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內容摘要：罪犯亞文化在傳播方式和表現形態上具有一定隱秘性，需要監獄看管人員在罪犯管理過程中有深刻的認識，否則就很難積極的引導控制罪犯亞文化的發展。由于社會亞文化的輸入和監禁情形下的自發，罪犯想方設法尋求特殊待遇、逃避改造、形成團伙幫派等形
內容摘要：罪犯亞文化在傳播方式和表現形態上具有一定隱秘性，需要監獄看管人員在罪犯管理過程中有深刻的認識，否則就很難積極的引導控制罪犯亞文化的發展。由于社會亞文化的輸入和監禁情形下的自發，罪犯想方設法尋求特殊待遇、逃避改造、形成團伙幫派等形式，本文以文化改造的視角，對抑制罪犯亞文化作一定探索。
關鍵詞：抑制,罪犯亞文化,文化改造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監獄實踐，監獄涌現出大量的新經驗和新探索，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新認識。以往的“三大改造手段”解釋構架已經無法容納這些新經驗、新認識，也無法解釋新實踐，因此新的理論框架和解釋必然出現。2018 年6月，全國監獄工作會提出了“堅守安全底線，踐行改造宗旨，堅持以政治改造為統領，統籌推進監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勞動改造的五大改造”。以政治改造為統領的五大改造順勢提出，它不僅僅是“三大改造手段”基礎上的表象增加，還是改造罪犯的新模型的實質構建。
“五大改造”中明確提出了文化改造，這充分體現出新時代監獄工作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體現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監獄工作在依法懲罰和改造罪犯的生動實踐中的不斷跨越提升。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監獄在押罪犯的結構、心里特征、行為特征均隨著時代的演進而變化，監獄改造罪犯工作勢必面臨諸多新的挑戰。就此，本文擬就堅守安全底線，踐行改造宗旨，適應文化改造新要求，抑制罪犯改造過程中的亞文化進行如下探討。
一、罪犯亞文化在當前監獄工作中的表現
罪犯亞文化主要是由罪犯所表現出來的一些與社會主文化不同的價值、倫理道德、人生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對罪犯行為有指導作用與意義的規范觀念，這些觀念的表現形式多半以語言、表意性的文身和道德意識來體現。[1]罪犯亞文化作為一種特殊文化現象, 產生于監獄在押罪犯, 體現在監獄工作的各個方面，反映在罪犯服刑改造的全過程。
(一)尋求特殊處遇。罪犯在監禁中生活范圍受限，在這個相對固定的群體中，年齡結構、文化結構、社會閱歷、身體狀況等方面均存在很多的差異性，在監禁中穿同樣的衣服，接受一樣的約束，從事一樣的勞動，很多罪犯存在心里落差，特別是一些職務犯、家境富裕犯在罪犯群體想法設法找監獄制度漏洞，尋求特殊關照，體現出不一樣的“身份地* 于杰，四川省川東監獄副主任科員，主要研究方向監獄學。
有的罪犯想盡辦法與監獄管理者搭建各種聯系，尋求管理中的“特殊關照”，有的通過顯示之前的社會閱歷和特殊技能在罪犯群體中體現出“特殊地位”，有的罪犯使用一些高消費生活品、違禁物品標榜自身“特殊身份”。
(二)形成團伙幫派。在押罪犯中，大部分罪犯只求順利度過刑期，積極向政府靠攏，少部分是以各種手段消極對抗改造。罪犯團伙的形成，大部分是以區域(老鄉)的劃分，有的以共同的性格、相似的“三觀”構建起來，有的以共同的興趣愛好，生產勞動中工作協作建立起來。由于罪犯活動區域相對受限，人際關系很容易固化，在長期的監禁生活中，因尋求保護,發展興趣,交流感情，維護既得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常結成各種利益群體和興趣群體，主流是積極改造，認罪悔罪，同時，也是暗流涌動，團伙林立。
罪犯中職務犯、家境富裕罪犯、入獄前有“名氣”的罪犯、事務犯是罪犯群體中非正式群體的“核心”。一些罪犯在獄內為尋求保護往往加入這些非正式群體，其活動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對罪犯正常改造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特別是一些臨時選用來從事一些輔助性事務的罪犯，在得到監獄機關或干警個人的認可后,掌握一定的“權力”,放松對自己的要求,有的蛻變成“牢頭獄霸”,干擾正常改造秩序。
