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民主改革時期，西藏的媒體主要有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在黨的領導下，兩家媒體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平叛政策，參加平息叛亂的報道，為百萬農奴翻身解放鼓與呼，深入基層采訪報道各地民主改革的情況，為西藏順利實行民主改革營造了良好的輿
[摘要]民主改革時期，西藏的媒體主要有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在黨的領導下，兩家媒體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平叛政策，參加平息叛亂的報道，為百萬農奴翻身解放鼓與呼，深入基層采訪報道各地民主改革的情況，為西藏順利實行民主改革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為后人研究認識西藏民主改革的背景、過程和成果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一、西藏民主改革時期媒體發展概況
新聞傳播自古就有，但西藏近現代的新聞媒體發展極其落后。西藏和平解放前，除了短暫出版過《西藏白話報》①外，則并無其他近現代報紙。西藏現代媒體的出現與發展是隨著西藏和平解放進程開始的。
1950年，中央確定進軍西藏任務后，新華社第二野戰軍分社十八軍支社選派方德、林田、趙奇、宗子度等隨軍進藏，采訪報道進藏部隊情況。根據工作需要，1951年8月1日，新華社西藏分社在昌都城昂曲河北一個頭人家中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西藏設立的第一個新聞宣傳機構，也成為西藏現代傳媒事業的開端。
西藏和平解放也開啟了西藏現代報業的大門。十八軍西南和西北兩路大軍在進藏途中分別創辦了油印小報《新聞簡訊》和《草原新聞》，抵達拉薩后兩者合并為《新華電訊》。《新華電訊》旨在幫助進藏人員及時了解國內外形勢，刊登的都是新華社發的稿件，不刊登地方新聞，越來越無法滿足西藏形勢發展的需要，創辦一份專門的報紙顯得十分必要。因此，1952年10月1日，《新華電訊》改名為《新聞簡訊》，開始刊登地方新聞。這為《西藏日報》的創辦打下了良好基礎。
1955年2月8日，西藏工委向中央遞交報告，提出創辦《西藏日報》的申請[1]45—46。3月4日，中央電復同意創辦《西藏日報》，并就具體創辦事宜作出明確指示[1]47—48。對于《西藏日報》的創辦，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十分關心。1955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駐藏代表張經武就籌辦《西藏日報》相關事宜請示毛主席并請題寫報名時，毛主席就報紙的報名、藏漢文版本、怎么辦報等作出具體指示，指出“在少數民族地區辦報，首先應辦少數民族文字報紙”“西藏與青海不同，不要藏漢兩文合版，要辦藏文報”[2]。
①《西藏白話報》由清政府駐藏大臣聯豫1907年在拉薩創辦，屬于官方藏文報紙，每期發行約300份，年出30期，主要刊登清朝中央政府以及四川、西藏的工牘、各省官報與中外報刊文章摘要等，1911年停刊。
1956年2月20日，西藏工委作出關于在《新聞簡訊》的基礎上創辦《西藏日報》的決定。4月21日，中央就西藏工委關于出版《西藏日報》相關問題的報告作出批復，對辦報提出具體要求。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西藏日報》藏、漢文版同日誕生。這是西藏第一個省級日報，也是新中國成立后西藏第二家媒體機構。
此外，1959年元旦，拉薩人民廣播電臺正式呼號，但在1959年3月西藏叛亂后一度中斷。因此，西藏民主改革的報道任務就主要由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兩家媒體機構承擔。
二、西藏民主改革的準備階段與新聞報道
西藏民主改革的工作是伴隨著西藏和平解放的過程逐步提出的。1951年5月23日簽訂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第十一條提出，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因此，西藏民主改革的工作要求，至少從這一天起就正式提了出來。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通過的《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內容也印證了這一點。決議指出，西藏地方應該實行民主改革，早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就已經采取了肯定的態度。
