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社會現代化與網絡化的進程中，無直接利益沖突漸成群體沖突的重要形式，擾亂社會秩序、危害社會穩定，消磨社會活力、抑制社會生機，阻礙個體成長、削弱社會認同，對現代社會治理構成了極大挑戰。 無直接利益沖突根源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社會
摘要：在社會現代化與網絡化的進程中，“無直接利益沖突”漸成群體沖突的重要形式，擾亂社會秩序、危害社會穩定，消磨社會活力、抑制社會生機，阻礙個體成長、削弱社會認同，對現代社會治理構成了極大挑戰。 “無直接利益沖突”根源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與不均衡; 激化于社會民眾合理訴求表達機制、合法利益維護機制的閉塞不暢; 催化于網絡新媒體對社會不滿情緒的渲染與擴張。 只有直面、回應和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才能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優化公共生活，實現美好生活。 而隨著社會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加劇，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非一方之力可以實現，要積極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充分發揮黨委、政府、社會組織與公眾等多元主體的治理合力作用。
關鍵詞：社會治理現代化; “無直接利益沖突”; 社會治理共同體
“無直接利益沖突”主要是指多數沖突參與者與引起沖突的本體事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具有突發性、破壞性與難控性等特征的群體沖突。 “無直接利益沖突”作為當今社會群體沖突的典型形式之一，主要表現為偶發社會事件引發的影響社會穩定的無序化、暴力化的重大突發社會事件。 表面而言，“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發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歸根結底是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而必然造成的。 “無直接利益沖突”危害社會秩序，抑制社會活力，削弱社會認同，成為社會治理現代化必須回應的問題。
一、“無直接利益沖突”引發的社會問題
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首要目標是實現社會的“穩”，即社會的有序性，在此基礎上激發社會的“活”，即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最終實現社會的“長”，即個體與社會的蓬勃生長與發展。 然而，“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在破壞社會有序性的同時，更進一步抑制了社會的生機與活力，阻礙了個體與社會的生長與發展，成為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回應的問題。
1 “無直接利益沖突”擾亂社會秩序，危害社會穩定。 “人生而自由，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個枷鎖就是秩序。 人類社會的生成、存在與發展天然地要求良性秩序的規范，可以說，秩序是人類社會存續的前提性條件。 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社會都把追求良性秩序作為重中之重。 “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 ”[1]只有建立良性秩序，以善的制度規范人的行為，才能穩固人的存在根基。 新時代中國的穩定有序發展，同樣需要良性社會秩序的支撐。 “無直接利益沖突”作為典型的群體沖突對良性社會秩序的沖擊不僅表現為沖突事件發生時對社會秩序與穩定的破壞，更嚴重地表現為沖突事件后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具體表現為，相似矛盾事件的集體爆發; 相關沖突事件處理不當造成的次生矛盾的集中爆發; 沖突事件的擴散對群眾心理帶來的沖擊嚴重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沖突事件導致的雙方的矛盾激化進一步發酵為兩大集團、兩大群體甚至是兩大階層的矛盾與沖突等。 “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突發性特征決定了其問題解決的緊急性，而其擴散性特征決定了其影響力的廣泛性。 沖突事件牽連之廣、爆發之急，嚴重考驗著相關部門對問題解決的反應速度與應對質量。
一旦處理不當，則會導致更大范圍的混亂，必然對當前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造成嚴重沖擊。 秩序混亂的社會是沒有生機的社會，是走向自我毀滅的社會。 人類社會作為有機整體，是以一定的結構方式而存在與運行的，其運行過程中，每一環節、每一過程都是環環相扣、密切相連的，一旦某一環節、過程出現問題，整個社會的運行系統將會遭到破壞。 “無直接利益沖突”造成的失序狀況破壞了社會系統的有機運行，扼殺著社會發展進步的生命力。