(三)認為罪罰不相當。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大多數罪犯在談到自己所犯的錯誤時，或者戴警戒具外出時都能體驗到羞恥感。說到自身的罪行和判處的刑罰時，大多數罪犯的內疚感缺失，就會談及犯罪時“為民除害”的無奈、“情有可原”的沖動、錯判重判的“冤枉”等客觀原因。有的罪犯則相反，故意夸大自身所犯罪行，給自己貼上“窮兇極惡”的歹徒標簽，當問及為何被判得較輕時，則會鼓吹自己與公檢法“有關系”，達到渲染司法不公正的目的，同時以此顯示自身有一定的“社會背景”。
(四)存在投機改造心理。為達到縮短刑期、提高處遇、表達不滿情緒等目的,許多罪犯在改造中的行為趨向隱蔽性、投機性、功利性，反映出罪犯服刑生態的復雜。有的罪犯與他犯等價交換，以可樂、香煙等物品作為“流通貨幣”的衡量標準，進行以物換改造分，以物換物，以物換勞動產量等情況,以至于相互監督成了相互包庇, 致使干警搜集犯情、獄情的渠道不暢通;有的罪犯采取不正當競爭手段,以達到打擊異己的目的，比如，罪犯明知監管場所禁止打架吵架，因此言語行為上故意挑逗、激怒他犯，迫使他犯出手打架，從而同時受到處理，影響其正常的減刑考核。
(五) 渴望突破信息封閉的“墻”。罪犯在改造的過程中生活比較枯燥，家庭完整的罪犯擔心在外的親人情況，渴望及時了解他們的信息，有的罪犯在長期的監禁生涯中結識了新的“朋友”，后來由于罪犯調動調整分開了，希望通過一些渠道傳遞信息，一般在罪犯流動性大的監管場所，比如配餐中心、醫院成為信息渠道的集散地。正是由于信息封閉，監獄內的大小“新聞”都會成為罪犯的關注要點，成為枯燥生活的調味劑，特別是一些“負面的”更具有隱蔽性信息消息傳播速度更快。不得不提的是，有的偏遠山區、生活封閉的罪犯，則是通過監獄這所特殊的“學校”學習了解外面世界的情況，由于罪犯群體集中，信息交流集中使得這類罪犯很容易被負能量影響。
(六)罪犯“交叉感染”現象。罪犯“交叉感染”是指在依法監管的條件下, 兩名或兩名以上罪犯彼此交流、評價、體驗犯罪方法和內容, 強化犯罪心理的互動過程。“交叉感染”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多樣性，是一種有毒的“精神會餐”。[1]一些罪犯無意識的時會聊犯罪行為中的細節，有的驚心動魄、有的血腥暴力、有的兒女情長、有的縱情酒色，潛意識的強化了犯罪的行為的“合理性”，強化了旁聽者的“犯罪心理滿足”。
一些罪犯，通過電視“法制節目”和報刊中的社會熱點案件，不反省自身罪行，反而總結“經驗”，思考應該怎樣做不會被發現，怎樣逃脫懲罰，怎樣做減輕處罰。一些罪犯，通過對其他類似犯案情的處理情況，來進行對比分析, 已達到“總結經驗”的目的、達到質疑法律公正，制造不滿情緒等目的。
(七)對本性滿足的極度渴望。《孟子》記載：食色性也，對美食和對性的需求是人的本性，作為監禁情形下的罪犯，隨著人身自由的喪失，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罪犯對美食的追求是第一位的，罪犯對一日三餐的討論是最多的，也是最有共鳴的，特別是監禁時間較長的罪犯經常回憶過去服刑期間能夠搞到“美味”，引起其他罪犯無限遐想，在現目前嚴格規范的管理情形下，監管區內的果樹掛果時很多罪犯是望眼欲穿，還有的罪犯為了搞到“美味”逾越紅線侵犯管理民警。同時，罪犯處于嚴重的性饑渴狀態, 其性沖動得不到正常途徑的發泄, 罪犯常有保留異性性感雜志圖片，自制自慰器具的情形，易出現同性戀、露陰癖、戀物癖等現象。
二、罪犯亞文化產生的原因分析
新時代監獄工作要堅守安全底線，踐行改造宗旨，實現把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的目的，就必須全面了解罪犯，要了解罪犯就必須了解罪犯的行為、心理特征，只有通過這些特征來透析罪犯文化，特別是罪犯亞文化，才能更加科學有效地做出決策。罪犯亞文化作為非主流的文化，在罪犯改造中有一定的認同度，它的存在有一定的現實必然性，同時，對罪犯的精神、心理及行為產生的消極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罪犯亞文化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封閉環境下的自發。監禁刑是當前我國最主要的刑罰形式。罪犯在失去自由的同時，日常生活、行為習慣及勞動生產均會受到管制，越是在管控下，罪犯就越會對情感有需求、對欲望有需求、對信息有需求、對外面的世界有渴望。監禁情形下的罪犯為滿足各類需求和欲望，自發就產生了一些潛在的亞文化心理和行為等。
(二)社會不良風氣的蔓延。雖然罪犯囚禁在監獄，但仍然是來自于社會，作為一個社會人，必然受到社會的影響。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更加豐富，貧富差距更加大，好逸惡勞、驕奢淫逸、功利浮躁、陰險狡詐等不良風氣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下蔓延，如果自身的抵抗力不足，很容易就走上犯罪的道路，當罪犯來到監獄這個“三教九流”混雜之地，自然會帶上邪氣、甚至相互感染帶入到服刑改造過程中。