朱曉明等藏學研究者把1951年至1959年這一時期稱為“前八年”，這一時期西藏工委的主要任務是排除干擾執行“十七條協議”。與此同時，這8年也是為實行民主改革做準備的階段，西藏充滿著各種風險，整體處在一個高風險社會階段。一是隨著四川藏區等地實行民主改革，西藏是否實行民主改革、何時進行民主改革成為西藏社會最為關心的話題。二是西藏地方政府內部的反動上層蠢蠢欲動，圖謀策劃“西藏獨立”。三是帝國主義趁機煽風點火，借十四世達賴和十世班禪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之際，圖謀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
高風險社會的特點是突發事件易發、多發，這對新聞報道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新聞媒體是突發事件報道的傳播主體，也是責任主體，擔負著信息溝通、撫慰民眾、監督政府、動員社會等重要使命[3]。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根據有關方面的要求，認真貫徹中央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方針政策，講政治顧大局，全面傳播闡釋中央精神，努力為西藏順利實行民主改革創造輿論氛圍，發揮輿論動員作用。
一是宣傳報道西藏各界對民主改革的態度。在歷史過往中，輿論總是以催化劑的形態“出場”，在物質、制度、輿論、觀念的四方作用中，輿論動員改變了人民的思想觀念，而思想觀念的改變影響了新的制度生成[4]。可以說，輿論動員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通過媒介宣傳等陳述主張，喚醒“沉默的大多數”，進而讓人們的思想朝著認同社會變革的方向轉變。新華社西藏分社作為這一時期的重要媒體，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6年4月22日至5月1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在拉薩舉行，新華社以拉薩電頭向全國全文播發了十四世達賴、十世班禪等人在大會上的發言。達賴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致開幕詞說，“今后，西藏將更加團結進步，實現統一的自治區，并結合西藏的具體情況和西藏領導人員及廣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逐步地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革。”班禪在這次大會上說，“實行民主改革是西藏民族向前發展和進步、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經歷的過程，也是藏族廣大人民切身的要求。如果不經過民主改革，西藏廣大人民的力量和勞動的積極性就不能得到發揮，社會經濟就不能發展，以往落后的狀況就不能改變，西藏民族的進步和發展也就不可能實現。”
此外，新華社陸續播發了《中央代表團在日喀則舉行慰問大會》《拉薩慶祝“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簽訂五周年》《昌都地區第四屆人民代表會議閉幕》《日喀則舉行“七一”座談會》《西藏第一屆青年代表大會閉幕》等稿件，報道了西藏各界認為民主改革必須實行的態度。新華社記者包小白、格來的《在喇嘛教的中心—拉薩》稿件中，引述達賴的副經師赤江活佛的話說，“實行民主改革是要使落后的變成先進的，這是一件好事”。
剛剛成立的《西藏日報》，也投身到這場輿論動員的實踐中去。1956年4月，《西藏日報》陸續刊登了《六十五名農民上書達賴喇嘛要求改革》《日喀則手工業工人要求廢除烏拉制度馬根寺千余名喇嘛表示擁護改革》《我對改革的認識》等報道，反映西藏人民紛紛表示擁護改革、呼喚改革的訊息。
分析這些新聞報道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西藏社會對民主改革的必要性有了認真的認識和討論，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封建農奴制是落后的，不進行民主改革，西藏就無法改變落后、走向先進”。
