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核心價值觀教育從本質上說屬于道德養成教育，不僅要完成認知層面的知識傳遞，而且要實現行為層面的自覺踐履。中國傳統社會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推行，以仁義忠孝、三綱五常等道德規范為價值內核，通過合法性論證的話語基
[摘要]核心價值觀教育從本質上說屬于道德養成教育，不僅要完成認知層面的知識傳遞，而且要實現行為層面的自覺踐履。中國傳統社會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推行，以仁義忠孝、三綱五常等道德規范為價值內核，通過合法性論證的話語基礎、理性化的制度設計和生活化的文化外殼，形成了內外包裹、彼此支撐的圈層結構。以此結構為基礎，儒家通過其文化產品的多層次建設、多主體參與以及多元化融合等路徑，成功將其核心價值推送為“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道，這對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具有可供借鑒之處。
[關鍵詞]核心價值觀;教育路徑;儒家;文化產品
黨的十八大以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逐步在全社會掀起高潮。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要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將其“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1]。但從實際來看，距離這一要求還有提升空間。從本質上來說，核心價值觀教育是一種道德養成教育，不僅要完成認知層面的知識傳遞，而且更重要的是實現行為層面的自覺踐履。
在這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特別是漢代以后圍繞儒家核心價值觀進行的宣傳教化，圍繞促進人格完善和道德養成，在話語、制度、文化層面進行了長期的實踐嘗試，并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富有成效的教育模式，也由此持久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日常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
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觀照傳統社會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教育路徑，對當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理論啟發和實踐意義。核心價值觀既有鮮明的民族性、國家性色彩，也有顯著的時代性特征，它凝聚和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統治階級和主體成員的價值訴求”[2]27，由此確立起相對于其他價值取向的主導地位和引領作用。縱觀我國傳統社會的思想發展歷程，雖曾存在多元價值的激烈爭鳴，但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核心價值觀便開始確立正統地位，并逐漸成為社會普遍認同和接受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
儒家思想以“仁”為理論內核和價值追求，倡導以“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規范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對于維系社會穩定、創設和諧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因而國家統治階層獨尊儒術，突出其忠、孝、敬等向度的秩序價值追求，并在全社會普及推廣，構建支撐其“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思想權威。可以說，傳統社會中儒家核心價值觀地位的確立，是統治階層與知識精英有效互動并借助國家權力推行的結果。但其教化普及且真正成為全社會認同和遵循的價值準則，卻不僅僅依賴于強制性的“輸入”，而是通過對其合法性的縝密論證、進階式的制度保障和生活化的文化供給來逐步實現的。
一、合法性論證：儒家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話語基礎
