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管理論文人民幣國際化現狀與障礙

　　一帶一路的戰略有利于我國產品輸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本篇經濟管理論文探討人民幣推進路上的障礙有哪些，并提出解決辦法，為一帶一路的順利進行而努力。《當代經濟管理》為原《地質技術經濟管理》雜志，創刊于1979年。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宣傳國家的經濟方針、政策和法規，傳播經濟科學、管理科學及其相關學科的知識和信息，促進我國經濟管理科學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為經濟建設及改革發展服，為科研、教學和生產服務。

　　摘要：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提高自身國際地位、適應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以及實現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型的并經渠道。“一帶一路”在我國與周邊國家原有的雙多邊發展機制基礎上，借助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積極推進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一帶一路”的建設不僅對我國與周邊國家友好關系的建立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對于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進程的具有很好推進作用。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華僑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能力培育計劃資助項目

　　一、“一帶一路”的提出背景和戰略意義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9月7日于哈薩克斯坦那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時提出的。同年10月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的演講中提出了共建“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思想。“一帶一路”的提出，是新時期我國實施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舉措，是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路徑。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為美、日、歐所主導，尤其是美國，其一直以來占據著國際金融市場的霸主地位。美元在成為各國國際儲備以及結算貨幣的同時，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也牽絆著各國經濟的正常發展。在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下，世界經濟政策向其主導國傾斜，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話語權得不到提高、國家利益得不到較好地維護，在這種情況下，新興經濟體國家急需建立一個較為獨立的、具有較高自主權的金融體系。“一帶一路”提出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一條很好的發展路徑，同時也為改變上述現狀，改善新興經濟發展國經濟發展環境提供了一個較為明確的思路。歷史上大多數國家的興起是依托于近海的地理優勢，“因海而生、因海而起”是傳統全球化的發展基礎。這種全球化的發展路徑由歐洲國家最先開辟，其對全球化帶來的巨大貢獻則通過美國的興起得以證實。然而，這種傳統全球化路徑的發展和推廣卻帶來東、西方國家以及陸、海國家之間的不平衡發展，產生著一系列不合理效應，并阻礙著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規范。

　　“一帶一路”的提出為經濟全球化開辟了一條新的發展路徑，也為解決傳統全球化一系列不合理效應提供了一條新思路。“一帶一路”經濟建設過程中涉及65個國家，44億人口，其輻射范圍包括東亞、西亞、南亞、中亞、東歐以及北非。隨著科技發展和經濟實力提升，我國對于部分產業已具備輸出能力，而“一帶一路”中大部分沿線國家在工業以及基礎設施建上相對滯后，這為我國輸出高鐵、核電、智能電網以及大型裝備等基礎設施產品提供了很好的路徑。由于我國基礎設施產品具有性價比高、兼容性強等特點，剛好與沿線國家產品需求相契合，這將有利于我國借助基礎設施產品輸出，增進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推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二、“一帶一路”建設中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現狀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持和倡導下，我國先后發起設立了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能源資源開發、加大產業合作提供了投融資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加大了人民幣對外投資規模，也間接推動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雖然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以及亞投行在職能和性質以及成立初衷上會有一定的不同，但在現行“一帶一路”背景下，三者的共同目的都是想通過互聯互通建設為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為加快人民幣“走出去”提供強大的內外推動力。

　　2015年12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批準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這是“一帶一路”提出后人民幣向國際金融市場邁出的一大步。雖然人民幣距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儲備貨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程要走，但毫無疑問，人民幣“入籃”體現了國際社會對我國經濟實力的認可，也為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開啟了新篇章。從近5年的數據來看，如圖1所示，我國跨境人民幣累計發生額在逐年遞增，尤其在2013年“一帶一路”提出這一年，我國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發生額同比增長57.5%，比上一年提高了16%。圖2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2013年之后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尤其在2013年，該數額同比增長了90.5%，在2012年投資額的基礎上增長了將近1倍。這些數據的逐年提高進一步表明了“一帶一路”建設在加快人民幣的流通速度、擴大沿線國家對人民幣的需求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一帶一路”建設中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障礙

　　盡管“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一個美好的藍圖，但“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各種不確定風險以及多種制約因素卻能讓人民幣國際化推動進程中充滿障礙。因此，如何充分認識這些不確定性因素，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來控制風險，成為我國通過“一帶一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所要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此外，一帶一路推進進程中面臨三大障礙：障礙之一：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弱。其中，金磚銀行在儲備貨幣、匯率政策、組織結構上尚未進行明確的規定，具有規模小、發展程度相對滯后以及抗風險能不足、易受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沖擊等特點。此外，由于亞投行側重的是基礎設施建設，其投資具有周期長、高風險、高難度的特點，在成立之初，很難在高標準與高效率之間進行選擇。同時，絲路基金是建立在私人投資的基礎上，其對國家政治、經濟風險都會表現得相當敏感，成立之初，在人才的聚集以及業務多元化上還存在著較大的瓶頸，在應對國際保護主義的威脅上，也尚未提前做好預案工作。障礙之二：經濟沖擊風險提高，政策調控難度加大。首先，“一帶一路”拓寬了我國金融市場的同時也讓我國經濟面臨更多外來因素沖擊壓力。

