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新型政黨制度一經提出就引發了我國學術界研究熱潮。通過與西方政黨制度的橫向對比，以及本國政黨制度歷史發展的縱向對比研究，可以發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被歷史實踐證明了的必然選擇，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發展，是中
[摘要]“新型政黨制度”一經提出就引發了我國學術界研究熱潮。通過與西方政黨制度的橫向對比，以及本國政黨制度歷史發展的縱向對比研究，可以發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被歷史實踐證明了的必然選擇，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智慧的結晶。為了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必須掌握其歷史維度、理論維度、實踐維度、價值維度、世界維度所呈現的邏輯意蘊。
[關鍵詞]新型政黨制度;邏輯意蘊;人民;政治優勢
政工師論文投稿刊物：黨建與人才 - 雜志簡介主要讀者對象： 各級黨委和黨委工作部門，企事業單位、農村、機關、街道、學校、部隊等黨的基層組織，各級領導干部、共產黨員及入黨積極分子、思想政治工作者及宣傳工作者，各級黨校、團校、干部學校。
2018年3月4日，習近平同志在政協聯組會上首次提出“新型政黨制度”這一概念，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1]”并用“三個新”和“三個有效避免”表明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黨制度，明確指出其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邏輯、具有獨特政治優勢的新型政黨制度。
一、歷史之維：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我國政黨制度來之不易，它經歷了資產階級多黨制、國民黨一黨專政、國共兩黨的兩次合作與破裂的艱苦探索，是在總結失敗經驗教訓基礎之上形成發展起來，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
1.對資產階級多黨制的艱苦探索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甲午中日戰爭后，面對內憂外患，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無數有識之士懷著強烈的民族危機感和責任意識，開始探索救民于水火之出路。以譚嗣同、嚴復為代表的維新派運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提出“君末也;民本也”“王侯將相為通國之公仆，專制帝王為竊國者爾”等觀點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主張實行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結果導致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
以孫中山、章炳麟、鄒容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于1905年成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并提出了三民主義，主張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民權主義雖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但實際上卻忽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地位，人民的民主權利并未得到真正保障。1914年，袁世凱解散中華民國國會，以總統制取代內閣制，開始其獨裁統治，資產階級革命派要求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主張被扼殺了。其實，無論是君主立憲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都不適合中國的國情，都是資產階級多黨制的演變。最終，資產階級革命派以血的代價告訴世人，資產階級多黨制、資本主義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行不通。
2.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破產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年4月18日，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專制和軍事獨裁統治，推行“黨外無黨”“一黨獨大”的執政理念。國民黨政府實行一黨專政的軍事獨裁統治主要通過以下手段：第一，建立龐大的軍隊。據1929年3月記錄的官方資料，當時國民黨在全國的軍額達二百萬之多，而實際數量遠不止于此;第二，建立龐大的全國性特務系統。
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和消滅異己力量，國民黨瘋狂破壞革命運動、鎮壓愛國民主人士、綁架或暗殺革命者和異己分子，制造了“一二一慘案”、昆明“較場口血案”等駭人聽聞的慘案;第三，大力推行保甲制度。為了加強對人民的控制，禁止革命運動，國民黨自1934年11月起，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保甲制度，廣大人民群眾被禁錮于保甲制度內;第四，厲行文化專制主義。為了控制輿論，在精神上打壓人民的革命斗志，國民黨剝奪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查禁大批進步刊物，拘捕、槍殺大批進步作家，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所有這一切為了維護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維護自身獨裁統治的反人民、反民主行為，使其民心盡失，內部矛盾重重，迅速走向了土崩瓦解。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歷史再一次向世人雄辯地證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
3.國共兩黨的兩次合作與破裂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人民從此有了一個先進的政黨作為自己的領導核心。1932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鎮壓，中國共產黨開始意識到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難以取勝，意識到團結其他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當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與其他政黨相比，算是革命的民主派，因此，中國共產黨首先爭取與其合作。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通過了新三民主義，并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國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
國共合作，加快了中國革命的前進步伐，給予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嚴重打擊，但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新右派，勾結帝國主義勢力，在1927年4月12日、7月15日先后發動反革命政變，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失敗告終。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抗日戰爭進入全國性抗戰新階段，中國共產黨號召全體中國同胞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國難當頭，國共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全國愛國人士和民主黨派的推動之下，蔣介石被迫發布實際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1946年6月，國民黨軍以進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挑起全國性內戰，1947年3月，下令撤退駐扎在南京、重慶、上海三地的工作人員，拒絕一切和平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
二、理論之維：新型政黨制度根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
從中國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政黨制度，繼承并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吸收并弘揚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兼收并蓄、求同存異、天下為公、和衷共濟等政治文化思想精髓，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新型政黨制度。
1.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為指導
1848年，《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的發表，開啟了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新征程。馬克思認為，政黨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和水平的產物，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由無產階級之中的先進分子所組成。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論述了科學社會主義，并對無產階級政黨及其思想進行了詳細論述，中國特色新型政黨制度正是根源于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
《宣言》在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一章中指出：“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2]67，這體現了早期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合作、協同、民主思想。列寧則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為指導，并結合俄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中強調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建立聯盟的重要性。
