的月收入可達4000元。另一位在X機構工作了六年的教師，由于資歷較深家長點課較多，加課價格也比年輕老師高。即使每天加課1小時，每月也可以有3000多元的加課收入。談到目前的收入狀況，這位老師顯得比較滿足，并且認為狀況還在不斷改善。
(五)社會企業新定位及其隱患
從機構上述發展來看，目前的X機構已經不是非營利性機構，而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追求公益目標的社會企業。應該說，X機構的這種轉型無可厚非。一方面，這是組織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這也是目前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的需要。但是，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說，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種轉型帶來的隱患，那就是弱勢群體家庭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需要的滿足問題。
盡管政府在自閉癥兒童的早期康復訓練上投入了大量財力，但是這筆經費是借助對服務對象的現金補貼通過市場來實現的，這就使得目前的自閉癥康復機構像X一樣，嚴格來說都是通過市場性收費來實現其公益目的的。即使是省殘聯系統的康復機構，除了用房和少數人員的事業編制補貼，其他費用相當部分也依靠市場性學費收入，這就使得部分家庭條件較差的自閉癥兒童家庭難以承受康復訓練的經濟開支。上文中所提及的杭州以外城市來杭州進行康復訓練的家長所承擔的額外經費負擔，也是這一問題的體現，他們的相應負擔和康復風險也應引起注意。
應該說，即使在原來機構學費沒有提高的情形下，我們許多訪談對象仍然覺得長期參加康復訓練經濟負擔較重。甚至夫妻都是大學畢業、從事專業工作的本地家庭也覺得康復訓練負擔大，長此以往會“扛不住”。我們在X機構的第二次訪談時，就發現部分第一次訪談的家庭中途退出了康復訓練。那些堅持參加康復訓練的家長，尤其是課外選擇點課的家庭，一方面是因為覺得大班課無法達到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家庭條件不錯，同時還可以得到政府的補貼。那么，在目前的收費水平下，是否會有一些家庭因為經濟壓力而無法參加搶救性培訓康復訓練呢?我們在X機構和其他機構反復向機構負責人、培訓教師和家長詢問這一問題，其結論是肯定的。對此，我們將另文進行更為詳盡和深入的分析。
四、討論及發展對策
如何滿足弱勢群體的基本需要始終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隨著工業社會的到來，政府成為社會保障的第一道防線 Wilensky， H. L.， Lebeaux， C. 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20世紀50年代的福利國家運動更是將國家的作用推向極點。伴隨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的石油危機而引起的經濟結構調整，新右派在社會福利的供給方面占據了話語主導權，它們大大削減政府在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推行社會福利的私營化，強化市場在社會服務方面的功能。然而，新右派關于公共部門低效的指責缺乏可信的依據。
通過上面的訪談及分析，我們了解到當前一些自閉癥非政府康復組織、特別是X機構的生存發展面臨的挑戰及其應對措施。應該承認，X機構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現實的困境，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贏得了空間。但是，該機構的措施并沒有擺脫非政府組織發展中面臨的志愿性錯位及其對職業專業化發展的制約這一根本問題，同時這些做法與非政府組織的慈善救助屬性并不完全一致。可以這樣認為：當前自閉癥非政府康復機構的發展面臨兩難的抉擇——如果強調慈善與公益性，其機構的專業化水平便無法保證;如果借助市場化渠道提升專業化水平，又可能影響其慈善救助目標的實現。我們在南京調查的某機構，因為擔心訪談引發他們教師的不穩定情緒，直接拒絕了我們與他們員工的接觸。
要想解決非政府組織偏離慈善救助發展方向問題，正確確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搶救性康復服務的重點對象并切實采取有效對策就應該成為當務之急。我們調查發現，確實有部分家庭具有較強的經濟承受能力，甚至為了避免領取殘疾證給孩子帶來不利影響而自愿放棄了政府補貼。有需求就會有市場，這部分自閉癥兒童家庭的需求以及相應的營利性服務機構的發展不需要我們過多關注，只要做好對市場的規范工作即可。
因此，如果我們既想保持非政府組織的慈善屬性，同時又促進職業專業化發展，首先要針對不同服務對象制定差異化的政策，在滿足市場的多樣性需求的同時，重點關注通過市場渠道基本需要得不到滿足的特殊群體，確保政府的公共開支和社會的志愿性捐助優先落實到弱勢群體自閉癥兒童及家庭。為此，政府部門應該發揮在社會服務方面的主導作用，在保證弱勢群體家庭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基本需要的同時，發揮在社會政策制定方面的引導作用，加強政策的落實，促進不同部門社會服務的發展及其協同效應，切實滿足不同階層家庭的不同層次需要。為此，一方面要鼓勵市場性服務組織的發展，引導部分非營利性機構向社會企業甚至營利性市場部門發展或轉型，豐富社會服務供給，進而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多樣化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獨特作用，促進其利用社會慈善捐助或通過政府購買，實現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職能。
(責任編輯：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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