　　“一帶一路”沿路大部分國家是經濟發展比較落后、金融體系尚不健全、經濟抗風險能力不足的小國，這些國家在接受外來投資時存在著較大的違約風險，而亞投行的建立則更容易讓這些風險傳導到我國，從而引起我國經濟的波動，危及人民幣幣值的穩定。人民幣幣值的不穩定性不僅會通過物價、就業狀況影響到國內居民的生活，而且會通過進口、出口影響到國際經濟，進而改變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國際地位的認可。其次，“一帶一路”在推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結算規模的同時，也將使人民幣陷入“特里芬難題”。在為國內剩余資本尋找出路、支持沿路各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我國將面臨貿易逆差帶來的人民幣貶值壓力。國內經濟也將因此出現：人民幣貶值與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之間的沖突。再次，人民幣運用范圍的拓寬，將大大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難度系數。伴隨著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更為多元化的投資渠道，非本國居民會出于逐利、保值增值、風險規避等目的而加大對外投資，從而增加對人民幣的需求，進而影響到國內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得不考慮到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家經濟的連鎖影響，這將進一步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控難度，使我國當前以貨幣政策為主要工具的宏觀調控方式面臨挑戰。障礙之三：經濟發展差異大，市場開放差異難以平衡。

　　“一帶一路”跨越亞歐非三大陸，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包括了東盟10國、東亞18國、南亞8國、中亞5國、獨聯體7國、中東歐16國。這些國家中，既有老牌的歐洲發達國家，又有新興發展中的經濟體，他們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都有較大的差異。有些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健全，金融市場發達程度較高，經濟環境比較穩定，為企業投融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也有部分國家對外開放程度低，進入難度大，增加了企業投融資的復雜性，降低了共享“一帶一路”建設成果的可能性。雖然“一帶一路”重視沿線各國的發展需求，并通過降低經濟合作門檻來提高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但是，其參與國在合作規則的認知和利益分配上仍然未能達成一致的認識，導致各國合作過程矛盾重重，未來發展后勁不足。此外，中國作為“一帶一路”的主導國，盡管在資金、技術以及人員配備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畢竟中國自身還尚屬于發展中國家，各方面的資源以及實力還相當有限，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面臨著財力不足、機會成本高等問題。

　　四、政策建議

　　回顧歷史，從美元、日元、英鎊、歐元的國際化進程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國貨幣國際化不僅需要以堅實的綜合國力為基礎，更需要有健全的經濟體制以及成熟的金融市場為支撐。為推動“一帶一路”帶動人民幣國際化，本文給出以下建議：第一，完善金融體系建設，加強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首先，在金磚銀行的建設過程中，我國要擔負起大國責任，引導其他國家達成相對一致的政策意見，明確金磚銀行的評價基準和決策機制，并借助金磚銀行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在各國跨境貿易中的結算和計價。其次，在亞投行支持沿路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我國應積極通過亞投行帶動國內其他金融機構共同加入以人民幣計價的銀團貸款中，以期提高金融機構整體的運作效率并分散投資風險。再次，對于絲路基金沿線國家的政治安全風險，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我國應積極協助沿線國家解決政治矛盾，降低政治風險對沿線各國經濟的沖擊。在應對國際保護主義上，我國一方面要提前做好預案工作，另一方面要順應全球金融的改革趨勢，逐步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中的投票權和話語權。第二，強化外部沖擊風險預警機制，完善宏觀政策調控工具。

　　隨著“一帶一路”的推廣，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往來也會更加頻繁，國際資本交易規模也將日趨擴大，頻繁地資本流出入不僅影響著我國國內經濟的穩定，還可能為“金融危機”埋下隱患。當一國國際資本流入遠大于國際資本流出，過剩資本將導致國內宏觀經濟過熱并觸發國內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從而引起國內金融泡沫、資產泡沫的產生。相反，當一國國際資本流出遠大于國際資本流入，大量的資本流出會帶來國內資產價格的下跌，并導致國內投資者的恐慌，帶來國內經濟的動蕩，甚至引發國內金融危機。因此，加快研究國際資本流動風險的識別及測度，以便更快更有效地采取相應政策來應對這些風險，對于加快“一帶一路”建設，推廣全球化新思路具有重要意義。針對“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跨境資本結算風險，本文建議我國與沿線各國建立起雙向的監測預警機制，對潛在的匯率風險、投資風險、資本結算風險進行及時地監督和預警，從而更好地防范雙方資本流動風險帶來的沖擊。同時，針對國外經濟不確定性給我國宏觀調控帶來的壓力，建議我國完善自身的宏觀調控工具，通過完善匯率市場定價機制、提高匯率彈性等方式，讓人民幣匯率在更加合理的范圍內波動，減少外部經濟不確定導致的人民幣匯率失衡。此外，推動人民幣資本賬戶的對外開放，促進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提高貿易投資的自由度對防范“一帶一路”的外部沖擊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協調沿路各地經濟差異，實現短長互補、合作發展。

　　盡管“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和地區在要素稟賦、產業結構、人文環境、技術發展以及經濟水平上均有所不同，甚至還存在著較大差異，但我國可以將以上差異帶來的阻力化為經濟合作發展的動力。借助各國間技術發展、經濟水平的差異性，我國一方面可以向發達經濟體學習高新科技產業技術，另一方面可以向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的其他發展中國家輸出資本和技術來提高他國的人民生活水平，增進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系，為未來開發規模市場提高長期投資回報率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礎。此外，借助“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在產業結構、要素稟賦上的差異性，我國可以與蒙古國、俄羅斯等資源豐富但產業結構單一的國家建立長期互補合作關系，輸出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基建行業以及過剩的鋼鐵、家電、玻璃、水泥等產能，并以更優惠的價格輸入國內短缺的自然資源，從而“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生產要素跨國流動，促進沿線各國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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