二是宣傳闡釋中央“六年不改”方針。涉及西藏民主改革的消息(包括新聞報道)引起了西藏上層人士廣泛議論，加之四川藏區在民主改革過程中發生了叛亂，西藏上層對民主改革出現憂慮、恐懼心理。十四世達賴因此向毛澤東主席寫信反映相關情況。毛主席于8月18日給達賴回信說:“西藏社會改革問題，聽說已經談開了，很好。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準備，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好是不出亂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亂子，主要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殘余分子在那里煽動，我們的工作也有缺點。我希望西藏方面盡量避免出亂子。”[5]154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發出《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提出了西藏六年內不實行民主改革的方針。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公開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針。
新聞報道作為一種強大的輿論力量，就是一種強大的建設力量，就是一種促進安定團結的力量[6]197。根據這一方針，鑒于政治形勢和政策調整，為了團結西藏上層人士，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關于民主改革的動員報道大幅減少，并調整報道方向，大力宣傳解釋“六年不改”的方針。
從1956年9月起，新華社陸續播發了《張國華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范明在佛協西藏分會成立會議上的講話》《張國華在慶祝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一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張經武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講話》《班禪額爾德尼致電毛主席慶祝國慶》《慶祝偉大祖國光輝的八年》《張經武將軍就執行“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情況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等，多次對“六年不改”方針的背景、原因、意義等進行宣傳闡釋，努力安撫社會民眾情緒。
在此期間，新華社西藏分社于1957年8月20日向總社發去《關于西藏當前中心工作報道的請示》。8月23日總社回復說:“向群眾宣傳解釋‘六年不改’的決定，若無新的內容，可不報道。希望你們最近寫一篇西藏幾年來各項工作成就的綜合報道;另外寫一篇目前西藏各項工作正常進行的綜合報道，從正面駁斥國內外反動分子的造謠。”
不過，這一時期，關于民主改革的動員報道并非完全停止。1956年10月23日，新華社播發《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將召開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的消息，指出這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其中一項內容是“討論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前，為改革創造條件所需的各項準備工作”。
《西藏日報》在“旺欽平措事件”中打了一個漂亮的新聞戰。旺欽平措原本是江孜地區頭人本根卻珠的朗生，已參加工作并在江孜分工委舉辦的培訓班學習。本根卻珠以沒有為其支差為借口，給旺欽平措戴上腳鐐，用皮鞭毒打。《西藏日報》就此發了消息和評論，刊登各界聲討本根卻珠迫害藏族學員的消息和來信，還派出記者去江孜采訪調查，發表了本根卻珠毒打藏族學員的經過以及江孜各界人士反響的文章，許多上層愛國人士紛紛譴責本根卻珠，達賴、班禪也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要對本根卻珠嚴肅處理的談話[1]65。這在客觀上增強了人們對西藏封建農奴制的黑暗以及社會變革必要性的認識。
三、邊戰斗、邊報道西藏武裝叛亂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為了維護腐朽的封建農奴制，在國外反動勢力的支持下，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發動全面的武裝叛亂，宣布“西藏獨立”，中央及時平息了西藏叛亂。3月17日，十四世達賴及其隨從出逃。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也遭到叛亂分子不同程度的攻擊。