(一)天人合一：儒家核心價值確立的“天道”依據上古時期，出于對自然認知的缺乏和由此導致的恐懼，先民對“天”“天命”極度敬畏。這種質樸的情感，即使在人文理性張揚之后，仍然在民眾心理層面綿延存續。因此，原始儒家在弘揚人道的同時，始終致力于人道與天道的契合。殷周之際，周公等提出“以德配天”，“天”被賦予道德屬性，“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3]334，“德”成為統治階層和普通民眾與“天”溝通的共同中介。在此基礎上，先秦儒家大力描摹義理之天、倫理之天，依循“天道”建構完整的人倫社會規范體系。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尚書·仲虺之誥》)[3]113，德性修養成為人類通達天命、受其庇佑的可靠路徑。西漢時期，董仲舒闡發“天人感應”學說，指出天道生育萬物，其本質屬性在于仁愛，以此確立儒家核心價值觀的來源。同時，“天”被塑造為主宰一切的至上神，擁有無比強大、不可抗逆的威力，儒家核心價值的合法性、權威性亦由此得到極致的詮釋。
(二)現實個體：儒家核心價值養成的社會基礎在“天命”的觀照和威懾下，通過德性修養而臻于人格完善，已經成為傳統社會人們共同的理想追求。儒家特別指出，其倡導的仁愛是由近及遠、逐級推進的差等之愛，源于血緣關系而生發的親情天性是其最為可靠的倫理基石。這就進一步確認，儒家核心價值在社會各個階層成員之中均有現實基礎。“孝”對于個體道德修養的意義由此得以凸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4]2在儒家看來，事親之孝源自血緣親情，個體可由此推及忠君報國、奉獻社會之舉，進而實現道德境界之圓滿;道德養成不是一個抽象的目標，而是個體可以不斷努力而實現提升的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修養進階序列，明確每個社會成員都要從自身做起、從生活瑣事做起，循序漸進地通達至善目標。
(三)知行合一：儒家道德形而上學的建構完善
作為一種道德養成教育，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作用必須要落實于主體的道德實踐，成為其自覺的行為傾向。“天命”的威懾雖然強大，但當神秘化的“天”失效之后，綱常名教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合法性危機。隋唐以降，儒者逐漸意識到由外而內的道德認知，必須要通過主體心性認同，才能由內而外地轉化為自覺實踐。因此，宋儒一方面以“天理”為代表樹立道德形而上學的本體，另一方面則重新開啟“性與天道”的理論課題，推動形而上本體與形而下人心的密切結合，揭示“天理”本體與現實人倫的體用如一，以此強調外在的道德教化若以主體的心性認同為中介，便可轉化為自覺的道德實踐。心性學說和修養功夫普遍成為宋儒關注的重要話題，為推進儒家核心價值觀教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
二、進階式覆蓋：儒家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制度保障
干春松認為，傳統社會中的儒家“不單純是一個觀念化的思想流派，它更多是一種制度化的存在”[5]67。儒家在為其核心價值確立“天道”依據的同時，也構建了君主權力和現實秩序的合法性基礎。自漢代開始，儒家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教化經歷了一個制度化、規范化提升的過程，并在權力、知識與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在全社會普及。
(一)宣教話語的制度化西周至春秋時人文理性集中釋放，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一批原始經典。其中孔子最為推崇《詩》《書》《禮》《樂》《易》《春秋》，認為其完整承載了儒家核心價值的要義。為突出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建官學專授儒家經學，開啟了儒家文本的經學化，也成為儒家制度化的一種基本形態。
但此后一段時期，漢儒圍繞版本傳承、經典詮釋爭論不休，甚至一定程度上使統治者希望大力弘揚的儒家核心價值有所模糊。因此漢宣帝和漢章帝分別主持召開“石渠閣會議”和“白虎觀會議”，針對“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借助君主權威確立儒家核心價值教化的標準話語，并以此“永為后世則”[6]1559。這進一步強化了官方對經學的掌控，以《白虎通義》的官方頒布為標志，“君為臣綱”為首的綱常名教得以體系化、絕對化。
其后歷代帝王都非常重視經典文本及其解釋的官方頒定，如唐代初期編撰《五經正義》，唐玄宗親自為《孝經》作注，清代修《四庫全書》等。同時，經典文本及其標準解釋也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考核內容。在以知識通達權力的制度誘導下，不少文人遵循文以載道、經世致用的原則，依托官方經典文本及其解釋話語，闡發儒家核心價值的時代精神。這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想的禁錮，但在客觀上保證了儒家核心價值傳承的一致性，實際上促進了儒家核心價值觀詮釋的豐富和發展。