2 “無直接利益沖突”消磨社會活力，抑制社會生機。 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人類社會是系統運行的有機整體。 人類在長期的生產、交往過程中結成了復雜多樣的生產關系，在此基礎上創造了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一經形成就具備了客觀性、歷史性、系統性等特征。 市民社會不依賴于人的意識而存在，其運行與發展雖然受主體人的能動性、創造性的影響，但仍然是社會系統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的客觀的歷史過程。
所謂社會活力就是指社會在運行發展的過程中，各要素之間相輔相成、相互配合，共同推進社會系統整體的優化與進步的自組織能力與自主生命力。 在傳統社會中，正如馬克思所說：“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 但是，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 ”[2]人生活在對人的依賴與物的依賴關系中，因而由人聯結而成的社會的生機與活力也因其處于被支配狀態而受到嚴重壓抑與消磨。
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主體意識的覺醒，人逐漸從對人的依賴關系與物的依賴關系中松綁，自由意志獲得了極大的增長。 “無直接利益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民眾積極主動參與社會事務的主體意識、自主意志的覺醒。 但是，具有無序性、暴力性特征的“無直接利益沖突”則在更大程度上造成了對社會生機與活力的抑制與消磨。 這種抑制與消磨主要體現在“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爆發虛耗社會資源，使社會系統局部處于短暫的失序狀態甚至癱瘓狀態，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摧殘社會制度，削弱社會制度約束力與公信力; 踐踏社會精神，擾亂民眾精神觀念、精神生活方式。
3 “無直接利益沖突”阻礙個體成長，削弱社會認同。 個體的生命活動是社會性的活動，其生長與社會發展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如馬克思所說：“我從自身所做出的東西，是我從自身為社會做出的，并且意識到我自己是社會的存在物。 ”[3]在“無直接利益沖突”中，個體以充滿激情與正義感的姿態參與沖突事件，那一刻，他們似乎非常確信自己的行為是維護群眾合法利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社會創造價值的英雄行為。
但是，正如勒龐所言，“形成群體的個人也會感覺到一種勢不可擋的力量，這使他敢于發泄出自本能的欲望，……他很難約束自己不產生這樣的念頭：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 這樣一來，總是約束著個人的責任感便徹底消失了。 ”[4]20即是說，“無直接利益沖突”很可能使個體在“鋤強扶弱”的感性沖動中暫時迷失理應充盈理性的價值思考; 也可能使個體在突發事件中難以自控表達利益訴求的欲望，而忘卻其社會責任，采取極端的手段與方式，從而造成激情完全占據頭腦、理性與邏輯暫時退位的悲劇場面。 個體的理解與認知是社會認同生成的前提條件與基礎。
個體在生活中遭遇或參與的“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會隨著個體生活實踐的深入及個體之間交流交往的深入，而使個體與集體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個體認知與集體記憶，而這種個體認知與集體記憶往往會因“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的一再爆發而加深加重。 社會認同是個體在歷時態的成長與共時態的歷練中形成的對美好生活的價值訴求。 但是，“無直接利益沖突”卻使得個體在歷時態的成長中因沖突事件造成的個體理性迷失而屢受挫折，在共時態的歷練中因沖突事件造成的群體價值迷失而深感迷茫，并在認知與情感中產生一種社會的疏離感與被剝奪感，由此不同程度地降低對美好生活預期值與社會認同度。
二、反思“無直接利益沖突”的成因
“無直接利益沖突”根源于社會發展不平衡與不充分、社會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與不均衡，激化于社會民眾合理訴求表達機制、合法利益維護機制的閉塞不暢，催化于網絡新媒體對社會不滿情緒的渲染與擴張。
1 潛藏在沖突事件背后的社會利益分配不均是導致“無直接利益沖突”的根源性因素。 “無直接利益沖突”一般是由偶發性事件的刺激而擴散開來的。 表面看來，參與沖突事件的“無關”人群與本體沖突事件本身并沒有密切的利益相關，但透過表象看本質，“無關”群眾參與沖突事件的根源依舊是與利益息息相關。 如馬克思所說：“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 ”[5]
而“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6]，看似與本體沖突事件無關的群體，深入探究則密切相連，即群體在積極參與沖突時往往聯系到自己過往相似利益受損的情形，或擔憂自己將來相關利益受損的情形，因而，通過參與沖突事件以表達自己過往利益受損的委屈或努力為保障自己將來利益而奮斗。