平息叛亂標志著“六年不改”方針無需再執行，也是西藏民主改革正式實行的起點。3月22日，中央發出《關于在西藏平息叛亂中實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問題的指示》說:“西藏地方政府已經撕毀了十七條協議，背叛祖國，發動西藏的全面叛亂。中央原來決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繼續執行下去。”“在這次平息叛亂的戰爭中，必須同時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實行民主改革。”“我們的方針是‘邊打邊改，叛亂地區先改，未叛亂的地區暫時緩改’。”[7]
鑒于特殊的斗爭形勢，新華社西藏分社根據總社的安排部署，迅速組織力量加強報道，總社還選派宮策等6人前來西藏支援分社工作，平息西藏武裝叛亂的報道力量得到極大加強。為了服從整體宣傳戰略和統一對外宣傳口徑，《西藏日報》在叛亂發生時沒有提及有關叛亂和平息叛亂的情況，但記者的采訪、拍照則加緊進行。
3月28日，新華社播發《關于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敘述了西藏叛亂事件的由來、經過以及人民解放軍平叛情況。3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徹底平定西藏叛亂》的社論，社論指出，西藏人民迫切要求實行民主改革，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實行改革，要使西藏繁榮進步是不可能的。此外，新華社陸續播發了《班禪致電毛主席、周總理擁護國務院命令和西藏軍區布告》《賽福鼎:背叛祖國就是背叛本民族利益》賽福鼎(1915—2003年)，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
《黃正清:西藏叛亂是徹頭徹尾叛國叛民族的罪行》黃正清(1903—1997年)，原甘肅省副省長、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長。《日喀則各界一千多人集會擁護國務院令》等稿件，深刻揭批西藏叛亂的罪行。與此同時，新華社播發了國際社會譴責西藏叛亂的文章，如蘇聯《真理報》發表的《帝國主義在西藏的挑釁失敗了》。此外，還刊發了一批反映西藏廣大農奴慶祝平叛勝利的新聞報道。如新華社記者郭超人1959年4月中旬發表的《拉薩的春雷》中寫道:人民，長期像牛馬一樣被奴役的人民終于自由地站起來了，開始迎接第一個翻身解放的春天。
3月28日起，《西藏日報》開始把平叛斗爭和民主改革作為其宣傳的重要內容，旗幟鮮明地展開強大宣傳攻勢，為堅決平息西藏叛亂營造濃烈的輿論氛圍。29日，《西藏日報》以醒目標題刊登了國務院關于平息叛亂的命令、新華社關于西藏叛亂的公告以及譚冠三政委與達賴的三份重要信函，揭露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撕毀“十七條協議”、公然分裂祖國的罪行，揭示叛亂的實質是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全方位地報道了翻身農奴的控訴。此后，《西藏日報》用大量篇幅，組織專欄、專頁，充分報道廣大翻身農奴控訴封建農奴制度的血腥統治和罪惡，揭露農奴主嚴重剝削和殘害農奴的罪行，揭露美英帝國主義及印度反動派妄圖支持“西藏獨立”的陰謀。
總結平息叛亂的報道，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一邊參加戰斗，一邊精心組織記者采寫報道，深刻揭露上層反動集團的叛國罪行，充分顯示我黨我軍雄厚的群眾基礎，反映西藏各族人民熱烈擁護中央、堅決要求平叛的高昂情緒，反映社會秩序的恢復、救濟貧民、軍管會與群眾的密切聯系等，起到了澄清謬誤、明辨是非的效果。
四、揭露封建農奴制的黑暗，為百萬農奴鼓與呼
西藏平叛結束后，自治區籌委會公開行使地方政府職權，通過了有關平叛法令，實行民主改革迫在眉睫。新聞報道應該以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堅定群眾的革命意志，鼓舞群眾的斗爭熱情為目的。新聞報道有沒有思想性、指導性，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標志[6]98。新華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報根據形勢發展，再次迅速投入到民主改革的輿論動員中，展開強大宣傳攻勢，用大量的稿件和圖片揭露封建農奴制度的黑暗、反動、野蠻、殘酷，反映西藏百萬農奴迫切要求改革、廢除農奴制度的呼聲。