(二)宣教體系的制度化儒家在其創立之初就非常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孔子教導為政者在人口增長、百姓富裕之后，一定不可忘記推行教化。統治者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之后，即主動締造宣揚教化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教育體系。首先，強化學校教育的主導力量。無論在官學還是在私學中，均將儒家經典奉為學校教育的教科書，從蒙學教材到“四書”“五經”，知識傳播與道德教化有機融合、貫穿始終，寒窗十載苦讀亦是立德、立言、立身的修身過程。
其次，發揮家庭教育的訓誡作用。作為傳統社會組織結構的基本單位，家庭教育承載著最為基礎的育人使命。家族長老提取最為推崇的儒家核心價值，并融合人生體驗對后輩予以訓誡，進而傳承形成歷代子孫遵循的規范。種類繁雜的家訓、家誡、族規、族約，涉及進德修身、勉學成才、待人接物、勤儉持家、護生仁愛等諸多方面[7]19，相對于普世意義的經典文本和學校教育來說，這些“家本”教材經過了特有的潤飾，更具針對性、操作性，也更具感召力。在統治者的認同和推廣下，家訓的實施有具體的執行制度，如有違逆則可依家法懲戒，逐漸養成以儒家價值觀為精神內核之家風。
再次，重視社會教育的氛圍營造。除學校和家庭渠道之外，統治者還有意識地通過榜樣示范，在全社會塑造積極踐行儒家核心價值觀的良好氛圍。其中，既有君主、皇族及上層階級的率先垂范，也有名士賢良的身體力行，以及專門執掌民間教化的“三老”人員，從而建構上行下效、層層傳導的道德教化責任體系，并由此形成全社會統一的價值判斷和行為監督。
(三)宣教手段的制度化
為保證儒家核心價值觀教育取得實效，統治者還獎懲并用，從兩個方面進行制度設計。
一是對遵循踐行儒家核心價值觀的行為予以表彰，充分體現其對社會思潮的引領作用。古往今來，統治者對忠孝仁義之舉的表彰形式多樣、不勝枚舉，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將道德行為的主體列為官吏選拔的對象，而這一道德判別的標準正是儒家核心價值。這與儒家期待打破出身、階層、地位的限制，以品行和才能作為取士標準的主張也正相吻合。漢代的察舉制即是這一方面的代表，其中“舉孝廉”更以選拔孝行突出之人直接為官，顯示了對儒家核心價值的充分褒揚。
二是將儒家核心價值觀引入法律制度，以充分展示懲惡揚善的威懾作用。傳統社會不僅在思想上尊崇儒家，也以其作為制定法律規范的原則基礎。董仲舒提出援用《春秋》等經典之大義來斷獄決事，對法律尚未規定之事可參照儒家經義判案，且當法律條文與儒家經義有出入之時亦以儒家經義為準。同時，“春秋決獄”還強調“以心論罪”，更加關注和考察行為主體的主觀動機和價值取向。后世亦沿襲此道，以至“法律與禮經并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入法典”[8]511。從總體上來說，儒家核心價值觀教育遵從“德主刑輔”的基本原則[9]24，但不可否認，這種恩威并施、雙管齊下的制度設計在現實中更具效力。
三、生活化嵌入：儒家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涵養路徑傳統社會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教化普及，除了借助“制度化”而樹立權威約束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生活化”嵌入的成功實施，化為“百姓日用而不知”(《易傳·系辭上》)[10]269之道，從而在民間積淀了堅實深厚的社會基礎，孕育形成了國人獨特的精神世界。
哲學論文投稿刊物：《哲學研究》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的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是一本公認的難以理解的著作。該書認為過去的許多哲學問題都源自哲學家對語言的錯誤理解與使用，使哲學成為空洞的形而上學。
四、組合型供給：儒家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文化產品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教育本質上是教育主體和教育對象在長期互動中，共同設計、生產、供給和消費承載教育引導功能的精神文化產品的過程[12]6。由上文可以發現，傳統社會對儒家核心價值觀的教化普及，除直觀地呈現其價值內容、闡釋其基本內涵之外，還有意識地對承載價值觀宣教功能的精神文化產品進行了設計、規劃、生產和供給。在此過程中，教育主體以仁義忠孝、三綱五常等價值理念為“內核”，以合法性論證為其涂上話語保護層，以進階式的制度覆蓋和生活化的文化嵌入為“外殼”，打造出利于推廣、便于傳播的文化形態，形成一套由內向外、相互包裹的精神文化產品圈層結構，并通過多層細分、多元參與和多元融合等路徑，促進其精神文化產品的有效供給，提升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的實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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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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