即是說，看似與沖突事件無關的群眾積極參與“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一方面是維護沖突事件中弱者方的利益，另一方面是通過維護他者利益而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這是“無直接利益沖突”事件的根源。 那么是什么因素引發了“無直接利益沖突”呢? 主要是社會利益的分配不均。 “不患寡而患不均”，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不平等為“無直接利益沖突”埋下了不定時炸彈。 馬克思也指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 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 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的性質。 ”[7]
可見，人們利益需求的滿足程度是在與他者的比較中確立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則容易引發矛盾與沖突。 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民眾的合理合法利益雖然得到了普遍的滿足，但是，在發展過程中我們仍然面臨著利益分配不平衡的問題，致使部分群眾未能平等享有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發展帶來的紅利，為“無直接利益沖突”埋下了隱患。
2 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的閉塞不暢是激化“無直接利益沖突”的刺激性因素。 話語權是公民不可剝奪的表達權，作為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現實的人傾向于采用符合社會規則與規范的形式與渠道行使自己的話語權。 正如哈耶克所說:“人不僅是一種追求目的的動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遵循規則的動物。 ”[8]
人們深知，唯有遵守一定的規則，才能構造起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社會秩序。 而規則之內無法有效解決的問題，個體與群體才會訴諸規則之外的激烈的表達方式與行為。 “無直接利益沖突”源起于社會利益分配不均，但激化于訴求表達的阻塞。 米勒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正義的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其制度被安排成使人們能夠得到他們應得的利益，而關于現實社會的許多正當的抱怨將以通過訴求這一原則得以表達。 ”[9]
在訴求表達機制暢通的情況下，社會民眾對于利益不均的不滿情緒可以通過話語表達實現疏解。 盡管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建設發展，我國訴求表達渠道不斷擴寬與加強，但仍然存在著表達機制不順暢、機構龐雜、責重權輕等頑疾。 群眾有序參與公共生活、維護自身合理權益的合法途徑與渠道的阻塞致使其只能通過弱勢群體聯合起來的無序性參與行為，即群體沖突等形式表達訴求、維護權益。
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急劇轉型的今天，“無直接利益沖突”頑疾“久治不愈”的原因還在于，參與者的訴求并沒有從根源上得到解決。 “無直接利益沖突”參與者的參與訴求大致可以劃分為謀求特定利益的解決與表達對社會不公現象的不滿情緒兩大類型。 科塞將沖突區分為現實性沖突與非現實性沖突，現實性沖突產生于所求利益與目標的不滿足，而非現實性沖突則產生于剝奪和受挫。 現實性沖突“被參與者看作是獲得現實性目標的手段，即一種如果有更有效地實現同樣目標的其他手段就可以將其拋棄的手段”[10]41，但是，非現實性沖突“則不存在這樣的選擇，因為滿足感是產生于進攻行為本身”[10]41。
群體沖突若因現實問題、物質性因素而產生則更易平息; 若因情感問題、精神性因素而產生則更易激烈。 就是說，對于謀求特定現實利益解決的參與者而言，只要其合法利益得到滿足與保障，其參與沖突的動機就會順利消解。 但是，對于表達社會不公現象不滿情緒的參與者而言，其訴求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滿足，即使一次沖突事件得以平息，但只要社會不公現象仍然存在，其參與“無直接利益沖突”的動機隱患就不能消除，沖突事件則難以從根源上避免。
3 網絡新媒體信息的發酵與擴散對現代公共生活影響的雙面性是催生“無直接利益沖突”的誘導性因素。 網絡新媒體提供了公眾跨時空對話的現實基礎，拓寬了公共交往的形式、范圍與渠道，更以其匿名性的特征解放了長期束縛在等級身份中的人，實現了公眾身份的平等性，而獲得平等身份的公眾的平等意識、獨立意識、權利意識與權力意識也因此而覺醒。
因而，公眾在網絡新媒體這一公共生活領域中得以釋放自我、展現自我，盡情行使其話語權。 可以說，網絡新媒體的蓬勃發展不斷播散權力，推動社會權力的去中心化，實現社會權力自上而下的轉移。 而這種轉移一方面保障了公眾的表達權、知情權等合法權益，但另一方面，也孕育了資本操控信息傳播、控制公眾輿論、制造社會矛盾與沖突的可能。 媒介即信息，話語即權力。
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本身即承載著意義，影響著人們的思考習慣、交往行為，進而影響著社會活動，甚至帶來社會變革。 福柯認為，話語作為知識、真理的集中展現不是單純的客體，而是具有社會主體性的制約社會實踐主體行為的強大社會力量。 也正是媒介與話語所具有的這種社會力量使其成為了資本覬覦的對象，埋下了“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社會誘因。 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網絡新媒體發展似乎“重新集中到過去的商品交換的私人領域，它們的傳播效率越高，它們也越容易受某些個人或集體的利益的影響”[11]。