新華社西藏分社派出記者到帕拉莊園、拉魯莊園等地采訪，播發了《藏胞的血淚仇》《血淚的控訴》《罪證如山——西藏反動政權是怎樣破壞“十七條協議”的》《沉重的鐵鏈——西藏農奴制度的苛稅》《魔鬼的血嘴——西藏噶廈的法典》《三把尖刀——西藏農奴制度下牧民的苦難》《江孜農民控訴叛匪首腦帕拉對他們的殘酷迫害和剝削》《在叛亂頭子拉魯的一個莊園里》等稿件。郭超人、格來等進駐江孜地區最大的農奴主莊園—帕拉莊園，陸續采寫了《帕拉是怎樣發家的》《莊園是如何擴大的》《西藏一莊園的調查》《剝開大農奴主帕拉的畫皮》等，全面揭露封建農奴制度下的殘酷法律、沉重苛稅等。
《血淚的控訴》引述農奴的話說:“誰是兇惡的野獸，誰是善心的菩薩，我們這些人最清楚。沒有共產黨、解放軍，我就是有一百條命也會全被頭人們弄死。”“四十多歲的畫匠朗杰彭措在訴說他的遭遇時，不時放聲大哭起來……藏政府又對他施行新的刑罰:用刀把朗杰彭措的右手掌割開幾個裂縫，然后把鹽巴和細砂塞進傷口，再把五指攢攏，外用濕牛皮包扎縫死。施用這種刑罰如果時間較長，手掌手指就粘連在一塊，不能分開，變得像牛蹄般形狀。”[8]3—7此外，新華社西藏分社記者林田等人到西藏舊社會的縮影——凱松莊園做社會調查，全面剖析封建農奴制度的根源、現狀及農奴主對農奴的殘酷剝削、欺壓的累累罪行。
同時，新華社播發了《西藏一百多萬人民迫切要求改革》《西藏廣大勞動人民要求早日實行民主改革的呼聲愈來愈高》《中共西藏工委號召全區各級黨委開展群眾工作為實行民主改革做準備》《西藏人民迫切要求廢除烏拉制度、人身依附和高利貸剝削》等稿件，反映人民呼喚改革的聲音。《西藏一百多萬人民迫切要求改革》的稿件中寫道:在拉薩、昌都、山南、江孜以及其他廣大農村的貧苦的差巴、堆窮(農奴)和朗生(家奴)，都向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焦灼地打聽:“什么時候解放(改革)?”“噶廈和反動貴族把我們害苦了，什么時候開始改革?”他們紛紛向解放軍哭訴親身所受的痛苦，懇求共產黨、解放軍馬上幫助他們翻身。許多西藏農民在一年前還說:解放軍來了，只解放了一半，只有改革了，才算真正解放。
輿論動員是“通過運用各種信息傳播載體進行有針對性的精神激勵和意志凝聚……以爭取有利于己的輿論環境的一種動員樣式”[9]。因此，這些報道一方面揭露封建農奴制的黑暗，讓受眾明白變革封建農奴制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宣傳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進而影響更多的人支持改革、擁護改革，為即將到來的民主改革起到了很好的輿論動員作用。
新華社在這一時期，還通過參考報道向中央領導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情況。1959年4月7日，毛澤東主席給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汪鋒寫信，請汪峰在一星期至兩星期內大略調查一次西藏及四省藏區情況、封建農奴制度的內容，“以其結果寫成內部新聞告我，并登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可以動員新華社駐當地的記者幫助搜集，并給新華總社以長期調查研究藏族情況的任務”。[5]180
五、深入報道各地民主改革情況
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歷時20天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拉薩舉行。這次會議通過了《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決議指出，“隨著叛亂迅速平定，他們遭到可恥的失敗，促使西藏形勢進入了一個民主改革的新階段。一方面是:叛亂武裝的巢穴已經摧毀，上層反動集團的賣國害民的罪惡行為已為廣大群眾所痛恨，他們在群眾中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地;反動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已經解散;另一方面是:廣大的勞動人民起來堅決要求進行民主改革，愛國進步的上層人士積極贊成改革，本地藏族干部大量地在成長。以上說明了在西藏實現民主改革的條件已經成熟。”“當前西藏的中心任務是:徹底肅清殘余的叛亂分子，充分發動群眾，在全區實行民主改革。”
這一決議對西藏如何實行民主改革作出了具體部署，吹響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沖鋒號，也拉開了西藏民主改革新聞報道的大幕。一般來說，從提出政策到貫徹政策、落實政策，這中間有著十分復雜的過程，充滿了各種矛盾和斗爭。輿論宣傳的作用就是要讓政策家喻戶曉，并且得到貫徹落實。