(三)民警干預引導的不足。罪犯亞文化作為一種非主流的、潛在的表現形式，不被直接感知，具有隱蔽性和時代性，同時對管理者保持高度的戒備和回避的狀態。一方面的原因是民警對罪犯亞文化動向的掌握不準、重視程度不夠、及時干預和控制不力，有的甚至錯誤地認為罪犯亞文化是罪犯在監禁條件下的生存本能，無需太多關注。這一方面是監獄對用優秀文化占領和引導罪犯文化改造工作力度不大、措施不實、方法不當有關系，另一方面在于少數民警思想認識不到位，認為只要自身是按照上級的要求，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了，就不會有多大的事情，罪犯亞文化是沒有必要全面扼制的。對此現象，必須深刻認識其危害性，進而采取有針對性的舉措并予以糾正。
三、文化改造在抑制罪犯亞文化中的作用
文化改造是監獄借助于新時代文化的方式、內容、手段和路徑，對在押罪犯進行影響、塑造，轉化其不適應社會的心理結構、行為，重塑人格和提升社會適應能力，使其成為合格的守法公民。文化改造實質是貫徹落實“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黨的監獄工作方針，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公平正義的法治文化，在堅守安全底線，發揮文化改造的教化功能、維護功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 有助于弘揚監獄主流文化。通過加大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髓和現代社會主義核心理論的宣傳教育工作，引導罪犯加強對國家方針和時事政治的學習，以靈活多樣的形式對“八榮八恥”、“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習，提升道德，健全人格，使罪犯堅定信念，樹立正確的三觀，將自身改造成為社會接受、大眾歡迎的人。
(二)有助于潛移默化地影響罪犯。罪犯犯罪有自身的特殊性，包括生理、心理、文化背景、社會認知、突發狀況等問題。罪犯的知識背景和犯罪原因大有不同，罪犯自身認識、社會認識、法律認識、道德認識等各個方面的重構需要一個過程，監獄通過政治、道德、法律等主題的文化改造，對罪犯來說，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三)有助于提升改造罪犯質量。監獄不僅僅對罪犯進行人身自由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要對罪犯錯誤的思想和行為進行矯正，進而避免其出獄后重蹈覆轍，再次危害社會。而文化改造作為一種 “五大改造”手段之一，讓罪犯在監獄文化中得到有效地滋潤和熏陶，從而真正地完成救贖和重生，有助于提升改造質量，對罪犯來說有重要影響。
四、以文化改造抑制罪犯亞文化的路徑探。
罪犯亞文化以其相對固定的形態存在于罪犯群體，同時，也具有特定的時代特征，對監獄罪犯改造產生著特定的影響。在對罪犯進行文化改造過程中，充分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來抑制罪犯亞文化是我們不能回避的環節。
(一)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確引領。理想信念是一個人人生的航向、前進的動力，也是一個社會精神的支柱、發展的方向。習近平同志指出：“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1]監獄作為刑罰執行改造罪犯的場所，幫助罪犯認識自己，促進他們人格的修補與完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監獄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幫助罪犯樹立正確的三觀，堅定正確的理想信念，將自身改造成為社會接受、大眾歡迎的人。
(二)堅持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營造公平改造環境。監獄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對改造罪犯來說具有重要意義。據不完全統計，在監獄中服刑的罪犯，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法盲導致的犯罪行為，還有一部分是不了解相關法律法規的更新而導致犯罪。對罪犯進行改造，一方面要通過政治改造、監管改造、勞動改造來教育，在解決沖突時不能非法手段，另一方面要通過教育改造、文化改造進行法律常識普及，從而提升其法律意識。全面建成法治社會，需要對監獄內外的公民同時進行普法。