質言之，網絡新媒體在價值觀念形塑、意識形態傳播中擁有的社會權力逐漸被資本所掌控以謀求其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對網絡新媒體中公眾輿論的導向產生了潛在的威脅。 “無直接利益沖突”根源于利益分配的不均，激化于表達訴求的阻塞，而中間最重要的“催化劑”就是社會民眾心中積聚的對現存社會治理的不滿情緒。 這種不滿情緒的產生或與其社會生產和交往的實踐密切相連，但其發酵與激化卻不完全是由內而外的生發，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外而內的灌輸與刺激所形成的。
別有用心者與追逐利潤增殖的資本合謀散播民眾對社會治理的不滿情緒，渲染民眾的被剝奪感、不公平感與無力感，通過有意灌輸或潛移默化的傳播形式強化社會民眾對社會治理的不滿情緒。 社會民眾正是在這種充斥著不滿情緒的網絡新媒體的交流與交往中印證與強化其在現實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尋求到了認同感、歸屬感，甚至形成一種正反饋機制，更加刺激了社會不滿情緒的播散、發酵與激化。 這股不滿情緒在風平浪靜的時光中暗流涌動，一旦有了偶發事件的導火索則瞬間爆發，造成大規模的“無直接利益沖突”。
三、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難題
隨著社會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增加，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要發揮黨委、政府、社會組織、公眾等多元主體合力，“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 居民自治良性互動”[12]，“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3]。
1 堅定黨的政治領導，把握正確發展方向。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14]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領導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 從頂層邏輯而言，黨的政治領導是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是方向、大局、高度的領導。 “無直接利益沖突”要想實現根源性解決就要堅持黨的政治領導，堅定不移地堅持與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制度，直面現代化轉型期社會發展所遇困難與沖突。 馬克思指出：“一個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 ”[15]恩格斯也指出:“沒有權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動。 ”[16]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消除社會無序與混亂，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與關鍵。 “無直接利益沖突”作為當今社會群體沖突的典型形式，其爆發集中暴露了社會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最容易被忽視而又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是由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問題的根源性解決就是堅定黨的領導核心地位，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平衡社會結構，完善社會發展機理，統籌分配社會利益，實現社會多元主體在社會治理現代化中的共生與共在，最終實現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
從底層邏輯而言，黨的政治領導就是要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初心與使命。 毛澤東指出：“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17]1096習近平也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失去生命力。 ”[17]