新華社西藏分社作為分支機構，很多重要報道得到總社的直接指揮。關于西藏進行民主改革的報道，新華社總社就直接指示，“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報道的總的精神是:多做少報，目前著重報道廣大農奴的政治和生產情緒，如要求改革，要求廢除烏拉、債務，熱烈擁護對叛匪頭子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的政策和生產情緒高漲等……至于一般農奴主的經濟剝削情況，也可以報道一些，但不要指名道姓，數量也不宜多。關于控訴的過程和將來進行改革的方式方法一律不報道。”[10]
為此，新華社西藏分社陸續播發了《藏北草原牧民歡呼西藏自治區籌委會通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西藏各地上層人士擁護自治區籌委會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山南農民在民主改革運動中抓緊生產爭取豐收》《中央民族學院二百多名藏族學生回西藏參加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派出兩個調查組去山南、拉薩地區視察民主改革情況》《西藏各地人民喜慶翻身堅決擁護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西藏翻身農民第一次把余錢存入銀行》《西藏人民積極迎接翻身后的第一個藏歷新年》《西藏兩老人——農具改革運動中的能工巧匠》等稿件，反映西藏各地支持民主改革、實行民主改革的情況，反映翻身農奴的喜悅。新華社記者林田、昂旺丁增、陳濤采寫的《從地獄到人間——記西藏大農奴主莊園凱松谿卡的新生》寫道:“封建農奴制度的罪惡枷鎖正在被迅速粉碎，席卷全區、聲勢磅礴的人民革命，使被屈辱、被奴役了千百年的廣大農奴從地獄到了人間。”[11]
《西藏翻身農民第一次把余錢存入銀行》中寫道:祖祖輩輩都是欠債戶的西藏翻身農民，第一次將自己的余錢存入了銀行。民主改革較早的山南農村，從1月份銀行開辦儲蓄業務以來，全區農民已經儲蓄了53萬元，其中大部分都是定期存款。拉薩市區開辦市民儲蓄一個月來，市民在銀行的存款已有26?6萬元……人們將余糧賣給國家后，踴躍存款。他們說:我們過去受苦，高利貸把我們壓得透不過氣來，現在共產黨幫助我們翻了身，變成了有錢的人……這些新聞記錄，既反映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成果，對于研究西藏的金融變遷無疑也有著巨大的參考價值。
《西藏日報》也在拉薩平叛后，派記者赴多地采訪。1959年4月至9月，報社派出記者在全區民主改革第一個試點的山南地區乃東縣凱松、凱墨谿卡全程采訪，完成了《世代農奴打碎枷鎖獲得人身自由》的稿件。稿件中寫道:62歲的其美江宗領著剛從農奴主家解放出來的4個兒女感激地說，過去生兒養女都不是自己的，生的兒女多，主人要的奴隸就多。感謝人民政府使我在老年時同自己的兒女團圓。《西藏日報》的評論報道也隨著西藏民主改革報道逐步成熟起來。1960年《西藏日報》元旦刊發題為《高歌向前》的社論，提出“1960年要繼續深入發動群眾，徹底完成西藏的民主改革”，繼續為民主改革做輿論動員。《西藏日報》刊發的關于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大量通訊和調查報告，集結成冊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勝利》《萬惡的西藏農奴制度》兩本著作公開出版，兩本書共80多篇、25萬字，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
這一時期，西藏媒體的攝影報道也亮點紛呈，留下了諸多珍貴照片。俗話說，一圖勝千言。圖片是形象的語言，直觀生動有沖擊力，這對當時文盲率極高的西藏來說，無疑更能引起讀者的關注，起到了更好的傳播效果。
新華社西藏分社自成立起，就有專門的攝影記者。平息叛亂及民主改革期間，西藏分社先后調來一批少數民族干部，其中吸收馬競秋、馬鵬萬、斯朗曲珠為攝影記者，他們用手中的相機留下了反映民主改革的珍貴鏡頭。如馬鵬萬拍攝的《新生活在歌唱》，反映民主改革期間，拉薩市蔡公堂鄉擺脫了奴隸主枷鎖的76歲的老媽媽格桑志瑪，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接受土地證。
《西藏日報》定期不定期出版藏漢文版的《雙周畫刊》和《高原畫刊》，主要由攝影記者陳宗烈主編。陳宗烈因此留下了許多反映民主改革的珍貴歷史照片，如《被領主剁掉右手的農奴》《重病的小農奴奄奄一息》《翻身農奴感謝恩人毛主席》等，特別是反映達孜縣農民焚燒人身依附和高利貸文契的《揚眉吐氣》，成為揭露西藏從封建農奴制走向民主進步的珍貴畫面。
這一時期，西藏工委本著“事無巨細，事前請示，事后匯報”的精神，對新聞宣傳作出專門要求，嚴格強調宣傳紀律:該宣傳的宣傳，不該宣傳的堅決不宣傳;不該講的話，半個字也不講，該明天講的話，決不搶先提前到今天來講;要學習兄弟報紙的先進經驗，但宣傳內容上一定要從西藏實際情況出發，決不左顧右盼。并且規定宣傳策略:有些事又做又說，有些事多做少說，有些事只做不說;有的問題是“畫龍不點睛”，有的是“點睛不畫龍”。提出了嚴格的審稿制度:重大問題的宣傳報道計劃，重要的言論和地方新聞，一律送往工委各負責同志審閱，有的還要經集體討論;其他需要送審的稿件，由分管宣傳工作的工委負責同志審定。在非常時期，甚至要求記者的稿件由張經武代表審稿，當場修改[10]44。