從創新監獄文化的角度分析，筆者認為在通過法治文化來改造罪犯的活動中，首先要對他們進行法律常識教育，然后再根據他們犯罪的緣由給予相應的法律援助，讓其知曉正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了充分發揮其主體作用，為他們提供大量的法律材料，讓其對自己的犯罪行為進行剖析，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法律途徑，最終在社會上進行分享警示，達到一般預防的目的。
(三)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建罪犯道德認知體系。罪犯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定是基于主觀、客觀、內因、外因等多種原因的聚合，不管原因如何錯綜復雜，其自身沒有找到正確的矛盾化解方法是根本所在。對于已經釀成罪錯，需要依法在監獄服刑改造的罪犯，要通過傳統文化來救贖其心靈，讓其在監獄中思考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監獄通過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過打造文化環境、組織文化活動、開設文化課程等形式，用優秀傳統文化中相對柔性的教化方式，能在減少阻抗的前提下，對罪犯的內心進行熏陶與感染，逐步使罪犯改變認知，從而使他們明是非、知美丑、辨善惡。用優秀傳統文化培育罪犯的敬畏之心，使其明禮尚法。在日常改造中，開展禮儀及規范的養成訓練，導之以行、戒之以規，促使罪犯謹言慎行、矯正惡習、遵紀守法。
(四)書畫藝術文化陶冶罪犯性情。中華書法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按照文字特點及其含義，以其書體筆法結構和章法寫字，使之成為富有美感的藝術作品。書畫活動對人的身心都具有廣泛的增益效果。根據目前新收罪犯中，職務犯罪、智能型罪犯數比例不斷上升，具有中學以上文化程度罪犯不斷增多等特點，在監獄心理矯治中心設立書畫文化矯治室，內容分設中國書畫文化精要、書法文化矯治原理和方法書畫要術和書法園地等，要根據罪犯的個人具體情況來設計特色文化。
例如，對于具有藝術背景知識的罪犯，可以組織美術、體育和音樂等文化活動;對于具有科學技術背景的罪犯，可以為其聯系科研器材，讓其不僅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聰明才智來服務于監獄，樹立罪犯的信心，鼓勵罪犯積極改造。
(五)以環境文化激勵罪犯改造。監獄作為改造罪犯的場所，其空間環境的不同，罪犯的感受自然不同。環境就是一種凝固的文化，同樣會對罪犯產生教化作用。監獄可根據罪犯改造的實際情況，結合罪犯改造需要，充分運用環境文化，激勵罪犯改造，實現監獄環境的消極壓抑與積極促進之間平衡發展。
在監獄的環境文化中營造，筆者認為，一是監獄行刑文化不能丟。針對高度戒備的罪犯，應營造一個具有威嚴、震懾的環境，強化罪犯刑罰體驗，針對普通刑事罪犯，應營造一種嚴肅、冷靜的一種環境，引導罪犯認罪悔過，針對社會危害性較小、即將釋放的罪犯，可營造一個社會化、相對寬松的環境，有助于罪犯順利回歸社會。二是地方特色文化應該有。監獄可根據當地民俗特征，修建民俗特征建筑，增添特色元素符號。
(六)完善制度文化對罪犯亞文化進行約束。寬嚴相濟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對于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犯罪、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前監獄在對罪犯的管理制度建設時，既要體驗嚴格、規范、高效的管理，又要保障罪犯的基本權利，還要有差別化、科學化的矯治措施，既要有正激勵，還要有嚴懲戒。
特別是當前罪犯減刑趨嚴，假釋率較低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從罪犯的思想出發，從罪犯亞文化的特點出發，有針對性進行管理制度文化的建設，對罪犯的日常行為、罪犯之間的關系、罪犯與親屬的關系、罪犯與干警之間的關系等方面進行積極的引導，讓罪犯在公平良好的氛圍中進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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