1096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并為之不懈奮斗。 堅定黨的政治領導，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理念，深入社會基層、深入人民群眾內部，直面社會改革與發展進程中部分群眾合法利益受損境況、社會基層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情況，更加自覺、徹底地滿足人民群眾合法參與社會共治、合理共享社會發展紅利的迫切要求，形成黨委自上而下領導與公眾自下而上參與的平衡結合的社會治理模式，是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2 轉變政府理念與職能，提高政府工作人員工作水平。 國家主義模式下，政治功能被剝奪的社會處于國家與政府的壟斷與管制之下，政府必須全面負責管理每一項社會事務并不得推卸責任。 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與意義上體現了民主，即政府為公民與社會組織進行社會職務管理與服務。 但與此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與社會組織合理表達利益訴求、行使社會治理權利的自由。 20世紀以來，后工業社會的到來開啟了社會的變革，社會日益多元化、復雜化與不確定化。 變革中的社會逐漸分化出不同的利益群體，強烈要求打破政府對社會治理的壟斷，積極參與社會治理以維護群體的切身利益。
“無直接利益沖突”是不同利益群體以極端、激烈的形式表達訴求的途徑與方式，因而要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難題，就要提供公眾合法有序表達利益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方式與途徑，政府要積極轉變理念與職能，構建服務型政府并提高工作人員的工作水準。 要轉變政府職能，首要是理念上的轉變。 政府要轉變其“管制”“控制”思想，公民要轉變其“服從”思想。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革命的目的不僅是要變革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社會結構，……從人們的頭腦中蕩滌所有一貫培育尊敬服從的思想。 ”[18]政府要樹立多元互動、平等協商的社會治理理念，解構官僚化管理思維，重視改善社會治理結構、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及時有效回應公民的利益訴求，解決社會問題; 構建系統完善的多元主體社會治理體制，暢通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與途徑，進一步完善信訪制度、選舉制度、專家咨詢論證制度、聽證會制度等民意反映制度。
政府工作人員要端正工作態度，提升工作水平，要潔身自好、為官清廉。 亞里士多德曾言：“為政最重要的一個規律是：一切政體都應訂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經濟體系,使執政和屬官不能假借公職、營求私利。 ”[19]政府工作人員要站穩立場，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為人民謀幸福; 要直面問題、認真負責，直面當時當地社會矛盾與沖突，摒棄僥幸心理，第一時間上報反映事件發展態勢，爭取將“無直接利益沖突”化解在萌芽時期; 要滿腔熱血、心懷人民，當好弱勢群體的“守護者”，為其提供完善的社會福利，保護其在社會轉型升級中的合理利益。 總而言之，政府及其工作人員轉變理念與職能，構建以合作秩序為底蘊的服務型政府，尊重公民社會治理的主體地位并為其建構完善的體制機制，真正維護公民的合法利益，才能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
3 支持社會組織發展壯大,培育社會組織擔當精神。 社會組織是部分公民群體基于相同或相似的愿望或訴求自發自愿結成的具有非政府性、非營利性、社會性等特征的共同體，是來源于社會又服務于社會的能夠凝聚社會共識、承擔公共責任的公共組織。 社會組織與人民群眾的天然聯系使之成為溝通群眾與政府的“橋梁”與“紐帶”，在培育公民公共精神、傳遞政府政策精神、解決群眾利益相關問題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難題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社會組織基于自我生存的需要而致力于實現內部秩序化，培育組織成員公共精神、規范組織成員行為，降低成員制造與參與沖突事件的可能。
公民對社會組織具有的認同性是其自愿加入一定社會組織的前提與基礎，社會組織的內部秩序化也因這種認同性與自愿性成為可能。 因而，社會組織能夠以理性精神影響與培育組織成員的公民精神，使組織成員能夠正確認識并行使其民主權利，避免非理性的極端沖突行為。 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社會組織成員“在參加這樣的結社后不久，他們就會知道在這樣一大群人中應當遵守什么秩序和采取什么步驟，才能使他們步調一致地和首尾一貫地奔向共同的目標”[20]。 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基于自我發展的需要而致力于維護成員利益，積極參與公共生活，表達成員訴求，解決成員問題。 維護組織成員的利益是社會組織存在與發展的價值根基，社會組織使網絡社會中的原子化個體從孤立走向聯合，成為擁有強大社會權力的共同體，而這一社會共同體擁有的社會權力只有真正為組織成員的利益發揮作用，社會組織自身才能穩定持續發展。
因而，社會組織的存在與發展內蘊著維護組織成員利益、反映組織成員訴求的價值追求。 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功能與價值就能夠有效避免組織成員因利益受損等原因而制造與參與“無直接利益沖突”。 不過，雖然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的規模逐漸增大、功能也逐漸健全，但是仍然存在著公共義務履行不足與公共責任擔當缺失的問題。 后工業化時代，原子化個體之間的聯系在一定意義上逐漸弱化，呈現出散沙孤立的狀態。