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開始傳入中國，列寧嘗試著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或社會主義時期，建立同其他革命政黨的聯盟這一舉措，無疑直接成為催生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產生的理論淵源之一，而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民主集中制，在當時的蘇聯更是有跡可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中關于無產階級政黨性質、指導思想、建設理論的相關論述，或是列寧關于同其他革命政黨建立聯盟等觀點和思想，都是我國政黨制度的理論基礎，都對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2.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和創新
源遠流長的五千年華夏文明歷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千百年歷史的不斷向前發展，各種文明的不斷交匯、文化的不斷交流，培育了肥沃的政治文化土壤，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和發展空間。
“文化乃制度之母”，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于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和歷史傳統都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基于北美人文政治環境所形成的追求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傾向的傳統，以及多元文化的特點形成了美利堅合眾國以兩黨相爭為最大特征的兩黨制政黨制度;日本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巨大影響，嘗試將民主貫徹于制度建設之中，但其建立在封建經濟基礎之上、封建經濟基礎根深蒂固未得以徹底清除所形成的封建政治文化，使民主思想在實踐中并未得到實際應用，這樣的兩面性造成了其獨特的“一黨優位制”的政黨制度格局;俄羅斯因其處于東西方交接的特殊地理位置，經受了東西方文化的雙重洗禮，逐漸形成崇尚權威的帶有專制色彩的集權政治文化，使其形成了實際上無執政黨的多黨制，成為了所謂的政權黨。而具有中華民族特色、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靈魂和精髓之一的“和合文化”，則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土壤和法理根基，孕育出了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3]
三、實踐之維：新型政黨制度立足于中國社會的現實土壤
我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革命戰爭年代歷經探索，在不斷總結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成長發展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通力合作下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在實踐中深刻證明其是符合我國歷史發展規律的新型政黨制度。
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發展
早在中國的政黨制度形成之前，中國共產黨就對各民主黨派采取積極的爭取和團結政策。國共談判時期、政協會議召開期間，以及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便與各民主黨就一些重大問題派進行協商、合作，對于推動人民解放事業起到重要作用。中國的民主黨派不是只包含一個階級在內的政黨，其內部存在著不同政治傾向。抗戰勝利后，一些民主黨派領導人主張走“中間路線”，但戰后中國面臨的客觀形勢是“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斗爭，沒有留給人們走中間道路的余地，再加上國民黨反動當局在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仇視的同時，也對各民主黨派敵意滿滿，不斷以暴力手段對其進行迫害，因此，第三條道路主張也隨之幻滅。194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五一口號”，該口號成為我國政黨制度形成的重要基礎。
1949年4月，毛澤東同志提出，民主黨派應“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至此，各民主黨派的發展開啟了新征程;1949年9月21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頒布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規定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此次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初步確立;1956年9月，黨的八大會議上指出在執政黨建設上要健全黨內民主集中制，發展黨內民主和集中民主;這一系列活動，都對剛剛確立的政黨制度具有巨大鞏固作用。
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逐步規范化、程序化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迎來了發展的春天，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不斷朝著規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方向發展。1978年8月15日，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確定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性質和名稱，規定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任務和基本政策，對推動我國政黨制度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將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的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八字方針擴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充分體現了新的歷史時期我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系。
1986年10月，黨的十三大明確指出其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89年12月31日，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進一步闡明了我國政治協商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政治原則，并首次全面系統的以中央文件形式將該制度規定下來。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首次將這項基本政治制度寫入黨章。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其載入憲法，使其得到保障，次年3月，又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對各項章程、決議作出補充修改，使其更完善。黨的十六大后，中共中央先后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國的政黨制度》等多部重要文件，使這項制度逐漸走向成熟。
3.新時代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不斷成熟完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面臨著巨大挑戰。經濟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使我們面臨更大的“四大風險”“四大考驗”威脅;政治上，政治民主化的全球化發展趨勢，使政黨與政府、社會的關系發生變化;文化上，網絡文化的急速發展，使新型政治制度面臨更多挑戰;社會上，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也帶來問題與挑戰。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新型政黨制度，面對一系列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使新型政黨制度在理論上取得重大創新，實踐上取得巨大突破。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政黨制度所堅持的協商民主形式，是我國民主政治所獨有的特色和優勢。2018年2月6日的迎新座談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多黨合作要有新氣象，思想共識要有新提高，履職盡責要有新作為，參政黨要有新面貌”[4]。2018年3月4日，習近平同志在政協聯組會上指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是新型政黨制度民主最基本的體現，并對多黨合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必要性、獨特優勢作了具體說明，“新型政黨制度”一詞也作為我國政黨制度成熟的標志被提出。
四、價值之維：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價值理念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堅持各政黨與無黨派人士的緊密團結、堅持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這是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獨特的政治優勢。