西藏的民主改革，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西方反華勢力借機搞“大合唱”，報紙轟炸似地渲染“西藏問題的嚴重性”。為此，有關部門積極開展輿論反擊，借嘴說話。
1959年8月，西藏民主改革轟轟烈烈進行之際，以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為首的11國通訊社、報社、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記者和作家的訪藏申請得到國務院批準，他們于1959年8月12日起，在藏訪問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彼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已經74歲高齡，但她以新聞人的執著精神，在時任新華社西藏分社記者馬寧軒的陪同下，到拉薩東郊蔡公堂采訪農奴協會、到哲蚌寺采訪寺院監獄，并采訪了阿沛·阿旺晉美等人，與農奴們促膝交談，了解他們獲得的新生活，于當年完成了《百萬農奴站起來》的紀實性新聞作品。這部著作以鐵的事實駁斥了西方“西藏獨立、永不改革”的謬論，讓人們了解到西藏人民是怎樣、又是為什么最終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來龍去脈。
《百萬農奴站起來》書中寫道:“忠誠的貴族，經過教育的僧人，組織起來的手工藝人，作為新興的工人階級都贏得了各自的地位。但是這一切還只是一場革命的準備階段，這場革命正在鄉村掀起，要靠覺醒的農奴來完成。”[12]96書中引述受訪者的話說:“最近這次叛亂的真實目的是延續農奴制，如果這一目的被公布，就不會有那么多人參加叛亂了。”[12]183“達賴喇嘛是西藏最大的農奴主，我們本該開他的批斗會的。”[12]188書中描述了廣大農奴的控訴以及對貴族的批斗大會，說“批斗會的目的不是懲罰所有的貴族，而是喚醒民眾，找出過去受苦的根源，讓人民認識自己有力量結束這種苦難。”作為第一批獲準進藏采訪西藏民主改革進程的外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行，以西方人的視角，向外界宣傳報道真實的民主改革，成為西藏民主改革時期我輿論斗爭進程中光輝的一頁。
西藏民主改革的報道，也成就了一批名記者。他們利用廣泛深入的采訪素材，后來出版了專著，記錄民主改革前后的風風雨雨，如郭超人的《西藏十年間》，陳宗烈的《目擊雪域瞬間——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藏》，林田的《西藏春潮——一個記者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日記》《藏行紀實》等，這些都成為研究西藏民主改革那段歷史的寶貴資料。如，關于民主改革，郭超人在《西藏十年間》的序言中寫道:“這是一場多么巨大而深刻的歷史性的變革啊!世代被人當成騎馬墩的奴隸，第一次騎上了自己的高頭大馬;祖輩任人橫加宰割的農奴，第一次成了地方政權的領導人;長期風餐露宿的人們，第一次搬進了老爺們的高樓大廈;一直沿門乞討的人們，第一次分得了田地，有了自己的收成……幾十年幾百年被禁錮的熱情終于像江堤決口，像火山爆發，變成了一種勢不可當的摧毀舊世界、開辟新天地的無窮力量。”[8]5
六、結語
歷史是昨天的新聞，新聞是明天的歷史。60年前，西藏民主改革運動轟轟烈烈開展之際，一部記錄民主改革的新聞報道篇章也開始書寫。西藏民主改革從1959年開始，到1961年基本結束，實際上是因為叛亂而提前實行的。在此之前，西藏民主改革經歷了長達8年的準備期。如果我們認真地回顧西藏當代新聞事業確立期(1956—1961年)的歷史軌跡，就會發現它與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歷史步伐有著深刻的一致[13]。
這一時期，西藏當代新聞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新聞隊伍也在斗爭中得到了鍛煉。透過西藏民主改革時期的新聞報道，后人可以管窺西藏民主改革的艱辛過程，認識西藏民主改革的背景、過程和意義。透過西藏民主改革時期的新聞報道，后人可以深刻地理解新聞宣傳的政治屬性、階級屬性和輿論動員的藝術技巧、斗爭策略，這對今后做好涉藏報道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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