然而，作為具有社會性的“類存在物”，人在本質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群體的。 因而，即使是在奔波不停的快節奏的當下，個體仍舊渴望被群體接納，個體利益與訴求能夠被群體重視而得以維護，民眾參與“無直接利益沖突”就是個體自發凝聚為群體、共同維護自身利益的重要體現。 故而，破解“無直接利益沖突”，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就要積極培育與發展各類現代社會組織，吸納社會民眾，為社會民眾找到合理合法的共同體形式，合法有序表達利益訴求，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社會治理的力量。
4 培育社會民眾積極健康的政治心態。 “一個高度傳統化的社會和一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社會，其社會運行是穩定而有序的; 而一個處于社會急劇變動、社會體制轉軌的現代化之中的社會，往往充滿著各種社會沖突和動蕩。 ”[21]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進程中，社會的復雜性、多元性、多樣性、不確定性不斷增強，必然存在著利益分配不均等社會現象，這是社會在曲折中發展的必然規律。
要引導社會民眾充分認識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正確對待社會轉型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理性地參與公共生活，表達利益訴求，維護自身利益。 一方面，要培養積極的政治心態，對政府保持信任，對國家社會的發展前景保持信心。 密爾說：“凡是人們的行動范圍受到人為的限制的地方,他們的感情也就相應地變得狹隘和不健全。
感情的食糧是行動; ……使一個人不能為他的國家做任何事情,他也就不關心他的國家。 ”[22]社會快速變遷導致的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以及政府在協調與平衡不同群體之間利益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利益時所表現出的行動不力、效果不佳是導致群眾對政府信任危機的根源，催生了部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 因而，要引導社會民眾樹立積極的政治心態，在協調平衡利益分配，維護弱勢群體利益的同時，要引導與教育社會民眾正確認識社會發展規律，全面認識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發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引導社會民眾積極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公共參與。 另一方面，要培育理性精神，避免淪為喪失理性與意識的“烏合之眾”，以合法有序的方式進行公共參與。
社會民眾在參與“無直接利益沖突”之時通常會在特定問題的產生癥結與解決途徑上實現認知上的高度統一，并轉化為一種堅定的信念，但是這種認知與信念未見得是基于理性思考而形成的，很有可能是在感性沖動中淪為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而形成的。 勒龐指出：“群體永遠漫游在無意識的領地，會隨時聽命于一切暗示，表現出對理性的影響無動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們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外再無別的可能。 ”[4]28雖然勒龐所言過于危言聳聽，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在群情激憤的沖突事件中，個體理性精神的光芒容易丟失，替代它的可能會是人們的激情、感性、沖動，因而容易盲目相信與順從，進而參與沖突事件。 因而，避免“無直接利益沖突”就要公眾保持理性精神，以合法有序的形式進行公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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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社會治理現代化不僅要宏觀布局，更要下沉落實，要逐個擊破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問題，尤其是迫切需要解決波及范圍甚廣的群體性沖突事件。 “無直接利益沖突”作為典型的群體性沖突事件就像是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不定時炸彈，在隨時爆發的可能性中阻礙社會國家的進步與發展。 只有妥善緩解與解決“無直接利益沖突”，才能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質性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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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騰亞，韓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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