1.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對于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同志指出：“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1]西方政黨制度是資產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產物和工具，而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則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為指導，并結合我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在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是真正為廣大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制度。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堅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偉大創造者，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信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源泉，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新型政治制度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其區別于其他政黨制度的根本標志。
2.團結一致，為共同目標而奮斗
對于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同志指出：“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1]我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不同于西方國家將其政黨劃分為執政黨、在野黨或反對黨的情況，而是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視為親密合作的友黨，強調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通力合作的友好關系，強調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參政議政職能。
中國共產黨在每一次做出重大決議之前，都會召開民主黨派會議，就一些重大事項問題，認真聽取各民主黨派的意見和建議，這充分體現我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堅持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力[5]，而這都歸結于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和政治基礎。黨的十九大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奮斗目標作了明確計劃，指出分兩個階段基本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自我國政黨制度建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與各民主黨派齊心協力、齊頭并進的為祖國的偉大事業而奮斗，如今，面對新時代的新目標，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更應勠力同心、榮辱與共，共同為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3.最大限度集中意見，科學民主決策
對于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同志指出：“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1]我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形成并發展完善的，是符合我國國情、體現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西方的政黨制度，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醞釀形成，是為壟斷資產階級服務和謀取利益的。在西方多元競爭政黨制度背景下，各個政黨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為贏得政權它們相互攻擊，導致內耗不斷、內部矛盾重重，多黨為了爭奪選票，往往將競選變為權力和金錢的游戲，加劇了社會的對立與分化。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卻不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秉承天下為公的精神，以海納百川的包容心態和寬闊胸襟對待各民主黨派，充分尊重民眾的利益訴求，尊重選舉人的意志，每逢重大路線、方針、政策制定之際，都采取民主協商形式廣泛征求意見和建議，保證了最大限度集中民智，并通過憲法、法律和一系列制度規定的形式，以充分保障和發揮人民政協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專門機構的重要作用。民主性源于協商一致，科學性源于監督有力，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一方面，通過民主選舉和政治協商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構建全方位的權力制約監督體系，通過強有力的監督使之有效運行，證明了決策民主性和科學性的有效統一。
五、世界之維：新型政黨制度體現了我國政治制度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既根植于中國社會的現實土壤，又破解了西方黨派紛爭的難題，為世界各政黨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契合了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方向，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胸懷世界人民的責任與擔當，是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
1.破解了西方政黨制度黨派紛爭難題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這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言：“沒有一種政府形式適用于一切國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深受古希臘雅典的民主共和制和古羅馬的貴族共和制影響，議會制成為其政黨制度的基礎。西方政黨制度建立之初是以致力于追求民主、表達和凝聚民意為價值取向，在一定時期內也在強化公共權力合法性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礙于這個階級所固有的歷史、階級局限性，這個“民”始終突破不了資產階級這個范圍，其實質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言：“我們在那里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來達到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6]
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既避免了西方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又克服了相互傾軋的固化模式，是一項全新的創舉。它將各民主黨派乃至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使他們積極參政議政、充分行使民主權利，共商國是，向世界展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發展道路，給世界各國特別是深陷西方選舉式、程序式、票決式民主陷阱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以及全新的選擇和可供借鑒的實踐模式。[7]
2.契合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新的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深入發展，人類面臨許多新的不穩定、不和諧因素，以典型的多黨輪坐為代表的西方政黨制度的弊端逐漸顯露并加深。隨著時代的推進，單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資產階級已經不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前進方向，以維護壟斷資產階級根本利益、調和不同利益集團內部矛盾為實質的西方政黨制度也陷入危機。
反觀中國，早在我國政黨制度建立之初，毛澤東同志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的動力”;改革開放之初，無論是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還是經濟建設分“三步走”戰略以及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都體現了鄧小平同志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思想;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落腳點就是維護人民利益，體現了執政為民的理念;黨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同志倡導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并強調以人為本是核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同志提出“以人民為中心”思想，體現了新一代領導集體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鑒往知來的理性智慧和深邃廣闊的世界目光，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關注人類未來發展的天下情懷和立志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國胸襟。“代表利益見政治格局”，只有真實而廣泛地真正代表和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制度，才契合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N].人民日報，2018-03-05(01).
[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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